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好，看到各位，有一种特别的亲切之感。因为在我的小学与中学的求学期间，应该说，语文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最深的，给我的影响也是最大的。1977年，我考取的正是大学的中文系，算是水到渠成？或者干脆就是名中注定？因为我的从小学到高中的班主任大多是语文老师啊。而我大学毕业以后，也一直从事的是美学与文学研究，美学与文学研究，这个专业应该说是与在座的各位老师最为接近的了。因此，说“有一种特别的亲切之感”，应该说也是十分自然的。此外，“有一种特殊的亲切之感”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最近几年我与中小学语文老师的对话与交流明显地有所增多，为什么呢？这无疑是由于我对我们的语文教育现状的日益严重的不满以及对于我们的语文教育的重要性的日益强烈的关注。
一
我们还是从语文教育之外的文学本身的现状讲起。
我们的文学现在确实是有点儿日趋没落，这没落，就从我们历年来的高考状元很少有选择中文系者就可以看出。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刊登征婚启事时大多都喜欢注明自己“爱好文学”，现在呢？都改“有房有车”了。不过，我觉得这没落却并不是文学本身的美学本性所导致的，更不是说文学现在已经日薄西山，已经逐渐要退出历史舞台了，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市场经济的力量日益强大所导致的，是我们这个经济的时代逐渐地让我们的文学丧失了力量。也因此，我们每一个文学的捍卫者都不得不被迫回到一个最最基本的问题：文学的理由。这意味着对于文学的生存权、文学的尊严的再次的回答。当然，这也与我们过去长期以来没有很好地思考这个问题有关。大家一定还记得，黑格尔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熟知非真知。我觉得用在这里是非常合适的。对于文学的理由的思考，其实就是对文学的本原、文学的文学性、文学之为文学的思考，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进入文学殿堂的唯一通道。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那么我们就会在面对错综复杂的文学问题时迷失方向。我们也就会找不到真正的文学问题，真正的属于文学的文学问题。
例如，过去我们经常会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上个世纪初俄国的一个作为革命诗人的代表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他写过一首诗，提前三年预见了革命的成功：“在人们短视望不到的地方，饥饿的人群领着头，1916年，戴着革命的荆冠即将来临。”所以后来很多人因此就说，文学可以预言历史；文学可以推动历史。而这，也正是文学得以存在的理由。还有一个是美国那篇非常著名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比彻•斯托夫人），正是它，引发了美国的南北战争。后来，美国总统林肯甚至说，美国的南北战争是一个小妇人推动的，称她为“写了一本书，引发了一场战争的小妇人”。 后来很多人也因此就说，文学可以预言历史；文学可以推动历史。而这，当然也正是文学得以存在的理由。不言而喻，我们在很长时间内是在这样一种心态中面对文学的。可是，后来我逐渐地对这样的想法产生了怀疑，我逐渐意识到，文学有时确实可以在社会上起到很重要的现实作用。比如说他可以像政治的力量一样，像经济的力量一样，像科学的力量一样，去现实地影响这个社会，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中坚力量，但是这却并非普遍情况，也并非文学的美学本性使然。其实，说文学是不是曾经预言了历史、是不是曾经推动了历史都并不重要，因为在人类历史里找到一些类似的偶然事件是并不困难的。可是，如果我们要真正地去了解文学的理由，就还是要从文学本身的特点出发。这样，我最终逐渐明确意识到：文学的理由来自于爱。离爱最近，或者说，与爱同在，就是文学得以存在的全部理由。
我们常说：知识就是力量。其实，何止是知识。我们其实也常常说：政治就是力量、经济就是力量，甚至道德也是力量，可是我们已经越来越少地意识到：文学也是力量，而且，还是真正的力量。在很长时间内，文学存在的理由甚至都要重新追问。而且，这个问题确实是被忽视了。看看文学的发展过程，我们发现，文学竟然出人意料地尴尬。一方面，它想给自己做“加法”，不断地为自己赋予各种各样的功能，也就是说，它仍旧想逐渐地在人类社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实际上人类社会却在不断地给文学做“减法”，却在不断地取消文学的各种各样的功能。比如说，最早的时候，文学和历史是不加区分的，但是很快，历史就与文学分离开来，结果，文学的记录历史的功能就逐渐丧失了。文学和科学的关系也是这样。比如说，我们过去学习文学的时候，都是被传统的“反映论”的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教出来的，那个时候，我们讲文学，都讲的是文学要反映社会生活，但是实际上，今天我们的学术研究早已突破了这样的障碍。我们现在早已不会很简单地说，文学只是生活的反映了。为什么呢？因为生活里的很多东西是不值得文学去反映的。而且有时候文学反映的生活和生活本身也没有多大关系。在近代科学主义刚刚开始盛行的时候，欧洲有几个很著名的诗人，他们聚在一起喝酒，我们知道，诗人在一起喝酒都是特别富于想象，他们就说：咱们喝酒得有一个理由吧。于是他们说：让我们为天上的明月干杯！可是马上就有一个诗人说：你这老兄真是够笨的，现在月亮已经被科学家宣布为一堆烂石头了。我们怎么能去为一堆烂石头干杯呢？后来又有一个诗人说，那我们换一个祝酒词吧，我们来为地上的鲜花干杯！可是，另外一个诗人说，鲜花也不行了，科学家已经告诉我们，鲜花是植物的生殖器啊，我们怎么能为它干杯呢？后来他们说，那我们就为科学给文学带来的耻辱干杯吧。诸位是否觉得，他们所喝下这杯耻辱的酒，是我们的文学家到现在也还在面临着的一个耻辱？现在的文学已经在逐渐地从社会中很重要、很核心的地位剥离出来，而且，更可怕的是，这种剥离目前还远远没有完成。
文学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也是这样。开始，两者是一致的，后来，伦理与文学之间就出现了不一致。过去文学还负担了教化老百姓的功能，教化老百姓应该怎么、怎么去做，后来，这个使命也慢慢地被淡化了。再往后，我们注意到，文学和娱乐也开始脱钩了。现在在网上有很多小说，包括书店卖的那样的小说，你说它还是不是文学呢？其实，有很多人的作品已经不算不上什么文学，而只是娱乐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大学生们特别、特别维护的有两三个人，一个是汪国真，现在你们可能都不一定还有印象了，但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汪国真是非常“火”的，很多女生都恨不得嫁给汪国真，那个时候我说：汪国真的诗不能算是诗，它只是一些贺卡祝辞的变形，他写的只是那些青少年在毕业的时候喜欢写的贺词，可是相当多的女生都不愿意啊，都怪我践踏了他们心目中的美好的偶像；还有一个是三毛，我也经常说，三毛不能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尽管三毛在一定的时代确实让很多中国人、台湾人乃至华人圈很为她所震撼，让很多人都喜欢她，但是我说，三毛严格来说也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对于三毛来说，她的作品里表演的成分要远远大于真实的成分。所以，她的作品我们只能当娱乐来看。如果我们首先把它当成文学，甚至是很高的文学，那肯定是不行的。也就是说，像汪国真诗歌这样的诗，三毛散文这样的散文，我们应该很准确地说：它们确实开启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娱乐文学，或者说，确实是娱乐文学的先声，是最早使文学开始娱乐化的作品。但是娱乐化的前提是：它必须和文学脱钩。更不能尽管已经只是娱乐文学，但是却仍旧以纯文学、真正的文学自居，甚至转而对纯文学、真正的文学指手划脚。就好像我们现在学术界出现的易中天讲三国、于丹讲《论语》和《庄子》，我在不同的场合都说过：我尊重他们这样讲的权利，而且充分肯定他们对于学术通俗化所做的贡献，但是，其中却存在着一个必须的前提：他们这样做已经无关乎学术，严格地说，他们的身份也已经不再是学者，已经不再是学术中人，而是电视中人。现在最可怕的是，明明已经与学术剥离开了，或者明明已经主动与学术剥离，而且还因为剥离了学术而发了大财，回过头来却又说我是中国真正的学术、真正的学者，那就太糟糕了。因为这无疑会对学术造成严重的伤害，幸而，不论是易中天还是于丹，都并没有这样去做。
