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0年代的革命浪潮中，披着社会学家外衣的雷蒙·阿隆、丹尼尔·贝尔，西摩·马丁·李可塞特诸人的“意识形态终结”以及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范式遭到了抛弃。源流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与冲突论进入了社会学理论的核心领域。

但是，主修社会学的学生，要比他们的老师走得更远。他们不满足理论的纸上谈兵，以“直接行动“的方式实际的参与了革命。翻检60极其后年代革命史，就会发现，还没有哪一个学术领域象社会学一样，贡献出如此之多的革命者与体制的破坏者。

1962年，起草Port Huron Statement的Tom Hyden，有及深的社会学渊源。在这篇宣言中，大量引证C. Wright Miles关于权力精英与中产阶级的理论。Tom 后来成为学生民主社会促进会（SDS，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的领袖。

1964年，伯克利校园言论自由运动中，闹的最厉害使社会学习学生，他们甚至要求取消大学里的考试制度。

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最为抢眼的明星是索邦大学的德籍社会学学生Daniel Cohn-Bendit。这厮再一次与教育部长交锋的时候攻击了女生宿舍不允许男生出入的规定，教育部长自以为幽默的让他跳进游泳池去败败火，他马上还 击：“这就是法西斯分子给我们的答复吗？“。多年以后，他撰文回顾这一段经历，题目是“我们曾经如此热爱革命“。

戴高乐在平息风暴中的武力威胁是相当一部分革命者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从而成为70与80年代左翼恐怖组织之源。而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主修社会学的学生踏上了暴力革命之路。

和切·格瓦拉一样，哥伦比亚的卡米洛·托雷斯是这条道路上先行者。他曾经是一个神父，这一身份使我想起了100多年前发出“多洛雷斯呼声“的墨西哥神父 伊达儿戈，但是，进入比利时卢万大学以后，他选择的学位是社会学博士。虽然他后来成为波哥大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始人，但是知道他牺牲的时候，还没有修完博士 学位，所以，我依然视之社会学学生，而非老师。他曾经致力于哥伦比亚的反对党团结与改良，但毫无成效。于是选择了暴力革命。下面引一段他的话：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我不是反共的。因为共产党的道路对于解决贫穷、饥饿、文盲、缺少住房以及对人民必需的设施的缺乏等项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和科学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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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神父，我不是反共的。因为虽然他们自己可能不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真正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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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共同的目的：为了反对寡头政治和美国的统治，为了人民夺取政权，我准备同他们战斗。”

1966年1月，这位神父，这位社会学博士生，参加了哥伦比亚游击队——民族解放军。一个月后，他在战斗中死去。

在拉美游记中心主义的启发下，欧洲各国的年轻人成立了城市游击队，后来，人们普遍称之为恐怖组织。据我所至，至少有两个主要的组织的创始人时曾经主修社会学的学生。

德国的红军派，他的创始人曾经是法兰克福一所大学主修社会学的学生——巴德尔。他一生当中至少有三次被捕。每次被捕都有神奇经历。第一次被捕后，他声称正在准备一篇关于边缘青年的论文，获得许可到联邦德国社会问题研究所的图书馆去查资料。他的同志就在这里营救了他。

第二次被捕，引得萨特专程赶往他的监狱探望他，并为他的释放向知识界大声疾呼。

第三次被捕后，他的同伴为了营救他，绑架了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奔驰的董事施莱歇，并劫持了一架飞机。但是政府决不妥协。最后巴德尔神秘的死于狱中，头部中弹。政府声称他是自杀。即便如此，能够把枪械运进特别关押的监狱，也是够神奇的。

意大利红军旅的创始人库尔乔，曾经是特伦多大学主修社会学的学生。在1969年的一次街头运动中，他的两名同伴因催泪瓦斯的爆炸而死亡。这一事件是他走上了暴力革命之路，创建了红军旅。

库尔乔被捕后，他的同志干了一件漂亮的活，绑架了当时意大利的总理莫罗。政府不顾首脑死活，拒绝释放库尔乔，莫罗被红军旅的人民法庭审判后处死。库尔乔背叛徒刑。出狱后，宣布放弃暴力革命的道路。

我对日本的赤军与法国的“直接行动“没有了解。等有空查查这方面的资料，没准有会发现几个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