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保守与激进是“情境化”的，在日常状态下，中产阶级更多地表现出保守的面向，这是利益使然，也是制度使然；而一旦利益受到实质性损害，中产阶级也会走上街头，厦门、大连、宁波等地的市民用集体散步的方式反对PX项目建设，南京、武汉的家长集体抗议高考指标的缩减。实际上，中产阶级具有三副面孔：一是日常世界里的中产阶级；二是公共舆论中的中产阶级；三是集体行动中的中产阶级。理解了这三个面向，我们才能形成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整体性认识。
当下的中国，大约1亿人口可以被归入中产阶级的行列。相对于13亿人口，这个比例固然很低；但是，这个阶层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十三分之一。最近十年，中国社会的道德、审美、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都在迅速中产阶级化。
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追着《欢乐颂》这类弘扬中产阶级主旋律的电视剧；节俭不再是社会公认的美德，理财和提前消费才是值得提倡的，人手一个股票账户、人手一张信用卡。典型的中产阶级形象是，用苹果手机、喝星巴克咖啡，去很近的地方都习惯以车代步，却又在健身房的跑步机上大汗淋漓；他们喜欢自驾游或出国游，却时常会自嘲为房奴或屌丝；他们有一定的权利意识和正义感，虽然偶尔也会为自己拥有的小特权窃喜。
有人基于西方世界的经验，对中国的中产阶级寄予厚望，认为中产阶级的成长将会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有观察者指出，中国的中产阶级是保守的，他们追求稳定而反对激进的改革，他们更多地是经济动物而不是政治动物。前者会注意到：基层人大选举中的独立候选人往往以中产阶级为主力军；环保运动和业主自治更是中产阶级彰显自主意识和组织能力的舞台。后者则看到：中产阶级作为体制的受益者，缺乏改革的动机，他们很少进行组织化的利益表达，得益于新媒体的发展和社会价值观的中产化，他们成为网络舆情的主导者，然而，声音很大，行动很少。中国那么大，似乎每一种观点都可以找到足够的经验事实为自己背书。
笔者更倾向于认为，中产阶级的保守与激进是“情境化”的，在日常状态下，中产阶级更多地表现出保守的面向，这是利益使然，也是制度使然；而一旦利益受到实质性损害，中产阶级也会走上街头，厦门、大连、宁波等地的市民用集体散步的方式反对PX项目建设，南京、武汉的家长集体抗议高考指标的缩减。实际上，中产阶级具有三副面孔：一是日常世界里的中产阶级；二是公共舆论中的中产阶级；三是集体行动中的中产阶级。理解了这三个面向，我们才能形成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整体性认识。
焦虑的经济动物：日常世界里的中产阶级
在日常生活中，中产阶级常常表现出保守的一面。作为单位里的骨干成员，他们面临巨大的工作压力，无暇参与公共生活；作为消费文化的拥趸，他们是理性的经济动物；作为现行体制的受益者，他们渴求稳定，害怕改革影响自身的既得利益。
一方面，中产阶级常常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社区选举中，我们往往很难看到中产阶级的身影；居民自治和业主自治也因为“沉默的大多数”而效果不彰，为人诟病。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又热衷于讨论政治，关注重大的人事变动和政治事件，各种政治小道消息在朋友圈广为流传。与其说中产阶级不关心政治，不如说中产阶级缺乏低成本却有效的政治参与渠道。
房子和孩子是中产阶级最关心的事情。中产阶级关心房子，那是他们栖身之所，也是他们让资产保值增值的主要方式，房子意味着安全感和成就感；中产阶级关心孩子的教育，重视教育是东亚社会的共同特点，但中国的中产阶级因地位焦虑而尤其注重教育投资。身处一个经历了阶级重组的后发国家，当前中国的中产阶级是建国以来的第一代中产阶级，50后、60后大多有着饥饿记忆，70后、80后经历了从匮乏经济到温饱经济的转变，他们习惯于物质带来的安全感，并且害怕失去现有的社会经济地位。
孩子的教育问题集中反映了中产阶级的焦虑情绪。中产阶级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继续接力，向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跃迁，为此他们不惜重金，让孩子去上各种辅导班，学习各种才艺和礼仪，让孩子赢在起跑线；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会转而拥抱阶层固化，希望孩子至少可以继承自己的中产阶级身份，为此他们不惜搁置自己的价值观，他们会坚定地反对异地高考，将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学校贬称为“菜场小学”，避之不及。中产阶级的孩子，也许是学业压力最大的一个群体，这源于他们父母内心深处巨大的不安全感：毕竟，与社会上层相比，他们的孩子输不起。