显然，关于文学的理由的困惑，无疑会进而影响到我们的语文教育。与上述的问题有关，既然连文学有什么用我们都还在困惑，那当然就会导致进一步的困惑：我们的语文教育还有什么用？当然，从表面上看，语文教育肯定有用，因为语文教育在教学生写文章方面，例如写记叙文、写论说文方面，都肯定是有用的，甚至还可以说，是很有用的。可是毋庸置疑，这些我想肯定绝对不是人类设立语文教育的本意，也肯定也不是语文教育的最高追求。那么，我们的最高追求在哪儿呢？我们给学生提供什么样的营养才对得起人类，也才对得起我们的三尺讲台呢？这个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予以回答的。西方有个诗人叫里尔克。他早年曾经给西方的大雕塑家罗丹做过秘书。他在写罗丹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一见到罗丹——那个时候罗丹应该是四十岁左右——他就说：“罗丹是一个老人” 。为什么说“罗丹是一个老人呢”？我想，还不就是因为罗丹身上的西方文化内涵给他提供了非常深厚而且——我一定要强调——非常健康的文学营养和文化营养？因此，他是一个“老人”，因为他吸取了他背后的西方文化所有的有益营养。那么，我们的语文教育呢？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都能够成为一个中国文化或者说世界文化的一个很健康的接受者呢？我们能否说，起码自己也是一个禀赋着人类健康文化的“老人”呢？说实话我近年来是有点儿越来越担心这个问题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对于文学的思考也好，包括我们对于文学的教育的思考也好，都是和一个根本目标密切相关的，那就是说：人类为什么非需要文学不可呢？文学的理由是什么？确实，如果文学还要继续存在下去，它又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呢？如果文学衰落的原因只是因为它没有理由存在，那它就不必再存在了嘛。但是，事实上全人类没有一个人说过或者敢于去说“文学不需要存在”。那么，显然就肯定是因为我们的语文教育出了问题，肯定是因为我们的文学思考出了问题。所以，当我们看到目前的文学衰落的现实的时候，实在不必抱怨社会的不重视语文教育和社会的不重视文学。因为，是文学的重要性和语文的重要性在我们的心目中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如果在我们心目中它是重要的，那它肯定就会被这个社会所重视。而要把文学乃至语文教育的重要性说清楚，就必须把文学的本原、文学的文学性、文学之为文学说清楚，也就是必须把文学的理由说清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其实，我们与其去讨论怎么去提高我们对于文学重要性的认识，怎么样加强我们的语文教育，还不如讨论讨论文学究竟是什么，文学的本原、文学的文学性、文学之为文学究竟是什么，文学的理由究竟是什么。
那么，文学是什么？文学的本原、文学的文学性、文学之为文学是什么？文学的理由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为文学做减法，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一项一项地给文学做减法，以便弄清楚其中有哪一项是不能够减去的。确实，这一个东西文学可以不要，那一个东西文学也可以不要，但是是不是有一个“东西”是只有文学才有的？再进一步，如果确实有一个东西是只有文学才有的，那么，它是什么？在这里，我想直接地做一个回答。多年来，我思来想去，逐渐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那就是：爱。我觉得，文学得以存在的最大的理由就是因为：它与爱同在。换一句话说，文学之为文学，你可以说它存在的理由有很多很多，而且，这些理由或许还都很重要，但是，有一个理由却是最最重要的，那就是：文学是人类的爱的见证，它与爱同在。文学之所以“在”，就是因为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都需要爱的存在。
为什么这样说？道理我一会儿再谈，这里要首先强调的是，如果从这个角度重新去看文学，包括重新去思考我们的语文教育，无疑就可以找到一个新的切入点，无疑就可以更好地与文学对话并且就可以更好地进行语文教育。例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按照我们现在的语文教育的办法，学生与人类最优秀的文学经典作品之间的距离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也就是说，我们越教，经典作品的神奇就越是不存在。我们越教，经典作品的美的魅力就越是不存在。本来，我们应该通过我们的文学教育，让学生获得一种美的眼光；应该打开一个神奇的殿堂，让学生能够登堂入室，进入一个神奇的领域。但是不难发现，在我们的课堂上，你越是跟学生讲文学，他就越是觉得：唉，这些东西太没意思了。这个问题实在太严重、太严重了。我们的后代偏偏就在我们的语文课堂上失去了文学感觉。这种文学感觉的失去，实在是一件很糟糕、很糟糕的事情。
比如说，看鲁迅的作品我就经常去想一个问题，鲁迅为什么不写“黄世仁”，不写“白毛女”？我们经常说，鲁迅写了闰土，但是闰土是没有对立面的，我们也说，鲁迅写了祥林嫂，但是祥林嫂的对立面并不是鲁镇的那些地主老财。我们并不能反过来说，就是这些人导致了祥林嫂一生的悲剧，我们也不能反过来说，闰土存在一个对立面，比如说，有一个黄世仁的存在，有一个穆仁智的存在，有一个南霸天的存在，有一个刘文彩的存在。所以，当我们讲鲁迅作品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去思考，鲁迅比那些革命作家、那些红色作家高明在何处？通过鲁迅的作品，他希望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只有在文学中才能够看到的更深刻的社会现象？后来我慢慢意识到，其实鲁迅在《孔乙己》里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无爱的人间”，看看饭店的老板与食客，尤其是连饭店的小伙计都无聊到要以拿孔乙己来开玩笑去度日，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在已经冷漠、无聊到了除非拿别人去取笑、除非去关注别人的那些隐私的生活否则任何人都不会再去关注别人的地步了。这就是“死水”般的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也是鲁迅所看到的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悲哀。然而，鲁迅为什么能够看到呢？我们的红色作家为什么只看到了喜儿的痛苦，只看到了大春的痛苦呢？我想，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鲁迅知道什么才是文学的本原、文学的文学性、文学之为文学。他知道文学不是革命的枪炮，文学实际上只有一个尺子，就是以爱的名义来衡量我们的社会，它是不管这个社会是什么制度的，它是不管它所面对的对象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它是不管那个对象是进步，还是落后的。我们发现，其实在鲁迅的眼睛里有一个尺度，他永远站在人类最完美的角度看下来，他像上帝一样的俯瞰人间，然后他突然发现了，其实在阶级压迫的背后，在我们所说的种种的压迫背后，还存在着一个更深刻的原因——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正是这种冷漠造成了敌我的对抗，造成了阶级的对立。所以，他不去写阶级的压迫，而进而去写人与人之间冷漠的倾轧。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孔乙己的痛苦其实属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谁没有像那个饭店的小伙计那样对着弱者发出那样一种非常快乐同时又非常残忍的笑声呢？
在《祝福》里也是一样，我觉得在《祝福》里我们应该看到更多的东西，那就是鲁迅关注到的我们这个民族最深刻的生命肌理里的那些现象。现在想一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好，《暴风骤雨》也好，包括后来的《金光大道》、《艳阳天》也好，其实都没有超过世纪初的鲁迅。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的写作技巧。鲁迅的写作技巧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真的不是很高。鲁迅写小说的经验也真的不是很丰富，所以，鲁迅自己很诚实，他说我写不了长篇。因为你要写长篇，要有很高的驾驭能力的，鲁迅说我驾驭不了。他顶多就是在短篇之外去写个把中篇。但是，鲁迅对中国社会的把握是有他的眼光的。鲁迅在阶级压迫的背后，看到了更深刻的东西，就是——无爱。而且，更重要的是：到哪里去寻找爱呢？所以，有时候我想，鲁迅把作品叫做《祝福》是鲁迅的一种无奈，这是一种包括鲁迅在内的人都解决不了的无奈，因为我始终觉得《祝福》这篇小说最大奥秘就是——它是一个没有祝福的“祝福”！这个小说里什么地方发出了祝福呢？祥林嫂临死前追着“我”去问——鲁迅笔下的“我”代表了我们这个社会的良心：人间什么地方有温暖？什么地方有光明？什么地方可以使我快乐起来呢？鲁迅的回答是——逃跑。在另一次报告中，我曾经突发奇想地说过，其实我们看一看俄罗斯的文学，我们就知道，鲁迅的这种描写是何等的令人震惊。鲁迅看到的是我们这个民族所有的人生存都没有理由而且我们也没有给他们理由的这样一种非常冷酷的现实。我们这个民族太缺乏这种东西了。看看俄罗斯的小说，俄罗斯的小说大家写到贫苦的老百姓，起码还能够为他找到一匹马去对话 。但是我们的祥林嫂却没有一个对象能和她对话。这种“失爱”的痛苦恰恰就是鲁迅的发现。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们对文学的洞察能够更深刻一点儿，我们对那些最美好的文学作品的美好就可以挖掘得更多一点儿了。否则，我们自身就会成为经典作品和我们学生之间的障碍。
