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作者2019年3月23日下午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新）成立大会上的演讲修改而成。

过去40年是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40年。这40年取得的奇迹般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但是，相对于欧美发达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实力发生反转则是2008年之后的这10年。相对于前30年，这后10年，中国经济实力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提升。坦率地说，这10年，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全社会的福利水平与之前30年也不可同日而语。

2008以来的10年，中国可统计的经济规模增加了3倍，从2008年的30万亿增加到90万亿人民币，约合13.6万亿美金。2008年，日本的GDP几乎是中国的2倍，到了2016年，中国反而是日本的约2.5倍。不过，我的看法是，这些数字仅仅提醒我们中国经济实力在过去10年成倍扩大的事实，至于真实的规模，或许部分取决于我们想象和推测的能力。

过去这10年，最直观的变化是中国人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有钱了。过去10年里，中国史无前例地出现了以亿级计算的中产阶级消费者群体。根据已有的估计，这个数字在2-3亿人之间。按照5万至50万美元的净财富标准，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调查数据，2018年中国中产阶层成年人口占成年人口比例约为20%，中产阶层成年人数量为2.04亿人，中产阶层成年人平均财富约为13.9万美元，中产阶层所掌握的总财富也应为28.3万亿美元，超过美国和日本的16.8万亿美元和9.7万亿美元。而阿里巴巴研究院的数据估计，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大概在3亿左右。

不管测算口径怎样，中国已拥有居世界榜首的巨大规模的中产阶级人口，并且每年购买了全球70%的奢侈品，这是不争的事实。2008年之后的10年，中国也迅速成为世界上汽车销售最大的国家。尽管人均汽车拥有量还仅及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但自2009年起中国就连续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2018年中国汽车的销量达2800万辆，超出美国1000万辆。2018年中国有1.5亿人出国旅游。当然，即使这样，中国还有9亿多人从来没有坐过飞机。

回顾一下，体现经济规模和实力的这些指标的变化在10年前根本没有人能想象到。我的基本观察是，尽管中国经济在之前维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长，但相对于美国欧洲等少数发达经济，中国经济实力还没有真正得到展现，实力的上升还仅仅是一个累计和缓慢的过程。真正反转的分水岭则发生在2008年。

有意思的是，2008年那一年对于中国并不是好兆头。除了雷曼兄弟倒闭和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中国国内的天灾人祸也接踵而来。这年年初中国华南地区经历了罕见的冰冻灾害，造成相当严重的经济伤害。3月14日拉萨发生震动世界的暴乱。5月12日则发生汶川大地震，让7万人丧失宝贵的生命。尽管8月北京成功举行了举世瞩目的奥运会，但10月份中国A股从上一年的6124点一直跌到1664点，成为中国股市开市以来最为严重的股灾。

那为什么2008年会成为中国经济实力反转的分水岭？不仅因为全球金融危机让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受到重创而出现持续的萧条，更重要的是中国适时地改变了经济增长的战略。

我在最近为Project Syndicate写的文章中说，尽管2008年对中国而言是很糟糕的一年，但并没有阻碍中国领导人适时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决心。相反，在全球金融危机破坏性地冲击着大多数发达经济和新型市场经济体之际，中国看到是时候把经济发展的重心从持续的出口扩张战略中转移出来了。

中国的领导层把这种转变说成是对战略机遇期的把握。2013年，时任中央财经办公室主任、习近平主席最信赖的经济智囊刘鹤先生在发表的“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一文中就坦言，“（两次全球大危机）比较研究的结论也可以告诉我们，我国所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从经济意义来说，在本次危机前，我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本次危机发生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我国的战略机遇则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

尽管2008年推出的大规模的内需刺激政策至今仍饱受争议，但没有它，今天的中国经济将是另一番图景。释放国内被抑制的巨大需求不仅让中国经济抵御了外部冲击，更重要的是，这一需求力量如此强大，可以说将中国的收入增长、经济规模的潜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因为内需力量释放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全社会福利水平也获得持续改善。

例如，正是得益于转向刺激内需的政策，在2008之后，旨在升级和优化大规模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使中国的通讯和轨道交通网络获得快速升级的机会。2008年，除了在北京与邻近的天津之间建造了第一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之外，中国人对高铁并无好感，而今天中国已拥有将近3万公里的高铁网络，去年有20亿人次乘坐高铁出行。地区之间更加密集的经济往来以及收到鼓励的城市化进程，让人口以更大的规模进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极大释放了中国的消费能力。

有意思的是，在这期间得到更多扩张机会的并不是那些经受外部冲击的加工制造业，而是10年前还几乎不存在的新的商业形态。中国目前是全球电子商务和移动支付最发达的国家。2018年，中国拥有超过8亿的网民，移动支付的规模约为24万亿美金，是美国的160倍。2008年，入榜全球最大市值的中国公司还全然是国有的银行或石化公司，10年后则被阿里与腾讯横空出世般地取代。也就是在2008年之后的10年，中国一跃成为拥有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互联网和高科技公司的国家之一。不仅仅移动支付和网上购物，整个移动互联网的经济活动和传统经济活动的数字化让中国消费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体验和福利水平。

这一切看上去很意外。即使那时候制造业提供了中国大多数的就业岗位，但2008年之后制造业的表现并不亮眼。相反，由于鼓励内需的政策和就业者货币工资超常的增长，它反而遭遇持续的危机和挑战。而互联网和互联网赋能的新科技公司的蓬勃发展起初并不是政府规划中的议题，更没有产业政策的支持。仅仅因为监管者并不能很好理解这些新的玩意意味着什么以及会有什么样的前途而放过了它们，就这样，它们则意外地成就了2008年之后的中国经济。

不可否认，土地和房屋的估值也在这10年快速飙升，超过十倍以上的不动产价值的增长几乎同时发生在那些特大城市。虽说大规模的信贷扩张和沿海特大城市的房价曾面临一度失控的风险并造成一些后来的问题，但客观地说，货币扩张总体上支持了基于内需支撑的庞大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

更重要的是，这种情形的出现几乎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经济的结构。尽管GDP的统计方法无法真实捕捉这一结构性的变化，但不可否认，今天中国的互联网和科技公司每年创造着数以千万的就业机会，成为过去10年中国最具活力的经济成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经济学家对质疑中国的GDP数字比弄明白它的真实变化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前不久，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报告说，中国这些年GDP平均每年被高估12%，意味着中国实际经济规模最多也就只有官方数据70%。可是经济学家当中又有多少真的怀疑过去10年中国经济的实力骤然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并直逼美国这个现实呢？想必怀疑论者应是极少数。

我们真正需要弄清楚的是，中国经济如何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10年间跃上了它今天的量级。GDP数据或许只是中国真实经济实力的一个极不完美的代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