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们理解红楼文本还没能深入——即在“前理解”时所出现的“坎儿”或叫“困惑疑思阶段”。而这些“坎儿”，既可能阻止我们继续深入探研，也可能正是诱导我们做出错误判断之时。以往红（曹）学家之所以在研红中做出种种错误或说浅显的论断，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没能越过这些“坎儿”造成的。
他把体现“魏晋风骨”的四人“陶阮嵇刘”列其中，把与传统与当政对峙的“竹林七贤”的三位“阮嵇刘”列其中——这本身潜藏极大的思想倾向性。
——这约等于很明白地跟儒教的三纲五常、等级伦理，唱对台戏。
也可以说，这番宏论恰是灵界“补天石”与俗世“贾宝玉”的一种本质意义上的衔接暗转之说明；否则，仅交待宝玉“啣玉而生”，怕读众仍不能绾联此二事。
[关键辞]贾化（假话）、易地皆同人、补天、第三类人
一 曹氏曲笔和阅读中的“坎儿”
显然，从题目上读者能看出，我此篇是谈《红楼梦》“曹氏曲笔”的。
曹大师留下的红楼处处是宝，仅我随口凭感觉说的一句“假话方可言大题”，就有蛮大追踪值价。是的，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时候，你用真话能说清楚正经事吗？
——也许，这正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某种悲哀。
当然，红楼曲笔多多——我今天要谈的是第2回贾雨村对冷子兴所发的一通感慨（以下称“宏论”）。这段宏论以往红学家多把研究力投向涉及的古人典籍佚事的释意上，深刻些的谈“禀气论”“理气论”。我认为，这都不是曹氏写此情节最终意图。
此番贾化（假话）先生的滔滔宏论，乍看是他“遭贬谪期间”意气偶发，甚或是“处江湖之远”而忧天下的狂放浪言。实则不然。这番指天说古、气冲牛斗、有观点、有立场、不流凡俗、大有纵观历史洞察来世的顿悟味道；所谈的人与事之“重”，以及这次“对话”安排的时间、地点、人物，都不可小觑，极具研红值价。当然，返回头再品，也让人觉出些“不对味”。一般小说“人物话语权”——相关该书主旨或深层理念的阐释与辨析，作者是不会轻意赋予某一不重要角色的。“贾雨村”并非书中主角正角；且从整部书看，作者不该如此“器重”他。尤其“红楼现实中”他后来堕落成毫无良知的墨史；譬如，第48回提到，他为讨好贾赦，竟把石呆子无辜下狱，强夺其古扇——令人发指。作者怎么能把相关红楼的大话题，由他嘴巴吐出？
——于是，这又出现我们研红常遇见的“红楼现实的矛盾状”。
当然，认真说“红楼现实的矛盾状”一语，是我研红中一个过渡性假命题。
准确地说，就是在我们理解红楼文本还没能深入——即在“前理解”时所出现的“坎儿”或叫“困惑疑思阶段”。而这些“坎儿”，既可能阻止我们继续深入探研，也可能正是诱导我们做出错误判断之时。以往红（曹）学家之所以在研红中做出种种错误或说浅显的论断，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没能越过这些“坎儿”造成的。譬如，俞平伯的“红楼色空论”；周汝昌的“曹贾融一”思维；冯其庸的“‘梦幻’乃曹氏亲历论”“宝黛非强者论”等等，均属其探研思路在“前理解”时被阻隔在“红楼现实矛盾状”槛外的结果。当然，其主因还是这几位老大人自家脑子里的认知谬误，譬如“李蓝”当年侃侃大言的“狼奶”史观，周汝昌娓娓道来的“曹贾融一”等等。
——但此属另一话题，我这里只略提一下。
二 朦胧解读/渐次跳出/由浅入深
（一）先看贾化（假话）此番宏论的前引与内容：
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挠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祚永运隆之日，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所馀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洽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邪之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下，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中。