舆情主导者：公共舆论中的中产阶级
在当前中国的公共舆论中，有两股重要的力量：一是为反对而反对的“愤青”，二是温和理性的中产阶级。“愤青”更多地活跃在网络空间特别是草根论坛；中产阶级则是大众主流媒体的主要受众，他们的价值观和社会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主流舆论。股市熔断机制、70年居住产权房屋到期续费、封闭式小区道路开放等议题引发的公共讨论，背后都是中产阶级对于财产安全的焦虑。
今年5月，上海某高校二年级研究生李某在其导师投资的企业做实验时，厂房突然爆炸，李某和另外两名工人身亡。此事经网络曝光和媒体跟进报道之后，迅速引发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而今年4月，北京某名校硕士毕业生雷某的意外死亡，更是引发轩然大波。这两个高学历者的意外死亡，死因截然不同，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吗？
小学语文教材有一个《小马过河》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原意是说：不要人云亦云，要敢于亲自尝试。但或许还可以有另一层引申的寓意：对于故事里的松鼠来说，河水已经没过头顶了；对于老牛而言，河水不过淹没脚踝。
对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士来讲，他们的安全线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已经感受到“齐脖深的水”，危在旦夕；而另一些人还仿佛在雨后的街头水洼里嬉戏。上述这两个死亡样本的典型性在于：一个是毕业于名校，已有中产阶级地位和体面工作，却因为警权的使用不当而意外死亡；另一个是正就读于名校，走在通往中产阶级的道路上，却因为导师的过失而夭折了青春。
每一次引发社会关注的死亡事件，其主角似乎都是“最不应该”死亡的人。更早的类似样本是孙志刚，他因为疑似盲流而死亡，事实上，他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于是舆论哗然：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收容遣送制度与自己无关，警察执法与自己无关，但突然间，一个与自己相似的人在收容遣送站暴亡了。齐脚踝的水瞬间上升到了脖子的位置，让身处主流社会的人们感到莫名的恐惧。他们愤怒，他们呐喊，他们控诉。潜意识里，他们其实是在保卫自己。
须知，孙志刚并非第一个死于收容遣送站的人，只不过其他的死者都是货真价实的农民工；同样道理，与李某一同被炸死的两名农民工，他们居然成了媒体报道中的失踪者。
师生关系也好，警民关系也罢，都是最寻常的社会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某一个时刻与老师、与警察相处。师生关系更是我们青年阶段极为重要的社会关系，传统社会甚至将其比拟为父子关系，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现代社会，师生关系没有那么亲密，私人情感大为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体制化的契约关系，严格意义上师生关系仅限于就读期间，一旦毕业就是“前导师”、“前学生”了。
但不管怎样，人们对于导师有特定的道德期待，他应当切实保护学生的正当权利和利益，而不应该是一个将学生视为廉价学术劳动力的“老板”。李某的死亡，一方面拉响了主流社群的警报器：我们每一个人的孩子或兄弟姐妹都可能遇到这样一个无良的导师。另一方面，也把研究生“学徒化”、“民工化”的潜规则推到了阳光下。导师蜕变为“老板”，这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所有人包括教师群体都异常反感，却从未经受实质性的法律和道德拷问，相反却渐渐被视为理所当然。直到某一天，某一个极端事件，打破我们心底的那条安全线；然后，群情激奋，口诛笔伐。
这样一种公共舆论，虽然也可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一些正义和进步，但这些正义和进步却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它属于“小马”，属于“老牛”，却不属于“松鼠”。只有当底层的“松鼠”也获得安全的时候，只有当主流社群不再以自己的安全线来度量正义的时候，普遍的正义才能到来。
公共性与私性之间：集体行动中的中产阶级