顺便说一句，这些年来，在讲课和做报告的时候我已经很少再讲理论了，而就是讲作品。我现在在南大开课，名称叫“美学与中国文化”，其中就重点讲中国的几部作品，当然，我并不是去讲作品分析，我是要去讲这些作品背后的美学智慧，包括其中的美学成功或者美学失败。因此我会把这几部作品讲得比较深、比较透，而且进而总结审美经验，让学生因此而知道怎么去审美，换言之，过去我们特别喜欢“理论联系实际”，往往先弄一套空洞的理论，然后再联系具体作品说，你看，这个作品怎么写的，那个作品怎么写的，可是，实际上我们一开始就作为宝贝的那套理论却根本就是错误的。那个理论根本就没有被人承认，甚至连提倡的人都未必相信。那么，应该怎么办呢？我慢慢意识到，其实有一个东西是不可能欺骗我们的，那就是那些最伟大的作家的最伟大的创作。它绝不可能欺骗我们，我们看它的眼光可能不对，但是这些作品本身是肯定对的。后来我就找到了一个新的办法，我不再走“理论联系实际”的老路，而去走“实际联系理论”的新路。讲最好的东西，就是要在这些作品身上总结一些能够站得住的理论，并且去培育自己的美学眼光。我发现，这样一来学生们都说自己的收获比较大，而且开始知道了如何去阅读文学作品。
在这方面，有两个例子，对我们教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跟中国的李清照有关，她有一首词写得很好。她写：她头天晚上喝了点儿酒，然后早上一听，外面还在下雨，就喊她的丫鬟，她说你把帘子卷起来，看看外面的海棠花有没有变化，她的丫鬟呢，把帘子一卷，到处看看，就回来跟她说：没什么变化，“海棠依旧”。她说，你再看看，丫鬟又看，回来又说，确实没什么变化，于是李清照说，你这个人就是没有一点美学的眼光啊，实际上是有变化的。什么变化呢？“绿肥红瘦”。各位看看，同样是一个世界，这个就相当于一部作品，如果在对文学的特性不了解的那个“卷帘人”的眼中，她会看到的什么呢？“海棠依旧”，但是如果在有美学眼光的人眼看到的是什么呢？“绿肥红瘦”。我想，我们每一个教师，其实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我们要能够在“海棠依旧”的背后看到“绿肥红瘦”。只有具备了这样一个基本的美学眼光，我们才可以做一个称职的教师。还有一个例子是西方的，西方神话里也有一个同样的故事，这就是金苹果的故事。国王跟一个女神结婚，他忘了请一个仙女来吃饭，结果没想到她对吃饭的事很重视，因此他非常恼火。于是她就从天上扔了一个苹果扔下来，而地上的三个女性就开始抢。一个人说，我有权力，所以苹果应该给我；一个人说我有智慧，所以苹果该给我；第三个人说，我有美丽，所以苹果该给我；而结果，大家是早已经知道了的，那就是给了拥有美丽的女性。打击一定都还记得，这个苹果上是刻了四个字的，那就是：给最美者！
我觉得，这两个例子禀赋的实在是一个很重要也很必须的眼光。那么，在教学中，我们能不能做到把“金苹果”给最美者呢？我们能不能做到在“海棠依旧”的背后看到“绿肥红瘦”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也是一个我们无可躲避而且必须回答的问题。而要如此，那我们就必须完成这样的一个转换，就是必须要正面面对一个问题：文学与爱同在，我们必须从这样一个最简单的常识开始。我们必须重申这样一个最简单的常识。我们必须要回归爱的文学，并且回归爱的教育。
当然，如果只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你讲这个我也并不反对，我们也经常讲要有“爱”呀。这里，我要做一个必须的说明，那就是，我在这里所讲的爱，与中国人一般所讲的爱并不一样。一说到爱，我们中国人就立刻联想到了两个东西：一个是爱情，一个是爱国，但是，这两个东西都不是我所讲的爱。其实，爱并不是针对一个具体的东西的，例如爱人，例如祖国，而是你对这个世界的态度。这是一种你对这个世界的绝对负责的态度，是一种你对美好的东西的绝对坚信的态度。它不是指爱一个东西，而是指“爱”本身。所以，美学一般所说的爱都是指一种精神的维度，一种精神的眼光，一种人类的生存态度。或者说是指的生命的地平线。显然，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讨论文学，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文学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最神奇的角度，它也才有了足够的生存理由。
二
那么，怎么去说明文学的理由就是与爱同在呢？这些年我也经常地去想，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只要有两个角度就完全可以加以说明。
第一个角度，可以从文学的根源的角度来讨论，也就是从文学为什么会产生或者说从人类为什么需要文学的角度来讨论。人类为什么需要文学呢？过去人们也曾讲过一些理由，比如说，是因为文学要反映现实，但是现在我们发现，不是这样的。要反映现实那完全用不着文学的，现在的电视就是最好的武器，报纸也比我们的文学强，我们的文学离现实实在还是太远了。那么，人类到底为什么会发明了文学呢？文学存在的最根本的理由是什么呢？对此，我们必须要从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的角度来加以说明。我们知道，人是一种永不满足的存在，人和所有的动物都不一样，他是一个从来不满足于现状的存在，而文学就是他希望冲破现状，希望走向美好未来的这样一种永不满足的存在的永恒的证明。而人类为什么要和爱站在一起？其实也就是因为他要和未来站在一起，要和理想站在一起，要跟完美、要跟创造、要跟开放这样一些最美好的东西站在一起。这样一些最美好的东西的集中体现就是：爱。对此，人类只有用文学的方式来表现，他再没有别的方式了。中国古代有句老话：“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是中国最传统的解释文学和艺术的产生的原因的话了。而这句话里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字：不足。人类最大的奥秘就是“不足”，而人类如果想把他的“不足”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那他无疑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任何一种现实的方式去加以表现，例如政治的方式、军事的方式、经济的方式，这些方式都无法全面地满足人类的“不足”，而只能局部地满足，那么，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全面地加以满足呢？只有文学（只有审美活动），这就是此处所提到的“嗟叹”、“永歌”乃至“手舞”和“足蹈”。所以，如果人类要找到一个方式把他理想的那一面表达出来，如果人类要向世界证明：他是人，他不是动物。那么，他只有一个方式，那就是借助于文学。因为我爱故我在，因此，我文学故我在。弗罗伊德说：人类的第一个人应该是诗人，人类的最后一个人也应该是诗人，其中的道理，应该就在这里吧？！
在这个世界上，人的产生实在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谜团。我们经常说，人的诞生是大自然进化的必然。其实，这种必然之中又充满了很多很多的偶然。以至于很多科学家都会说，人的产生真是一件最不可思议的奇迹。倘若再联想到有些科学家说的人类还曾经被毁灭过一次甚至多次，并且还不断地挖掘被毁灭的人类存在的遗痕，那么，这个奇迹就更堪称奇迹了。你看，这个奇迹在宇宙中甚至已经出现了好几次了。那真是奇迹中的奇迹了。然而，奇迹还不仅仅如此，看看人之为人的生存方式，你会发现更多的奇迹。原来，在大自然所有的生命存在方式里，人类是最软弱和最不堪一击的。我们今天当然已经很强大，我们已经强大到了可以把所有的动物都消灭掉的地步，但是我们却忘了最为不堪的一幕：在很遥远、很遥远的历史的开端，人类曾经是这个世界上最软弱的存在。《扬子晚报》上曾经登过一个专家的访谈，他说为什么《西游记》里的动物都喜欢吃唐僧肉呢？其中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人肉最好吃。而且，在最原始的生命发生和发育的时期，人肉可能是很多动物的美食，很可能是很多动物的盘中餐。唐僧肉正是这一原始意象的痕迹。我们想一想，这有没有道理呢？可能还是有些道理的。现在，人类的科学和人类的历史的发展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基本的答案，这就是现在学术界的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从生命的进化的角度看，人类曾经是这个世界最软弱的生命。例如，大自然在造就所有动物的时候都给了它一个生存利器，我们把这叫做生命的确定性。比如说，猫吃老鼠，这是谁教的呢？都不是；比如说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是谁教的呢？也都不是。大自然在进化的链条里是一环扣一环，在进化的一开始就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所以，老虎生下来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是事先规定好的。而且，任何一个动物都有他的下一个链条可以侵犯，同时，它也有可能被上一个链条所吞噬。可是，其中有一个存在却是非常反常的，那就是人。人是一种未确定性的动物，连老鼠生下来都会打洞，但是人生下来却没有任何的确定性，人能做什么呢？一开始他什么都不能做，他面临的困境就是被很多的野生动物所捕食，但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也恰恰就发生在人的身上。那就是尽管人曾经是最弱小、最不堪一击的动物，但是结果人类竟然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动物，人类曾经没有豹子跑得快，所以他会被豹子所吞噬，但是现在人类所创造出的飞行器比豹子跑得要快得多，人的鼻子也曾经没有豺狼的鼻子灵敏，但是人类现在所发明的各种各样的探测仪器，也绝不是豺狼可以企及的。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变化呢？这里面的变化只有一点，这一点就是：因为人一开始的一无所能，最后就变成了无所不能。