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年份很特殊，是甲午年。120年前，也就是在两个甲子之前的1894年，中日之间的一场战争不仅改写了中日之间的历史，也改写了中国和整个世界之间的历史。在12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温这个过程，对于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意义非常重要。反思甲午战争：为什么一个军事力量处于劣势的小国打败了世界上一支强大的军队？最后的结论是：新制度对旧制度的胜利。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意义就在于此。我们为什么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为什么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几年之后，如果我们的制度更加完善和定型，那时我们的制度才会更加文明、更加先进、更加具有竞争力和世界性。这次全面深化改革最终希望实现这样一个目的：使我们的制度更加文明。在我看来，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仅是经济上的竞争，而且一定是制度与制度的竞争。中西之间的对决，最后还是制度与制度的对决。只有选择更加文明、更加先进、更加具有竞争力和世界性的制度，我们才能在竞争中立于最终的不败之地。
中国现在是不是大国呢？有人说，我们在经济上已经是大国了。经济学家认为，衡量一国是否为经济大国有几个指标。第一是GDP要超过世界的百分之五，这个我们符合了。第二是贸易总量要超过世界的百分之五。2013年，我们的贸易总量成为世界第一，首次超越了美国。第三是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拉动要超过百分之五，这是强调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2013年，我们的这个指标是接近百分之二十。所以，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指标没有达到世界的百分之五，那就是离岸人民币结算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离开中国的、由人民币来结算的交易量，我们目前只占百分之一点八。不符合这个指标，仍然不能被认为是经济大国。
第二方面，谈谈我国是否是政治大国。我们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塑造世界？有没有能力领导世界？特别是有没有能力为世界制定规则？如果不具备这些能力的话，那么在政治上，就只是形式上的大国，而不是实质上的大国。当一个地区发生争端时，当事者会把解决争端的希望寄托在大国身上。所以，大国要有责任感，大国是不能说“不”的。
另外，思考一下我国是否是军事上的大国。现在，世界上有一个共同论调，那就是中国的威胁问题。当中国的军事力量超过俄罗斯时，世界上就不会有人再谈中国军事威胁世界的问题。目前的状况是因为我们处于成长之中。我们现在距离世界第一和第二的差距很大，勉强能算世界第三。
还有一项，是关于文化大国的思考。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说到底是政治自信。政治自信必须要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应该是文化自信。文化上成为大国的标志是：本国文化为世界所向往。当文化具有被世界所向往的能力时，一个国家才能成为文化大国。
最后一点，我认为是制度的可信赖。制度具有先进性、文明性和可模仿性，是世界性的根据。中华民族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中华法系，那是影响了世界的。未来的法治中国，未来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以后，那个成熟定型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否被世界所信赖，是最根本的问题。推动法学界深入研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意义特别重大。
治理体系指的是制度体系。“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这指的就是制度体系。这是王安石的话，是总书记引用过的。“国无常强，国无常弱。”这句话指的是治理能力。“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这指的是执行法律能力的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表现、抓手、载体应当是法治的现代化。我认为，要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定不能忽略现代社会治理手段的现代化。现在有人概括了四个字：第一个字是“云”，指云计算；第二个字是“物”，指物联网；第三个字是“大”，指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大数据时代；第四个字是“智”，关涉智慧城市、智慧社会乃至智慧国家的建设。如果在竞争中，不能运用好这样的现代化治理手段，那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还是会有困难。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树立法治意志。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概念出现以后，在1月7日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做了重要讲话，反复提到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只有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还不行，总书记倡导，要信仰法治，又讲了一个法治定力。总书记的讲话引用了弗朗西斯·培根和卢梭的话。引用卢梭的话是“法律不是刻在竹简上，也不是刻在大理石上，而是刻在人们的心中”。这是讲法治信仰。引用的弗朗西斯·培根的话是那句大家所熟悉的“污染了河流还是污染了水源”。弗朗西斯·培根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法官，但他的余生是在监狱里度过的。为什么在监狱里度过呢？因为他收受了3万英镑的贿赂。在英国的上院，也就是当时英国的最高法院，他接受审判时又留下了一句名言：“我是英国历史上50年来最廉洁的法官，但是事实证明，英国有议会的200年以来，今天对我的审判是最正义的审判。”他是最廉洁的法官，而对他的审判却又是最正义的审判。这让人思考，为什么他有法治思维了，也会用法治方式了，他还有法治信仰了，但是为什么最后他还因受贿被法治所罚呢？问题就出现在法治定力上。这里要运用哲学原理去分析，依据康德哲学里的道德情感来理解。比如，父母告诉我们拿别人的东西是不对的。在自己没有经历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对错。父母讲了以后，我们有机会见到别人的东西时，就需要决定拿还是不拿。如果不拿，就是道德认同，认同了父母的初次教诲。认同了以后，就知道了对错。以后再有机会见到我们自己没有的却喜欢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脑子里重复：“我不能拿”。一遍一遍地重复，最后形成了一个行为的定力，这就叫做道德意志。
所以，在解释“59岁现象”时，我认为，这些人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认同都没有问题，就是到了59岁时的一瞬间，道德意志崩溃了，拿了一次以后就一发而不可收拾。这就是康德哲学里的道德意志。我将这个原理引入到法治理论里面：仅有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不行，有了法治信仰也不够，还一定要有法治定力。在理论上，我将法治定力称为“法治意志”。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尤其是对于法律职业者来说，法治意志可能更具根本性。
节选自《法治中国名家谈》（人民出版社2014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