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青年党的领导人之一，左舜生是一个被遗忘的人物。随着时代进步，此人又逐渐受到关注。仅仅在去年下半年，《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就刊登何家干和范弘的文章，介绍左舜生并谈到其晚年景况。何先生说：“左的晚年和政治的距离越来越远，虽然还是一如既往地反共，偶尔写几篇给同人打气的‘反共复国’的文章，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自己都不会相信哪个朝代成功地卷土重来过。”范弘也说：“大陆易帜后，他避处香港，远离政治，以讲学为生……”。这些说法与台湾学者、《左舜生晚期言论集》主编陈正茂的认识不大一样。陈先生说：左舜生的晚年“虽风雨飘摇，生活艰困，仍不改感时忧国书生论政之初衷，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臧否时局，月旦人物，奋其如椽巨笔，口诛笔伐，即使得罪当道，亦无所惧，老成谋国之心，溢于言表。故先生此时期之言论，颇能代表一在野领袖之立场，而此乃编者编纂此书最主要之动机。”正因为如此，《左舜生晚期言论集》的封面印着左舜生的遗墨：“为民主奋斗，为自由努力”。

过去，我对左舜生的了解仅仅局限在他的传奇经历方面，对于其书生论政的风采，也是一无所知。一个多月前，我去台湾参加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学术研讨会，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主任潘光哲先生赠我三套大书，其中一套就是《左舜生晚期言论集》。该书分上、中、下三大册，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之一种。因携带不便，我将所有书籍打包托运，直到最近才运回来。打开《左舜生晚期言论集》一看，除上述陈先生的那段话之外，还发现其中的许多文章虽然相隔半个多世纪，但仍然是鞭辟入里、切中时弊。比如其中有一篇写于1953年的随笔——《官僚新释》，就把官僚刻画得入木三分。

文章以一位印度朋友对中国的批评为由，给官僚总结了三大特点：一是没有理想，二是手段高明，三是“土洋结合”。

所谓没有理想，是说“他们以为做官就是做官，不一定是做事，更谈不上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幸福。”当然，要掌握这种做官的诀窍，也不容易。比如“一个成了精的官僚，他也有一套本领，至少在处理一件所谓‘公事’的上面，往往能做到无懈可击，无论你谈手续，谈条例，谈成案，谈报销……他们总能够办到‘面面光’，甚至就到民意机关去提出一个报告，也往往能条理整然，文字简练，几乎是一字一句莫不有其根据”。文章指出：由于缺乏理想，他们把安于现状、维持现状当作最大目的;把“恶劣的享受，下流的恭维”当作最大愉快;把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当作最佳手段;把得过且过、混一天算一天当作看家本领。

所谓手段高明，是说他们“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这是官僚们阿世取容、立于不败之地的不二法门。那么，为什么要用一个“似”字来形容他们呢?这是因为他们的忠信，只是表现在大庭广众下，如果是独居暗室，“则所打的都是一些鬼主意”。他们的廉洁，也仅仅是在作秀，至于实际生活，则根本不是那回事。文章还说，官场上因贪污而身败名裂者，大抵是其中一些手腕低劣的败类，绝不是这种貌似忠信廉洁而手段比较高明的人。不过，这种人的问题也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点：第一，他们虽然身负国家重任，却又无智无识，因此这种人只能守成，不能创业。第二，他们好像既没有功劳，也没有过错，但是国家前途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毁在他们手里。

所谓“土洋结合”，是说官场上既有恪守老套的“土官僚”，又有相对开放的“洋官僚”。“土官僚”的特点是门难进、脸难看，端着一付让人难受的架子;“洋官僚”除了面孔和架子颇有点“洋味”之外，其难看的模样与难受的程度，与“土官僚”基本一样。因此土官僚是“鬼混”，洋官僚是“混鬼”。此外，他们都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本领，都有盖章签字、公文旅行的“雅兴”，都有移花接木、敷衍塞责的本领，都有把别人痛苦当作自己快乐的喜好……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陈正茂先生之所以对左舜生有那样的评价，是因为左是一个有理想、勇担当、敢说话、负责任的人。

选自《民国旧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