也就是说，恰恰因为人类在一开始处于绝对劣势地位，结果就使得他必须奋发图强，必须弃旧图新，必须不断为自己创造所“能”。最终，在所有的动物里，只有人跟动物被根本地区别开了？这个区别就在于：只有人是以“创造”作为自己的本性的。所的动物的生命过程都是已知的，结果也是宿命的，而它的生命过程却可以忽略不计。那么，动物有自己的文学吗？无疑并没有，因为其中都是大同小异的故事。而人的故事却是可歌可泣的。为什么呢？就在于人类把自己的生命过程变得无比丰富多彩，甚至把自己的生命过程变得连自己都不认识了。李白有一句词写得非常好，我并且一直觉得，这应该是美学思路的一个基本指南，他说：“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对于动物而言，归程是肯定的，归程就是归程，但是对于人类来说，归程已经成为“过程”，“归程”已经被延伸成为“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人类来说，他的归程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过程，才是一切。而这样的一种人类生命发展的基本特征实际上也就是人类的文学得以存在的最为根本的理由。人类是生活在过程里的，而这种过程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人类永远不满足，永远希望追求更美好的和最美好的东西。而文学作品则是把这一切都酣畅淋漓地表达了出来而已。换言之，对于这种生命过程的关注，就使得人类开始关注到了人类在动物身上永远找不到的创造的属性、开放的属性、创新的属性、面向未来的属性和追求完美的属性。而这些根本的东西，当它表现在文学里的时候，它就成为文学至高无上的使命。
这一切，让我想起了西方的西西弗斯：他要推石头上山，但是，石头推上去以后就又坠落下来了。坠落下来以后怎么办呢？他毫无怨言，再上山去推。这，无疑就是我所指出的那种人类的永恒创造的精神。其实，文学就永远是西西弗斯的见证。它见证着人类的追求。
推而广之，这也就是文学的写照：因为有爱才有追求，因为有爱才有对未来美好的愿景存在。因此，人之为人，说到底就是“我爱故我在”，而文学也就是“我爱故我在”的见证。今天在座的人中可能有不少人都看过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那么，各位是否还记得俄狄浦斯王濒临死亡的时候所说的那句名言吗？“你们在快乐的日子里，要念及死去的我，那你们就会永远幸福。”各位一定都看过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那么是否还记得哈姆雷特在临死的时候说的那句名言呢？他说：希望他的朋友能够把他的故事记录下来，他说，希望后人能够记起他的故事。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评论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说过的一段话：“到了地球的尽头问人们：‘你们可明白了你们在地球上的生活?你们该怎样总结这一生活呢?’那时，人们便可以默默地把《堂吉诃德》递过去，说：‘这就是我给生活做的总结。你们难道能因为这个而责备我吗?’”其中说的，自然也是生命的见证。还有中国人的那句名言：诗言志。其中孜孜以求的，仍旧是生命的见证。那么，生命为什么一定需要见证？还不是因为这是人类生命的无限的超越过程当中的唯一证明？而一代代的后人之所以要去看文学作品，也正是要看到这个被时刻见证着的东西啊。
说到这里，我想问：文学的魅力何在？这个问题真是颇费思量。高尔基第一次读小说后，为文学的魅力所震撼，但是又不知道原因在哪里，他干脆就把书放到阳光下面去照，希望看到文字的背后到底还有着什么样的奥秘。海涅也很有意思，他看《堂吉诃德》时非常激动，情不自禁地大声朗读，他觉得，小鸟树木花草都为之动容。或者还可以再说说歌德的故事，他在看了莎士比亚的作品后说，它仅仅是被看了一眼，就让人终生折服。仿佛一个盲人，由于神手一指而突然得见天光，他甚至觉得自己“有了手和脚”。这，就是文学的魅力。那么，文学的魅力究竟何在呢？其实就在于它是“我爱故我在”的见证。在这方面，我一直觉得浙江的一个大儒马一浮先生有一句话说得很是经典：作为“我爱故我在”的见证的文学，可以使我们“如迷忽觉，如梦忽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确实，这就是文学啊。
当然，后来人类的精神状况演变得异常复杂，不但有爱，而且还有更多的失爱。因此，作为见证的文学也变得更为复杂。还举西西弗斯为例：当人类推石头上山的时候，他见证人类的成功；当石头滚落的时候，他见证人类的失败。这也就是说，在人类成功的时候，它为人类的爱作证；在人类失败的时候，它为人类的失爱作见证。
关于文学是失爱的见证，我要简单地解释几句，因为各位可能比较陌生，不像爱的见证那样比较容易理解。我记得马尔库塞说过：文学之为文学，就是“让人类面对那些他们所背叛了的梦想与他们所忘却了的罪恶”，这句话真应该给我们以有益的启迪。比如巴尔扎克的作品，讲巴尔扎克，我们的语文老师特别喜欢引恩格斯的话，实际上恩格斯这个人的文学细胞真的不是很多。他讲巴尔扎克完全是从非文学的角度而言的，他说：巴尔扎克是法国社会的书记官。这话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巴尔扎克记录的正是法国的“改革史”。可是，巴尔扎克记录的偏偏是法国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的那些拙劣的现象，这怎么解释呢？美学家的讲法是，这就叫做“批判现实主义”。但是我要说，如果我们今天还这样讲的话，虽不能算错，但是却肯定不能算好，更不能算是深刻。因为你并没有教会学生一种美学的眼光，学生要跟我们学的是那个“绿肥红瘦”，而不是那个“海棠依旧”。他跟我们学的是那个把金苹果“给最美者”，何况，连巴尔扎克自己都不会赞成我们对他的这样的评价。因为在《人间喜剧》序言里他自己就说过，他说：我之所以写人间喜剧，只是因为我想知道在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它的所做作为离理想的人性究竟有多近，或者有多远。而我们在书中所看到的其实也正是西方资产阶级在代表人类飞翔的时候，偏偏一不小心飞出了的动物的本性这样一些离人的“领空”越来越远了的东西，正是这个精神上的差距，被巴尔扎克用美学的尺子非常清楚地量给我们去看。他说：这就是我们的人性现实，这就是我们的人性真实。在这个意义上，他不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因为他面对的根本不是现实，而是人性，而且，他的立足点也根本不是“批判”，而只是——“悲悯”。是因人类的有限性而悲，也是为人类的有限性而悯。我再举一个例子，假如有一个作家要写希特勒，要让他进入文学作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写呢？我们是否简单地说他是杀人恶魔就足够了呢？完全不是这样。作为一个作家，他所要写的只会是：他本来也希望做一个人，可是结果却令人痛心，他失败了，这仍旧是爱的失败，仍旧值得我们去为之而悲悯。这样，你们会发现，其实在文学作品里是根本不存在谁对谁的批判的。最伟大的作品肯定也应该是最没有仇恨的作品。例如《红楼梦》，我觉得这真是中国文学作品里最好的、最伟大的作品，它是最温馨的，它给每一个人都带来了心灵的温暖，它只会让你的心灵更柔软，哪怕是面对失爱，它也绝不会让你的心灵变得更硬。
以上，就是从文学存在的根源的角度所做的一个讨论，各位想必已经看到：文学存在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为“我爱故我在”的人生作证。这就是文学存在的真正理由。你可以说文学没有这个功能或者那个功能，例如，文学不是反映生活，文学不是记录历史，文学也不要宣传道德。但是你绝对不能说文学不要为人类永恒的创造作证。这是一种精神维度。一种只有人才有的生存态度。由此，无限之维被充分敞开了。它敞开的，不但是人的真实状态，而且更是人之为人的终极根据。
三
下面，我要转到第二个角度，这第二个角度是：从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不论西方还是中国，其中最为伟大的作品无一例外的都是“我爱故我在”的见证。
证明文学的理由的最佳方式还是文学作品本身。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想我还是从我们的一个错误的思考方式开始。近年来，我逐渐发现我们在进行文学教育的时候是存在失误的，我们在思考文学的时候也是存在失误的。尽管我们特别喜欢强调理论上的创新，但是我们却很少强调一切的创新都必须从前人的成功之处开始。换言之，要创新，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前人所树立的思想标杆。例如，对于一个老师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告诉学生要如何、如何创新，而是要告诉学生，前人所树立的标杆在什么地方，本学科发展的最后一步在什么地方，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百上加斤易，千上加两难”。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一百斤上加上一斤，那应该很容易，对吧？但是如果我们在一千斤上加一两呢？那就很难、很难了。因此我们带学生时并不是要把自己的奇思怪想告诉他，而是要把导致前人成功的那一千斤究竟在哪里告诉他。这就叫：“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如果是个笨蛋师傅，他就会告诉你：哎，这个地方是一百斤，你上去再加一斤吧，当然，在这个地方就是再加十斤也没用，其结果，就是培养了废品，可如果是一个很好的师傅，他则会告诉你，哎，这个地方是一千斤，你上去再加一两吧，当然，在这个地方你的学生只要再加上一两也会为人类做出重大的贡献。其结果，就是培养了精品。