偶因风荡，或被云催，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逸出者，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千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偶生于薄祚寒门，亦断不至为走卒健仆，甘遭庸夫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如前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
——好嘛，贾化（假话）这番宏论一看就是谈中华人文史的，且比我们一般了解的“史”深刻透辟——道理新、覆盖广、显公正，挥洒自如、虚来徐往，非常人语。
那么作为探研，我们不妨把此宏论之前的“小说交待”，再琢磨一下。
这第2回本是“冷子兴（愣自行）演说荣国府”。当冷（愣）先生讲到：贾宝玉啣玉而生、抓脂把钗、聪明乖觉，又说出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情种”首次宣言）；说其父贾政（假正）斥其子为“酒色之徒”时——这位“被罢了官”的贾雨村不知那根筋触电，顿觉逆反，一股脑就把这番让人很觉意外的“感慨”发泄出来。无疑，他这番宏论是在谈“贾宝玉”该类归历史上哪一类人？
请注意。他这宏论陡然地就把还在传说中的、当然也是未来的、还没跟读众见面的“红楼男一号”贾宝玉拔高，同古人并列。显然，这是作者著意安排的。
说来，这里体现了曹氏常用手法（小说技术）,我称之“先入强化法”——即刚一提到某人某事，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对读者搞悬念式强化、先入为主，给其人其事下结论——目的是先在读众心里占位、造影响。至于这人这事的本质言行细节到底如何；那还得慢慢道来。譬如，第1回刚一提到那石头上有“编述历历”之文，旋即在石头与空空道人谈话中，作者便借题发挥说“历来野史”如何“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竟不如我（指那些文字）”如何如何好……而这次贾化的宏论也是——那宝玉在冷子兴嘴里仅“小儿出世”，作者立即借贾化之口宣讲“他本质如何奇特跟历史上某些人相似”。这不是对读者搞“强化交待”嘛。此后，红楼中多有此种手法。虽说，这在小说技术层面，算不上什么高超手段——只是我研红中的一则归纳。谨此。
那么,我们条理一下意向，贾化（假话）是如何说“贾宝玉了不起”的。
首先，在冷子兴刚讲“此儿啣玉而生”，贾化就先冒出一句“含糊判断”——“只怕这人的来历不小”。当冷进一步讲宝玉“异常乖觉”，他又说“可惜你们不知道这人来历（潜台辞“我知道”），大约政老前辈也错以淫魔色鬼看待”，随即他就发了上面大段宏论。而这番宏论，前半部分所谈到的“大善大恶”是为后面谈“第三类人”作铺垫的。而这些后者——“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才是要说的重点；也是要把“他们”同宝玉联系一起的。看，他说完紧接着补述“方才你一说这宝玉，我就猜着了八九也是这一派人物”。
这样，我们随即就该思索——上面这26位古人加“王谢两族”到底该如何定性？
他们既然不同于“大善大恶”，可这些历史上的“情痴情种”“逸士高人”该如何认定？而且，这其中人物很复杂——上有皇帝（虽不是明君）下有名妓优伶，成分异差太大。不把这些人物的历史或人生“价值”说清楚，我们怎么认识这位红楼男一号“贾宝玉”呢？可这时，贾雨村(含作者)只说“其成因”，留下一句“皆易地则同之人”，便嘎然止语不再说了；这就为红学研究留下难题或说解读的空间。
——而我们这些苦命的研红者，也就只能“楚腰纤细费琢磨”了。
（二）再从并不显深奥的疑问，缓步切入：
1-贾雨村当时还没进荣国府，干嘛对“宝玉”这一传说中的孩童，如此器重？是“贾化（假话）”性格使然，借题发挥？还是作者硬让他如此发挥？还是兼因？——从“愣自行”（冷子兴）的谐音暗喻的旁助释意，后者可能性更大——“愣（硬）要自行其事嘛”。明确地说，作者明知这宏论在此情节中不乏“生硬”，但为红楼文脉需要也“愣”要置入。
