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社会学自诞生以来，其在理论形态上就出现了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和批判主义三种不同的发展取向，且分别经历了古典社会学理论、现代社会学理论和当代社会学理论三个不同阶段，并最终形成了一种“现代化研究范式”。而当代全球化的兴起，为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基本规则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社会学理论必须应对这种新变化。、
一
自社会学诞生以来，人们对其总体框架的划分就有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以及混合法等不同的划法(当然，最基本的是二分法，其他的分类都是二分法的变形或发展)，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有孔德(a.comte)、沃德(l.f.ward)和索罗金(p.a.sorokin)的三种二分法。如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中，首先将社会学区分为研究社会秩序的静态社会学和研究社会进步的动态社会学两部分。沃德在20世纪初出版的《纯理社会学》中，将社会学分为纯理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纯理社会学吸取了孔德的思想，把静的社会现象问题和动的社会现象问题与社会势力问题摆在一起；应用社会学则研究社会改进的现象问题。索罗金在1930年代则把社会学划分为普通社会学和特殊社会学，前者研究社会现象的共同性与共同关系，后者研究社会现象与社会现象间的特殊性和特殊关系(特殊社会学实际上是分支社会学)。还有的社会学家则把社会学分为宏观社会学和微观社会学，前者侧重研究社会整体结构与功能，后者侧重研究个人、小群体行动与互动。维泽(l.wiese)在《系统社会学》一书中则把社会学分成三部分：研究社会生活历史进程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由社会养成的内心势力的最后意义以及意识力量的哲学社会学和根据实际与实验，作社会现象的系统研究的系统社会学。社会学家对社会学体系的各种划分，尽管视角不同，但总体上看其内容是大同小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随着社会学研究的广泛开展和社会学知识的普及，人们对这门学科的理论范围和研究内容正在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①]
对社会学理论发展阶段的划分也大体如此，按照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逻辑演变，社会学家们通常把迄今为止的社会学理论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社会学诞生的1830年代到1870年代末，这是社会学的奠基阶段，其代表性人物就是孔德和斯宾塞(h.spencer)；第二个阶段是从1880年代到1920年代，这是社会学的形成阶段,其代表性人物就是韦伯(m.weber)和涂尔干(e.durkheim)；第三个阶段是从1930年代到1960年代中期，其代表性人物就是帕森斯(t.parsons),也是社会学理论发展史上著名的“帕森斯时代”;第四个阶段是从1960年代的中期到1970年代末，是各理论流派“群雄割据”的时代,也是著名的“反帕森斯时代”；第五个阶段是从1980年代直至现在，是社会学理论多元综合的新时代，也有人称之为“吉登斯时代”。[②]对社会学的这种划分，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实际历史过程，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进程，因而线索清晰、阶段分明，具有一定的合理性。[③]
然而，为分析的方便，笔者对社会学理论发展阶段的划分不是采用这种划法，而是根据社会学理论不同研究传统的实际发展，借用历史学中的年代“用语”来进行粗略的划分，即把社会学理论的整个发展历程划分为古典社会学理论、现代社会学理论和当代社会学理论三个阶段(见表一):
古典社会学理论(classical sociological theory)阶段，明确地讲主要是指涂尔干、韦伯和马克思(k.marx)三个人的社会学理论思想。[④]之所以说它是“古典”的，不仅是因为它确立了社会学理论所关注的基本论题，促成了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形成，而且它还是以后各种社会学理论思潮的发源地。因为在此之前的孔德、斯宾塞等所谓的社会学理论奠基阶段的人物，其对社会学理论思想的形成也仅仅起到“奠基”的作用，其思想与其说是社会学理论的思想，还不如说是社会思想或哲学思想。社会学理论只是到了涂尔干才真正地具有“学科”特色，并取得独立的地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正是涂尔干、韦伯和马克思才开创了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和批判主义的三大社会学理论传统，其后几乎所有的社会学理论思想都可以从他们这里找到各自的思想源泉。[⑤]现代社会学理论(modern sociological theory)阶段主要是指以三种社会学理论传统为基础，详尽阐述和发展各种理论立场的时期。它是由帕森斯所开创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各种反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思想构成，这也是社会学理论史上著名的“帕森斯时代”和“反帕森斯时代”。其主要特征就是紧紧围绕“社会现代化”这一核心主题而展开一系列论争，由此也产生出了一系列有关社会变迁与社会行为的解释，并巩固和发展了社会学理论的“现代化研究范式”。当代社会学理论(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y)阶段主要是指1980年代以来各种对社会学理论传统的修正、模仿和综合的发展阶段，其主要特征是随着信息化、全球化的兴起，社会学理论中“现代化研究范式”日益受到挑战，各种单一的理论与方法正陷入越来越深的困境中，并由此出现了一种新的多元综合的趋势，以试图解释正在出现的信息化、全球化现象，也有人把当代社会学理论阶段叫做“吉登斯时代”或“后帕森斯时代”。[⑥]