在这样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我们考虑文学作品存在的理由就一下子变得很简单了。不论西方还是中国，其中最为伟大的作品无疑都是那“一千斤”的所在，而找到了那“一千斤”得以存在的理由，自然也就找到了文学得以存在的理由。
那么，不论西方还是中国，其中最为伟大的作品的那“一千斤”得以存在的理由何在呢？在我看来，就在于它们都在逐渐地缩短和爱的距离，都在逐渐地向爱靠拢，都在非常努力地使自己成为爱和失爱的见证。这就是一个我们在中西方文学中所看到的基本的历史走向。从古希腊文明一直到今天，西方的文学始终在围绕一个轴心运转，那就是：爱。我们应该很公正地说：西方文学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爱的觉醒的历史。西方文学的历史始终是与爱同在的。而中国的文学历史则在一开始就走了弯路，但是后来也逐渐进入了正轨，逐渐也开始与爱同在。这，是一个总的走向。
下面，我想稍微做一个解释。
首先我们来看西方文学，在我看来，西方的文学存在着两个文学传统，他们都是人之为人的见证，不过，不同的是一个是“我思故我在”的见证或者“我欲故我在”的见证。一个是“我爱故我在”的见证。前者着眼的是人的现实本性，认为人的现实本性“理”所当然和“欲”所当然地应该进入文学，而文学的功能也就是反映生活或者表现生活，代表作品是古典主义文学或者文艺复兴文学，这是一个为中国人所熟悉的文学传统、理性传统（非理性只是它的反面而已），但是，却并非一个真正文学的传统。其中的原因，其实我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这一切都是文学的理由，但是却并非最最根本的理由。后者着眼的是人类的超越本性，也就是永远追求的本性，各位现在可能马上就意识到了，是的，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文学传统，所谓爱的传统，也才是西方文学的贡献之所在。这就是西方文学的那个“一千斤”啊。可惜的是，我们在了解西方文学的时候，往往不太注意对这两个文学传统加以认真的区分，因此也就严重影响了我们对于西方文学的深刻理解。
简单地说，西方文学的爱的传统来源于西方源远流长的基督教精神。
我已经说过，西方文学的历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爱的觉醒的历程，而这个历程的起点，就是：基督教精神。在此之前，是我们所十分熟悉的希腊精神。不过，西方人在希腊精神中还并没有真正找到爱，也还没有开始爱的觉醒。它是基于理性，从人的自然本能需求出发关注人自身所遇到的问题，并去追问产生的原因。它尽管肯定的也是人，但是肯定的却不是人的超越性，它也有困惑，但是却从位意识到人类自身的有限性。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希腊精神”其实只是“美的精神”而不是“爱的精神”，例如，黑格尔就说：希腊人建设的是“美的家园”；马克思也说：它是“美的、艺术的、自由的、人性的宗教”；威尔•杜兰则说：它是富于人性的宗教。希腊人自己（著名的雅典公民伯里克利斯）干脆宣称：我们是爱美的人。而基督教精神的诞生则重新定义了一切。随之而诞生的，则是一种新的阐释世界的模式。以神为本取代了以人为本，人不再是理性的动物，而成为信仰的动物，在这里，信仰肯定的也同样是人，但是肯定的却是人类的超越本性。人类精神中的内在神性因此而被呈现出来。人类再造一个现实中从不曾有过的想象世界的精神需要被提升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不难看出，这里的再造一个现实中从不曾有过的想象世界的精神需要其实就是爱的需要，而文学，则成为爱的需要的见证。
正是西方的基督教精神造就了西方文学的爱的传统。不过，由于时代的不同，其中的侧重又有所不同。最初是由神到人，推崇的是“人是信仰与爱的工具”，强调的是爱的客观模式，这是一种基于“信仰后的理解”之上的爱。代表性的作家，就是但丁。但丁的《神曲》就意味着基督精神的诞生，也就是爱的精神的诞生。因此西方有人曾说，但丁是个伟大的窃贼，在一个引人瞩目的世纪末，他从教会的腐烂躯壳中窃取了宗教精神这个灵魂。而也正是从但丁的《神曲》开始，西方文学才被带到了一个正确的道路之上。通过它，人的神性得以觉醒，爱的客观模式得以建立。有爱的生活才值得一过，有信仰的生活才值得一过。这，就是西方文学的觉醒！
300年后，在但丁之后，又是在世纪末，我们看到了西方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贡献何在呢？就在于当由但丁开始的西方爱的客观模式开始失落之时，面对着神性觉醒之后的神性惶恐，他仍旧孜孜以求通向爱的道路。我们看《但丁》时会发现，但丁是胸有成竹的。因为那个时候但丁不用考虑在现实生活里怎么解决问题，他只要告诉你，理想的生活是有信仰的生活和有爱的生活，因此，他的作品就成为爱的见证。但是到了莎士比亚呢？他要回答什么问题呢？莎士比亚要回答的就是人能否以爱的名义去面对生活。遗憾的是，他的答案是否定的。因此，他的作品也就成为失爱的见证。各位应该记得，莎士比亚在写《哈姆雷特》的时候就已经在向我们提示着这样一个深刻的发现。他说：我们要代表美好和正义的东西去行动，“这是上天的意思，……使我成为代天行刑的凶器和使者” ，也就是所谓的“替天行道”，我是否能够胜任呢？我是否能够捍卫更美好的东西和不让世界变得更不美好呢？莎士比亚的答案是：否！他发现；人类固然发现了爱的力量，但是人类却离这种力量最远。因为对爱的维护与固守并不是人类的天性，而是人类要艰难地学习的一个终极目标，是人类要从动物性里蜕变出来以后才能够追求得到的一个最美丽、最灿烂的目标。莎士比亚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他突然发现，人类离这个目标差得太远、太远了！在文艺复兴的时代，理性传统的文学曾经宣称人类是无限大的人，这一宣称至今在中国也影响巨大，但是早在莎士比亚的时代，他就已经意识到：人类实际只是无限小的人。而这正是莎士比亚的贡献。他笔下的哈姆雷特就一再宣称，人，并不伟大：“可是在我看来，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 “我把我的生命看得不值一根针” ，“我们这些为造化所玩弄的愚人” 哈姆雷特而且感叹：“像我这种人爬行于天地间，所为何事？” 人还只是个爬行动物，这实在是莎士比亚的非常伟大的发现。这个发现让我们意识到，原来人的动物性还如此的强大，尽管爱的力量很伟大，但是爱的路途却更遥远。比莎士比亚晚出生仅仅几十年的帕斯卡尔说：“人既不是天使，又不是禽兽；但不幸就在于想表现为天使的人却表现为禽兽。” 在这里，“想表现为天使的人却表现为禽兽”，就正是莎士比亚所看到的真实一幕。
时间又过去了200年，还是在世纪末，在莎士比亚之后，西方文学的爱的传统开始转向由人到神，推崇的是“人是独立的精神个体”，强调的是爱的主观模式，这是一种基于“理解后的信仰”之上的爱，代表性的作家，就是歌德。取代“哈姆雷特式的忧郁”的，则是著名的“浮士德精神”。爱的主观信仰应该如何建立？歌德用浮士德的故事告诉我们：只有永远生活在过程里，不断地追求，死后才能得救。那也就是说，“凡人不断努力，我们才能济度”，你要不断地去创造，不断地去创新，不断地走向开放，不断地走向永恒，最终你才能够被上帝搭救。在这里，其实那个“被上帝搭救”已经是一个虚拟语了，真实的意思是：一个人只要把人的创造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就肯定是神。显然，浮士德实际上是在与命运进行着一场至观关重要的赌博。浮士德在赌什么呢？在赌爱的存在！他失败了五次，但是尽管失败，他却永远都不怀疑爱的存在。结果，他成功了，他最终被爱所搭救。而这，也正是西方文学所要告诉我们的真谛。
在歌德之后，西方文学中还有两个大作家值得注意。他们所面临的都是爱的主观模式的失落这一严峻局面。其中一个，是俄罗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过去歌德告诉我们，只要我们不断创造，上帝就会搭救你。这是因为他是把爱从外在的客观模式变成了内在的主观模式，所谓“爱在内心”，此时，人们还是有爱可依的。但是，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就是：上帝已经死去，“爱在内心”也已经非常可疑。这实在是人类最为尴尬和最感沉重的地方，在这方面，能够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的，只有尼采，可是尼采却只是预言了爱在内心的失败，所谓上帝死了，但是却没有全面地呈现出爱的挣扎，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他的不可超越，也恰恰因为他全面地呈现出了爱的挣扎。
另外一个大作家是卡夫卡。西方的当代文学，不管你怎么去投票，有一个人始终是稳列第一的，这就是卡夫卡。显然，卡夫卡在西方文学中的地位是非常重的。那么，他究竟重在什么地方呢？就重在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我们的爱的主观模式的溃败这一天才猜测完全地现实化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对于“爱在内心”的溃败还只是猜测，但是到了卡夫卡的时候，他却全面再现了这个猜测，爱的存在无疑是人类必胜的源泉。但是爱在何处呢？这个世界越来越荒诞了，爱就像一个“城堡”，那么，我们怎么才能找到爱呢？有天堂，但是没有道路，这就是卡夫卡为我们揭示的真相。而且，爱明明已经无处可寻但是他却还是要去孜孜寻求。无论如何，都继续去赌爱的存在与必胜，这，则是卡夫卡的抉择！
以上，就是西方与爱同在的文学传统的历程。当然，这是极为简略的，如果再详尽一点，我觉得起码还要加上雨果、荷尔德林、里尔克、安徒生、艾略特、帕斯捷尔纳克，等等。不过，限于时间，我就不去一一介绍了。
