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清究竟是从哪一天开始，当代生活中竟然开始到处回荡着这样的声音：
"我微笑着走向生活，/无论生活以什么方式回敬我……"
"何不游戏人生管他虚度多少岁月……"
"潇洒走一回……"
……
这实在是一种美学的尴尬！
我们的美学确实正在"走向生活"。然而，美学"走向生活"的结果就是"游戏人生"甚至就是"潇洒走一回"？无疑又未必然。
大凡稍稍熟悉人类美学历程的人都知道，长期以来，"生活"是一个为传统美学所根本不屑提及的话题。在传统美学，美与生活之间是一种贵族化的关系。它力主：应该对生活说"不"，而对理想说"是"，换言之，"生活"，在这里成为"人欲横流"的对象，成为被处心积虑地要加以改造的对象，不但无法获得独立性，而且无法获得意义。在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中就有这样的感叹："我们创造了生活，而生活却反而不能激励我们……"在小说《人生〉中也有这样的哀怨："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而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篇《关于这个〉中，更是把日常生活视为最为凶恶的敌人，因为它使自己变成小市民。诗人诅咒说："这一切，/像一群卑微的蚊虻。/甚至/成为日常生活/散落到我们/红旗制度上"。因此，"理想在别处"、"幸福在别处"，"爱情在别处"、"美在别处"。"火中凤凰"、"锁链上的花环"、"彼岸世界的枷锁"以及废墟上的"蓝花"……就成为传统美学讴歌的对象。这意味着：传统美学即便去关注生活，也只是因为它不再是生活中的什么平凡事物，而是具有某种特殊意义的东西的象征，具有着超出平凡现象的特殊本质。换言之，传统美学在关注生活之前，就已经存在着穿透生活现象透视生活的崇高本质的心理期待。这崇高本质是为传统美学所预设的，并且内在地决定着人们的审美。至于个人对于生活的发现，则是根本无法出现的。
显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美学的对于生活的看法自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然而无论如何，我们今天却已经不难从中看到它的根本缺憾：这就是对于日常生活的恐惧，以及认为日常生活必然无意义的焦虑。由此，日常生活无异一块失重的漂浮的大陆，无异所谓的"无物之阵"，它的灵魂、内涵，根本就无法为传统美学所把握。这恰恰说明传统美学已经无法影响日常生活，已经成为凌空蹈虚而远离坚实的大地的美学。长此以往，难免动辄就是"人们在明媚的阳光下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劳动中变样。老人举杯，孩子们欢笑；小伙弹琴，姑娘歌唱……"最终从抒情到造情再到矫情，从而迟早最终会失去自身的美学活力。
也因此，在当代世界，生活逐渐浮出美学的海面，开始被视为最为真实的存在。这可以理解为韦伯所谓的"解魅化"，它意味着：堂皇想象的消解，神圣本质的解体，以及其日常、世俗本质的暴露。对于当代美学来说，生活并不像传统美学那样，是"竟然如此"，而是"就是如此"！为此，针对传统美学的对生活说"不"，但是对理想说"是"，当代美学甚至不惜激进地针锋相对提出：也应该对生活说"是"，并对理想说"不"！在这里，"是"和"不"第一次被颠倒了过来。换言之，在传统美学，重要的不在生活得多长，而在生活得多好，在当代美学则是重要的不仅在生活得多好，而且在生活得多长。诸如"生活世界的理论"即现象学美学，"以生活为中心的美学"即实用美学，"以人的存在为中心的美学"即生存美学，都如此。其中，"原经验"（杜威）、"纯粹经验"（詹姆斯）的提出，是对人的理智、意志、情感和真、善、美尚未分化时的产物的强调，无疑体现着美学家走向生活的努力。作为形而上学的基础的充满"烦"的"此在"（海德格尔）的提出，为人类提供了一个透视生活的窗口，同样体现着美学家走向生活的努力。其中的共同之处在于：面对着日常生活的崛起，用生活的"是这样"以及生活的"是其所是"（重特殊与个别）拒绝了生活的"应当是这样"以及生活的"是什么"（重一般与抽象）等"乌托邦"和"罗曼蒂克"。结果，一方面，所谓理想不再是一个预设的终极的而且不变的点，而是体现在非终极的无穷发展过程之中，也不再是一个给定了的存在和彼岸的根本实现不了的存在，而是不断实现又不断否定的存在。另一方面，所谓生活不再是被想象出来的，而是被实实在在地度过的。事实上，正如休谟所感叹的：在事实与意义之间，在"是"与"应是"之间存在着一个逻辑上的断裂，即"是"与"应是"被偷换成了"应该"与"不应该"。这就是说，在传统美学，存在着从"是"中无法合理地推出"应是"的美学缺憾。在当代美学，这一切却可以通过生活而自然完成。
