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所关注的，是清华国学院这个神话是如何被创立起来的，而且如何在传播中不断地流变，以至影响到当代中国的教育和学术的发展。原讲座分为教育体制（国学院）、大师（教授）、弟子三个大部分。这里主要节选其对教育体制进行讨论的部分，讲解了清华国学院创建过程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和它值得被纪念的原因。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学术背景是中国现代文学，近年来兼治学术史和教育史。
陈先生曾经说过：“从事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的朋友都是潜在的教育史研究专家。”这几年，他自己也在潜心而且非常有激情地实现这个预言。他有关现当代中国大学的论述，一如他自己所说的，是“别有幽怀的”。他关注的是中国的大学里值得回味的故事，以及故事背后的那种精神。先后出版了《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北大精神及其他》、《中国大学十讲》、《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等等，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形成了强烈的反响。
讲座缘起
一段时间以来，对于中国大学理念和大学制度的讨论引起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在全球化愈演愈烈、理想与现实纠缠不清、生活节奏全面加快的今天，回顾并反思现代大学的理念与精神涵义和高等教育的最高目的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探讨人文关怀与科学精神的共赢，对于大学发展和社会进步，对于当代大学生健康人格的塑造和全面素质的提高，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同时也为纪念清华大学和全国高校正式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十周年， 清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于2005年2月至6月在图书馆报告厅连续推出《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系列之（一）—— “大学理念与人文精神”共九场讲座，演讲者为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10位中国学者。本栏目征得《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主持人曹莉教授和各位演讲者的同意，从今日起将陆续刊出各讲主要内容。讲稿由清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提供，经由演讲者本人审阅。
关于清华研究院，今年4月20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历史系几位教授写的文章。其中，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有人说清华学校研究院，有人说清华国学研究院。在第二天的讨论会上，很多老先生说的则是清华国学院。三种说法，略有不同。葛兆光说的比较准确，是清华学校研究院。但说国学研究院、国学院，也都可以。问题在于，好些人画蛇添足，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或清华大学国学院，那就错了。因为国学院不可能跟清华大学并立。换句话来说，有清华大学就没有国学研究院，有国学研究院就没有清华大学，二者在时间上是一个交替的关系。
1911年，利用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建立了清华学堂，第二年改“清华学校”。1925年，这所学校发生了大变化。这一年，清华学校变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旧制的留美预备学校，第二部分是刚刚设立的大学部，第三部分是研究院。这三部分并存，互相不隶属。当时开办清华研究院，是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的。但是，这个研究院只有国学一门。这一点，跟北京大学一样，也跟此前此后陆续开办研究院的东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一样。到了1929年6月7日，清华举行欢送首届大学部毕业生典礼，同时也是欢送最后一届研究院研究生的典礼。换句话说，这个典礼意味着国学院，或者说研究院，到此结束了。从下学期开始，清华学校三个部分合并在一起，留美预备学校取消，国学院取消，大学部扶正，清华学校正式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由外交部移交教育部管辖。
因此，我将讲述的，是从1925年2月12日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把聘书交给吴宓，告诉他，请你来筹备研究院国学门，到1929年6月清华研究院国学门正式关闭，这4年多的时间里面，清华学校校园里面的文化、学术生态发生的巨大变化。
清华研究院为什么被纪念
那么，不算首创的清华国学院，有何能耐，使后世的研究者不断追忆、不断评说？没有听说别的大学，比如北大、厦大、中大等搞类似的活动，惟独清华大张旗鼓，在1995年和2005年隆重纪念清华国学院创立70周年和80周年。为什么？
清华纪念国学院有它的道理。比起北大研究所，清华研究院吸引了更多公众的目光。原因包括它当年异军突起成绩显著，也包括它的迅速衰亡。清华研究院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特别适合于讲述。总共才四年，那么多优秀的学生，还有传说纷纭的四大导师。这是一个头尾完整、充满浪漫气息的、略带哀怨的学术传奇。换句话说，清华研究院之所以成为中国学界不断提及的话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本身的素质很好。有了这根基，清华同人才可能借国学院的叙述，不断建构、辨析、阐扬自家的学术传统。
按理说，当年中国学界，要说创立研究所，没有比北大条件更好的了。除了是最高学府，已经有了完整的文史哲三个系，集合了不少著名学者，还有校长蔡元培的全力支持。而吴宓在清华筹办研究院，其实受到很多限制，没办法施展才华，一年后就辞职了。清华一边办研究院、一边办大学部，两者之间不说势不相立，至少也是矛盾重重。而这注定了研究院不能长久发展。出于对研究院的怀念，大家感叹其陨落之快。追究起原委，埋怨教务长张彭春的牵制，或是赵元任、李济的临阵倒戈，使得研究院办不下去。其实这不对，当初国学院的设计就只能是过渡性质的。1926年1月，清
华召开校务会议，吴宓希望扩大研究院的规模。教务长张彭春站出来反对，要求研究院改变性质、明定宗旨，不仅不要扩大，还得尽量缩小，最终完成向大学的过渡。在他看来，国学院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机构，只能是一个中间环节，让清华从没有学问的留美预备学校，向有学问的真正的大学过渡。不只张彭春这么看，当年清华的不少教授也都这么认为。吴宓争吵不过，回到研究院跟大家一起商量。研究院内部意见分歧，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倾向于吴宓的建议，坚持扩张计划；另外两人，一个是哈佛博士赵元任，另外一个也是哈佛博士李济，赞成学校的建议，同意逐渐停办国学院。此事导致了吴宓和张彭春双双辞职。以后研究院的院务会议，就由新任的教务长梅贻琦主持。
