[内容提要]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新的世纪必须把握住生存和发展的机遇，必须寻找自己发展的独特之路，同时也应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营造优良的社会环境。除了要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外，还必须在政治制度的改革上制定出合理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了保持自身政治制度的活力，为探索出一条渐进的政治改革之路而不断努力，首先应为政治制度合理定位。这些定位具体表现为：必须有坚定而明确的立场；必须清楚自己变革的动力；必须掌握不变与可变的边界；必须具有居安思危的防范意识。
[关键词]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层次 改革开放
人类的脚步已经步入二十一世纪，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必然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她除了一如既往地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外，必须考虑政治制度与之协调发展的问题。因此，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为了保持和发挥政治制度的活力，必须不断地寻求一条适宜的渐进变革之路。但是，在风云变幻的时势制约之下，应首先为政治制度进行合理定位，从而明白自己发展的起点及其空间。在我们看来，这些定位主要体现为：
一、必须坚持自主的生存和发展的逻辑
追溯历史，晚清政府之所以陷于一条被动的、曲折的、代价高昂的生存和发展道路，就在于没能够掌握生存和发展的主动权，没有坚守自主的生存和发展的逻辑。在我们看来，这首先集中表现在处理中西之关系上。晚清政府以奕訢、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提出了自己的变革哲学，这就是著名的"中体西用"。在此哲学的指导下，晚清政府先后进行了诸多改革。但不幸的是，甲午战争后使清政府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它的信誉与权威也近乎扫地。于是，将改革的重心转移到政治制度领域。随着戊戌变法的失利和新政运动的受挫，这种不成熟的改革又草草收场。原本想借新政运动来粉饰衰败的王朝气象，但是苦难深重的人民再也无法忍受旧制度的折磨，辛亥革命便将之送入历史的垃圾堆。这说明拿西方文明为富强工具的急功近利作法，并不一定能赢得民众的认同。再者，即使它找到了自己腐败的政治痼疾之因，由于它的变革始终停留在维护君权独尊的一元化思维模式中，没有给民众提供应有的政治参与空间，也只能接受夕阳西下的命运。其次，表现在处理古今之关系上。晚清政府坚持"中体西用"，不过是认为自己的历史传统具有至上的优势。而今天所承继的历史传统是来源于先人的，这又启发了清朝的统治者们，必须坚持崇古贬今的主张。而所谓的"今"，主要是指从国外传入的东西。即使不完全排斥"今"，他们也会拿一些托辞来抬高自己，比如"西学中源说"。不论是"中体西用"，还是崇古贬今，都是想坚持以自己的发展为本位。以自己的发展为本位自然是对的，但是不能走教条主义的路子，必须坚持变革的逻辑和合乎时代潮流的正确的政治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建国后，也面临如何处理中西古今关系的问题。可以说，我们之所以今天能走上一条适合自己的自主的生存和发展道路，也是在探索处理这些关系的恰当方式的长期过程中取得的。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同志曾提出"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来处理中西古今关系。这些原则，总的来看不失为解决此问题的正确的指导思想。但是具体执行起来，也不免出了一些差错。例如，在意识形态处于论争和对峙的时代，我们对西方文化尤其是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持敌视和批判的态度，因此对所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或民主党派进行改造，导致我们对西方政治文明的精华知之不多也知之不深；由于对西方市场经济的无知，在发展国民经济时一味地排斥或者取消市场，不要商品经济；由于憎恨封建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全盘改造与打倒的态度，具体表现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破四旧"。以上种种，可以说给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决该问题的指导方针。不过，在实行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波折。比如，由于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的认识不清，直接影响了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延误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步伐；由于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具体实践时把经济作用过分夸大，导致对教育的忽视，对中国公民思想文化道德建设的重视不够。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同志以创新精神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指针，无疑为我们解决中西古今关系，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和目标。这就是，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另一方面，在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的过程中，必须有选择地吸纳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实现技术创新、体制创新、文化创新和思想创新，中国共产党也才能真正成为先进的社会文化、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最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中国才能早日建设为完善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国家。
综观上述，我们必须在变动不居的世界形势下，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来不断地发展和壮大自己。特别是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更要解决中国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我们认为，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始终是当代中国本位性的主题。
二、必须义无反顾地继续进行改革开放