何况，我们经常发现：人们总是渴望另外一种生活，但是却总是过着这一种生活，这样，所谓的另外一种生活，事实上也只能是这一种生活。因此，如果这一种生活是荒诞的，那么另外一种生活也只能是荒诞的。而且，相比之下，为传统美学所津津乐道的某一瞬间的沉重打击倒是易于承受的，真正令人无法承受的是应该是无异于"一地鸡毛"的日常生活。它使人最难以忍受，同时给人的折磨也最大。当代美学把目光投向日常生活，要提倡的正是日常生活中的诗情以及日常生活无罪的观念。在这里，美学不再与日常生活为敌，而是转而开始与日常生活为友了。某女明星为了不愧对生活，甚至把自己的自传命名为《日子〉。从中，不难看出美学转型的轨迹。结果，当代美学理直气壮地宣称：生活无罪！
然而，犹如真理多走半步就会成为谬误，美学的走向生活，同样存在着一定的界限。换言之，美学的走向生活本来是针对传统美学的在生活之外为生活本身确立意义或者以外在的意义来控制生活，并且一旦达不到目的就仇视生活的作法而言，而美学要达到的目的却是为生活本身的意义辩护，为生活本身的意义立法。在这里，对于生活的美学理解，就过去从未触及的如何既不是回到传统的"平凡而伟大"、"拒绝平凡"但也不是简单地回到日常生活中的平庸这一重大美学课题而言，无论在什么意义上，应该说，都是一次美学的挑战。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在有些人那里，这一美学的挑战却是转而干脆以"为生活而生活"的籍生活来脱离意义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这些人就像一个长期离家出走的游子，长期在社会上宣讲着或者聆听着各种教义，不但不思回家，甚至已经忘记了有家。可是在某一天的早上，当他一觉醒来，却沮丧地发现：宣讲者与听众都已经一哄而散。于是，只好垂头丧气地逃回家园。这意味着，在这些人那里，并不是回到生活，而是逃向生活。在这里，恰恰为他们所忽视的是：丧失意义的日常生活与丧失日常生活的意义都是无法令人忍受的，都是一种美学的误区。
美学的尴尬恰恰由此而生。
既然外在的意义无法控制生活，于是，就连生活本身的意义也视而不见，转而为生活而生活，以丧失意义的生活为生活。结果，生活成为唯一目的，成为新的时尚。只要以生活的名义，似乎就可以无所不为。生活的艺术取代了艺术的生活，微笑地活着取代了诗意的思。"生活多美好、世界真奇妙"这类芝麻卡上的贺词，则成为最最时髦的座右铭。于是，生活成为消费的对象，一切都可以有滋有味地咀嚼。从嚼口香糖、戴博士伦、穿超短裙、着流行时装、喝新潮饮料、听流行唱片、进出特定的文化生活圈到专卖店、时装屋、精品屋、极品屋；从强调官能解放的发屋到强调味觉解放的音乐茶座到强调身体解放的酒吧、迪斯科舞厅到强调声音解放的卡拉ＯＫ厅、ＫＴＶ包房、夜总会，最后到强调肉身解放的桑拿浴、芬兰浴；从人头马洋酒、ＣＤ唱碟到耐克、金利莱、皮尔·卡丹、鳄鱼、佐丹奴、飘马；从金属立柱、不锈钢贴面、环形日光灯、意大利大理石到一切城市的奢侈之物（官能的靡菲斯特）；从《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到小品文、随笔、散文的泛滥再到展示个人生活秘史的名星自传……欲望的放纵、精神的焦虑、时髦的品味、赝品的大全、荒诞的白日梦，应有尽有。从中不难看到：人们开始了以生活为目标的有步骤、有预谋的胜利大逃亡。至于生活中的艰难困苦，则根本就毋须顾及。生活是美好的，我们大可不必怨天尤人，能怎么活就怎么活。只要在潇洒的生活中享受生活的乐趣，就是一切。这方面，王朔的小说《顽主〉中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我们可以忍受种种不便，并安适自得，因为我们知道没有完美无缺的玩艺，哪儿都一样，我们对别人没有任何要求，就是我们生活有不如意我们也不想怪别人，实际上也怪不着别人。