其实，笔者的这种划分与前面论述的对社会学理论发展阶段的通常划分是相一致的，社会学理论奠基和形成阶段(即第一、二个阶段)也就是古典社会学理论阶段，社会学理论的“帕森斯”和“反帕森斯”阶段(即第三、四个阶段)则是现代社会学理论阶段，而当代社会学理论阶段是与其第五个阶段相吻合的。这种对社会学理论发展阶段的重新划分决不只是简单地将前述划分的几个阶段进行合并，也不是简单地套用历史学通常的年代“用语”来对学科发展阶段进行划分，而是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学学科发展的承传关系。作为现代性产物之一的社会学，其“古典社会学理论”的定位实际上是为了更加明确涂尔干、韦伯和马克思三人的思想在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及其重要性，就像学科历史更为悠久的哲学与经济学一样，已有160多年历史的社会学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和内在的发展轨迹，并在整个学科体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现代社会学理论和当代社会学理论就其内在的逻辑演变而言，实际上都是在承传了古典社会学理论中某个研究取向的基础上，或深化发扬，或综合创新。
二
从已往的社会学理论研究来看，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同其他学科理论的发展一样，其基本走势是社会学理论中各种具有相反倾向的理论流派的相互对立、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的有机的历史发展过程。[⑦]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轨迹就像一条正弦曲线，是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三种取向的社会学理论交替出现，轮流占据上峰的历史的、逻辑的发展过程。由孔德----涂尔干开创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的传统强调社会学理论与自然科学方法的一致性，把社会学看成是整个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学科，认为通过社会学理论研究可以找到认识和控制社会发展的规律。而由齐美尔----韦伯开创的人文主义社会学理论传统却强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本质性区别，反对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自然科学化倾向，主张把关注社会行动者主体和主观性作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重点。由马克思开创的批判主义社会学理论传统既不同于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也不同于人文主义社会学理论，它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使社会学理论在本质上成为批判的、革命的学说，并对后来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随着三种取向的社会学理论的交错发展，一定时期后又总要出现一种对各种取向的理论进行综合的社会学理论。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一个周期。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历史来看，迄今为止，实证主义取向的和非实证主义取向(包括批判主义取向)的社会学理论至少出现了三次高峰和三次明显的理论综合。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取向的第一次理论高峰是孔德和涂尔干，非实证主义取向的第一次高峰是荻尔泰(w.dilthey)和韦伯。例如，韦伯的理解社会学理论，就综合了德国人文主义和英法实证主义的双重传统，他主张社会学理论的基本分析单位是人的社会行动，通过“理解”人的行动动机中包含着的“主观意义”去认识社会现象。因此，韦伯的理解社会学理论中的“理解”既是“解释性的理解”，又是“理解性的解释”，目的在于克服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在社会认识论上的独断，走的是一条相对主义的折衷道路。
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取向的第二次高峰是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及实用主义的社会学理论研究，非实证主义的第二次高峰是以舒茨为代表的现象学社会学理论的出现，而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社会批判理论则是从反实证主义立场出发对当代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取向的社会学理论所做的第二次综合。例如，帕森斯就是继韦伯以后试图对古典社会学理论进行综合的社会学家，其结构功能主义就是对帕累托、涂尔干和韦伯等不同理论要素全面综合的结果，并将英国的功利主义经济学、法国的实证主义和德国的历史主义传统结合了在一起，为整个社会科学构筑了一个跨部门的概念框架。