既然中国的生存和发展是本位性的问题，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自然不能回避生存和发展这一主旋律。问题是，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生存和发展动力来自哪里？我们认为，这种生存和发展动力决不能靠模仿西方，它必须依靠中国自身的改革开放。当然，改革开放并不意味着全盘改革和全盘开放，也不是采取放任自流的作法，它必须有自己的限度和范围。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必须在此限度和范围下，寻找自己发展的方向和革新的驱动力。那么，什么是改革开放的限度和范围呢？
我们认为，改革开放的限度是指改革开放必须在一定的框架和一定的社会背景之下来进行。所谓的"一定框架"，是指由根本的制度、基本的原则和思想指导下形成的政治社会总格局；所谓的"一定的社会背景"，是指不能脱离现实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这个大背景。中国的改革开放要打开局面和顺利推行，必须首先认识到中国政治社会的总格局和中国社会的大背景。一般而言，在当代中国，我们所说的根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基本的原则和思想是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原则）、社会主义道路（方向性原则）、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原则）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指导思想，也即最高意识形态）。这些根本的制度与基本的原则和思想，是改革开放迈向正确的轨道和方向的保障，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法宝，是中华民族真正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支撑。在清楚了改革开放的限度后，我们还应知道，改革开放的范围是受制于改革开放的限度，也就是说，改革开放的限度规定了改革开放的可能空间。改革开放的可能空间，既不可以随意扩展，也不能任意突破。它是指对基本的制度和具体的工作制度的改革开放。这些基本的制度和具体的工作制度是中国的根本制度与基本原则和思想的体现，它是根本制度与基本原则和思想的合法性证明以及强有力的系统支持，而不是超越与背叛。
明确了改革开放的限度与范围及其关系，这对于我们树立改革意识、开放意识、发展意识、竞争意识、大局意识以及世界意识，是大有裨益的。此外，我们必须对改革开放有更深入的认识。首先必须明确认识到愚昧、落后与改革开放的关系。一般而言，越落后、愚昧的国家越怕改革开放；越不改革开放的国家就越落后、愚昧。同时，越不改革开放的国家，它就越难适应改革开放后带来的冲击。这既是一种社会心理上的恶性循环，又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恶性循环。其次，改革开放必须是真改革、真开放。改革不能走过场，不能大搞形式主义；开放不能流于表面，必须全面深入地学习借鉴西方的优秀文明成果。再次，必须警惕盲目的排外主义和盲目的拿来主义。盲目的排外主义，导致的是闭关锁国，是愚昧落后；盲目的拿来主义，导致的是民族虚无主义，是集体信仰与记忆的丧失。最后，改革一定要成为开放的前提，并且保持二者的统一性，开放必须有效地推进改革。也就是说，改革与开放一定要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两翼。
总而言之，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与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必须在改革开放的限度与范围的双重制约之下，探寻正确的发展方向和持续的发展动力。在我们看来，正确的发展方向决定着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前途；可持续的发展动力，决定着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生命力。
三、必须明确自己不变与可变的边界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既然离不开改革开放这一大环境，它的不变与可变的边界，也必须在此环境下来确定。换言之，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命运必须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前途联系与协调起来。那么，什么是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不变与可变的边界呢？要分清中国政治制度的不变与可变范畴，必须对政治制度系统有一个层次划分。在我们看来，政治制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根本制度，第二个层次是基本制度，第三个层次是具体工作制度。[1]在这三个层次中，第一个层次是居于第一位的，第二、三层次是居于第二位的，它是从第一个层次派生出来的，是受制于第一个层次的。
根据我们对政治制度系统的层次划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不变，就是指坚持根本政治制度的不动摇。这里关键要搞清楚什么是根本政治制度。在当代中国，所谓根本政治制度，指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这些根本政治制度决定着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正确的发展方向，只有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它才能为自己的生存与革新提供根本的保障。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可变必须在其不变的前提下来进行，也就是这种可变必须在根本政治制度的指导下确定自己合理的发展空间。具体来说，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可变指的是执行根本政治制度的基本制度和具体工作制度（包括规则、程序、方式）的可变。在今天的中国，贯彻这些根本政治制度的基本制度和具体工作制度，主要指的是哪些呢？一般来说，基本制度和具体工作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制度：政治协商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选举制度、监督制度、自治制度等及其相应制度的实现规则、决策程序和运行方式。这些基本制度和具体工作制度具有发展性和开放性，它是由中国自身建设和发展的本位性决定的，更是中华民族积极进取精神的现实反映。但是这种发展性与开放性决不能不顾中国的国情，也不能摆脱根本政治制度的限制。