梅贻琦，1931年起出任清华校长，是清华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评价最高的校长，对清华大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就任校长演说中的一句话，现在广为传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相信，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很可能是早年主持清华国学院院务会议时，和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交往。正是这一因缘使他深有感受：办大学，关键是要有学术专精且声名显赫的教授。
清华研究院是怎样创立的
先说开张。1925年的9月9日，开学典礼上，校长曹云祥演讲，大意是：现代中国所谓新教育，大都抄袭欧美各国的思路，并没有对本国文化的悉心研究，本校之所以组织研究院，研究中国高深的经史哲学，而且采用科学方法，并掺加中国考据之法，是希望从中寻出中国之国魂。接下来是梁启超的演讲，题目是《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强调清华研究院的成立，代表了清华脱离模仿的阶段，走入一个独立创业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此之后，清华和中国学术开始走向独立。
接下来讲话的，是筹备主任吴宓，他是具体办事的人，讲清华开创研究院的志趣和经过，包括研究院本来还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但没钱；没钱，那就先办国学。相对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来说，办国学最便宜。
为什么上世纪20年代所有的中国大学办研究院时，都从国学开始？两个原因，一个是民族自信心，一个是钱。一个外在制约，一个内在需求，使得所有人办研究院时，都从国学开始。吴宓再三强调的一点是，我们研究的是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不是中文、历史、哲学等专门学问。这话，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着大学部说的。因为，1925年研究院建立，很快地，清华的国文、历史、哲学、英文等系也都建立了。这样一来，学校里并存两个结构，一个是国文、历史、哲学这种现代学科体制，一个是相对传统的国学。这两者在办学理念上是有区别的，将来的矛盾，就蕴藏在这个地方。稍做清理，不难发现，研究院的主旨是：第一，谋求学术独立；第二，铸造中国的国魂；第三，使用科学的方法；第四，研究的是作为中国文化整体的国学，而不是西方学科体系的文学、历史、哲学；第五，经费所限，只能先办国学。所有这些策略选择，不仅仅是清华校长的个人趣味，也是当时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所决定的。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大家开始关注国学，希望建立国学研究院？我们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传播西学为主要责任的，什么时候转而关注国学？谈这个问题，不能不涉及北大。1919年12月，北大教授胡适发表重要文章《新思潮的意义》。文章将新思潮概括为4个互相关联的部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最关键的是“输入学理”和“整理国故”。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动力是输入学理的话，那么，1919年以后，以胡适为代表的部分新文化人，开始转向整理国故。可以这么说，20年代中期，整理国故是各大学文科教授关注的一个重点，也是很重要的学术思潮。这个思潮对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的转型，起了很大的作用。
清华校长曹云祥决定开办研究院的时候，胡适建议他请三个人：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不愿意到大学教书，他排斥现代教育体制，坚持传统的大儒讲学的姿态。但梁启超、王国维都请到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上，吴宓和胡适争得你死我活；但谈论整理国故，两个人没有异议。吴宓甚至带着清华研究院的老师到北大去参观、访问、对话。
清华的创建研究院，一开始是向北大学习的。我关注的是，研究所（院）的创设，使得当时流行的协调东西教育理念的思路，得到了真正的落实。请注意，北京大学研究所的章程和清华学校研究院的章程不一样。北大研究所的章程规定，主要学习德国、美国的seminar制度，而只字未提传统的书院教育。清华研究院章程则明确地说，要把中国的书院制度和英国的大学制度结合起来。大家可能会觉得，清华和北大的思路不一样。不对，思路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原本的学术背景。北大本来就带有很浓厚的书院色彩，需要学习的是西方的研究院制度；加上校长蔡元培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更强调北大如何向德国学习。而清华的美国背景本来就太强了，需要做调整。在20年代，清华学校受批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色彩太强了。所以，清华必须加强与传统中国文化的联系。清华建立研究院，力图带进中国传统书院和英国大学制度的因素，就因为它的整个教学体制是美国的，往这方面靠，很自然。北大的书院色彩本来就太强了，没必要再说什么我们要把书院传统带进来。换句话说，北大惟恐不洋，而清华惟恐不土。所以，别看两者的章程不一样，实际上，内在思路是一致的，那就是怎样在接受西方教育体制的同时，把中国的教育精神、把中国传统的大学理念灌输进去。
不只是精神，还有方法。刚才说了，办国学所、国学院，一是需要的钱比较少，二是便于发扬传统、寻出中国的国魂。具体的途径呢？比如说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谈论如何整理国故，胡适特别标举“科学方法”。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等文中，胡适偷梁换柱，把他从美国学来的那一套，比如杜威的思维术，和清儒的考据学接轨。所以，你会发现，北大清华这两个学校的研究院，都特别注重方法，还专门强调，不能只谈西洋，要把它同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相结合。换句话说，无论制度上、方法上、理念上、精神上，那时办研究院的，都力图把中西方两者的优长结合在一起。这里面，北大研究所对日后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在制度建设方面，起很大的作用；而清华研究院的四大导师，则更具传奇色彩，也更容易被后世传诵。
结语
当年清华学校办国学院，也许只是整个学校发展大局中的一步小棋，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它的价值和意义。对大学来说，学术是第一位的。大学里，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政治、文化、体育、技术转让等，在短时间内，大家关注的，是比较热闹的外在活动，包括最早让清华出名的体育，还有北大的学潮等，这些固然都是现代中国大学的宝贵财产；但光有这些，还远远不够。对一个大学来说，必须有好的学术制度、学术精神以及学术成果，这样，它才有可能长久，才有“可持续发展”的根基与机遇。随着时代风气的转移，历史书写方式也在改变。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谈论清华国学院的故事，其实是在反省我们的教育体制，反省我们的治学方法，还有文化精神等。 (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