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历代都搞，从封建社会到现在的民主国家都要反腐败。中国目前反腐任务艰巨、道路漫长，我觉得应该从3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经济体制问题。
一般说来，私有化比较彻底、市场经济比较规范的国家，反腐败就比较容易。日本、韩国、新加坡及中国台湾、香港都是如此。相反，国营企业和国有资产多的“混合模式”，反腐败就比较困难，印度及东南亚很多国家都是这种情况。智利是拉美地区私有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后来居上，廉洁度排名也远远高于拉美其他国家。在欧共体众多国家中，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腊等国有企业比重较大，它们在欧共体中不仅经济排在后面，廉洁度也在低档。意大利二战后一直在发展国有企业，导致国企在很多领域的垄断达100%；希腊国有企业在90年代占国民总产值的比重高达50%。这两个国家的廉洁指数排名在欧共体中最低。
国有部门过大的“混合模式”，市场经济就难以规范化，法律体系常被人为扭曲，国有企业与资产多了，官员的权力范围就大，滋生腐败的土壤就广阔。我国在这方面的问题是比较突出的，除了政府对各个行业包括教育、文化产业的广泛垄断和控制外，还有产权不清的土地所有制。要在这样一个经济体制的平台上彻底清除腐败，的确很难。
第二，民主制度建设。
中央现在正在酝酿“法治”建设。“法治”的内涵不光是指依法治国、加强法律建设、利用法律管理等内容，真正的“法治”还包括民主制度，有民主选举、分权制约、言论自由等民主的形式要素。所以，不能把“法治”简单地理解为“法律治理”（rule of law），而应该理解为“按照宪法和法律治理”。要建立一个廉洁社会，政治体系的变革至关重要，它需要现代化，要形成相互监督的、透明的和大众参与的机制。有人经常以印度为例来贬低民主制度，说它对于反腐败没有作用。其实，印度只是“初步民主”，搞了半个多世纪，它目前的水平还低于中国台湾，再加上它的国有部门很大，一个初步民主自然起不到反腐作用。从世界范围看，只有在民主成熟后，它才能起到约束腐败的重要作用。而建设民主政治，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是十分困难的。
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联系在一起:国有企业和资产减少了，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政府的权力范围缩得很小，腐败土壤就减少；再加上民主法治的建立，使各级权力得到有效监督、各项法律公正执行、经济透明度高，这两个条件的配合，就能慢慢培养出“廉洁文化”，整个社会的道德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美国等西方国家较高地达到了这种境界；日本、韩国也达到了；中国台湾可能比韩国略差一点，但也不错。
第三，对打击腐败常态化的认识。
中国历代皇帝都打击腐败。孟德斯鸠曾指出：中国的皇帝之所以不断地反腐败，那是因为中国人口多、生存压力大，不打击腐败政权就难保，但这样一来，政治制度就难免变得越来越“凶暴”。撇开孟德斯鸠对制度的看法不论，单就反腐败而言，应该说“凶暴”是正常的，现代民主国家的反腐同样是凶暴的而且是常态化的，一个小小的贿赂就会让一个人失去职位甚至锒铛入狱，而在封建社会制度下，反倒没有这么“凶暴”，因为它制度松懈并缺乏现代技术条件，没有能力管到很小的问题。
向民主制度过渡的“威权体制”，它虽有宪政框架，但民主不太充分和成熟，所以，反腐败更多地依靠廉洁领导人的作为。新加坡的特点是国营企业比较少，外资企业比较多，并且它国家规模小、人口少，靠领导人强力推行反腐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韩国及中国台湾就要相对困难一些，因为它们的人口规模相对较大。
在威权时期，朴正熙和蒋经国都是铁腕反腐败的。有些人喜欢夸大韩国威权时期的腐败，其实它并不严重。卢泰愚和韩国第三大财团SK集团的总裁是连襟，不需要个人发财。全斗焕在90年代审判中被揭露出一大批“黑钱”，那是他的执政党募捐的“政治资金”。募捐是合法的，由党的专门机构管理，只是在他下台后没有及时移交，但谁也没敢动用，因此也很难定为贪污罪。至于朴正熙，清廉和铁腕反腐是他的突出特点。他能铁腕反腐，一方面决定于他的个人品格，另一方面也受到宪政制度的支撑。韩国在“威权体制”下政党竞争很激烈，这是反腐常态化的重要机制。反对党紧紧盯着执政党的官员，时刻想抓执政党的腐败劣迹，执政党也是同样，这就使反腐常态化了。朴正熙不像人们说的那么“独裁”，反对党议员在国会中敢指着鼻子责问他，选举的时候专门找他的腐败问题，他之所以几次竞选总统胜利，是因为人们找不到他的任何腐败。反对党的监督，也是对朴正熙铁腕反腐的支持。没有反对党的压力，反腐就难以坚决彻底，很难反自己的手下和亲近人的腐败。中、韩的有些学者常把韩国“威权体制”和中国体制看作一回事，这是不严肃的。中国改来改去，目前还没有脱离苏联模式的政治框架，而韩国则是在宪政制度下，不是一码事。
台湾地区的“威权体制”要比韩国落后一些，它在《戒严法》下实行党禁，选举只是在县以下搞。因此，反腐更加依赖政治领导人的作为。台湾的经济制度的平台和韩国一样，除了大山、河流、湖泊等之外，土地都私有化了，各级政府搞卖地财政的余地很小；台湾地区的经济自由度比韩国还高，同时，台湾地区的出版社、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文化产业的管理也遵循着现代国家的一般规范，它们都是民间企业，政府机构不可创办，政党也无权干涉，只按照法律规定管理，这样的一些条件，使官员搞腐败的机会很少。当然，政府还有其他各种权力，台湾反腐任务也很重。在这方面，蒋经国的意志和铁腕胜于朴正熙。他在人们心中树立了一个“圣贤”形象，作风清廉，生活简朴，他居住的二层小楼规模很小，一层是会客室，二层的房间都很小，陈设极其简陋，他的卧室只有十几平方米，一张和医院病床样大小的单人床，他从晚年到去世都睡在这张床上。这些品格决定了他对腐败的极度厌恶。蒋介石活着的时候他就负责反腐，他只要听说某个官员一点儿不好的口碑，这个官员就别再想升迁。他利用这样的铁腕手段，维持了政府机构的廉洁和效率。
对以上3个方面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目前反腐的艰巨性。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领导的反腐败在力度上和广度上均前所未有。我认为这是很好的开端，感到高兴。反腐巩固了中央的权力中心，加强了权力集中，这并非不是好事。没有强大的权力中心，深化改革就推不动。即使是搞民主也要有强大的力量来保证不发生社会崩溃，从而使政治家、官员和普通民众在民主框架下得到慢慢的训练和适应。事实说明，十八大以来，一边强力反腐，一边倡导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不仅很大地改善了官场风气，也对社会精神的变化产生积极影响。
另一方面，任务艰巨、路途遥远。前面说明，建立廉洁社会，除了强力打击腐败外，还需要规范市场经济的平台和法治建设。这就需要坚定不移地深化经济和政治的改革，朝着现代性方向变化，而这又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