2-中华史册以“气”论及善与恶成因之说，溯古较远；但要把一些正史认定的小人物（“不入流”者）一并端出，谓之“同之人也”(都是同样的人)；也就是说，把皇道统社会一向认定的二元（善、恶）对立论，巧妙地偷换成三元鼎足论，这很少见。但须注意，这“三元论”在眼下还只是贾化的思考，并不完全等同作者认识。真正红楼文本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及主张，在第5回“梦界”才更多地巧妙地表述出来。
——这样品量，此宏论的“独特”又该如何认定？
——这一问题较重大，我会在后面的章节里逐步说清楚。
3-“应运而生”“应劫而生”“清明灵秀之气”“残忍乖僻之气”该如何理解？
——这些词语本来蛮容易解读，但此处有“巧用”成分，谨提醒关注。
4-此宏论何以把这些不善不恶之人列选出如此之多（26位，另加“王谢族人”），而另两类人加起来才26位——曹氏以人数多、类别多（诗人、隐士、逸士、音乐家、画家、书法家、风流皇帝、才女、演员、妓女、追求自由之女）强化之。
——这一点很见作者的导向意识，当与第二条同思共论。
5-为什么在这宏论之后，冷子兴问道“依你说‘成则公侯败则贼’了？”；贾答“正是这意……”——其实细品，这一问一答与此宏论的意指并不吻合，甚至驴唇不对马嘴。那么，作者为何插进这两句对话？是作者施障眼法，有意遮掩什么？
说来，这一问一答的设置，既合理又显出作者别有用心。合理是指，冷（愣）的问话表明他认知水平太低，理解不了贾（假）的宏论，所以冷只能以民间一般视域（成亡败寇）敷衍应答。而贾的“正是这意”也属敷衍语。于是，他俩这一问一答就成了“故左右而言他”——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两句“没调的话”在此处的用意？因为通观红楼，曹氏惜墨如金，怎么能把“无用之语”置于文中——必有蹊跷……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这一问一答是试图遮掩或抹平此宏论的重要内涵。
那么，作者为什么宏论一番后又搞遮掩？这更加显示“其中味”特别。
6-这“皆易地则同之人”一语，为什么显得含糊不清？且即刻打住不往下说？
——当然，这句话在此宏论中的重要也即刻凸显，此语太深邃。
说来，像这一类“局部性关键语”，文本中不多，但常常在关键时际蓦地蹦出；譬如，第5回“先以情欲声色之事警其痴顽”“吾不忍君独为我闺阁增光而见弃于世道”；第12回道士说“谁教你们瞧正面了的”；第25回宝玉对贾母说“从今以后，我可不在你家了，快打发我走吧”……这类话语，即属于人物正常语言，拟似人物性格；又能于其中让人咂摸出异味，显突兀；可你在阅读时一但忽略这些语言的“其中味”，那你的研红就将事倍功半。诚然，作者是不会解释“它们”的。否则，就不是小说而是论说文、活报剧。但这些话“深埋”红楼叙述中，属“邃密型语言”，潜台辞甚丰，发人深省；当然，被误读误解的可能性也大；红楼密钥多潜于此。
三 从贾化角色入手谈潜隐的“二气论”
（一）研红的每一细节都该从人物形象入手：
还该说，贾化此番宏论很富想像力——其中既有中华传统的“天人合一”倾向，又有还不懂得细胞学的华族人对生命起源乃至生命中善恶成因的朦胧捕捉；既属宇宙观也系生命论。道理嘛，似有似无；说其确，无一叶脉可考；说其非，似合天道史实，但说起来毕竟空泛。品之，又有偌多不适习惯的味道；再一想，可能作者就是藉此“模糊朦胧状”让人在反复咂摸中获得更多更特殊的思想启迪或说审美意味。
——当然，这种特殊审美与启迪，借助的只能是这话中“异（意）味”。
然而，我的新世纪红学不管思路走出多远，第一牵系永远是“小说之理”——先作人物思考再作其他解析。而此时：1-先要看这些文字符不符合人物性格——当然，“人”是复杂的，一时也难识定，何况贾雨村“这角色”尚在发展中。2-看这些文字（作者直接叙述的或人物自身的言行表现）能否发展与完善“这一个”人物的性格心理。3-才该开始思考此宏论的所谓与书主题关联意义，及其附带的“言外之意”。
——由此，我们须对“贾化（雨村）”做形象分析，看其形象的来路走势。