实证主义和非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取向的第三次高峰都是社会学发展进入当代社会学理论阶段以后产生的，与前两次高峰所不同的是，第三次理论高峰无论是实证主义取向的还是非实证主义取向的社会学理论都十分注重在承传自身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吸取其它优秀的理论传统。因此，在第三次理论综合上表现为一种多元综合的态势。如以实证主义理论传统为主的新功能主义和以人文主义理论传统为主的理性选择理论，实际上都表现出了相互吸收、互为补充的特征，并在理论取向上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理论。可见，社会学160多年的历史，其实就是不同学派、不同理论、不同研究取向相互对立，又彼此渗透、彼此补充的发展过程。尽管社会学理论各发展阶段在思想观念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如果以现代化为坐标，以社会发展的实践为尺度，古典社会学理论、现代社会学理论和当代社会学理论在理论构建与目标取向上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因为它们始终没有摆脱建设“现代性”与推进“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其所遵循的都是一种以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和人类主体中心论为特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
然而，今天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全球化、信息化的强劲出现，人类社会的现实开始再次发生巨大转变了。整个人类社会的知识体系都面临着新的检验，而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之上的社会学理论也当然毫不例外。因此，在人类社会再次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由现代社会向全球社会发生转型的时期，社会学理论体系必须予以重新认识。而重新认识社会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重新认识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机制，重新认识我们的日常生活本身。今天，当我们面对全球化滚滚浪潮时，社会学理论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理论都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如果用吉登斯有关社会学理论方法的新规则来重新审视当今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和学术品质，[⑧]我们便会发现以下几个十分重要的社会学理论规则：
第一，社会既不是简单地从个人开始的，也不是外在地给定的所谓整体，相反，它是一个周期性的在时空之中不断实践的过程，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人际互动，到地区间、国家间的冲突与平衡，都既有“内在衍变”又有“外部冲突”，是内外彼此交织、主宰相互渗透的发展变迁历程。社会学理论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解释，其关键就是对现代社会结构的特征寻找解释。为此，社会学理论的分析任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解性的解释(hermeneutic explication)和在描述性的社会科学的元语言(metalanguage)中对他者(the other)的生活方式的揭示；二是对作为伴随人类行为而来的结果的社会之创造与再造进行解释。
第二，社会学理论并不是对某种既定的(pre-given)外在客体之普遍性、绝对性的认识，因为，社会只是通过人类主体的积极行动才能得以被创造和再创造出来，而这一创造与再创造过程又是由其一代一代的成员所从事的行动来实现的。虽然社会成员达到这些行动包含着他们对社会的知识和改变社会的技能，但社会成员并不一定都能意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预期到这些行动的后果。其实，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人类在通过对自然的“人化(humanizing)”而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改造人类自身(当然，人类并不能创造自然，客观世界是独立于人类的存在而存在的)。
第三，社会学理论对现代社会实践的理解与阐释是双向的(dialogical)。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之一，不在于一个是理解性的，一个是解释性的，而是在于社会科学与社会学理论的理解是双向的：一方面，社会学理论用自己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并理解社会和构成社会的个人，另一方面，社会与其构成的要素----个人反过来也在用自己的语言和思维方式来理解社会学理论，这种双向的理解与阐释的过程，也就是社会本身的创造与再造的过程。[⑨]
第四，社会学理论作为一门立足于实践而试图阐释社会及其变迁的学术研究，它的发展，不是某些个人的建树，而是在群体的参与下不断积累、不断分析、不断积极批判的结果。而试图仅仅用一种制度性、结构性特征，例如，工业化特征、资本主义制度等，去理解行动社会的变迁，或仅仅作一些未经阐释的所谓调查，并罗列出一些“客观的”数据和图表，是有失偏颇的。
第五，由于社会学理论所具有的来自社会实践又反过来参与到社会实践的建构中去的品质,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和作用,实际上不仅仅是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生活,而且它本身就构成了现代社会生活一部分,它在理论上的积累和在经验上的发现本身就给人们提供了开启理解可能世界之门的钥匙。[⑩]社会学理论对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使用的概念系统来说，具有积极的批判意义。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首要目标应该是为了“建构”我们所生活的“社会”，而不是被“社会”所“建构”。