何况我们并没有觉得受到亏待，愤世嫉俗无由而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既然不足以成事，我们宁愿安静地等着地老天荒。"于是，"换一种活法"、"没有钱万万不能"、"生活总是美丽的"、"游戏人生"、"娱乐人生"、"跟着感觉走"、"潇洒走一回"、"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甚至"我是流氓我怕谁"……这一系列蛊惑性与破坏性都堪称强烈的口号就纷纷应运而生。
令人失望的是，以逃向生活的方式重返生活，不但没有解决美学所面对的意义与生活之间的内在焦虑？而且反而加剧了这一焦虑。
逃向生活的的实质是逃避自我。作为现代人，置身现代社会，扣住时代的脉搏，与时代同步，甚至超前地去引导时代，应该说，是人们的共同向往。然而，逃向生活，却只是简单地去拼命追赶着变来变去的生活，以自己的不落伍作为能够追赶上生活的标志。其中，生活的真正内涵以及生活与自己的内在关系，却很少有人认真地予以反省。流俗的广告术语'不同凡响'最为典型地说明了人们多么狂热地需要表现出自己与众不同，尽管他们之间实际上几乎毫无差别可言。而对生活的小心翼翼的道谢，对于生活的介入的无能，则深刻地说明了其中的自我的丧失。爱默生说：快乐是一种能力，一种智慧。生活也是一种能力，一种智慧。在生活中人类主要不是被爱的过程，而是施爱的过程，最为重要的也不是生活态度，而是生活能力的问题。倘若只是关心如何被生活所接受，如何博得喝彩，是极为危险的。因为生活的本质是给予而不是索取。丧失自我，就根本谈不上给予。
以时尚为例，逃向生活的最为重要的途径就是把握时尚。"时尚中人"，是逃向生活的根本标志。然而，时尚的关键在于走极端，在于拒绝复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合时"而不是"合适"。而且，只有在做给别人看时时尚才有意义。因此追逐时尚者命中注定是无法自主的，是既无个性但又总在模仿别人的人。对于逃向生活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发现。因为所能追赶到的，永远是时尚的背影。英国散文家阿狄生谈到他认识一个绅士，极爱赶时尚，但是因为一次感情上的失败而终于对时尚服装心灰意冷，从此不再变换衣服的式样。可是后来他惊奇地发现，在短短几年中，他一直穿着的衣服式样竟然流行了六次。而且，对于时尚的不知疲倦不加选择的追逐，所能得到的也只是不满足与无边的匮乏。获得时尚会厌烦，无法获得时尚会不满，为被时尚认可会兴奋，为无法得到时尚的认可会沮丧，这是追逐时尚的必然结果。由此我们看到，一味追赶时尚，正是一种丧失自我的典范表现。在其中，人们离家出走，在街头狂奔，为了不被社会所冷淡，为了向人们证实"自己是什么或者拥有什么"，不得不不断地重新重塑自我的形象，不得不躲藏在时尚里以获得某种安全感，与时尚同喜同悲同生同死，共同承担责任也共同推卸责任，为此甚至可以蛇一样地蜕皮而毫无吝惜之情。结果，不再单纯为内心而生活，也丧失了自己对自己的判断能力、选择能力，而一味的从别人的眼睛中来看自己，就成为唯一的选择。
因此，逃向生活充其量也只是某种平庸的小聪明，它所导致的正是文化的腐败。从表面上看，它在教人活得快活些、幸福些、轻松些、潇洒些，但实质上却是人类神经的过于正常甚至麻木不仁。是对自我的放逐，而不是对自我的恪守。"我微笑着走向生活，/无论生活以什么方式回敬我"，"仰首是春/附首是秋/月圆是画/月缺是诗"。于是，人类的任何罪孽和谬行，在它看来都是可以原谅的，既然生活命中注定是不"幸福"的，何妨干脆改变自己的心理方式以适应现实。歌德在《少年维特的烦恼〉中剖析说："比如谈恋爱，一个青年倾心于一个姑娘，整天都守在她身边，耗尽了全部精力和财产，只为时时刻刻向她表示，他对她是一片至诚啊。谁知却突然出来个庸人，出来个小官僚什么的，对他讲：'我说小伙子呀！恋爱嘛是人之常情，不过你也必须跟常人似地爱得有个分寸，喏，把你的时间分配分配，一部分用于工作，休息的时候才去陪爱人。好好计算一下你的财产吧，除去生活必须的，剩下来我不反对你拿去买件礼物送她，不过也别太经常，在她过生日或命名日时送送就够了。'