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移民的工人奠定了拉美左派的基础
拉美有一个从欧洲接受移民的历史。这主要集中在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的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因为拉美人口不足，从中欧接受了很多的移民。而这些移民深受工人斗争思想的影响，成为拉美左派的源头。
30年代大萧条时期，拉美各国开始了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这个时期，多数拉美国家都转向民主选举制度。巴西的瓦加斯1930年竞选总统失败后发动政变而掌握了政权，他一方面很反共，一方面却借鉴苏联模式，推进巴西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提出要搞混合模式，1945年他再次提出巴西要走“第三条道路”。阿根廷的左派领袖庇隆于1946年选举上台。他们都是著名的拉美“民众主义”的代表，都两次执政，瓦加斯是1930年-1945年,1951-1954年，在总统位置上自杀；庇隆是1943年革命，当总统是1946年-1955年，1973年-1974年。瓦加斯和庇隆的执政时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左派力量在拉美的势力不小。但拉美的多数左派政权多都是矛盾的，它们只是办国有企业、增加税收和国际贷款来搞社会福利，不想搞苏联模式，也没有能力改变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观。
二战结束后，美国认为自己有把自由民主制度向世界扩展的历史使命，苏联也觉得自己有解放人类的使命。美国的杜鲁门总统和民主党虽然反共，但民主党倾向于左，重视自由民主而忽视私有制度的重要。1950年之后麦卡锡主义崛起对民主党的左派打击很大，1953年民主党和共和党共同推举艾森豪威尔上台，艾森豪威尔是共和党，他把冷战搞得更加激烈，在1959年古巴革命后策划搞掉古巴。
卡斯特罗在开始想学墨西哥1910年资产阶级革命，但资产阶级革命对美国也有影响，把矿产收回了，把美国资本家的资产收回了，美国损失比较大，所以美国干涉了墨西哥革命，后来墨西哥给予了足够的补偿。古巴也是沿着墨西哥革命的路子，威胁到美国投资者的利益，所以美国对古巴施加经济制裁和封锁。卡斯特罗只好求助于苏联帮助，后来一步步陷入苏联模式的深渊。颠覆红色古巴是艾森豪威尔的计划，但是被肯尼迪放弃了。肯尼迪是民主党，他在搞冷战上相对软弱，在美国搞黑人人权平等，用警察和军队威胁白人放弃种族歧视，结果遭到华尔街寡头的仇视，被暗杀了。虽然有美国的干涉，拉美左派力量在冷战时期是进一步发展的。一方面是贫富分化会滋生左派力量，一方面是受到苏联的影响。国有企业不断膨胀，穷人不断繁衍，左派力量就越来越大。拉美民众掌握大量选票，左派很容易通过选举上台。一些国家只好靠右翼军人政变上台而控制局面，直到80年代末拉美还有十六、七个军人政权。
美国提出新自由主义改革并非针对拉丁美洲
60年代苏联和拉丁美洲国家建交的已经达到了十几个。70年代拉丁美洲进一步向“左”，掀起了一场国有化浪潮。早在1948年，拉丁美洲在联合国成立了一个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组织，意味着把拉美问题与北美分开。大家都知道“依附论”，它认为拉美的落后是因为受到帝国主义剥削，拉丁美洲的血管被西方国家切开了，血液被吸干；不发达就是因为对西方国家的依附，只有与西方国家割断关系走独立发展道路才有希望。这种左派思想至今在拉美仍然很牢固。
两年前我参加了一次拉美学者的会议，来了一写国家的左派政治活动家和学者，他们个个对资本主义咬牙切齿，不少人张口就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血腥剥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等词语。这样的反帝、反资本主义思想推动了拉丁美洲70年代的国有化，巴西、阿根廷、秘鲁、墨西哥等国家都搞了国有化，把外国资本家投资的石油、矿产等企业收归国有，墨西哥把全国石油企业合成国有墨西哥石油公司。
“新自由主义”不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政治学中没有这个概念。它是经济学概念，有两个方面：对外强调自由贸易以及投资开放和金融自由化，对内强调小政府和私有化。美国提出新自由主义改革并不是针对拉丁美洲或世界其他地区，而是针对自己的问题。西方在战后搞福利国家，导致社会竞争力下降。里根和撒切尔形成了共识和默契，其他国家的小政府和私有化的改革也是因为受到内部问题困扰。拉丁美洲各国的步调是不一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是有先有后的。
一些国家在70年代搞国有化，而智利的皮诺切特却在1973年开始搞私有化。总体上看，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不成功，进展十分困难。最早的新自由主义是60年代中期的巴西和阿根廷政变上台的军人政府，它们被称为“官僚-威权主义”，主要是推进国际贸易和投资上的经济“规范化”，而在推进私有化上没有什么成就，这两个国家反倒是在70年代加入了搞国有化的队伍，在对内部经济改革上不是新自由主义取向的。70-80年代，只有智利的皮诺切特用枪杆子搞了认真的私有化，是典型地新自由主义，是按照芝加哥大学的货币主义理论做的， 80年代它躲过了经济危机。
左派路线终究是不奏效的
智利以外的其他国家一直受到“万恶资本主义”观念的束缚。墨西哥1994年发生了金融危机，然后才开始搞私有化改革，但也十分艰难。其他国家的情况类似。70年代国有化给很多国家带来恶果：赔给外国资本家钱，把人家赶走了，自己把矿山和工厂接管，却又管理不好，或者赔钱，或者破产，外债累累，结果80年代因债务危机而陷入“十年停滞”，然后才在90年代先后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即便如此，不同国家的力度不同，而且很快又遭到左派的反击。1995-2003年的巴西总统卡多佐是个左派，主张“依附发展”的理论。他上台之后采取社会改革。巴西可耕地约3.71亿公顷，人均约2.32公顷。但巴西人懒惰，政府把临近交通要道的耕地收回，分配给穷人，每家50亩，黑人得到土地以后，自己不会经营，没资本、没技术、没经验，很快又把土地卖掉了。而且，政府刚分完一批地，又涌出一批索要土地者。卡多佐只好承认自己的政策想法失败。
左派路线终究是不奏效。几年前，以巴西前总统卢拉受到弹劾为时间标志，拉美左派又一次进入低潮。
本文为嘉宾在镜厅论道“美国干涉拉美的经验教训”主题沙龙上的发言，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