下面再看中国。
中国的文学传统是一个很重要也很令人困惑的问题。为此，我最近几年已经花了两本书的篇幅来专门讨论。一本是《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一本是《带着爱上路》。在我看来，中国文学也有两个文学传统。一个是从《诗经》到《水浒传》，这是一个“忧世”的文学传统，“以文学为生活”的文学传统，一个是从《山海经》到《红楼梦》，这是一个“忧生”的文学传统，“为文学而生活”的文学传统。而如果简单做个比较，各位可能马上就会发现，前者是一个为中国人所熟悉的文学传统，但是，却并非一个真正文学的传统。其中的原因，还是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的，“忧世”乃至“以文学为生活”着眼的是人的现实本性，这当然也是文学的理由，但是却并非最最根本的理由。而后者的“忧生”乃至“为文学而生活”着眼的却是人类的超越本性，也就是永远追求的本性，因此，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文学传统，换言之，这也是一个“爱的传统”，也正是中国文学的贡献之所在。就是中国文学的那个“一千斤”之所在。可惜的是，我们在了解中国文学的时候，往往不太注意对于这个文学传统的认真把握，因此也就导致了我们对于中国文学的深刻误解。
在这里，我必须强调的是，从《诗经》到《水浒传》的“忧世”的“以文学为生活”的文学传统给我们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很多人都奉之为经典。事实上，这是非常片面的。因为这个文学传统所代表的并非中国美学的真正精华，而且从王国维、鲁迅开始，也已经开始受到了美学家的尖锐批评。简单地说，这个传统尽管也有其正面的价值，但是它却毕竟并不与爱同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关键是人性把握上的失误。前面我讲到了西方的爱的传统。它认为人性本恶，不过，这里的人性本恶不是指的人会做坏事。而是指的人永远不可能完美。人是不完美的，人是有限的，所以人性本恶。这就是西方爱的传统给自己所规定的“原罪”。另一方面，人永远不可能完美，所以他才要永远追求完美；正因为人是有限的，他必须去追求无限。这就是西方爱的传统与爱同在而且为失爱而悲悯的全部理由。但是，中国的从《诗经》到《水浒传》的“忧世”的“以文学为生活”的文学传统却不这样认为。在它看来，人性本善，也就是说，人是完美的。所以，中国人喜欢说，满大街都是圣人。这是一种“原善”的观念。这样一来，它充其量也只是意识到了人性的复杂性，对于人性的有限性，它则是根本就没有察觉。因此也就既不需要与爱同在也不需要去为失爱而悲悯。例如以李杜苏辛为代表的唐诗宋词，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代表的小说，以《西厢记》、《牡丹亭》为代表的戏曲，确实应该说，都已经登美学之堂，可是也确实应该说，也毕竟还都没有最终入美学之室。其中的关键，就是把世界分成是非，把人分成好坏，然后去做一个判断，于是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就“粪土当年万户侯”。因此我们看到，在从《诗经》到《水浒传》的“忧世”的“以文学为生活”的文学传统里所有的一切都和西方爱的传统不同。西方所写的都是爱的故事或者失爱的故事。就爱的故事而言，它是人类超越本性的实现，因此引起的是作家的赞美之心；就失爱的故事而言，它是人类在实现自己的生命意志的冲动当中所犯下错误。他在表现自己的时候自以为是，结果犯了错误，因为作为人，他总有自大的可能。而这错误无疑是我们每一个人所都有可能犯的，因此引起的是作家的悲悯之心，是因人类的有限性而悲，也是为人类的有限性而悯。可是从《诗经》到《水浒传》的“忧世”的“以文学为生活”的文学传统就不同了，它所写的都是一些完全现实而且非常功利的故事，而没有写过一个爱的故事，也没有写过一个失爱的故事。在它看来，人性本善，如果是坏人犯错误，那肯定就是他自己的责任，是他本来如此；如果是好人遭受挫折，那肯定就是社会或者他人的责任。这样一来，人就被“妖魔化”或者被“神圣化”了。结果，既不会因为人类超越本性的实现而倾情赞美，更不必因人类的有限性而悲和为人类的有限性而悯。借用中国二十世纪的新儒家大师牟宗三先生的话说，它写出的只是“有恶而不可恕，以怨报怨”，又哪里谈得上悲悯呢？于是，一切的一切都只需要社会的裁决，而从来就不需要爱的莅临与出场。成王败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斤斤计较于现实的成败得失，缺少对于责任的共同承担，更缺乏一种爱的眼光。鲁迅曾经悲愤地宣称：这是一个“无爱的人间”，确实如此啊。
在中国，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从《山海经》到《红楼梦》的“忧生”的“为文学而生活”的文学传统。从《山海经》开始的中国文学传统无疑是令人神往的，中国的《山海经》时代曾经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是有生命创造力量的，所有的人都是有自由意志的。所有的人也都是很奋发向上的。但是我们很快就进入了一个颓废的时代，不但男性颓废，而且女性也颓废。在这个时代，《山海经》的传统被我们遗忘了。这个颓废的时代，与西周和秦汉的两次历史巨变密切相关。因此，中国的历史航向也随之出现了令人痛心的逆转，从《山海经》开始的中国文学传统也因此而夭折，并且被从《诗经》到《水浒传》的“忧世”的“以文学为生活”的文学传统所腰斩。但是，幸运的是，中国文学的这一真正的传统并没有就此断绝。例如“古诗十九首”，其中就有着纯正的美学眼光，它没有任何的功名利禄的想法，是最纯正的美学，也是最接近《山海经》的文学。我们可以想象，《山海经》里那些神仙到了老百姓的家庭里，大概也必然如此。所以，“古诗十九首”和《山海经》存在着一个非常严格的对应关系。当处理国家事务的时候，你是精卫，你是夸父；当处理个人事务，处理家庭事务的时候，你就是那个劝老公“努力加餐饭”的家庭妇女。再如李后主，李后主的词绝对是一流的。在人间李后主没有当个好皇帝，在文学的王国，李后主可绝对是最好的“词帝”。在李后主的作品里，禀赋了一种因人类的有限性而悲和为人类有限性而悯的情怀。王国维在论到李后主的词时说，“眼界始大，感慨遂深”，确实是这样。然后，是《金瓶梅》、《红楼梦》的横空出世。假如《金瓶梅》是中国人的“悲悯之书”，那么，《红楼梦》就是中国人的“爱的《圣经》”；假如《金瓶梅》是中国人所写的第一个失爱的故事，那么，《红楼梦》就是中国人所写的第一个爱的故事。尤其是《红楼梦》，从一开始，曹雪芹就问：开辟鸿蒙，谁为情种？这实在是开天辟地的一问啊。它意味着中国的“我爱故我在”的文学传统的正式诞生！
关于从《山海经》到《红楼梦》的“忧生”的“为文学而生活”的文学传统，希望你们去看我的《带着爱上路》，这是我的另外一个讲课记录稿，其中主要讲的，就是这个文学传统。我一直认为，只有这个文学传统，才是中国美学的精华，也才是我们所要继承的真正的美学谱系。我们只能去做也必须去做这个文学传统的传人。而在这里，我只能简单地说：正是《红楼梦》的出现让我们中国人知道了应该把美丽的金苹果给谁，也让我们中国人开始有了“绿肥红瘦”的眼光。《红楼梦》不但意识到了人性的复杂性，而且进而意识到了人性的有限性，第一次走出了《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怨恨之书的老套，而使自己成为第一本还泪之书、赎罪之书，第一本爱之书。你们一定都还记得：贾宝玉看到了一个个美丽女性的悲剧命运，但是却没有去寻找替罪羔羊，也没有去归罪于任何人，而是转而忏悔自己的“罪”，每每念及“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的时候，他就会去“愧”、去“悔”。“罪”、“愧”、“悔”，这三个字，就成为他所推崇的“我之襟怀笔墨”。而他写出的，也全然是“无罪之罪”、“无错之错”。牟宗三先生就把这叫做：“有恶而可恕，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显然，这才真正进入了美学之室。美学之为美学，就应该是一种终极关怀，就应该永远因人类的有限性而悲和为人类的有限性而悯。因此，《红楼梦》也就成为有史以来的第一本还泪之书、赎罪之书，第一本爱之书。以爱心面对人生，只有有信仰的生活和有爱的生活才值得一过，这就是《红楼梦》告诉我们的全部。
当然，从《山海经》到《红楼梦》的“忧生”的“为文学而生活”的文学传统并非中国文学的主流，但是，这恰恰是中国文学的不幸，而不能成为我们拒绝皈依于这一传统的理由。而且，在我看来，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文学传统，中国文学才有了自己的高度，也才有了自己的尊严。而且，令人欣慰的是，从《山海经》到《红楼梦》的“忧生”的“为文学而生活”的文学传统也并非代无传人。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穆旦、海子、史铁生，应该都是它的传人。像张爱玲，这个绝版的天才作家，其实就是“女中鲁迅”。17岁时，张爱玲就说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衣袍，爬满了虱子。”男男女女华丽的外表下却包藏着人性的暗疾，犹如在灵魂中却蜇伏着的啃啮着人性的“虱子”，人类失爱的困境，被她呈现而出。更让人敬佩的是，张爱玲并没有写过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在她的笔下，人人都自行其事、自说自话，可是最终的结果偏偏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命运的“无缘无故”的陷阱。没有一个人在命运面前不是“闯了祸的小孩”，不是被命运推搡着而茫然不知所措地前行。沈从文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大作家，在他的作品里，你可以发现，生命的尊严、生命的爱在他的眼里都是无限“庄严”的，而他写小说则是去反映这个“生命”的无限庄严和无限的美，是去展现生命的神性，是去看护生命的尊严。看到生命中爱与美的获得，他去表现——去赞美；看到在命运的沉重碾压下美和爱的沦落飘零，他也去表现——去悲悯，在他的作品中，充盈着爱的力量和爱的觉醒。还有史铁生，对于这个作家，其实我有很多话想说，但是在这里，我只想推荐他的《病隙碎笔》，他的作品离爱究竟有多近，各位一看便知。
