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一、 世间有一类人，譬如甘地，譬如刚离世的曼德拉，都是以宽容对狭隘，以善良对暴力。想听听您对他们，特别是曼德拉的评价。

答：我对曼德拉评价极高，认为他是出现于二十世纪与甘地同一境界的世界英雄。前几年美国的《时代周刊》曾评出20世纪三个最伟大的人物，即爱恩斯坦、甘地、罗斯福。我认为，还可以补充两个，一个是托尔斯泰，一个是曼德拉。甘地、托尔斯泰、曼德拉的共同点是反对以暴易暴，主张以非暴力的和平方式解决所有争端。从哲学上说，他们都认定手段重于目的，手段比目的更重要。他们不相信使用残暴的、黑暗手段，可以抵达崇高的、光明的目的。托尔斯泰虽然在1910年就去世，但他的思想与文学，影响了整个20世纪。我还想补充说，任何伟人都可能充当“历史的傀儡”，发生被“炒作”的悲剧。有些政客正在借曼德拉之名“作秀”。

二 、有人认为二十一世纪是伟人不再的世纪，所以不会再出现甘地、曼德拉这样的人物。即使这样的精神力量存在，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会消弭它的崇高性。您也批评物质主义，那您是否觉得未来这类精神领袖出现的几率会越来越少？

答：当下世界确实是消费主义、物质主义覆盖一切，但这种状态并不意味着“伟人不再”。其实，任何天才都是个案，任何伟人都是反潮流反风气的巨大存在，任何精神强者都是不为物役的卓越人格，即都是在地球的偏斜中依然能“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的英杰。世界处于虚空的时刻，它同时也在孕育伟大的精神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并不认为未来出现伟大精神领袖的几率会降低。但从当下的情况看，世界上确实缺少大思想家。包括欧洲，其经济危机的背后实际上是人文思想危机。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我还觉得，最可怕的是被物质所遮蔽的眼睛根本看不到任何精神价值，被金钱抓住灵魂的官员与民众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是由“灵山”的存在。例如我的朋友高行健，他的精神创造本身就是一座高高的灵山，可是我们的同胞至今不敢面对。

三、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认为人的特点就在于能够超越事实，具有创造“理想世界”的能力。理想世界，甚至乌托邦世界的存在，对于现实人生，以及对于人格构造具有怎样的价值？不同时代的“理想世界”，有哪些共性的内涵？

答：迄今为止，我尚未见到世上有什么“理想国”，也不相信有什么“理想世界”，更不相信乌托邦世界，但觉得人必须有“世界理想”，有点未来的视野。弗洛依特把人分为“本我”、“自我”、“超我”，这“超我”便是有理想之我。具有“超我”，这才是完整人格。因此，可以说，理想乃是建构卓越人格所必须的。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世界理想，但世界理想又具有超时代的共同性内涵。这些内涵可以用各种学科的语言加以表述。但无可争议的是都梦想“永久性和平”（康德），都梦想人类自身健康地生存与延续，都把有益于人类延续的一切言行视为最根本的善。正因为不同时代中的人类都具有追求真、善、美的理想境界，所以人类社会才没有变成动物界、禽兽界。

四、 现在我们常常会觉得过得琐碎，过得迷惘，过得很短期。社会是碎片化的，个人仅仅在孤立的意义上成为“个人”。您是否经历过这样的阶段或观察过这样的状态，它说明了什么？人生的整体性意义来自哪些理念的支撑？

答：能意识到“过得琐碎，过得迷惘，过得过于短期”，这就是有思想，有灵魂。其实，各种能经得住千百年沧桑而留下来的大文化大宗教，都在探索人生的整体意义，即我们到地球来一回，究竟为什么来？来了之后怎么办？来的意义何在？我不受洗，不入教门，但尊重宗教。二十四年前，我在国内时感到生命中有种难以承受的沉重，因为那时只有国家意识而没有个人意识；出国后我又经历了一次生命中难以承受的轻，这就是个人只剩下孤立意义上的个人。这个时候，我才发现不同的大文化都有其长处与短处。中国主流文化（儒）的长处是可以带来许多人际温馨，其短处是缺少个人空间。而美国的文化虽然给我许多个人的空间，但缺少人际温馨。在矛盾中，我曾经有过彷徨，也经历过许多苍白、迷惘的人生瞬间，但我最后还是在精神创造（文学写作）中找到人生的意义。我觉得存在的意义完全可以在自己所找到的本真角色中充分敞开。海德格尔说存在于死神面前才充分敞开。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存在也可以在事业中充分敞开。以我自己为例，处于世俗角色时，我常感到意义的迷失，而一旦进入写作即进入本真角色时，便获得充分自由，便觉得人生很有诗意。我现在读各种书，领悟各种真理，一切有益于充实人生意义的理念，我都努力吸收。我用各种文化的深层思想进行自度、自救，并不局限于某种理念。并不认同某种专制独断的理念。