--我要听了这忠告，便又多了一位有为青年，我本人都乐于向任何一位侯爵举荐他，让他充任侯爵的僚属，可是他的爱情呢，也就完啦，倘使他是个艺术家，他的艺术也就完了。"（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杨武能译，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１页）确实如此。丧失自我的生活绝不是生活。在选择、苦难、命运面前甘之若饴，处处表现出自己的逗乐、健忘、知足、闲适、恬淡、幽默，"跟着感觉走"，相对于俄狄浦斯的自残、安娜·卡列尼娜的自杀、贾宝玉的出家，这一切虽然明智但却绝非正确的选择。庞德曾经大声疾呼：人类要当心自己的子孙变成虫子。对于已经忘记了人类自身的高贵血统的逃向生活者，这疾呼实在算不上是耸人听闻。
逃向生活的实质也是逃避意义。清算以生活之外的意义来控制生活的作法，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不去追问生活之中的意义，就可以转而以生活来取代意义。这无疑是一个误区。就像日出使得黑夜的存在有了意义一样。认为人类只有摆脱了理想乌托邦才能够走向真正的生活，其本身就导致了另外一种乌托邦：生活乌托邦。换言之，因为"善"的虚伪，人们便开始嘲弄一切的善，因为"真假"的颠倒，人们便干脆拒绝一切的真假评判，因为无法达到理想的乌托邦，人们就义无返顾地抛弃了理想的乌托邦。生活本身便丧失了问题与深度。其结果，是以逃向生活的方式逃避思考、逃避解释、逃避意义，使生活变得无从思考、无从阐释，无从理解。生活中的无意义的焦虑也因此而日益严重。这说明：面对社会转型，人们往往既自信而又空虚。否定旧的价值准则，很自信；寻找新的价值准则，很空虚。既然建设不起新的价值准则，只好以消费、享乐的价值准则代之。因为人们在探索中可以得不出任何结论，却可以得出一个没有结论的结论。即：追求某种价值是可疑的、虚妄的。"山上有一棵小树，山下有一棵大树，哪一个更高，哪一个更大？"找不到答案！于是，人们便一齐高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接着，"跟着感觉走"，"潇洒走一回"，"感觉"至上，"潇洒"至上，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虚无主义的温柔乡、自慰器，成为当代生活的主旨。然而，很多人甚至不愿意去设想，在其中是否存在一种极其可怕的东西。那就是：对最可珍贵的生命的一种不负责任、一种虚无主义。要知道，"感觉"、"潇洒"无疑是对生活的还原，但却并非生活的全部。一旦把它强行抬高到衡量一切的最高价值的地步，一旦把它炒得发紫，多元的价值生活就又一次地被扼杀了。人们被笼罩在一个"感觉"、"潇洒"的圈套之中，沦落为可怜的"套中人"。而且，无论如何，"感觉"、"潇洒"之类毕竟只是走向"自由"的开始，却绝对不是自由本身。它是一种浮浅。我们只能在它是走向"自由"的开始这一背景下肯定它。但假如它永远停留在这一层面，就必然会成为一种"媚俗"、一种"游戏"、 成为一种对"自由"的逃避。而且，就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感觉"、"潇洒"，也确实正在成为人们精神的空虚、无聊的避难所，成为人们慢性吸毒的遁辞。生命中有很多东西是有重量的，象金钱、美女、酒池、肉林……它不象灵魂、自由、价值、温情、爱、美那样没有重量，但后者却更有可能把人压垮。这是一种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轻"，也是在生活中往往要逃避的不可承受之"轻"。我多次强调过，对于神圣的东西要有敬意，因为它最脆弱同时也最重要，一旦失去了它，人类无法生存，正是出于对人类的逃避心理的警惕。试想，倘若离开了意义的高峰，西西弗斯岂不是也只能面对着石头无所事事？空洞的内心，平庸的尘世，安枕于价值判断之外，以取消价值判断的方式逃向生活，丧失了殉道的神圣，为自己的无利无害无弊的位置而沾沾自喜，不惜在意义的废墟上举办生活的盛大狂欢节，其结果，就是超越与麻木的等同！