“贾雨村”这名字是第1回作者写书之前想到“将真事隐去”“故曰‘甄士隐’云云”之后，又想须用“假语村言”来表达，才出现“贾雨村”这名及人物的。就是说，“甄士隐”“贾雨村”从名字到形象是从作者意念（概念）中“臆生”出来的。当然，小说作家臆造几个人物本属寻常事。然而，直白明示读者这“臆生”的来龙去脉的作家，怕仅曹大师一人。这样，在我们叹服曹氏创作奇伟的同时，“甄士隐”“贾雨村”两人物绝不只是要塑造好这一甄（真）一贾（假）两个形象，其中赋予“他们”该有更多的小说意图。尤其，与他俩姓氏（真与假）相关的书中“甄”“贾”两大家族的联系，及小说中“真事”“假语”的辩证，就更显多趣。
因此，审析此番贾雨村宏论，就不能仅限表层理解，须向更深层探析。
那我们再从议论者“贾雨村”的性格和他的前后环境说起：
书中第1回介绍他“姓贾名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原系湖州人氏”。按红楼“垂直解读”的“谐音暗喻”——此人可定性为；“湖州”即“胡诌”。就是说，这是一位从根儿上就会说假话者，且这些“假语”属“村言”——通俗易懂；又“时”不时地还能“飞”黄腾达；“村”谐“存”，提醒读众这“假话”是有其存在价值的。
那么，文本给定的贾雨村其人的身份、境遇、思维视野，是否相符？
这也很重要，否则就不是人学艺术。结论是，这番宏论与第1回所表现出的贾雨村的胸怀之诗——“玉在椟（du）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是承接、印合、呼应的；且此时，又是他被罢官之际，正处冷静思索人生之时——可以设想，一位满肚墨水而受挫、属平民的青年，岂能没有几句别开生面、冷眼世界、指天说地的牢骚？同时，就小说人物发展论，他这番不惭大言之演说，也进而为“他”后来在“贾王”两府联手推举下继续升官，打下“角色基础”——要知道，那时的皇道统虽极权专制，可用人绝不马虎，要考察选拔“才（文）能”的。就是说，如果贾雨村没点真才实学是不可能让贾政念念不忘动辄称道，并官至大司马（国防部长）之职的。
那么，大致有了“人物潜因”，就可做进一步“作者意图”分析。
这里要做题外提醒：贾化虽然也能写楹联吟诗；但他那“诗水平”是不能同后面“黛宝钗湘”的诗文，同日而语的。这不是文风格调之好恶；重要的是作者有意搞出的审美取向的分野——贾雨村的诗文属我常说的政客的“准诗文”；而“黛宝钗湘”的诗，属审美诗文——我们沿这一思路，才能把作者的褒贬臧否，体会透彻。
下面该谈谈，作者此宏论中所张扬的“秉气论”。
——说来，这也是作者在此宏论中夹进的不愿亮旗号的“私货”。
（二）“二气论辩”是此宏论的第二层意境：
说“禀气论”自然要从宋代“理气论”说起。而更远的还要从王充乃至曹丕说起。就说宋代“程朱”的“理气说”也是从宋代张载的“禀气论”划分发展的，其强化的“理学”是从其中解释出来的。程颐说“气是形而下，道是形而上”[1]；朱熹说“理在先，气在后”[2]“理为气主”[3]。由此见，程朱明显把“道、理”摆在“气”前。
那么，这“气”到底指什么？
——这问题比较复杂。
“气”是中国古人研究宇宙人生本源的哲学概念之一，一定程度与“理”（事物规律准则）对峙；我们可以理解为“天、地、人的具体个性本质”。程朱“理气论”大凡如朱熹的“人之禀气，富贵、贫贱、长短，皆有定数”“皆其生时所禀气数如此定了”[4]。然而在思想进化发展中，人们显然不满于这种强化道义的人为理论，于是“秉气之说”出现。明代王廷相说“元气之上无物、无道、无理”[5]和“万物皆出于气，无悬空独立之理”[6]；王夫之又说“理在气中”——这都是反程朱之论。
至清末，戴震甚至提出“后儒以理杀人”的强烈控诉[7]。然而，戴震论及的与“理”对抗的不是“气”而是“情”——他说“理也者，情不爽理失之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也”[8]。且戴震是当时把“理”与“欲”、“情”与“礼”的“情”论析得最明了者。按说，这与曹氏红楼之潜哲，默通款曲。然而，贾化此宏论中却没涉及“情”与“理”的辩证；仍把“气”作为惟一人生本源阐释；但否定“理”的意向明确。
那么，红楼作者为什么没在这宏论里以“情”做武器来对抗“理”呢？曹氏这里借用贾化的嘴崇扬的是“秉气说”，却没谈“情”与“理（礼）”的是非。
这里，我有几种推断：1-曹氏在红楼第1回里，刚刚借灵石与空空道人的对话把“情”在色空之间，大论一番；紧接着再重复“情”，会显乏味。2-戴震比曹雪芹稍小些（不确），戴的学术曹氏未必知晓。3-也可能，为规避读众把他的红楼小说识定为“写清代之事”——戴震与他是同代人嘛，他要避嫌。4-他在书中强调“情”的机会很多，不限于此时。5-他在此宏论中，另有让人联想的重心题目，不愿搞“多中心”。