“Not in my backyard！” 邻避政治（NIMBY Politic）在全世界都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现象。这是居民为了保护自身生活环境免受具有负面效应的公共或工业设施干扰，而发起的社会反抗行为。通常情况下，邻避运动都是反对具有一定污染或危害的公共设施或工厂，譬如变电站、垃圾焚烧厂、化工企业等。福建厦门的反PX运动、广东番禺的反垃圾焚烧运动，都是典型的邻避运动；西方国家的民众也经常有类似的抗议活动。但是，还有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邻避运动，这种运动所反对的设施并无环境污染，甚至不会对周边居民有直接的利益损害，但是，因为违背了中国人的风水观念，也遭到了人们的抵制。
所谓风水，是中国人在择地建造居所时，对气候、地址、地形、环境、景观、朝向、方位等各种因素的综合考察，并由此在建筑设计和施工过程中形成各种禁忌和规则。中国人倾向于认为，好的风水会给人带来好运，而坏的风水可能招致灾难。在风水的理念中，既有朴素的美学和自然崇拜，也有巫术和迷信的成分。
2015年3月，上海一家公司准备将杨浦区某小区的闲置楼房改建成公办民营性质的养老院，不料却遭到了小区业主的强烈反对。5月，工程不得不停工。一些业主甚至将养老院称为“死人院”，要求“‘死人院’滚出小区”。须知，在其他国家，养老院与学校、幼儿园、医院相类似，是一种深受居民欢迎的公共设施。
为什么这样一种有利于社区的公共设施会遭到居民的抵制呢？
该小区一共有269户住户，目前已有240户明确表示反对建养老院，原因有二：第一，相传养老院要设立临终关怀病房和太平间，会影响居民的生活环境和心情；第二，小区房价因此会被拉低，影响他们的经济利益。遭遇抵制停工后，7月份，养老院筹建方强调养老院将“不设太平间或临终关怀场所”。然而，大部分居民、尤其是老年人仍然坚持说，他们无法承受每天看到“将死的失能老人”的心理压力。
在这些理由的背后，是中国传统的风水观念。居民从风水的角度出发，认为养老院经常有老人逝世，这意味着阴气（一种传说中的负能量）很重，从而破坏社区的风水，不利于社区居民的身心健康和个人运道。从科学的角度看，这种观念显然毫无事实依据。但如果周边的居民都持这样一种风水观念，那么养老院确实会影响小区的房产价格。原本只是一种心理情绪，最终却带来了经济损失。
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中国的中产阶级是通过业主维权和环境运动进入公众视野的。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住房商品化改革，步入中产的城市居民刚刚共享“业主”这样一个称号。他们要求优美的生活环境，良好的社区服务，并希望亲自参与社区管理和社区建设。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中产阶级业主们开始为保护小区的绿地、驱赶不受欢迎的物业公司、阻止“磁悬浮”从小区旁边经过，或者成立自治的业主委员会而采取集体行动，向基层政府、开发商或物业管理展现自己的力量。但是，中产阶级的维权活动并不总是基于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有时候也暴露了这个阶层的“私性”。
早在2012年，上海市民秦岭在微博上给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写了一封公开信，诉说自己癌症晚期的父亲在求医过程中屡次遭拒的经历。两天后，俞正声给秦岭回信，并授权“上海发布”公开发表回信内容。回信中说：“我们大家会尽力帮助你……特别要在癌症晚期病人的关怀上，争取在制度上有所前进。”
之后，上海将推广临终关怀进社区列为政府实事工程，率先在全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置临终关怀科，开展居家和社区舒缓疗护。但是，“临终关怀医院”的建设却遭到了居民的强烈抵制。2014年，浦东新区新场镇某小区居民通过集体抗议让浦东新区老年医院的建设搁浅。多名业主表示，他们不反对建设临终关怀医院，但坚决抵制建在如此靠近小区的地方，“这不符合中国的民俗”。 “医院规划地块不仅紧邻居民小区，还挨着幼儿园和在建的小学，将来我们的孩子们每天上下学都要经过这样的地方，真的难以想象……”
风水，又是风水！
我们不难发现，当前中国的中产阶级有自私和狭隘的一面，虽然他们对个人利益的关注无可厚非，但他们也常常将个人利益置于一种“神圣不可侵犯”、“不可妥协”的地位。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往往不愿意做出任何妥协和让步。林毓生认为：中国传统的“私性社会”(private society)很难转化为西方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至少在现阶段，中产阶级身上更多地体现出“私性社会”的特征。
当然，邻避运动在当下中国日益盛行，也不能全部归咎于中产阶级的“私性”；其更重要的制度性根源在于：选址过程的程序正义缺失。有研究者发现，美国也曾经经历过一个“邻避时代”。1980年以后，美国的邻避运动愈演愈烈，所反对的设施也从垃圾填埋场、焚化炉等传统邻避设施延伸到机场、监狱、收容所、精神康复中心、戒毒服务中心甚至公共房屋。尽管居民都认为这些设施对城市发展不可或缺，却希望能够远离自己，落址他处，这种观念一度成为美国“1980年代的大众政治哲学”。
