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搞了一辈子教育”的老人蔡公期来说，“搞教育”之余，最近这30年里他集中做了两件事。先是“陪小平同志整整打了15年桥牌”，后15年里，他“为燕京大学的校友们全心全意地服务”。

服务的方式是帮校友会联系校友和参与编写校史。这所由美国人司徒雷登牵头创办并担任首任校长的教会大学，在1919年5月19日正式命名为“燕京大学”，是蔡公期的母校。87岁的蔡公期和他的同学们，不想让一所“曾经与清华、北大齐名”的大学，就这样沉入历史的河底。

尽管他们的母校在燕园已经消失了57个年头，只有在未名湖畔刻着“原燕京大学未名湖区”的纪念碑上，他们才能找到最显眼的“燕京大学”四个字，但在蔡公期等人看来，“燕京大学”在他们心里从未消失，“燕大精神”也从未消失。

今年是燕京大学建校90周年。不久前，年迈的燕大校友们举行了有史以来最为隆重的纪念活动。

“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大庆了”

纪念活动在燕园的贝公楼里举行。不到上午8时，楼下便挤满了白发老人，他们多由儿女陪伴而来。一见到多年未见的老同学，他们便忙着相互拥抱寒暄，把儿女晾在一边。

“当年选学生会主席，我还投了你一票呢。”一位49学号（按照燕京大学惯例，49学号意味着1949年入学）的化学系校友，对他如今已白发苍苍的同班女生说。

在他旁边，有两位女同学在拍合影，只是她们再也不能像当年那样站在一起拍照，只能让轮椅挨着轮椅。而一位3个月前已经去世的校友，则在临终前嘱咐女儿，一定要代她回燕园参加这次纪念活动。

“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大庆了，再过10年，大家可能都走不动了。”校友姚林杰叹息道。他已经80岁了，但在校友里面还算小字辈。

他的学长们，很多是“拼了老命”从国内外赶回来的，因为“谁也不知道10年之后还能有多少机会回来”。1984年，燕京大学校友会成立时，上海、广州、天津、西安等地都相应成立了校友会。如今，由于当地校友陆续离世，所剩无几，这些地方的校友会已不复存在。

即便如此，在蔡公期眼里，“只要还有一个校友健在，校庆活动就要继续搞下去”。这些年里，每次返校时的文艺演出，都是由他出面动员和具体安排。这一次也不例外。

返校的校友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到贝公楼前临时设立的校友会会费缴纳处，签到并缴纳20元会费。

负责收会费的，是位戴眼镜的白发老太太，她趴在桌子上一笔一画地给缴费的校友开一张收据。在她眼前排队等候的，是一群头发和她一样花白的老人。

不远处的大楼门口，有白发的老人负责发饭票，校友会准备的450张饭票早已发完，资料发放处准备的450份有关燕大的资料，也远远不够，因为“没想到一下子来了700多人”。

这一天，刚好是北京大学的“校园开放日”，一些学生家长赶来北大游览参观。看着眼前的这群白发老人，不少家长觉得好奇，在贝公楼旁边远观。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如今关注和向往的燕园，其实是这些老人学习和生活过的燕京大学校园。

当年政见迥异的人们，现在相遇时如见亲人

“别说他们，就是北大的学生，也不知道燕园原来是燕京大学的校园。”新闻系校友何宝星说。20多年来，他一直负责编辑《燕大校友通讯》，在校友寄来的文章里，他会隔三岔五地发现类似的“抱怨”。

在他看来，这些校友之所以耿耿于怀，是因为他们“恋旧”，而人们对燕园的无知，则很大程度上是“宣传上出了问题”。在最新一期为90周年校庆编辑的集子里，有人指出，当年黄昆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官方发布他的简历时，对黄昆在燕京大学的学习经历只字不提，这让不少校友难以接受。

“一说是燕京大学毕业的，革命干部都讨厌我，不愿意要我们这些人。”当45学号和46学号的校友在临湖轩座谈时，一位校友这样说。他在毕业后的前30年里，不敢说自己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临湖轩是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时的居所，在这里，他曾为燕大校友冰心证婚。也是在这里，这位校长一年又一年亲自迎接新生。68年过去了，蔡公期至今记得当年的情景。

