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庆节，校园静了，正好写东西。忽接友人短信：下雨啦，出来遛个弯？人艺上演《公民》，“大导”林兆华讲溥仪的故事，争议很大！还没回，电话来了。我说这年头，有哪样营销不靠“争议”吸引眼球？她说不是噱头，是溥仪亲属和授权传记作家严正质疑，说不定哪天就禁演了呢，您一定感兴趣！
被她说中了。我跟《我的前半生》一案，就是溥仪夫人李淑贤同溥仪的合作者李文达先生（及群众出版社）的马拉松官司，有点缘分。那是法学院二年级，选修知识产权，受该案启发，作了一篇论著作权回溯适用跟政法策略演变的文章。投去全美音乐作者与出版家协会（ASCAP），居然得了奖。我留学八年才回国探亲，用的是那笔奖金。而且马上，麻省两位参议员肯尼迪和克里就寄来了贺信——因我是麻省居民，协会通报了他们。其实那会儿法学刚入门，对于抽象物上的私有产权掩饰社会矛盾改写历史等诸多问题，理论上如何把握，远未想明白。真正攒了心得，是在港大教了几年书以后。所以后来带研究生，也不要求他们想法成熟了再动笔，论证略不周全亦无妨。第一要紧的是能调查实际，有理论自觉，见潜力。年轻人做学问，不能让一篇仅有五个人读（往往也就随便翻翻）的论文给拽住了。
这回人艺演溥仪，又闹出什么争议呢？上网查看，原来是剧团聘了一位历史顾问，他跟质疑方的作家打过著作权和名誉权官司，败诉了。不过著作权保护的是作品的表达，不管情节内容。编剧构思，参考一下某书；邀作者来给演员聊聊末代皇帝，说些故事人物的生活细节，便是顾问了吧。恐怕还签了合同，明确万一发生法律纠纷双方的责任，谁承担费用。而剧本若有虚构抑或戏仿，关乎言论自由，不应以著作权压制。哪怕所据原著涉及侵权，只要剧本没有整段抄录侵权文字，就不存在违法。因为侵权作品本身，包括行政部门禁止出版的，仍带着著作权（人格权和财产权），故作者也能授权他人使用。这是惯例（详见拙著《中国知识产权》，页80以下）。
至于逝者的名誉，若是认为遭了贬损，近亲属可以起诉。但司法保护的范围是个案决定或因人而异的。基于言论自由、民主监督等公共利益的考量，所谓“公众人物”的保护门槛，要比老百姓的高。换作法律术语，便是原告须承担较高的举证责任，例如证明被告系恶意捏造，而非发表意见、文艺争鸣。故而难以胜诉。溥仪是历史名人，按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属于公众人物。好比革命导师，身后免不了毁谤谣诼；诉诸法律既然不是办法，只能留待历史，相信人民心中自有公论了。
二
言归正传。打着伞来到首都剧场，友人已经站在门口拨手机了。进去存了伞，入座，人还真不少。后排一位中年父亲带一个男孩，小学生模样，正拿着节目单念：“公民的身份对我们而言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但是[溥仪]……五十三岁才开始拥有这个十分特殊、十分重要的身份认同”。那是“编剧的话”，我听了觉得别扭，当时未多想；顶灯就暗了。
说实话，人艺这些年的戏，没法期待太高。便是保留剧目，那几部经典，也退步了。好在《公民》不是《雷雨》，不是历史上知识分子搞启蒙的新文艺，一招一式没那么讲究（黄觉，页39）；观众也不是拿周萍、繁漪和四凤“吐槽”的中学生小外星人，听几句“民国范儿”腔就“鸡皮疙瘩掉一地”（《新京报·书评周刊》2014.7.27）。故事挺简单：建国十周年大赦，溥仪走出抚顺战犯管理所，回到北京与亲人团聚，分配在香山植物园工作。这台戏的卖点，却是一组“电影蒙太奇”式拼贴。由一个身着蓝马褂、鬼魂似的“青年溥仪”象征他的回忆，时不时冒出来，讥嘲数落“公民溥仪”，用往日的丑事罪状乃至隐私来刺激他。可是，这些小伎俩被“公民”一眼就看穿了。或者说，头两趟还有点害怕，回话的声气发颤，一下裤子没提住，摊地上了——不知算不算丑化——但那鬼魂来访得多了，也就习惯了。不就是管理所的共产党干部一直盯着，要自己批判唾弃的剥削阶级臭思想嘛。遂严词驳斥了。
反而是几位他伤害过的后妃，还有劳动妇女出场，从婉容、文绣、俩“贵人”到小脚奶奶、贫农刘大娘，让溥仪十分愧疚，恨不得给她们下跪请罪。这时，那蓝马褂的蒙太奇出镜喋喋不休，便显得冗赘了，不啻逊帝早已剪掉的那根辫子。换言之，他被忏悔者的诚实与谦卑还原为编剧替观众，而非溥仪，布置的一个假恶魔的幻象，一种肤浅的道德优越感。而观众此时看得真切，有一颗忏悔的心，即使是真梅菲斯特（Mephisto）也无法潜入。
于是突然想起，节目单上那段“编剧的话”为何别扭了：是文思叫“公民”这大词儿套住了，所以摆弄出这么个幻象，着力渲染溥仪在“确认‘公民’身份时，痛苦、纠结地回味自己的感情经历和那些复杂的生命状态”。然而，溥仪真是一九五九年大赦，才获得公民身份？不，公民是共和之树的果实，不是脱了囚服换上的新装。辛亥革命，逊位诏书颁布，神州大地“走向共和”，末代皇帝就当了公民，同昔日的臣子奴婢一起，“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此后发生的一切，不论他在紫禁城里拿太监恶作剧，因“辫帅”张勋复辟坐几天龙椅，还是十六岁大婚，被冯玉祥夺宫，避居天津租界，在法律看来，都是公民的行为，绝非“家天下”的延续。否则抗战胜利，“康德皇帝”何来认贼作父、当日本人傀儡的叛国罪名，被政府追究责任？戏中有一场，在天津时候，淑妃文绣请了律师提起离婚。溥仪虽不愿意，以为有辱皇室，但不敢应诉，只好签协议认了公民的婚姻自由。