上面是我对中西文学传统的一个简单勾勒，大家可以看出，不论是西方文学传统，还是中国文学传统，都是“我爱故我在”的见证。我记得博尔赫斯说过：所有的书都是一本书。那么，我要说，不论是西方文学传统，还是中国文学传统，所有的传统都是一个传统——爱的传统；所有的作品也都是一本书——爱的大书。
四
在讨论了文学的理由就是与爱同在以后，我们有必要再一次回到在我讲座开始时就已经涉及的我们的语文教育本身。
今天我面对的都是同行，尽管我们站在不同的讲台上，但是我们面对的却都是学生，而我们所传授的则都是文学。那么，我们的语文教育最主要的应该是什么教育呢？我相信诸位一定各有各的想法，但是我坚持认为，我们的语文教育再有多少、多少理由都不能淹没其中的一个最最根本的理由：它必须是给人性以尊严的教育，它也必须是给文学以尊严的教育。一句话，它必须是爱的教育。在我看来，如果我们的语文教育讲来讲去竟然离这些东西越来越远，讲来讲去竟然把这些东西都讲没有了，那我认为这就无论如何都只能是我们的语文教育的失败。
在此基础上，我有三点看法，亟待与在座的各位稍加讨论：
第一点，我们必须为自己的学生提供最好的精神营养。中国有句话说得十分形象：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意思是说，作为老师，他的责任首先必须是能够帮助自己的学生找到最好的精神营养，至于这些精神营养进入他的生命多少，滋润了他的生命多少，以及推动他的生命健康成长的力度多大，都还是其次的。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首先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好的精神营养。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认为就是我们做教师者的失职。而我之所以如此看重这个工作，原因有二——
其一是，我特别喜欢哈佛大学的校训：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与真理为友。我始终认为，这个校训实际是对于它自身的教育思想的一种最为深刻的总结。而鲁迅的话也同样给我以启迪，他说：用秕糠养大的一代青年是没有希望的。也因此，我在指导学生学习的时候，也经常要求他们，一定要“与爱为友，与美为友”。 费尔巴哈说：人就是他吃的东西。我们的学生明天所成为的，其实也就是他今天所吃下的。在长跑中只有被跑在最前面的领先者带跑，才有可能最终成为领先者。而最好的精神营养，也就是学生人生中的带跑者。斯特凡•格奥尔格说，《神曲》是“世代相传的书和学校”。黑格尔说荷马史诗是“古代人民的教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们都是最好的精神营养，喝安徽阜阳的劣质奶粉，是不可能长成巨人的啊。记得过去我的学生问我：在学习期间应该去看什么书籍，我回答他说，要去看五百年前就要看的和五百年后还要看的。我为什么这样说呢？相信在座的各位老师一定能够理解。顺便说一句，孔子谈到自己读书的体会时说，他是“玩索而有得”。什么书才能够让他“玩索而有得”呢？肯定是那些五百年前就要看的和五百年后还要看的书啊，否则，他既不可能去“玩索”，而且，就算是去“玩索”，也不可能“有得”的。
其次是，在为自己的学生提供最好的精神营养的问题上，我们曾经有过程度不同的重大失误。有一次我看到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封底的广告词，心里很有触动，这段广告词是：“高尔基是一座森林，这里有乔木、灌木、花草、野兽，而现在我们对高尔基的了解只是在这座森林里找到了蘑菇。”我马上在想，我们是否也存在只在有乔木、灌木、花草、野兽的“森林里找到了蘑菇”的失误？答案可想而知。我有一次去一所著名大学做报告，在他们的图书馆看到了他们为自己的大学生所开列的十本必读书：《雷锋的故事》、《卓娅与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这些书，我个人认为没有一本是必读的。例如《牛虻》，它跟俄罗斯的《青年近卫军》是一个系列，这种“青年近卫军”故事比我们中国的红卫兵故事好不了多少。再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它在俄罗斯根本就没有什么地位，俄罗斯赢得了世纪尊重的是它的那些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作品，《古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癌病房》，有一次说到这件事我过于愤怒，干脆愤而说过：就是《静静的顿河》也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好得多啊！五四时期也有不少导师乐于给学生开必读书，鲁迅为此而建议：应该少看中国书甚至不看中国书，他的理由是看中国书会使人沉静下去。言外之意其实也就是说，这些书都没有什么精神营养。如果联想一下，就会想到，鲁迅还说过中国人喝的是狼奶，他的意思已经不言自明。那么，什么样的书才有最好的营养呢？我用一句形象的话来概括：与爱最近、与美最近。我们必须以这些书来构建一个具有最好的精神营养的精神谱系。我刚才说了，里尔克说“罗丹是一个老人”，我说我很受震动。可是，倘若罗丹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老人”，那么是什么使得他足以成为“老人”呢？为什么我们以及我们的学生就始终不是一个“老人”呢？我们一定要找到构成罗丹的精神谱系的那些东西，这样，我们以及我们的学生才有可能成为“老人”。
第二点，我们的语文教育必须回归爱的教育。我前面已经讨论过，人之为人，说到底就是“我爱故我在”，而文学也就是“我爱故我在”的见证。既然如此，我们的语文教育，就应该坚定不移地回归爱的教育这一根本。有时候，我一讲到爱的重要性，有些同学就会说：“哎，这些都是梦呓，是空洞的空想。”但是我们要知道，正是因为有“梦呓”、有“空想”才有了人本身，如果人类连这些“梦呓”、“空想”都不尊重不呵护，如果人类连对理想的仰望和期待都抛却了，那人类还有什么理由继续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呢？要知道，人类恰恰因为尊重和呵护了这些“梦呓”、“空想”，才一天天地变得真实起来。面对残酷的命运，人类永远可以说：尽管我必然会失败，但是我毕竟我比你更高贵！从现实的角度说，爱确实毫无用处，可是理想的角度看，爱却有其无用之用，爱最没用也最有用。爱是生命中的空气，爱是人体中的钙，事实上须臾不可或缺。也因此，爱的教育无异于一种必要的储蓄。我经常说，我们的语文教育就其实质而言，必须是一种爱的储蓄。在我看来，不论是人类的进步还是个人的进步，都离不开爱的储蓄。只有一点点儿地去储蓄光明的东西，温暖的东西，充满爱意的东西，人类才能够有力量。而这，也正是我们的语文教育的使命。在语文教育中，我们要一点点儿地储蓄光明的东西，温暖的东西，充满爱意的东西，这些东西正是学生能够面对不那么美、不那么有爱心的社会的真正强大的力量。
借这个机会，我要呼吁重读安徒生。试想，在人类的小学教育开始正式诞生的时候，安徒生的童话为什么会相应产生？西方有三大童话，其中有两大童话是积累型的，而安徒生童话却是个人创造型的。那么，安徒生童话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应运而生呢？其实，就是顺应着爱的教育的需要。阅读安徒生的童话，如果不跟爱的教育联系，而只是把它看成童话，那我们就不会理解安徒生。安徒生的童话为什么会在全世界无胫而走，他的童话为什么会在全世界产生这么大的魅力？其实就是因为他的童话与爱最近啊。
以《卖火柴的小女孩》为例，1919年初，《新青年》杂志刊登了周作人翻译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它因此也就成了第一篇被介译到中国的安徒生童话，可是，这个中国人最熟悉也最容易理解的故事，恰恰也偏偏就成为被中国人所误读最深的故事。《卖火柴的小女孩》成了丹麦版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故事，成了阶级压迫活生生的教材。但是，人们并没有注意到：安徒生并不是杜工部。
确实，安徒生也写到了贫困与死亡，但是他所关注的始终是快乐与爱。也许在他看来，穷人并不“穷”，只是不“富”。因此穷者固“穷”，但只要心中有爱，就仍是人世间最大的幸福。不妨回想一下小女孩点燃那四根火柴时所看到的：温暖的火炉、美丽的烤鹅、幸福的圣诞树、和蔼的老祖母 ，这一切是不是都充满了光明和温柔？不妨再回想一下小女孩最后点燃的那一把火柴：
这些火柴发出强烈的光芒，照得比大白天还要明朗。祖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显得美丽和高大。她把小姑娘抱起来，搂到怀里。她们两人在光明和快乐中飞走了，越飞越高，飞到既没有寒冷，也没有 饥饿，也没有忧愁的那块地方——她们是跟上帝在一起。