1990年12月，纽约市规划局颁布了《城市设施选址标准》（Criteria for theLocation of City Facilities），即所谓“平等共享选址程序”（Fair ShareSitting Process）。标准已于1991年7月生效。“平等共享选址程序”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步骤：
第一，每年11月15日，市长要公布一份城市设施需求文书，列出未来两年内城市计划新建、扩建、关闭或缩减的设施，同时配备一整套包含现有设施地址、规模及使用情况的城市地图。文书要求对所有计划内的市政设施项目进行投资预算和选址可行性论证，并举行市长发布会。
第二，报告发布后，每一个社区董事会拥有90天的时间做出反应，包括将报告通知社区居民、举办听证会和向城市规划局提交意见。
第三，城市规划局将社区董事会的意见转给相关建设机构，这些机构必须在设施计划里面充分考虑和论证社区董事会的意见。值得说明的是如果市长文书已初步遴选设施选址，则机构代表应参与社区听证会；如果文书没有提到选址，则一旦地址选定后机构代表也应立即通知社区董事会并参与听证。
第四，各社区董事会将意见呈至相应的区行政长官，区行政长官汇总后向上提议设施备选地址。
第五，一旦设施地址选定后，社区董事会有权设立一个设施监督委员会，全程监督设施的建设和运行。
此后，纽约的邻避运动逐渐平息。这说明合宜的制度设计是可以将中产阶级的“私性”转化为“公共性”的。
事实上，中国的中产阶级也有敢于担当，积极参与的一面。
长期以来，中国的环保部门只检测空气中的PM10，按照这一标准，北京等地的空气质量尚可，北京环保局公布的每日空气质量报告中，严重时也仅为“轻度污染”。PM10检测往往遗漏了更可怕的“空气杀手”——PM2.5，也就是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粒径小，富含大量有毒、有害物质。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美国大使馆在其院内架设了一台监测仪，每天记录PM2.5的浓度，并在Twitter网站上实时发布。严重时，美国大使馆用了“crazy bad”（糟得一塌糊涂）这一骇人词汇来形容。尽管民间呼声甚高，但中国尚未将PM2.5列入空气质量体系，通行的仍是PM10监测。直至2011年7月，环保组织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在北京发起“我为祖国测空气”的活动，之后不断地向各地扩展，上海等地区的PM2.5自测团队纷纷建立。一石激起千层浪，环保NGO和不少市民自发拿起空气检测仪器，走上街头，开始自测空气质量，一场民间自救行动开始推而广之。
城市新兴中产阶级就是这场环境保护运动的主力军。正是在“我为祖国测空气”运动的倒逼下，2012年12月，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公布了PM2.5和臭氧监测时间表，PM2.5监测全国将分“四步走”。具体来说就是：2012年，将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以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开展PM2.5和臭氧监测；2013年在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和环保模范城市开展监测；2015年在所有地级以上城市开展监测，而2016年则是新标准在全国实施的关门期限，届时全国各地都要按照该标准监测和评价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并向社会发布监测结果。
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中产阶级的环保意识和参与意识，促成了公共政策的改变，使政府更加关注空气质量的改善和大气污染的治理，提升了城市社会的总体福利。
2013年1月，广州市环卫工人因为恶劣的工作环境和工资待遇问题而罢工，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广州市民给予了有力的支持，通过公共舆论和现场声援等方式，使得地方政府迅速介入，承诺大幅度提高环卫工人的工资水平。
上述案例均表明，中产阶级在特定的情况下，也会超越自身的狭隘利益，参与公共事务，服务于公共利益。我们不能笼统地说中国中产阶级是保守的抑或激进的，而应该考察中产阶级话语和行动的具体情境，理解他们与外部社会结构和制度环境的互动。在当前中国这样一个急剧变迁的复杂社会，任何简单化的标签和结论都是武断的。
熊易寒/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