实际上，溥仪蒙大赦而恢复的身份权利不叫公民，而是服刑期间丧失的政治权利，包括“年满十八岁的公民”所享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五四《宪法》第八十六条）。尤为重要的是，公民在新中国的日常政治含义，是近乎“人民”，与“阶级敌人”相对，可冠以“同志”称号的。宪法规定，“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同上，第十九条、九十一条）。可见那不是如今法治社会的公民概念，不符合国际人权公约。依照西方式民主的“国际标准”，政府怎能改造公民的思想呢？而且是劳动改造！倘若逊帝作了恶，给他请辩护律师，依法审理，定罪判刑，就算实现了正义。他脑袋里藏着什么错误的顽固的东西，哪怕当过“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也是公民的私事，国家管不着。相反，那是宪法“供奉”、法律保护的基本人权。
如此，这戏名为《公民》就很说明问题了。创作者完全没有意识到，新法治下“公民”云云，不是别的，恰是战犯们的改造和新生所要克服、否定的旧物。在得了新生而热爱劳动，决心同工农群众一道做“集体皇帝”的溥仪面前，那个开口闭口“性无能”的阴暗的鬼魂，除了回去找“康德皇帝”斗嘴，他还能跟谁“纠结”？
三
我想，《公民》的时代错位（anachronism）或错扮“公民”，一个原因，是忘了“用时代本身的声音来讲述时代的历史”（卢那察尔斯基语，引自高音，页140）。然而究其病根，还是在法治化的意识形态，对新社会“造新人”的伦理意义及悠长传统的遮蔽。
造新人，历史地看，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独有的理想；在西方，可以上溯古以色列先知关于报应日耶和华造“新天新地”的预言（赛65:17以下）。圣者寄望于新人，乃是现代激进平等主义的一个思想源头。《约翰福音》三章：耶路撒冷经师尼哥蒂摩夜访耶稣，人子道：阿门阿门，我告诉你，若非重生/生于上，人不得见上帝的国。经师困惑了，说：我这把年纪了，又如何诞生呢？难道可以重归母腹，再生一趟？耶稣回答：阿门阿门，我告诉你，若非诞于水和灵（喻受洗），人进不得上帝的国。
这儿，经师没听明白，是因为希腊文“重生”（gennethe anothen）兼有“生于[天]上”的意思，故可暗喻悔罪的洗礼（参约19:11，耶稣答罗马总督：若非上面/重新赐予，dedomenon anothen，你绝无办我的权柄）。只不过，耶稣与众门徒来自加利利，是讲亚兰语的下层犹太人；跟尼哥蒂摩交谈，至多引一两段希伯来经文，决不会说希腊话。而无论亚兰语、希伯来语，“重生”都没有“生于上”的双关。所以故事不可能发生在耶稣身上——这是题外话了。关键是，至迟在公元一世纪末，《约翰福音》成书时，耶稣运动的一个或数个社团，已经接受了这一受洗入会众而平等的思想，并归之于受膏者（基督）的教导了。尼哥蒂摩以为，天国是重新来世；他信奉的还是传统的人“生于女人”的形式平等。人子的真道，却是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实质平等。这就必须否定人“生而平等”的旧教义，破除“尘世之城”（civitas terrena）的“公民”（cives）迷思。因为娘胎不可能平等，“生于女人”意味着不仅容貌财富天资各异，还要分出贵贱亲疏。唯有“生于上”，“诞于水和灵”，通过受洗悔罪而入居基督，在主内受造为新人（林后5:17，迦6:15），方能达到人人为兄弟姊妹而蒙救恩，“催来”天国。
同样，社会主义的思想改造，就其理想目标而言，对于受改造者，也是一场“生于上”或“脱旧人，穿新人”（弗4:24，西3:10）的革命的洗礼。溥仪之为改造的典范，正是在此意义上确立的：人不能选择自己的阶级出身与家庭环境，但可以通过劳动、学习和互相关爱而又讲纪律的集体生活，争取加入革命队伍，成为人民的一员，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难怪对于这一新人的洗礼，八十年代以降，几乎所有关于末代皇帝的故事、小说、电影，都取了回避态度。故而那一次又一次的煽情，错扮“公民”，就不可简单地看作“丑化”溥仪，而是出自一套精巧的改写历史的文化屏蔽机制。表现在《公民》，便是那伶牙俐齿的蓝马褂，以及托他从旧时代唤回的“公民”旧教义了——借此在观众与新人之间立一堵墙，阻断对话、惊愕而冷静的思考；教人相信，舞台上那两腿哆嗦掉了裤子的，他全部的不幸，只在生不逢时、遭命运捉弄。然后，众人便可以沾沾自喜，为皇上点嫔妃、傀儡受窝囊气或者“公民”的“性无能”而哄笑；而想象不到自己的笑声，不过是戏里那个小脚奶奶趔趄着跑来给真龙天子磕头的翻版。
好在戏不长，不是《雷雨》。
前半场，身后不时传来细细的话音，是那位父亲在给儿子讲解：婉容文绣什么关系，太监大臣如何分辨。后来就沉默了。我边看边想，这故事小学生也会笑么？落幕时，回头瞅去，孩子倚在爸爸肩头睡着了，他没能看完。
二〇一四年十月大霾之日
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