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制度文明是人类共同进化的结果，不可凭理性设计人类的现代文明是在吸收了世界各地文明基础上产生的，包括吸收了中国、波斯等地区的传统文明，再结合欧洲的本土元素，在几百年历史中进化而成。它不是西方特产，也不是凭理性的设计。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原理”阐述了人类不能凭理性来设计制度的观点。他的这个观点在国际学术界具有代表性，无论主流学者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认为理性设计宏观制度是不可能的。这样的认识建立在对苏联模式反思的基础上。苏联模式非但没有拯救世界，反倒给很多国家带来巨大灾难。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伊拉克的萨达姆、古巴的卡斯特罗、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等等，都热衷于制度设计，结果都失败了。当然，这不是说任何时候都不能理性设计，即便是自然进化过程，也包括理性设计的成分。人类的理性可以设计一些小的、具体的方案。但是，像私有财产、法治秩序等基本制度，都是由人类社会长期进化出的，是不可设计另一套的。

苏联模式是触及到基本制度的大方案，其次是二战后西方的福利国家制度。它开始设想很好，既要实现社会分配平等，又要保持社会竞争力。然而，这两个目标都没有很好地实现，反倒使西方国家陷入债务危机而长期不能解脱。它虽然没有苏联方案那样激进，但也触动了人类进化而来的基本制度。它限制了资本主义的自由，造成国家机器的膨胀、扭曲了民主的性质，民主与国家权力结合而形成对经济自由的压制，这就具有某些反文明的性质了。在苏联模式崩溃之后，福利国家制度自然也就成了历史反思的主要对象。从里根-撒切尔革命到特朗普革命，针对的都是这个制度以及它推演出来的国际秩序。

金字塔式的世界文明体系

笔者在不久前写的关于文明的文章中指出：世界文明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上尖下大，一旦形成这个结构就会长时间不改变；一个国家（或民族）处在这个金字塔的某个位置，五百年甚至一千年都不会变化。中国文明以黄河、长江流域形成中心，两千多年没有移动；印度文明以印度河、恒河为中心，同样是几千年没有发生位置移动；地中海地区的文明中心，从古希腊-罗马到奥斯曼帝国一直围绕地中海沿岸。这些是传统文明，都是区域性的。

现代文明则不同，它是世界性的，但中心不变原理也同样适用。自从16世纪西欧和北美成为现代世界文明的中心后，到现在已经快500年了，没有发生过移动。文明中心有气候、人均土地资源、淡水资源、矿产资源、海洋资源等地理条件的支撑，同时也有制度和文化的支撑，二者结合一起形成巨大的吸收能力，落后国家所有好的、有价值的东西很快就会被它吸收；相反，落后国家的吸收能力很弱，而且排斥外来因素。这样，世界文明的发展是总是水涨船高的，而不是把金字塔拉成一个扁平大饼。英国从17世纪就高于欧洲大陆国家，到现在400多年了，还是高出一截，尽管法国、德国也有很大发展，也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地带，但它并没有和英国、美国拉平，目前也看不到这个迹象。

下一个台阶的国家，比如欧共体中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它们要赶上法国和德国，同样可能性很小，目前也看不到什么迹象。处于同一台阶的还有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大国等，也是400多年没有变化。中国在改革前低于印度，现在从经济、技术创造、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国际排名综合衡量，与印度处于同一个大台阶，属于世界文明的底部区域。

落后国家的三种选择方案

纵观世界近现代史，一个国家只能在以下3种方案中选择：

A．向上提升文明台阶的方案。这种方案严格以先进者为榜样，努力学习其制度和文化，政治领导人不搞自己的思想创新，并且还要有地理环境和国际机遇的配合。法国和德国是欧洲的例子，与英国地理接近，在相互交流（包括战争洗礼）中保持了位置。二战以后的例子是日本、韩国。日本目前有超过法国、德国的苗头，韩国则与意大利、西班牙一个台阶。这样的例子在世界上非常少，是特殊努力和特殊机遇的结合。

B．保持原位的方案。绝大多数国家都是这个方案，可以说所有的国家都在努力，但所有的国家都保持在原位。这种方案的特点是一边积极学习先进，一边照顾自己传统。政治领导人热衷于搞思想创新，著名的有印度的“尼赫鲁主义”、拉美的“第三条道路”、“民众主义”、“阶级合作主义”等等。这样的思想创新的特点都是既学习先进又照顾传统，结果只能把自己国家维持在原位，是随着他国而水涨船高的。

C.抗拒-溃散方案。这种方案在根本制度上另搞一套。早期的例子是奥斯曼帝国，它尽管也曾做过努力，但主要观念和制度都与历史潮流对立，结果溃散得七零八落，阿拉伯至今是世界上的一个萎靡不振、充满动荡的地区。随后是苏联，它在器物上搞现代化，在经济与政治制度和观念上抗拒现代性，是典型的抗拒-溃散方案。抗拒-溃散方案依靠搞国际对立来使自己貌似强大，实际上十分虚弱。抗拒的结果是溃散。在苏联解体后，俄国比法国、德国整整低了一个台阶，相当于意大利、韩国的水平，而且结构更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