五、您曾经用嵇康的“外不殊俗，内不失正”八个字，形容您所赞赏的一种优美人格。在中国文化中有这样互补的两端，儒/道，出世/入世，但几乎很难结合于一人，在您看来，平衡两者的立足点是什么？

答：“外不殊俗，内不失正”，从字面上看起来是内外有别，其实，它讲的恰恰是内外不分，恰恰是“大制不割”（《道德经》语）。这个大制，就是心灵，或者说，就是大慈悲的心灵。唯有这种心灵，才不会在世俗社会中自鸣清高，自命不凡，自推圣境，以为自己“高人一等”。也唯有这种心灵，才能在任何环境中（尤其是在浊泥世界中）守持良心底线，守持道德原则，守持做人底线，始终处于佛教所说的“正等正觉”。

第二部分

六、 就像今年再度上映的《悲惨世界》所呈现的，人类社会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将贫穷归因及等同于懒惰、愚笨等，而忽视制度和社会的因素。人类的这种认识偏见是否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很主要的原因？

答：人类的不幸如贫穷等，原因很多，这其中有制度的原因，有时代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悲惨世界》揭示的也是多重原因。那位警长（阿威）死盯着冉阿让，这是人性问题，并非制度问题。当然，造成人类不幸的一项根本原因是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历来暴力革命都是企图通过改变社会制度而改变社会的不公平，所以都带有道德的正义性。但是，人类的不幸，社会的不公平，除了制度的原因之外，也还有文化原因，鲁迅之伟大，就是看到中国的国民性（文化的深层结构，人性的民族呈现）如果不改变，什么好制度都会变形变质。例如，按照制度的规定，冒浓烟的钢铁厂应当确立过滤机制 ，但是，掌握工厂的主体却“偷工减料 ”，阳奉阴违不严格施行这一制度，不顾他人死活，于是就造成浊气横流，环境污染，这是人的问题，也就是文化问题。

七、在制度所致力于的平等中，有起点平等、机会平等，也有结果的平等。请您分析一下，现代社会的平等更接近于哪种概念？在对待贫穷这样的问题上，现代又有怎样的认识？

答：我不相信结果平等，只求机会平等。现代社会能做到“机会均等”就不错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我们接受西方的“平等”思想 ，但有偏差。事实上，经济的平等，结果的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按劳分配，按需分配，乃是永远的乌托邦。我们讲的平等，主要是指人格上的平等，心灵上的平等。像香港这种“现代社会 ”，它的核心理念是自由，而非平等，但“自由”也必须伴随着“限定”，伴随着法制。“自由港”也是法治港。香港也面对社会的贫穷问题 ，所谓面对，并不是从根本上去解决它，只是有所调节而已，即把社会的不公平尽可能调节到最低的程度。香港能实现的“平等”，只有“机会均等”。

八、我们来说说人格平等。维特根斯坦说他对一个人的态度是对一个灵魂的态度。平等观念是否基于同样的观察或理念？现代社会被认为物质至上，“拜物教”，您对前景悲观吗？

答：维特根斯坦说他对一个人的态度是对一个灵魂的态度。平等的核心理念也正是这种理念 。把每一生命个体，都视为有尊严有价值的个体，都视为一个不可亵渎、不可侵犯的灵魂单位，这才是平等的要义。有了这种理念，民主才有前提。当下的社会只重物质，不重灵魂，产生了许多只有肉体而没有灵魂的人，这种人正是我国古代思想家文子所说的“肉人”。我在《人论25种》里批判过“肉人”。金钱拜物教的结果将导致人类的“肉人化”。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前景。

九 、势利”是一种基于成功学的偏见，无论其是经济的或权利的成功学。超越势利，是否意味着我们需要改变我们对成功的理解？

答：什么叫做“成功”？如何界定“成功”？这本身是个大问题。我蔑视那种以权位的高低和财富的多寡作为尺度的庸俗“成功学”。请问，庄子是成功还是失败？陶渊明是成功还是失败？曹雪芹是成功还是失败？我心目中这些天才，这些伟大的智者都是划时代的成功者，他们的一生都处于清贫之中，甚至是“破落户”。当下中国，把成功者的桂冠带到权势者与暴发户身上，这是个极大的错误，也是一种极其庸俗的价值观。真正的成功者，是创造了业绩（包括财富业绩与政治业绩）之后，又用这些业绩改变了环境和提升了人育世界。那些拥有巨大财富而把财富用于吃喝嫖赌的人仍然是人生的失败者。

十 、在探寻心灵的解决方案时，您寄托于“童心”，寄托于对世界、对他人的单纯善意。但我们对制度的求索、对关系的调和中，经常杂有许多对利益的考虑，两者该如何平衡？

答：对于心灵，只能有“不断生长”的期待，并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案”。我讲童心，乃是为了跳出利益的关系罗网，为了跳出时髦的价值框架，甚至要跳出各种教条与概念的包围。童心与功名利禄永远无法调和，也与荣华富贵永远无法平衡。 童心正是为了打破一切利益的诱惑。我讲童心，仅仅是为了自救，它没有力量改变他人与改变世界。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香港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