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伴随着对于"中产阶级"的呼唤的日益甚嚣尘上的，是对于某种 "中产阶级趣味"的大肆鼓吹。这，就是对于所谓白领文化或曰中产阶级文化的提倡。
我并非经济学家、也并非社会学家，关于为某些人所津津乐道的中产阶级，我无话可说。然而凭借着一点常识，我愿意相信，在中国，中产阶级的诞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中国，更为多见的是作为"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腐化的部分"的"流氓无产阶级"（马克思语）。这些人赤条条无牵无挂，有奶就是娘，阴险、自私、恶劣、冷酷，喜欢乱中取利、混水摸鱼，擅长破坏，却不擅建设。因此，在当代中国来一点"费厄泼赖"，甚至不再是"费厄泼赖应当缓行"，而是"费厄泼赖"应当先行，应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须的。
然而，说到"中产阶级趣味"，或者所谓白领文化或曰中产阶级文化，就不然了。以西方为例，所谓"中产阶级趣味"或者所谓白领文化或曰中产阶级文化的出现，所导致的，就并非文化的繁荣，而是文化的衰亡。具体来说，事实上，中产阶级只是社会的附庸者，他们没有私人财产、没有根本立场、没有独立地位、没有理想和信仰……正是这一切，造就了他们的自我与社会之间的虚假意识。而他们的选择，则是在失去意义的世界中不带信仰地生活。这正如赫尔曼·黑塞在《荒原狼〉中所刻划的："'中产阶级气质'作为人性的一种存在状态，不是别的，是一种均衡的尝试，是在人的行为中，在无数的极端与对立中谋取中庸之道。"他并且举例说，圣贤与酒色之徒是人类的两个极端，彼此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而中产阶级却既不会成为圣贤也不会成为酒色之徒。总之，是貌似高雅，实则庸俗，毫无激情，而且放弃与社会之间的任何对抗，热衷于玩弄所谓"时尚竞赛"之类的新式游戏。在当代中国，情况似乎更为复杂。在当代中国，从社会学的角度讲，从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对所属群体的归属感，以及对特定价值和独特资源的认可（例如权利资源、智力资源、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经济资源、武力资源）的角度来考察，应该说，所谓中产阶级还正在成长、壮大之中。但是从消费的层面而言，在当代中国，应该说，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阶层），它包括企业家、歌星、球星、制作人、技术专家、部分高级知识分子、部分高收入的个体户、外企中高级人员、部分国企的管理者、部分银行人员……等等。这些人在当代中国并非最有钱者、最有地位者，也并非最有权者，但却是最成功者。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社会中消费权的开放性与社会地位群体方式的封闭性，使得他们更多地在消费方式上与西方中产阶级相趋近。因此，他们往往与轿车、名表、名酒、化妆品、时装、保铃球、高尔夫球、酒吧、精品屋、舞厅、美容院、白领杂志为伴，甚至刻意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相区别。百姓喝青岛啤酒，他们就喝ＸＯ；百姓逛百货，他们就进精品店；百姓听卡带，他们就听ＣＤ……在此意义上，严格地说，他们应该是一个超前的消费群体。掌中宝手机的广告声称："身份不同，需求不同。"就正是着眼于这一点。然而，从貌似高雅，实则庸俗，毫无激情，而且放弃与社会之间的任何对抗，热衷于玩弄所谓"时尚竞赛"之类的新式游戏而言，中国的中产阶级却是与西方的中产阶级完全一致的。
不难想象，这样一种"中产阶级趣味"一旦进入文化，文化的正当性就转而被享乐的正当性无情地予以取代。我们知道，所谓文化，就其根本内涵而言，无疑必然包含着与时下社会的对抗性质，包含着生命的渴望、精神的郁结以及一种悲天悯人的终极关怀。因此，往往与心满意足、知足常乐之类的舒适无法对应。这一点，我们在历史上已经屡有所见。克莱夫·贝尔在《文明〉中就说："雅典人的思想和感情生活极其丰富而多样，但他们的物质生活连体面都顾不上……文艺复兴时期豪华富丽、宏伟壮观的东西有的是，但人们对生活的舒适从未用心。舒适的生活是伴随中产阶级的出现才出现的。"（克莱夫·贝尔：《文明〉，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版，第４３页）确实，在文化发展的进程中，高度的适应固然是一件好事，然而它同时也意味着高度的限制。最大的失败莫过于成功。生活条件越是优越，就越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这正如社会学家帕雷托的那句名言所概括的：历史是贵族的坟墓（也因此，阿德勒的"自卑导致超越"的著名理论，对于我们考察文化的发展规律，有着重要的意义）。
然而，在所谓"中产阶级趣味"或者所谓白领文化或曰中产阶级文化那里，我们看到的，正是心满意足、知足常乐之类的舒适。在日常生活之中，在强大的现实面前以在种种无奈为前提，不肯承载太多太重的情感，也不肯付出太多太重的代价，自觉保持一种驯服的协调姿态，追求快活、轻松、潇洒、闲适、恬淡，当然可以说，并不失为一种聪明的生存策略。但是这对于人类文化而言，却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因为假如我们对此予以默认，就意味着把自己自由地交给了不自由，卑微地躲进象牙之塔而有意无视生活的严峻，甚至不惜竞相比矮，不惜排列成一系列逐节矮化的多米诺骨排。显而易见，这样一来，最终倒下的，当然就绝不是骨排，而是人类不屈的、高贵的灵魂。因此，所谓"中产阶级趣味"或者所谓白领文化或曰中产阶级文化，无非就是强迫文化必须向平庸的生活认同，例如要求艺术必须被稀释为"交往的艺术"、"讲演的艺术"、"生活的艺术"、"爱情的艺术"，等等，而在这一切背后的，则是人类创造能力的迅速衰退和人类文化精神的胜利大逃亡。尼采之所以批评素以绅士文化著称的英国人根本不懂得"创造的力量和审美良知"，并强调"人类并不努力追求快乐，只有英国人才努力追求快乐。"道理正在于此（尼采的这一看法在德国颇具代表性，德国法西斯由于憎恶人类文化的平庸而走上另一极端，就与此看法有关）