顺便强调一下，逃向生活中的意义虚无，还暴露出在当代中国潜存的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病症。这就是：一种以卑贱为荣的痞气。在中国文化中，天生地缺乏一种西西弗斯式的高贵意识，相反却天生地具备一种卑贱意识，一种把高贵的意识拉下马的恶毒意识，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它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神秘的黑洞，中国文化的一切创造性与光彩无不被它吸纳而去。米兰·昆德拉曾经瞩目于"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也曾经疾呼："救救我们的孩子吧，我们的文明平庸而病态，它不是活着而是存在着；它不开花，而只是在长高；它不长大树，而只长灌木。"歌德也曾经把压抑着人类的现象概括为"庸俗"，但在中国，我以为这一现象尤其严峻。浮躁的欲望深渊，狂热的纵欲之风，鄙视精神的生活之河，高级文化的低俗化，通俗文化的庸俗化……总之，"玩的就是生活"。在这当中，隐含着的，正是一种以卑贱的人格处理精神困惑的痞气。在我看来，这种以卑贱的人格处理精神困惑的痞气不除，当代中国人就永远不可能真正地回到生活家园。对此，我将在另文中着重讨论，此处不再赘述。
逃向生活的实质还是逃避生活。美的东西，并不都是鲜花。在生活中，本来就应该是酸甜苦辣并存的。因此，在"微笑"着走向生活之外，闻一多先生才更为激赏那种庄周、东方朔式的"狂笑"着走向生活。在此意义上，微笑着走向生活，实际上只是在微笑中退出生活，退出意义，退出自我。例如痛苦，人们往往畏惧痛苦，然而痛苦正是生活的真实写照。不知道疼痛，又如何知道自己是否活着？生活的目标并非是为了给谁一个惊奇，不是为了证明什么，更不是为了与谁赌一口恶气。所以惠特曼才会说："我这样做一个人，已经够了。"罗素也说：伟大的人、伟大的作品往往都会在你刚刚接触他（它）时产生一种乏味感，经常回避乏味感而不断追求有趣的人最终必将成为一个真正乏味的人。在生活面前，也是如此。然而，在逃向生活的人们看来，生活却只能是花团锦簇，至于其中的严峻，则可以视而不见，或者诗意地加以点化。这未免令人谔然。其结果，是把自己自由地交给了不自由。在真正的人齐赴"生死之劫"时，有些人竟然成群结队地逃向生活。这，实在是一大悲剧。
一味潇洒、轻松的人生并非真正的人生。以三毛为例，她在医院的最后一句话是对护士说的："不要叫醒我"。这实际上也是她一生的写照。但生活中真的只有轻松、潇洒吗？我们知道，生活中的真正的潇洒、轻松是根本就意识不到潇洒、轻松。这正如叔本华所提示的：身体的最好的状态是你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如果意识到它，那肯定就是出问题了。三毛的时时潇洒，一味潇洒，也如此。或许，这只是一种自觉、善意的欺骗？既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但是，这欺骗又如何可能？潇洒、轻松固然是来自争取自由的焦虑的消失，然而，还会否产生再没有什么可以争取的焦虑？在此意义上，生活被庸俗化为一张宣传画。在其中，人们产生的是一种只有吸毒才会出现的病态的兴奋，在虚伪的忙碌、奔波中激动，在"朝三暮四"、"暮四朝三"中徘徊，一会这样，一会那样，但是偏偏就是现在无事可做，也不去做。由此而产生的，是一种因为生活的僵化、惰性、陈腐而出现的矫情。它体现的是生命存在的蜕化、闲散、懒惰、流浪和无根状态。而它所得到的，充其量也就是一场"庸俗的市侩的戏剧"（赫尔岑），也就是"回头试想真无趣"！
在这里，最为重要的是：勇于承当命运，承当一切。在这方面，欧文·斯通的凡高传记《渴望生活〉，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对于真正的生活来说，最为重要的不是"竟然如此"，而是"就是如此"！人本来就"在生活中"，这是一个最为沉痛的事实，也是一个必须接受的事实。因此最为神秘的不是生活的"怎样性"（最为重要的也就不是追问生活的"怎样性"），而是生活的"这样性"（最为重要的也就只能是追问生活的"这样性"）。生活就是这样的。生活只是如其所是，在此之外，一切都无法假设，也不应假设，一切都呈现为自足的本然性，作为一个离家出走而且绝不回头的弃儿，生存只能被交付于一次冒险。