“欢迎你，蔡公期。”在临湖轩前的草坪上，65岁的司徒雷登握着蔡公期的手说。校长能叫出自己的名字，让这个当时只有19岁的年轻人受宠若惊。新入学的300多名新生，司徒雷登不仅与他们握手，还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姓名。“那时，人们的名字中有不少生僻字，可见他在这件事上是多么用心！”蔡公期感叹道。

45学号的赵寰与这位校长握手，则是在1945年10月10日晚。不过，这个兴奋的年轻人和他的同学当时并没有想到，正是这一次“罪大恶极”的握手，让他们在此后的历次运动中，都难以幸免地背上了“亲美分子”的罪名。他1949年从燕京大学参军，后来创作了电影剧本《董存瑞》。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问世后，和他一起参军的燕大学生被告知，“谁跟司徒雷登握过手，都要交代”。

更需要交代的，是那些参加革命的女学生，她们有人不仅跟司徒雷登握过手，还在圣诞节跟他跳过舞。报纸上一刊登批判司徒雷登的文章，她们就得检讨。

如今，再次身处临湖轩，他们剩下的已经只有感慨：“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甲子，我们活下来了。”

赵寰更是在座谈开始之前，专门在司徒雷登当年与自己握手的入口处，拍了一张照片留念。60年前，在燕大读书期间，正是由于他的通风报信，一批上了国民党黑名单的燕大学生，逃过了国民党的一次大逮捕。他也因此被认为是“地下党员、反蒋青年”。

“其实什么都不是，就是看不惯国民党搞的那一套。”60年后，他依旧尽力澄清老师和同学们当时对自己的误解，只求“实事求是”。5年前，他到美国访问，接待他的正是燕大毕业生，而对方当年是支持国民党的。但两人见面，已只剩下“天下燕大是一家”的亲近。当年政见迥异的人们，现在相遇时如见亲人。

“过去观点不同，但不影响现在交往。”何宝星经常收到校友们的回忆文章，对此深有感慨。

而赵寰则指着临湖轩的窗外，提高了嗓门说：“在这个比大观园还要大观园的燕园里，我们脑袋瓜子里面灌输了不少自由民主的东西。”

“政治上见解不同，人格上都是平等的”

“自由、民主和平等。”问起什么是“燕大精神”，燕大人大多会这样回答。而入学时校长跟新生握手，也被不少校友视为燕京大学“平等”精神的一个标志。

对蔡公期来说，这种“燕大精神”影响了他整整一生。在与司徒雷登握手10年之后，他成为北京二中的校长。在迎接4个班200多名新生时，他也会一一记住他们的名字，并握手欢迎他们。直到后来班级增加到8个，学生接近500人时，他才不得不停止。

在老人们眼里，“自由”精神则从燕京大学一建校就已经开始。司徒雷登一上来就废除了“学生参加宗教仪式”的规定。学生也不需要上政治课，但在燕京大学图书馆里，可以读到英文版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清华的地下党要过组织生活时，不少时候会跑到燕京大学校园里来。而斯诺的《西行漫记》，也可以在燕京大学里小范围宣讲。

在燕园之内，各种团契（意指社团）相当多。“一些团契‘很左’，一看就是共产党，原来真是共产党。”赵寰笑道。即便如此，他们也可以在这个教会大学的校园里自由活动。何宝星回忆，各个团契“政治上见解不同，但并不因此影响大家的感情。人格上都是平等的。”

抗战期间，有200多名燕京大学学生选择了奔赴解放区，另有数百人选择到重庆大后方，但不管学生选择去哪里，司徒雷登都会接见他们，为他们饯行，并给予同样的路费资助。在蔡公期看来，司徒雷登这样做是坚持他创办燕京大学时的目的——“要为中国培养有用人才”。

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1937年，北平沦陷之后，司徒雷登把校训改成了“因自由，得真理，以服务”，直到1945年才恢复。这期间，蔡公期曾随燕京大学南迁到成都。在蔡公期看来，校长这么做是因为他明白，人只有获得自由，才有获得真理的可能。

