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流行的“现代化”这个词的含义很清楚，就是向现代文明转变，是向先进国家学习。

为什么中国老是对现代文明的意义认识不清？陷入一次次迷茫和争论？不少人认为是反改革的“特权集团”为了守住自己的特权和利益，故意装聋作哑甚至颠倒黑白。这种看法并不完全正确。也许“特权集团”真的是不懂现代文明，因而其所作所为总是被幻想所左右。

不容讳言，我们民族的整体智慧目前是比较弱的，精神是昏暗的。虽然改革开放来教育普及成就巨大，但在对文明的认识上，我们基本还是一个“文盲”国家。有众多会打字的“文盲”，还有不少副教授、教授级别的“文盲”。与某些宗教盛行地区的情形相似，尽管识字率很高，还有大量高级知识分子，但却总是不能理解现代文明，人们的大脑被反文明的观念所统治。这样的国家搞起现代化来，要比真文盲的国家更加困难。西欧现代化就是在真文盲的基础上起步的，中世纪时期，别说普通民众了，连很多国王都不识字。真文盲有天然的工具理性，更容易接受新东西，乐于学习外来思想。而能够识字的、有学问的“文盲”就不同了，他们坚守自己的观念而排斥别的知识。

苏联传播来的教条主义知识体系是反现代文明的。改革开放来，教条主义被逐步削弱，一些正常的知识得以进入教材。但这个过程很缓慢。就像拉美地区二战后的天主教改革一样，改来改去总是改不掉其反资本主义和反文明的本质。教条主义思想体系有两个主干，砍掉它的一些枝丫，因为这两个主干完好无损，它们不断地长出新枝丫，一代代地构造人们的认知框架，导致个人和民族的智商下降：

经济决定论的世界观

顾名思义，经济决定论的特点是认为经济决定一切。这套理论本质上是对启蒙思想的颠覆。启蒙思想认为现代文明的核心是自由民主制度，而经济决定论却认为它的核心是经济和技术。这一颠倒带来很多的问题：

首先，它歪曲了世界现代化历史，把西欧现代化解释为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发展宪政民主。而实际上，西欧现代化是在世界最落后的社会土壤上起步，广泛地吸收了世界其它地区的文明元素。它并非是启动资本主义，然后推动其它变迁。因为资本主义早就存在，就像恩格斯临死前的一篇文章说的资本主义在一万年前就存在。西欧现代化是因为蒙古人入侵引起巨变，儒学的一些思想和对中华文明的向往激发和滋养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思想上和政治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万年前就存在的资本主义因素获得了现代的环境，在一个与宪政制度和法治秩序共存的文明系统中，它才变成了“现代的”。然而，教条主义却宣布先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然后有宪政民主制度，把政治进步解释为经济发展的结果。这一因果颠倒，不符合现代文明发展的真实历史，构筑了一套扭曲的世界观和历史观。

与此相关，它导致把经济作为单一目标而不顾其它。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大跃进、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大干快上，等等，无一不是经济运动。经济搞砸了导致政治斗争，回头来还是按照老路子搞经济。改革开放后盛行的GDP主义，同样是经济决定论的产物。经济决定论在大量政府官员和社会民众中成了一种宗教，一出问题就是全国性的，而且得不到深刻反思。因为对其它现代性事物的理解处于“文盲”水平，所以也只能不断地搞经济运动。从来理解不了市场经济与宪政制度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认识不到很多经济问题都是由政治体制造成的，因此，解决的方案也常常是倒因为果的。甚至经济之外的问题，如社会冲突、民族矛盾、国际关系等等，只会金钱手段来摆平。

其三，它使社会精神进一步庸俗化。中国人的观念本来是很世俗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千里来做官为的吃喝穿”、“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样的思想渗透历史，缺乏超越精神始终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局限。然而，经济决定论的一套理论，进一步把人们引向物质主义和动物本能，使整个民族精神更加庸俗化。这种极端的物质主义，相当于头（精神）还藏在肉身之内。就像黑格尔认为的，中国比波斯还要落后一个档次，因为埃及的狮身人面像的人头（精神）冒出来了。以我们这种物质主义境界来理解现代文明，无异于井蛙窥月。