你无法设想别的世界与别的生活方式，因为你只有这样一个世界和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只拥有现在、此生，而别无其他选择。这就是当代美学所常常强调的：生活是人类的唯一拥有。陶源明在《归田园居〉中感叹过"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但在当代美学看来，在"尘网中"的人类就完全不是"误落"，而是只能如此。生活不是碰巧强加给人类的，而是就是如此、只能如此、必须如此。但是人类的"在生活中"这一事实，却必须由人类的"走向生活"来揭示。在这一"走向"之中，通过不无偏激地把生活绝对化而直接把生活的如是性绝对化为唯一性，生活因而才被建立起来。因此意识到人什么也没有，只有立处，却仍旧直面此刻，承领此刻，直面当下的痛苦，承领生活的"如其所是"，人生就被赋予了意义。这，应该就是海德格尔说的人的"被抛入性"。因此，逃向生活，就是绝不回避人当下的此在的受动性，而毅然在生活中承领生活，直面天命，甘愿忍受无归无居的漂泊。因此，假如说传统美学是"我喜欢这"，当代美学则是"就是这"。尼采说的："我认为人类所具有的伟大性是对命运之爱：一般人无论在未来、过去或永远都不应该希望改变任何东西。他不但必须忍受必然性，并且，他没有任何理由去隐瞒它--在面对必然性时，所有的理想主义都是虚假的--但他必须去爱它……"维特根斯坦说的："（哲学）就是让一切如其所是。"而海德格尔说的："让人从显现的东西本身那里，如它从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来看它。"应该说，就是这个意思。里尔克说的："我们最好把大地的一切当做故乡，即使是痛苦也包括在内。""让每一个人按自己的方式死去，生过、爱过然后死去。""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一切。"尤奈斯库说的："只能打一场不可能取胜的仗。"应该说，也是这个意思。切斯特曾经借"风中的树"诗意地比喻说：
每一种优美地弯曲的事物中，必定存在着反抗，树干在弯曲时是完美的，因为它们企图保持自己的刚直。刚直微曲，就像正义为怜悯所动摇一样，概括了世间的一切美。万事万物都想笔直地生长，幸好这是不可能的。
毋庸讳言，"笔直的生长"，这只有在逃向生活的幻想中才存在。幸而，这是不可能的。真正的生活只能够"弯曲"而并非"笔直"地存在着，但也正因为如此，它才得以概括了当代"世间的一切美"。
因此，真正的走向生活并非一场虚无主义的冲动，也并非对于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的否定。它所展现的不是出世空心，而是入世决心，不是逍遥顺世，而是逆世进取，不是以无为求得无不为，而是以无不为求得无为。蒂利希称之为"存在的勇气"，确实如此（而逃向生活所缺乏的正是"存在的勇气"，它以逃向生活来逃避生活）。沈从文先生曾以自己的人生经历描述云：
我想起"历史"。一套用文字写成的历史，除了告给我们一些另一时代另一群人在这地面上相杀的故事以外，我们决不会再多知道一些要知道的事情。但这条河流，却告给了我若干人类的哀乐！小小灰色的渔船，船舷船顶站满了黑色沉默的鱼鹰，向下游缓缓划去了。石滩上走着脊梁略弯的拉船人。这些东西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日前一样。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在他们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他们便更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沈从文。载《大公报·文艺副刊〉１９３４年６月，第７４期）
在这里，找不到"游戏"、"娱乐"、"潇洒"、"心跳"，也无从"过把瘾就死"，然而，却处处渗透着"存在的勇气"。谁又能说，这，不是真正的生活和真正的走向生活？！
１９９７年９月于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