为适应“建构”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社会学理论必须应变这个正在快速变化的社会。而在当前的社会变化中，最明显、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变化莫过于“全球化”了，可以说，不断强化的全球化趋势给整个社会所带来的变革性影响是以往任何时候、任何事件都无法比拟的。这种变化应当也势必反映到以建构现实或未来社会为己任的社会学学科领域中。就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趋势而言，全球化与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正是因为社会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是以关注“现代性”与“现代化”问题为职责的(尤其是社会学理论更是如此),不管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异有多大，从“现代化”到“全球化”等各项问题的讨论都一致地显示出了社会学家希望在理论概念建构以及经验研究等方面,充分地掌握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与历史的变迁规律。当前方兴未艾的“全球化”议题研究正是此精神的延续，然而，也正因为这样的学术研究脉络,使得“全球化”议题的分析引起了相当多的争论,如何在社会学理论发展的脉络中恰当地理解和解释新的“全球化”现象,并制定社会学理论在“全球化”过程中所遭遇到的新规则,无疑将是社会学理论面临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
注 释：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②] 因为吉登斯(a.giddens)的理论充当了帕森斯时代的“掘墓人”，并成为这一时期各种理论新的多元综合的典范。
[③] 从社会学理论发展阶段的这种划分中，我们似乎至少可以发现两个有趣的现象：一是它应证了“分化—综合—分化—综合”的事物发展规律，孔德与斯宾塞开创的实证主义社会学传统，在第二阶段开始产生分化，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取向并行发展，而到帕森斯那里开始尝试对社会学不同取向的综合，但最终却以社会学理论的进一步分化为终点，继而到第五阶段，各种新的多元综合态势不断涌现。二是社会学首先是在欧洲诞生，继而传播到美国和其它地区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而到20世纪后期，经过一段时间没落的欧洲社会学又开始雄蜂崛起，其原创性思想和领航人物的影响大大超出美国，社会学由此又重新回归故里吸取养分。
[④] 如果细分起来，古典社会学还应该包括与涂尔干、韦伯、马克思三人处于同一时代的较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如齐美尔(g.simmel)、舍勒(m.scheler)、滕尼斯(f.tonnies)、帕累托(v.pareto)等人的社会学思想。
[⑤] 当然，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富有特色的社会学构想，如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舍勒的“现象学社会学”、滕尼斯的“纯粹社会学”和帕累托的“普通社会学”思想。尽管他们的许多见解都为后来的各派社会学家们所吸取，并成为社会学知识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但相对来说，他们的社会学影响要小得多，追求者也少，更没有形成源源不断的发展脉络和理论流派。
[⑥] 亚历山大(j.c.alexander)指出，“反帕森斯”与“后帕森斯”指的是同一个理论运动，冲突理论、交换理论、互动理论、民族学方法论、诠释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都是在战后帕森斯理论的霸主地位确立之后形成的。但“反帕森斯”这个术语是从这些理论出现在1960-1970年代这个角度来描述的，而“后帕森斯”则是从当今的理论形势的前景中来看待这些理论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反帕森斯”在很大程度上把帕森斯看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告，是从“反”方来进行批判的；而“后帕森斯”则暗示了帕森斯已经被超越和取代了，即使不是在理论上，至少在历史范畴上也是如此(参见:alexander,j.c. (1987) twenty lectures: sociological theory world warⅱ,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20)。
[⑦] 侯均生：《关于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脉络的研究》，北京：《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
[⑧] 详细论述可参见：giddens, a.(1976)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a positive critiqu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ies, london: hutchinson; new york: harper & row. pp155-162，作者在该书的结语中，共归纳了四个方面的九条新规则。由笔者负责审校的该书中文版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⑨]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强调理解与阐释的双向性，并非像现象学社会学那样只是一个纯技术上的问题。因为任何理解都必然是通过理解的主体(subject)与被理解的客体(object)之间的合作(cooperation)才能达成，理解主体与被理解客体的存在境况是构成“理解”的必要条件。
[⑩] 黄平著：《未完成的述说》，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页。
（文军，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