——这里第2、3条可能性小，且不重要；但第1、4、5条是必然的。
——那么，曹氏要“让人联想的重心题目”又是什么呢？请往下看。
且看，在“贾雨村”的宏论里：
说各种秉赋（尤其第三类人）是可随时间随地点而改变的——这一道理说得更明白了。他特别把三位“才子帝王”——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加进逸士（许由、陶潜、阮籍、嵇康等）、娼优（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红拂，薛涛，朝云等）行列中，无形中示意出他们并不是“龙种”，是“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意思说，是环境（易地）使所有各类人，有了各自不同的际遇和种种不同命运。这里须强调提醒，他把体现“魏晋风骨”的四人“陶阮嵇刘”列其中，把与传统与当政对峙的“竹林七贤”的三位“阮嵇刘”列其中——这本身潜藏极大的倾向性。
——这约等于很明白地跟儒教的三纲五常、等级伦理，唱对台戏。
而这里还有一层言外深意，显然就不是贾化（假话）仅为“宝玉”说话，那就是他大有指向“人人平等”和“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李贽语）的味道。
那么，红楼作者仅限于在此宣讲一下“人皆平等”吗？当然不完全是。
四 作者无声指向——“补天”大旨
为了审析得更明白些，让我们再返回细读一下宏论中的这段话：“所馀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洽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邪之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下，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中。偶因风荡，或被云催，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
大家想，这“所馀之秀气，漫无所归……”的语意感觉怎么跟第1回的“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自来自去，可大可小……”的灵石，相似乃尔?
这样联想，我们的思路便能由之豁然开朗——
就是说，作者此时是在“补述”或称“侧面补述”第1回提到的“灵石”。就是说，把第1回在“灵石”上没能说透说尽的话，要尽快（以免搁置太久）变个法将其“圆满”。怪不得，冷子兴（愣自行）一提“宝玉啣玉而生”，贾雨村立即认定“这人的来历不小”；又说到贾政说宝玉是“酒色之徒”，贾化旋即“罕然厉色”反驳之，接着就发此宏论。更重要的，他在宏论中在大善大恶者之外扯出偌多“第三种人”，且在这第三种人成因上大做文章——说“秉天地之气而生”之合理，又说“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如此想，这是作者书理承接、文气脉通、逻辑合辙之必然。
——也可以说，这番宏论恰是灵界“补天石”与俗世“贾宝玉”的一种本质意义上的衔接暗转之说明；否则，仅交待宝玉“啣玉而生”，怕读众仍不能绾联二事。
——且也可说，这正是“冷子兴”名字的谐音暗喻“愣自行”的内涵。
由此还该注意到，贾化（含作者）这里对“第三类人的成因”是重墨叙述。
虽说“重墨叙述”无非些悬天虚地的“假话”——“彼残忍乖邪之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下，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中。偶因风荡，或被云摧，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且这些话没多少可确理推敲，属虚话大话。但这“假话（贾化）”之“假”并非全是现代语境的“谎”，而有“借代、非正式”之意。