另外，对于一个根本政治制度本身而言，它还可以做出三个层次的划分。我们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这是就中国整个政治制度系统而言的。仅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来看，处于第一层次的根本制度就是民主集中制，它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具有决定性作用。为此，邓小平曾指出过："如果搞得不好，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 [2]处于第二层次的基本制度包括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选举制度、党的干部制度、党内生活制度。这些制度是规范机构运作与党员行为的法定程序和有效规则，它们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处于第三层次的具体工作制度包括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议事规则、决策方式及程序等。这些制度是维持各级党组织日常生活工作正常运行的必要保障。[3]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三个层次，我们就自然清楚了这一制度哪些是不能变的，哪些是可以变的，即使是可以变的，也必须分出轻重缓急。比如，现下我们说改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要加强党内民主化，这首先是针对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来说的，其次也包括其他参政党。如何加强党内民主化？我们如果清楚了我们政党制度的三个层次，就自然会把改革的重心放在第三个层次，第三个层次的改革做好了，我们才逐渐改革第二个层次，不管是改革第三个层次还是第二个层次，都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其实质就是必须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不断地提供中国共产党执政和治理中国社会的合法资源。
总而言之，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是要不断改良中国的政治生活，是要建设更加完美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此，它就必须在不变与可变的双重约束下，不断地寻求自己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动力及其合法空间。
四、必须具有居安思危的防范意识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在坚定的立场上，确立自己发展的起点，而且在改革开放的大局中，探索自己发展的动力，在不变与可变的制约下寻找自己发展的空间。除此之外，她还必须随时保持一种高度的防范意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不可能不受到来自国内外的方方面面的挑战与威胁。这些挑战与威胁既有正面的和积极的，也有负面的和消极的。笔者在这里主要考虑负面的和消极的一面。它又归结为两类：一类是利用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失误，大做文章，进行有意的非难；另一类是利用国内思潮变化的动向，拿一己之政治价值观与政治制度来任意评判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故意抬高自己贬低别人。
就第一类来看，典型的做法是许多别有用心的人拿官员腐败问题来非议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认为，官员的腐败并非中国今天独有的现象，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顽疾。我们决不回避这个难题，必须竭尽所能地解决它。但是我们决不抱持一劳永逸的姿态，更不能存有彻底解决此问题的天真想法。中国官员的腐败问题，必须放在一个动态的社会环境下来应对，它要求我们去改革我们的政治制度，而不是要全盘否定我们的政治制度。对政治制度的改革，关键在于基本制度和具体工作制度的改革。这些改革是一个稳妥展开的过程，我们决不能草率行事。它要求中国必须有一个具有高度智慧和高度责任感的政治家领导集团，必须有一大批学识渊博和见解独特的政治学家群体，必须有庞大的具有高度敬业精神和真诚爱国心的中国公民群体。
就第二类来说，典型的做法是拿西方民主政治价值观和民主政治制度来剪裁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有一个理智的认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决定了各个国家政治价值观与政治制度的特殊性。在我们看来，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发达，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它不能离开自己的文化传统与具体国情，也就是说，它有自己的适用边界。同样，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也是特有的历史和现实之产物，它自然也有自己的优势和适用范围。因此我们不能任意用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来剪裁、批判、取舍中国的政治制度。那些企图使西方的民主政治价值观普世化的人，不仅是对其他国家政治制度与政治价值的亵渎，也是对自己政治理念的滥用和不尊重。对于西方国家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时常用上述办法来攻击中国，我们必须有自己的理性判断，不要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更不能成了满足别人的野心和阴谋的工具。
对于上述两种做法，我们必须有清醒的态度，即那些借着诋毁中国官员腐败之名，根本否定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行为，是极其错误的；那些借着颂扬西方民主政治价值观之名，彻底抛弃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行径，是十分危险的。我们必须具有高度的防范意识，在未来的意识形态较量中，站稳自己的立场，看准自己的方向，走好自己的道路。
由此可见，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为了新世纪继续保持与发挥自己的活力，就必须进行合理的定位：在坚定的立场上，确立自己发展的起点；在改革开放的大局中，探索自己发展的动力；在不变与可变的约束下，寻找自己发展的空间；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随时保持一种高度的防范意识。我们知道，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已无法去先天地选择何种政治制度，但是改革这种制度却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而上述合理定位，就为我们改革政治制度支撑起了稳固的平台。
注 释：
[1] 如何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系统进行层次划分，学者们并没有一致的意见。笔者采取的划分，主要借鉴了国内学者郭定平先生对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要素所作的三个层次划分。见郭定平著：《政党与政府》，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8－59页。也就是说，笔者认为对政治制度要进行层次划分，必须从制度外和制度内两个方面考虑。
[2]《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03页。
[3] 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要素的三个层次的内容具体指什么，学者们也没有一致意见。笔者采用了王邦佐先生的观点，见王邦佐等编著：《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122页。
来源：《湖北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