斗争与诡辩的方法论

尽管欧洲古代也有事物不断变化发展的思想，但教条主义体系中的辩证法则来自于中国先秦就有的阴阳五行说和道家思想。黑格尔一边抱怨中国资料翻译太少，一边利用中国古代思想而建立起他的辩证法体系。其实，黑格尔的辩证法比他的客观唯心主义要糟糕得多。这种方法论无非是披着理论外衣的诡辩论，研究越多就越糊涂。通过它的灌输，人们貌似有了深刻思维，实际上连正常的识别能力就丢掉了。

首先，辩证法教导把事物分成矛盾对立的双方，并把双方的斗争看作事物发展的内部动力。这连接着阶级斗争思想，把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推动力。这种斗争理论别说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即便是与封建皇帝相比也是一个巨大的堕落。中国古代的皇帝尽管经常陷入权力斗争，但他们信奉和宣传的从来都是“和为贵”哲学。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很多人只会运用矛盾斗争的框架来分析问题。没有一分为二的框架，他们就不知道该如何分析事物；不把人分成对立的群体、不搞斗争、打压和控制，他们就不知道该怎样管理社会。甚至在有的人眼中，别说资产层了，就连普通的学者、教师、律师、公务员等中产阶级也不属于“人民”，只有下层穷人才是“人民”。智商堕落到如此程度，何谈现代文明？

其次，它鼓励诡辩而削弱科学理性。辩证法喜欢阐述各种诡辩色彩的大道理：坏事变好事；传统也有好的，现代也有不好的；先进国家也有落后的东西；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新事物取代旧事物，今日兴盛则明日衰落，如此等等。不能说这些道理没有一定的经验基础，但毕竟都是大而化之的认识，与科学认识完全是两回事。波普尔说：辩证法的思想“不可证伪”，所以不是科学。辩证法以模糊思维宣布任何事物都是合理的又都是不合理的。而现代思维则是建立在牛顿之后的实验科学的基础之上，以定量的、实证的、具体的分析为特征。按照现代思维，一家国有企业好不好，查查它的账本便可认定。而辩证法则不然，它要从坏中找到好，竭力为那些该倒闭的国企诡辩。智力衰退到连一个企业的好坏就不能判定，又怎能识别文明系统的高低优劣？辩证法总是显得振振有词、考虑问题全面，实际上毫无科学理性，与阴阳八卦的学问没有区别。

黑格尔一边抱怨中国资料翻译太少，一边利用中国古代思想而建立起他的辩证法体系

其三，它的正-反-合（否定之否定原理）的思维模式，把人们引向历史迷途。怀恋“正”（过去），向往“合”（未来），就是不敢正视现实。它忽视了人类历史的现实性和现世性，认识不到人类历史进步是由现实的竞争超越所推动，认识不到先进事物就在眼前。换句话说，它把人们的思想引向迷途，只相信虚幻的东西，只相信自己的凭空设想。左一个方案、右一个设想，就是不愿意向眼前的榜样（即先进国家）学习。这就是完全脱离了正常人的思维轨道。

以上只是分析了两个主干，这两个主干还横生和许多枝丫。砍掉一部分，又会生长出新的，从而使这一毁灭教育的大树不死。一套反文明的知识体系的灌输，必然导致整个民族的理性精神不断下降。当然，事物是千差万别的。不是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如此，现在也不乏理智的知识分子和开明的政治人物。但主体倾向却是如此。我们的教育体系一方面在普及识字率和提高文化水平，一方面在培养会读书看报的、会写文章的和有各种头衔的“文盲”。学理工科的人可能会认为自己幸免于此，其实不然。因为这一套思维框架是在中学时期就已经通过学校和社会而灌输了的。按照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人们的认知结构在14岁时就定型了，极少数人后来能发生一些改变，大多数人则不会有很大改变。

这就是说，我们目前的民族精神整体上不是理解现代文明，而是抵制现代文明。这种精神会变换花样而不断传承，从而把中国固定在文明金字塔的底部区域。能够稳当地呆在底部区域也是一种选择，怕的是不能。因为金字塔的塔尖-中部-底部的梯级结构虽然在很长历史时期不会轻易变动，但这个金字塔作为一个整体却是随着时间而不断提升的。那些处于底部区域的国家如果不能随之提升，最后连现在的梯级也呆不稳了，就会发生崩溃、瓦解和重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