且这些话落在人头上（正史野史留名者）又不虚，其品类繁多（十几类人）群体浩大（提名26位，外加“王谢”族群），有据可考有文可依；即便红拂、崔莺等“传奇”人物，作者也笃信其存在及价值——可参见第51回“薛小妹十首怀古诗”里对“崔莺莺”“杜丽娘”的认可与评论[9]。同时，我们思路该继续延伸——那就是作者此时是说“贾宝玉”同这“第三类人”一样，虽不同于“大善（造世）大恶（劫世）”，但他们都跟那灵石（那玉）一样是“补天者”或称“备用补天者”。
——而这，才是作者在此想说又不能明确表达的真实意图。
——那么，有人或许还会问作者为什么不直说？
其实，这就是曹雪芹大师创作中的一大难点，亦可称“艺术上的一大挑战”，因为“补天”二字及其概念，太沉实太重大，具颠覆意义的。这“补天”是相关改朝换代的；最起码也是要参政议政“修补”时政的。曹雪芹岂能负得起如此大责？
他本人和他的红楼（《石头记》）这部书，还要不要写下去？生存下去啦？小说不是檄文，不是出恶气的，是要长久留传俗世的，是要长久给人读给人看的。至于作者当初在第1回里，那是借“女娲补天”千古传说来提及“补天之石”——这《山海经》烟幕弹，只可障眼一时，藉以完成小说“男一号贾宝玉啣玉而生”的奇妙（当然还有其他意义）；可“补天”二字在红楼文本如果再多出现，易露马脚。虽说作者心有不甘，想给后辈多留下些“解其中味”的线索，所以才“派出”这位插了专说“假话大话”标签的贾雨村，跑出来讲这番悬天虚地的宏论，但却不敢再言“补天”这生死攸关、会惹来“文字狱”的词；这种规避作者万不敢马虎。
当然，作为小说主题意义曹氏不仅留下“解味线索”，且必须“愣自行”地把“通灵石”与“贾宝玉”及“第三类人”绾联一起——以留在读众的阅读思考中。
这里还须说，作者非但不敢在书中多提“补天”二字，甚至还搞些抹平“她”、否定“她”的“反质论”以障眼。譬如，第8回“嘲玉”……我这里先插一句，作者此种“抹平”手法跟后面“写贾珍与秦可卿有染”相似（其实是侧[策]应“秦可卿对贾宝玉搞性引导”的——这是曹氏红楼独特的“涉逆叙事法”）。请看，第8回“嘲玉”就说“女娲补天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这里的两次“荒唐”就是搞“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接着最后又说“无非公子与红妆”——这“无非”是明显的障眼烟幕，为的是“弱化补天”这概念或说红楼大主题。这种话实属是对付当时“文化检查官”的，让他们只想到这书是说某家族的“公子与红妆”情恋罢了，不是搞什么“针砭时弊补益时政”；泄导人情嘛。所以，连不乏精明的乾隆老儿看罢《石头记》对宠臣和坤说“这是写明珠他家的事”。如此一来，红楼作者及文本不就在清代这超黑暗文化生态中幸存下来了嘛。这是红楼作者良苦用心，也是皇权专制反倒锤炼了真艺术的悖反效果。
——这样看，我华族历史、华族文学、我们的红楼大观园，岂不真奇妙哉？
五 宏论中的“灵叙述”及审美论析
（一）“灵叙述”于红楼文本中的一般状态：
此节起笔，我要先把“灵叙述”简介几句。
有关红楼文本的“灵叙述”，我在〈跨进红楼第一高门槛〉[10]一文里已翔实地阐释过。这里强调三点:1-红楼起笔即有“借‘通灵’说此《石头记》”的字样，接着“通灵宝玉”贯穿全书——可见这“通灵”，尤其“灵”在作者心中及全书里的至重要位；2-深层次探研红楼（从小说理性归纳）是“灵重塑了性”与“灵魂叙述存在”； 3-从红楼结构的“灵、梦、俗”三界金字塔大观来看,“灵”即“塔尖”，统领全书。
——因此，“灵叙述”这一概念在红楼文本中的存在，毋庸置疑。
而“灵叙述”在红楼文本的隐现，又不像卡夫卡《城堡》的“克拉姆”那样被“侧写”得有鼻子有眼；而是呈一种“灵”式“附体”的神秘状。应该说，这比现代小说顶级大师卡夫卡塑造的“克拉姆”之“实”更具作为“灵叙述”的“灵”味道。
“灵叙述”在红楼里“附体隐现”基本呈两种状态：
1-寄托在假定的古人（这本身就是托辞）或书中某角色的诗文中；2-寄附在书中某角色话语中。举3例：譬如，第3回宝玉在书中或说黛玉眼睛里一出现，作者借“后人有作《西江月》二词”把个刚露脸的孩子（少年宝玉）挖苦得没个人样——其真意是“这人物一出现就带浓重悲剧色彩”——这一笔墨就是“灵”做“叙述”；再如，第25回宝玉在重病之中突然对最疼爱他的祖母冷煞地说“从今已后，我可不在你家了，快打发我走吧”——大家想想，这可能是宝玉一人之语吗？这也是“灵”借宝玉之口说话——也是“灵叙述”；再如，第50回“钗宝黛”各作灯谜诗；诗中不仅表达了他们各自的人生状态，也表现出他们所代表的社会或说人类的“这一类人”的人生状态[11]——这样的“叙述”又是谁在表述？也是“灵”借“钗宝黛”之笔表述。