“她们是跟上帝在一起”，显然，这正是安徒生为小女孩所指引的幸福之路。不过，说起来真的是很遗憾。这句话在我们的语文课本里曾经被删掉了。顺便做个介绍，在别的地方，我曾经看到过安徒生关于“幸福”的看法，他是这样说的：“使得人们幸福的并不是艺术家不朽的名声，并不是王冠的光辉；幸福存在于人们对清贫的满足，存在于爱人和被人爱之中。” 显然，在安徒生看来，有爱的生活就是幸福的。而这个小女孩显然是“有爱的”，因此她当然就是幸福的！因此，她不是“在痛苦中死去”，而是“在幸福中死去”。也因此，她不是“含恨而亡”而是“感恩而去”。我经常说：对于幸福的感恩不算什么，重要的是对于不幸的感恩。《卖火柴的小女孩》就写了对于不幸的感恩。安徒生的描写你们肯定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她的双颊通红，嘴唇发出微笑”，“谁也不知道，她曾经看到过多么美丽的东西，她曾经是多么光荣地跟祖母一起，走到新年的幸福中去。” 有爱就是幸福的，心中有爱，即便死亡也可以如此美丽。而对于全世界所有阅读到这则故事的贫苦的孩子来说，它就像一把温暖心灵、照亮生命的火柴，因为——至少还有“爱”。
再以《海的女儿》为例，这是一个关于爱、眼泪和“不灭的灵魂”的故事，蕴涵了西方关于爱的全部思考。值得一提的是，《海的女儿》并不是对“人性”之爱的赞美诗，而是对超越性的“神性”之爱的一曲颂歌。“人鱼是没有不灭的灵魂的，而且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灵魂，除非她获得了一个凡人的爱情。她的永恒的存在要依靠外来的力量。” 倘若一切只是如此，或许还是我们所能够理解的，也并不难理解。但是，为我们所难以理解的却是：他并不爱她。一切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究竟是杀死王子？还是——杀死自己？当然是杀死自己。因为杀死王子岂不就是杀死了自己的选择、杀死了自己的坚持、杀死了自己的爱情，因此，只有杀死自己，只有变成泡沫，但是——仍旧含泪地向王子张望……或许，在一个传统的中国人看来，这样的一切都是非常费解的。可是，这就是爱！在爱的世界之中是没有应该与不应该，而只有愿意还是不愿意！愿意永远大于应该。只要愿意，就是幸福的。小人鱼是为了爱而化成泡沫的，她是幸福的。
令人欣慰的是，“小人鱼并没有感到灭亡。她看到光明的太阳，同时在她上面飞着无数透明的、美丽的生物。透过它们，她可以看到船上的白帆和天空的彩云。” 是的，她怎么会灭亡呢？歌德的箴言说“凡人不断努力，我们才能济度” 。小人鱼最终发现，可以拯救自己的，不是“把我一生的幸福放在他手里” ，“对他献出我的生命” 的凡人的爱情，而是超越了“爱着谁”的神性的“爱”本身。
“‘我将向谁走去呢？’她问。‘到天空的女儿那儿去呀！’别的声音回答说。”
“你，可怜的小人鱼，像我们一样，曾经全心全意地为那个目标而奋斗。你忍受过痛苦；你坚持下去了；你已经超升到精灵的世界里来了。通过你的善良的工作，在三百年以后，你就可以为你自己创造出一个不灭的灵魂。”
“小人鱼向上帝的太阳举起了她光亮的手臂，她第一次感到要流出眼泪。”
爱是永远不会死去的，“不灭的灵魂”就是“爱”！因此，永远去赌爱的存在！永远坚信爱能够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不灭的灵魂”。我只能说：这才是爱！
如果说《海的女儿》对于“爱”的思考是痛苦的，在“利刃上行走”的最终指向是爱的升华，那么，《丑小鸭》则象征着人类对于“人”的思考，最沉重的思考。在这沉重的思考面前，“怒其不争，哀其不幸”是一句何等自以为是的蠢话！所谓的“精英”和“庸众”，其实并无二致——你、我、他，都是“不幸的人”。能够拯救我们的，唯有爱！爱，使生命重生。
现在如果回想一下，你们会在牧场里看到什么？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看到动物在“喧闹”和“争夺”中生存，因为它们认定：“世界就是这个样子！” 沼泽地里的野鸭只关心“你不跟我们族里任何鸭子结婚，对我们倒也没有什么大的关系” ；老太婆家的猫和母鸡张口闭口就说“我们和这个世界！” 他们认定自己才是世界上“最聪明的”，而他们的主人，则“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她更聪明的人” 了。而对于丑小鸭呢？她们是既无理解的同情也无同情的理解：“请相信我，这是一只吐绶鸡的蛋。……让他躺着吧，你尽管叫别的孩子去游泳好了。” 年老的客人说；“呸！瞧那小鸭的一副丑相！我们真看不惯！” 牧场里别的鸭子说；“你能够生蛋吗？……那么就请你不要发表意见。”“你能拱起背，发出咪咪的叫声和迸出火花吗？……那么，当有理智的人在讲话的时候，你就没有发表意见的必要！” 母鸡和猫说。更为可怕的是，她们是如此的冷漠，以至经常去随意处置他人的人生：
“那只小鸭太丑了，到处挨打，被排挤，被讥笑”；
“他长得太大、太特别了，……因此他必须挨打！”
“你这丑妖怪，希望猫儿把你抓去才好” ；
“孩子，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吧！……请你注意学习生蛋，或者咪咪地叫，或者迸出火花吧！”
……这岂是动物世界的故事？分明就是人间众生的画像。
生命的初生本源于偶然：容貌的美丑、性情的明暗、禀赋的高下、心志的强弱，谁可以预设？“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谁又可以说自己永远是巨人而且在任何空间和时间条件下都不是侏儒？历史已经、正在并仍将不断地告诉我们：人类对于自然、对于自身、对于精神一代又一代的全部质疑、探索、发现、聆听和谈论都只是接近的、暂时的、不完整的、未完成的和有待修正的，而且——还常常是错误的。事实上，人类只能以自己能够理解的局部视境去思考和理解全部世界，而这种把“牧场”错当成了“整个世界”的不幸，这种明明自己也是弱者但是却偏偏以强者自居并且随意地去处置别人的，几乎每天每时都在发生，而且可能发生或降临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然而，弱者的生存期望何在？唯有——在爱中重生。必须为丑小鸭感到庆幸，它毕竟还是碰到了一个充盈着爱心的母亲。“我还是在它上面多坐一会儿吧，”鸭妈妈错误地孵着一只天鹅蛋，但是她说，“我已经坐了这么久，就是再坐它一个星期也没有关系” ；丑小鸭长大以后，鸭妈妈也发现了它的另类，但是她却说：“他并不伤害谁呀”；“他不好看，但是他的脾气非常好。他游起水来也不比别人差——我还可以说，游得比别人好呢。我想他会慢慢长得漂亮的” ；“她说着，同时在他的脖颈上啄了一下，把他的羽毛理了一理”；“我想他的身体很结实，将来总会自己找到出路的。” 这真是一种伟大的母爱，正是它，给予了丑小鸭以生命的重生。
另一方面，还必须为丑小鸭感到庆幸，它毕竟觉悟到了爱的力量。在遭受到“被鸭子咬、被鸡群啄，被看管养鸡场的那个女佣人踢和在冬天受苦” 的种种不公平对待时，丑小鸭并没有因形貌丑陋而变得灵魂丑恶起来：即使他“太累了，太丧气了”也“尽量对大家恭恭敬敬地行礼” ；“坐在一个墙角里，心情非常不好”时“他想起了新鲜空气和太阳光” ；见到天鹅飞过，“他再也忘记不了这些美丽的鸟儿，这些幸福的鸟儿。……他爱他们，……他并不嫉妒他们” 。显然，对美的爱慕与梦想、对幸福的期待是支撑丑小鸭度过严冬的困苦和灾难的力量。不为他人的聒噪怂恿所左右；也不随波逐流地放逐生命；更不助纣为虐，与黑暗同流合污，就是这样，一个卑微的生命在爱的忍耐和与美好的期望中等待着重生。而且，令我们毫不意外的是，它等到了！
每个人都是丑小鸭，每个人也都是白天鹅，从丑小鸭到白天鹅，是生命在爱中重生的见证。而我们每一个人是否有权力决定别人谁值得活，谁不值得活呢？答案是否定的。这就是《丑小鸭》所要告诉我们的一切。
显然，这些故事完全不同于中国人所耳熟悉能详的“刘胡兰”们的故事，也完全不同于中国人所耳熟能详的“小兵张嘎”们、“潘冬子”们那样的故事，更与剥削、压迫、反抗、暴力无关，没有“春天的温暖”，也没有“秋风扫落叶”的无情。但是，它却是真正的故事、爱的故事。它是“没有画的画册”，也是“光荣的荆棘路”。它的主题，就是——永恒的爱。而且，童年虽然属于孩子，但是爱心却属于所有的人。因此，安徒生的文学作品才永远给我们以美的诱惑，我也才殷切地呼唤，希望我们能够重读安徒生童话。因为，在安徒生的童话中，我们才能够得以重生；我们的语文教育也才能够得以重生。
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想法：我们的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我一直认为鲁迅在五四的时候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鲁迅说，我们从来都是要求我们的后代去反省自己：说我们今天怎么做儿子？但是实际上更为重要的却是：我们今天怎么做父亲？我今天也想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我们今天怎么做老师？受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尤其是在美学观念已经被大大颠覆了的今天，我们做教师者自己是不是也要先受教育？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说到这个问题，我又想起了安徒生。
各位不知是否想过：安徒生为什么会是安徒生？对于这个问题，安徒生曾经给出过自己的答案：
在我们走向上帝的道路上，苦楚和痛苦消失了，美留下了，我把它看成是黑天空中的一道彩虹。
上帝在他的形象里创造的魂灵，
是不可侵犯的，也不会丢失
值得注意的是，安徒生逝世后被安葬在哥本哈根北郊的襄辅教堂陵园里。在墓碑上刻的就是这样的诗句：“上帝在他的形象里创造的魂灵，是不可侵犯的，也不会丢失。”
而美国大名鼎鼎的房龙也曾经给了我们一个答案：“神的火花在这个沉默的小男孩的心灵中孕育，像一场风暴那样不可抗拒。凡是上帝触摸过的人，不管他遭遇到多么无礼的对待和多么巨大的困难，他仍能实现他的梦想。” 安徒生为什么会是安徒生？那就是因为：安徒生是一个被上帝触摸过的人。
换一个词，安徒生本人和房龙的意思就更加明白了，安徒生是一个被爱触摸过的人。
因此，只有我们首先被爱触摸过，然后我们才能带着爱上路，去触摸我们的学生，这样看来，也许最为关键的是：我们愿不愿意去首先接受爱的触摸？
各位老师，我由衷地希望能够听到你们的回答！
就讲到这里吧，谢谢！（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