在燕京大学的6年里，蔡公期也充分体会到这种自由。1940年，他考上燕京大学医预系后，被查出患肺结核病，推迟一年入学。入学后，他在医预系学习不久，便又转入化学系；在化学系学习一年后，他又转入社会学系。“这样自由转系，在今天的大学里可以想象吗？”他反问道。

转到社会学系后，他发现，老师会鼓励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到北京的天桥上，去调查罪犯和妓女的生存状况。“那时候是真正的学术自由。”燕京大学校友黄华在回忆燕大生活时，曾这样向蔡公期感叹。

有关燕京大学的历史，被渐渐淡忘

但燕京大学的办学历史到1952年终止了。

1949年8月，司徒雷登离开了中国，他不久前欢送到解放区的学生则重新回到了燕园。46学号的黄宗洛回到燕京大学，给校友们表演了戏剧《血泪仇》和《刘胡兰》。何宝星回忆，见到同学们时，黄宗洛告诉对方，“叫我‘黄河’。”“黄河”是他为自己新取的名字。也正是在演出那场《刘胡兰》时，何宝星和他的同学们，第一次见到了真铡刀是什么模样。

接下来大家开始忙着“三反”、“五反”、“下乡土改”。1951年，在校的学生们，开始批斗当时的校长陆志韦。

到了1952年，开始院系调整，燕京大学的各个院系被调整到其他几所大学，校园则成了北京大学的校园。有关燕京大学的历史，也开始渐渐被淡忘。

校友会成立后，前些年聚会时，几乎每年都有人提议重办燕京大学。不过越来越多的人也认识到“大势所趋”——“即使有了地方有了钱，谁来办这个学呢？叫别人来办，那还是燕京大学吗？更何况在燕园里面，北大学生根本就不知道燕园里曾经有个燕京大学。”

但在燕大校友的心里，这分记忆，正变得越来越浓。

蔡公期至今难忘司徒雷登那“学者的风度、长者的亲切和教育家的风范”。“在燕大33年的办学历史中，注册学生9988人。其中培养出院士53人，各个学科奠基人91名。”因为编写燕大校史，蔡公期对这些数据已经烂熟于心。最近这些数据又得到更新，因为一名校友刚刚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回忆了。”何宝星说。《燕大校友通讯》最初只有32页，一年出一本；如今，已达到100页，一年需要出三本。稿子越来越多，这也让何宝星为难。不仅如此，他每期还需要留出越来越多的版面，来刊登校友的讣告和悼文。而校友通讯也从一开始印刷3000多份，降到现在的2400多份。

有些通讯也无法寄达校友的手中。寄给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母亲赵兰坤的校友通讯以往没退回过，但最近这次被退了回来。

老校友们大多不会上网，为了及时传送稿件，往往需要委托儿女从中帮忙。在与校友的儿女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何宝星也能明显感觉出对方的不耐烦，这偶尔也会影响何宝星的情绪。

但他已经看得很开，“代沟已经形成，观念不同了”。他发现自己的儿孙们，也很难对燕京大学产生兴趣。尤其是在外企工作的外孙女，对燕大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

尽管当年根本没有上过政治课，这些老人依然非常关心政治，校友们聚在一起时，谈论的多是国际问题，他们戏称“好像在开联合国大会”。但他们无奈地发现，身边这些在大学里没少上政治课的年轻人，“更多关心的却是吃喝玩乐”。

90周年校庆这天，不论是在临湖轩里座谈，还是在贝公楼下寒暄，多年未见的老校友们谈论的依旧是“制度问题”和“国家形势”。

一位81岁的校友走进贝公楼，从轮椅上下来，推开前来搀扶他的儿子，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扶着栏杆爬上二楼庆典现场。总共24级台阶，他足足爬了10多分钟。他的儿子则拎着轮椅，在老人的身边显得有些尴尬和不解。

或许只有老人自己，才能体会燕京大学究竟给自身烙下了怎样的印记。只是这一群老人，最年轻的也已经75岁了。

原载《中国青年报》2009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