——而此节我要分析的，是在“贾化宏论”中的“灵叙述”成分。
（二）贾化（假话）宏论中“灵叙述”的或然与必然：
在这里，我先声明，若想较明白地论证此事，须用“或然论”分析。而“或然分析法”是雪芹大师用“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提示读众的。
从四个方面做贴近议论：1-“贾雨村贾化”这位红楼现实（艺术真实）中的人物，到底有没有可能，有没有资格做这一番讲演；就是说，这番宏论中有无超出“他这一形象应有”的部分？2-这番宏论有无“强化作者意图”的生硬感，即“做作”感？3-这番宏论中所持“禀气论”的价值是作者一时的“利用”，还是由衷认可？4-作者对“第三类人”的划分和寄予的希望，有哪些方面并未谈清楚？这里前面的1、2两项，较为重要。
——我想，能把此四项诠释阐明，“灵叙述”自然浮出水面。
首先说，贾雨村的宏论中有无“超出其形象的应有”——我说“有”。因为小说对贾化（假话）的铺垫中，虽写他能吟诗作对联，可一时还看不出他有发此宏论之才能之胸怀。而此宏论就人物形象说，显突兀；有“出语惊人令人刮目”之感。因为此宏论，非但探天入地捭阖古今，非但索尽人事天道又彻悟善恶愚贤；其学识大理之广博、思维感觉之睿智、精神视域之超拔，是一般“待皇试应御考”的才俊不可能具备拥有的、“宗师”级别的天资道行。尽管第1回介绍他的“腰圆背厚、面阔口方、剑眉星眼、直鼻方腮”一副大人物像貌，行事也干净利落，大有我行我素之风；可毕竟穷儒一位，未见深奥……这就不能不让人惑疑，眼下这宏论的“角色可信度”。
然而，既然做“或然分析”我们就须想到“难道这贾雨村就真的说不出这番话”吗？莫怪笔者絮叨，做“或然论证”就须反复思辨？何况，他又是作者插过标签的一位“专说假话”的“时飞（贾化的号）”——时不时就可能飞腾的人物。何况，此后“贾雨村”这一形象有两个走势又是极符合他眼下宏论的。1-他后来被皇帝重用——入阁（决策圈）做过大司马职；2-他的学识赢得过贾政（红楼中第一“假政委”）的由衷赞扬。总之，作者后来对“贾雨村”这两处重要“侧写”或称“补笔性侧写”，又完全补证了他在眼下是可能吐出这番令人惑疑让人晕眩的宏论的。
——这样，我们在思辩中就得出“无可能与有可能”两种结论。
而就在这“可与不可”思辨中，“灵叙述”也就隐约浮现出来。因为，这正是作者期待的一种成文效果或叫特予读众的“阅读效果”，你若说是“阅读陷阱”也可。且遍观红楼文本所有“灵叙述”显露之处都有此“是（似）该有或非该有”的条件痕迹。其实细想，这也才是作者设置“灵叙述”和灵叙述存在于文本的必然的“境遇”。
这也顺势牵出第二个问题，此宏论的“生硬感”“做作感”。
——该说，这又是一个“似有似无”的问题。
然而，我们千万不可小看这种“感觉”。因为读小说（审美）的第一步“心涉”就是感觉。而“感觉”又是我们与所有“美”（自然美、艺术美、形态美、心灵美）的第一主客绾接点。且“她”又是心灵知性的起点。我们通常说的“感知”大致就在这两者之间。而我这里要谈的“似有似无”的感觉。应该说，刚一读到贾雨村这宏论，谁也会觉出“生硬乃至做作”的。因为，这一看就不太像一般常见的故事小说，大有宣理喻世的味道，似要把读众引向思辨旋涡。可我们是来读小说听故事的——甚至要借此机会休息一下（读小说常有之态）。然而，就小说本质论（结合其客[创作]主[阅读]论之），“她”都该有三个层次的递升功能：一娱乐；二审美；三思辨。
这“思辨”项，虽在最后也不是最重要，但“她”系终极——这也是不能忽略的。再说，这阅读感觉的“生硬”“做作”乃至“突兀”，对阅读心理不一定是坏事，只要内涵有奇趣，就不至于疲劳厌读，而这样情节段落必成“悬念”。
——因此，“灵叙述”无论在哪里出现，从来都有加浓小说意味之功能。
——就是说，“灵叙述”是从小说本质衍生的一种“叙述”方法。
（三）“灵叙述”的分寸感及诱“读”深入：
那么，就剩下“禀气论系作者由衷之赞否”和“第三类人还有哪些没说透”的问题。
容我再细解：