必须指出，人类２０世纪文化的酿成普遍的精神困境，恰恰就与所谓"中产阶级趣味"或者所谓白领文化或曰中产阶级文化直接相关。我们知道，享乐主义应该说是古已有之，然而，为什么只有在２０世纪才会将整个人类导向精神的深渊？原因正在于：传统的享乐主义并没有表现为一种文化形态，更没有成为一种根本的文化精神。而在２０世纪，所谓"中产阶级趣味"或者所谓白领文化或曰中产阶级文化却使之成为现实。从此，享乐主义竟然得以以文化的形态表现出来--而且是以为人们所垂涎三尺的所谓"中产阶级趣味"或者所谓白领文化或曰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态表现出来。最终，人们十分吃惊地发现，在传统社会，固然会拒绝文化、咒骂文化，但是却不会消费文化。而现在，所谓"中产阶级趣味"或者所谓白领文化或曰中产阶级文化却开始消费起文化。结果，人类文化实际上就被异化为一种享乐文化。这一点，在西方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正是由于所谓"中产阶级趣味"或者所谓白领文化或曰中产阶级文化的影响，作为西方资本主义诞生之思想基础的新教伦理业才被一种享乐主义所取代、驯化。西方文化因此而失去了根本之支撑点。这，正如卡西尔所感叹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已被享乐主义所支配，享乐主义又摧毁了作为社会道德基础的新教伦理"。（卡西尔：《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矛盾〉，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３２页）也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一书的作者丹尼尔·贝尔才毫不留情地把所谓"中产阶级趣味"或者所谓白领文化或曰中产阶级文化称之为："真正的敌人"、"最坏的赝品"、"势利者的游戏"、"时髦的娱乐"。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所谓"中产阶级趣味"或者所谓白领文化或曰中产阶级文化，目前仍旧未能引起人们的警惕。更为严重的是，甚至还有不少人仍旧以能够进入其中为荣。赫尔曼·黑塞在《荒原狼〉中就曾感叹："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艺术工作者""被束缚于中产阶级这个沉重的母体星球上"。书中的荒原狼就曾以鄙夷的口吻谈到：一位年轻教授"年复一年地干他的工作，读文章写评论，探讨中东神话与印度神话的内在联系，而且把此视为乐事，因为他相信自己所干的事情的价值，他相信科学，他是科学的仆人，他相信纯知识的价值，知识积累的价值，因为他相信进步，相信发展。"联想到西方知识分子问题专家爱德华·希尔斯指出的：在当代社会，知识分子的社会道德水准在普遍、急剧地下降，其原因，就在于过分的"专业化"而放弃社会责任，应该说，这并非毫无道理，而从国内目前的国学热、为学术而学术热之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那种在"茴香豆的'茴'字的四种写法"一类研究成果中自我陶醉的享乐心态，那种围绕着核心期刊、科研项目、社科获奖、学术职称……而展开的种种研究，是否已经把我们从生活之水中打捞起来，制成了鱼干，并且永远地晾晒在学术之岸上？是否已经戕害了我们的学术性灵以及创新意识？是否已经造就了我们的"谬种流传，误人不浅"的平庸人格？我们经常感叹：假如人们随便开个馄饨摊、烧饼铺，收入就可以大大地超过院士、教授，那么社会的整个价值体系肯定就已经危在旦夕了，那么，假如人文学者们只是满足于埋头制造学术著作，但却丝毫不去顾及这些学术著作是否会对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的建构产生应有的积极影响，只是仍旧禀赋着甘坐"冷板凳"的古训，但却丧失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为民族乃至人类"铸魂"，亦即为民族乃至人类的价值体系的重建贡献力量的"热心肠"，那么社会的整个价值体系是否同样也肯定是已经危在旦夕了？记得，孟德斯鸠面对蒙田的著作，曾经大为感慨地说："在大多数作品中，我看到了书写的人；在本书中，我看到了思想的人。""思想的人"，在我看来，这无疑应当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天命。
那么，我们应该何去何从？为了节约篇幅，不妨再引几段赫尔曼·黑塞在《荒原狼〉中说过的话："与中产阶级的、有道德的、学者的世界彻底告别，是荒原狼的一次全胜……我跟我以往的世界和故乡别了，……我无法再忍受这种温文尔雅、虚伪、欺骗、彬彬有礼的生活。""少数离去的人成了极端分子，并以令人敬佩的方式毁灭，他们是悲剧人物，其数目是很少的。""只有那些最坚强的人才能冲破中产阶级的土壤气氛而达到宇宙空间去"。是否应该这样说："冲破中产阶级的土壤气氛而达到宇宙空间去"，这，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