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嘉宾在镜厅论道“美国干涉拉美的经验教训”活动提问环节的部分发言。）
提问：在现代化进程中，有人提出“拉美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不知道这些国家自己怎么看待？到底存不存在“拉美陷阱”？
尹保云（北京大学教授）：“拉美陷阱”，“拉美病”，是“依附论”研究出来的，后来又有个“中等收入陷阱”的词语，都是一个意思的多种提法。有工业化而无技术进步、教育落后、科技创新力弱、农村衰败、贫富差距大、城乡差距大、地区差距大、有城市化没有市民化、腐败严重、环境破坏，等等，这些不好的现象堆积在一起就是“拉美陷阱”或“拉美病”。
我在东南亚旅行时，东南亚飞机上的电视广播中有四种语言：本国语、英语、日语、韩语，却没有中文。东南亚华侨最多，中国去东南亚旅游的人数也最多，然而却没有中文。在越南和柬埔寨，中国人在海关被强行索要小费。东南亚人对中国不友好，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美国人在拉丁美洲可不是这种情况，他们是受到尊敬的。美国并不在拉美撒钱，而是一直比较吝啬。所谓“美国后院”无非是不让别人侵入，不让其他洲从政治上、军事上侵入美洲，并不是一定要掏钱把后院建设成花园，它爱长花就长花，爱长草就长草，别人不要侵入就行了。这一对比，能看出文明发展程度的差距。
‘拉美陷阱’问题根子在制度和文化的大环境上
现在大家都认识到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是走出发展瓶颈的关键。但技术创新力为什么弱？首先是文化中存在问题。拉美的文化是有缺陷的，它的天主教宣扬流汗和体力劳动是有罪的标志，因此人们都很懒惰，缺乏理想目标尤其是新教那样的“天职观念”。而且，西班牙文化中有虚伪的东西，比如“斗牛士”其实是欺骗性活动，把牛养的很强壮，却只知道攻击红布而不攻击斗牛士。这样虚伪的文化精神会降低一个民族的理性成色。
中国民族思维深处也有严重缺陷，“天人合一”就是一种稀里糊涂、模模糊糊的思维方式，中国人喜欢玩弄小聪明小智慧，而理性和逻辑思维能力却很弱。同时，创新与大的体制环境也分不开。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任何国家，只要它的私营企业没有很好地成长起来，它就不会有技术的创新力。
这些问题说明，要获得科学技术创新力是有条件的，要有相应的制度文明和文化观念的提升，不是单单在科技领域努力就能够实现的。拉美长期增长，现在很多国家都接近或超过人均1万美元了，但仍然在艰难的现代化跋涉中。这种情况虽说核心问题是缺乏技术创新的进步，但根子却是在制度和文化的大环境上。当然，世界文明结构总会是金字塔式的，每个国家都发展得与西欧和北美一样显然是不可能的。当金字塔结构形成之后，各个国家的地理、资源、文化和制度的传统等条件，决定了它的台阶，再往上提升就十分困难，多数国家几乎是不可能的。拉美的几百年历史说明了这个道理。技术创新能力是“结果”，它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要突破瓶颈而上升一个台阶，需要发生深刻的系统性变化。
‘拉美陷阱’是现代化的一个大瓶颈
总之，“拉美陷阱”实际上是现代化的一个大瓶颈。在拉美地区，只有智利这个国家可以说是基本走出来了。但智利的道路走得很残酷，皮诺切特的政变把阿连德打死了。政变前智利几乎进入战争状态，工厂里的工人、农民都在购置武器，整个国家充满内战气氛。皮诺切特政变是受到整个社会的期盼，把越来越左而导致社会分裂的阿连德政府搞掉。阿连德付出了血的代价，那些反资本主义的、宣扬马列理论的人、运动组织等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智利是用军人的铁血手段搞社会变革的，皮诺切特把所有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连福利机构也私有化了。
经过这个痛苦过程，智利升格了，它原来是一个不起眼的国家，现在是拉美地区人均产值最高的，14000多美元，而且是拉美地区经济最透明的国家，成了拉美学习的样板。这样的例子，在二战以后70多年来，除了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外，在世界上是很少见到的。
拉美六七十年代社会经济恶化与民粹主义兴盛有关
宋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简单说一点“拉美陷阱”的问题，一个原因是改革太超前，比如没收大地主土地，没收完以后，农民不能有效地耕种。包括外来投资铁路，从民族感情来说接受不了，但这些东西是很难盈利的。收回来可以，大家很高兴，但收回来以后没有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把外资赶走以后，不知道怎么维修，不知道系统怎么操作，老百姓都特别高兴，但自己没有办法继续去经营，这造成很大的损失。
还有60年代的奇迹，包括威权政府，政府特别强大，能够有效地集中资源办大事，这个短期内有效的，例如所谓的巴西奇迹，但长期来看肯定不如市场好。所以拉美在四五十年代状况比较好，六七十年代就慢慢恶化了，跟老百姓的民粹主义特别强有关，有很多问题。一个社会长足发展，一靠市场，二靠自由的创新空间。没有自由的创新空间，这些东西是不行的，澳大利亚是发达国家，欢迎中国资金控制它的港口，这是很常见的做法，以前接受不了，怎么外国人管我的铁路和港口，其实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没有能力管不了，还不如让别人先管，自己能力够了再接管。（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