首先，红楼作者无疑是倾向“明清‘禀气论’”而反对“程朱‘理气说’”的。这一点从宏论的“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中可知曹氏是反对“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程颐语）的。可宏论最后，曹氏还是把“人之差”落定在“皆易地则同之人”，即“环境（地）不同（易），人才有别”的论点上。该说这已超出或说偏离那些“气秉论说”。然而，那番宏论的结句十分含糊——就是说红楼作者并不想把这事说得太透彻——原因是作者在此只是要把影射“补天”的“第三类人”推出即可，没必要事事详析。何况，那是作者不得不“启用”的贾化在说话，曹氏可能让其“尽善尽美”吗？推之，这“气之论”也只能是“捎带利用”。且通观红楼主旨并不想多涉及“人之生成”，是著意于“人之平等”“人之灵魂”的。
——这一点系红楼创作的主旨意向，务必请读众明晰。
那么，“第三类人”还有哪些没说透彻呐？这问题易答。因为红楼本身就是要细说这“可补天的第三类人——情种宝玉”的，而此宏论只要隐约说清“宝玉属这类人”和“这是些啥样人”即可。要最终弄清这“第三类人”是要通观“情种宝玉”形象表现的。这也是本情节的“诱读深入”。
——通过对这两项“带点拐弯抹角”问题的解释，我们也能联想到“灵叙述”在此必然出现；而且还要凭借前面所说过的“以感觉来理解艺术”。
六 相关的一些不准确议论/须指出
但作为探研，我还要提到一些相关论点以澄明是非。
有人（如周岭先生）说这番宏论是曹雪芹在倡导“教化”[12]，是错误的。
先不说周先生可能一时没弄懂作者在文本中相关“真”与“假”认识的辩证。就“倡导教化”一说，在红楼全书中基本找不到影子（除非误识）。有的，只是“意在反说”。如果说红楼里有“倡导”，那倡导的只是像“黛玉”的那种“惟真质洁”的独立灵魂的真情宿求，绝不是对人对社会搞传统“教化”。且倡导教化的小说从来不是好小说。且从书中不少人物命运（如宝玉、宝钗、李纨、贾瑞、薛蟠等）及与这些人相关情节，都说明作者明嘲暗损“皇道统教化”，崇尚的是人本的“纯真率性”。还有，“薛蟠”名字的谐音暗喻“学之所‘叛’”，也微妙传达出这层符号意念。〈好了歌解〉说得更确“训有方，保不住日后做强梁”。这话说的还不够明白?
——此“训有方”，怕只能解读为当时皇道统的“教化”。
再可叹的，俞平伯老先生作为红学研究家，始终没搞懂“红楼曲笔逻辑”，才给红楼下“怨而不怒”[13]的结论，实大谬。其实曹氏岂止是“怒”，是泣血大恨。只是他以高超的小说艺术“变出”偌多手段折射了这“恨”，传递的是对人类的大爱——或可称人性的“悲悯美学艺术”。难怪，木心先生说“俞平伯评《红楼梦》，没有新创建、新发现”[14]。这话虽可再斟酌，因为俞先生晚年有些灼见是比较到位的，想来是几十年遭冷冻的沉思之精华；曾被我多次引用。但通观俞先生评红，木心说的没错——这恰恰代表着读众对研红者的严格要求。而某些“没有新创建、新发现”还在讲台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之人，可叹；且也是到了他们该警醒之时。
——这也是我写这篇“贾化（假话）方可言大题”中，所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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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程颐的《遗书·语录》。
[2] 见朱熹的《语类》卷1。
[3] 见朱熹的《语类》卷94。
[4] 朱熹的《语类》卷4。
[5] 参见王廷相的《雅述》。
[6] 参见王廷相的《太极辩》。
[7] 参见戴震《戴震集》〈孟子字义疏证〉。
[8] 同上。
[9] 参见笔者《红学——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上册）〈直击红楼主题的怀古诗〉第190-194页。
[10] 参见笔者《红学——在世纪的转析点上》（上册）。
[11] 参见笔者《红学——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上册）〈直击红楼主题的怀古诗〉“上篇”。
[12] 见周岭在《百家讲坛》语。
[13] 见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8第1版）〈红楼梦底风格〉第80页。
[14] 见木心讲述《文学回忆录》第38讲第500页。
（本文刊发于《红楼研究》2014年第二期；刊后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