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人们可能听说过“资中筠”这个名字，却未必知道她的父亲资耀华，一位事业卓然有成的银行家、有建树的金融学家，一代金融巨子陈光甫说他“才学兼长，服务精勤”，蒋介石说他“抗战有功”，共产党为他盖棺定论在讣告中说他“对共和国的建立有襄赞之功”，是他建言才保留了“中国银行”这个名号，从而保存了在世界各地的大笔存款。他生于１９００年，殁于１９９６年，一生与世纪同行，９０高龄时追怀往事，亲自执笔写下了回忆录，名为《凡人小事八十年》。他亲历了时代风云的起伏、曲折、变幻，可谓是阅尽沧桑，他本人的人生就是一部无比丰富的大书，是２０世纪中国金融史活的见证。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之一高凤池说过一番话：“我觉得社会中有三种事业非常重要。一种是银行，一种是报馆、一种是书业。这三种事业与国家社会民族极有关系，力足以移转国家社会的成败、兴衰或进退。”报纸、银行、出版，再加上大学，确是近代的四个新生事物，当世人逐渐对老报馆、老书局、老大学产生了浓厚的寻根式兴趣时，常常忽略了银行的出现也是中国从古老的农耕社会向近代文明转型的一个重要环节。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以来的内忧外患中，在列强蚕食、日本鲸吞、军阀混战、国民党权贵对民营银行虎视眈眈的夹缝中，包括陈光甫、张公权、李铭、徐新六和比他们晚一辈的资耀华在内的几代银行家，以他们的才干、努力和坚韧硬是撑起了中国金融业的一片天空，以资耀华为例，即使在日本占领天津期间，他也苦苦地支撑着上海银行天津分行的危局，不失节，不屈从，不停业，直至迎来抗战的胜利，难怪蒋介石在１９４６年接见全国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会代表时，特别夸奖资耀华：“抗战有功，很好、很好。”资耀华出生在湖南一个偏僻的山坳里，少年时代怀着求知的热望，瞒着家人东渡日本，留学十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院，师从经济学家河上肇，仅记录的笔记就有好几大本。他之所以选择经济学专业，就是要报效本民族，用他自己的话说：“经济很重要，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要靠经济，开工厂、做生意也要经济。中国现在就是缺乏经济。”１９２６年他学成归国后，先到大学教过书，在湖南同乡熊希龄的推荐下，开始在北京银行公会办的《银行月刊》兼职，并发表文章。接着，他跨入中华汇业银行的大门，开始他最初的金融生涯。不过他一走进这家银行，就敏锐地从表报中发现了经营管理的不健全，财务上已到了很危险的地步。因为在《银行月刊》发表的文章受到陈光甫的赏识，资耀华不久就转入以“社会服务”为首要宗旨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并在这里真正开始了他一生的事业，这是１９２８年８月。比他年长１９岁的陈光甫知人善任，任命他为调查部主任。他首先用两个月时间参观学习、写出一份调查报告，其中最有创意的是他以上海的电话薄为基础，对整个上海市分区、分街道、分弄堂，分门别类进行调查分析，以上海银行总行为中心，辐射各区、街道、里弄，将商业区、住宅区、高级中级人士分布的情况画出草图，作为银行发展业务的参考。同时，以顾客身份到上海各中外银行，察看各家的服务态度、业务情况，比如付款速度、往来手续等等。他的报告得到陈光甫的赞誉，所提建议也都陆续实施。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受命到各地考察设立分行，判断无不准确，处处显示出高远的见识、踏实的作风，成为上海银行的重要骨干，在金融界名声渐起。１９３０年代初，上海各银行联合成立上海中国征信所，就是由他及代表浙江实业银行的章乃器等轮流负责，发行《金融经济情况简报》，从事信用调查等，取得显著成效。他建议各私营银行联合设立一家规模巨大的不动产抵押银行，依此发行债券，将死资产变成活资金，得到金融巨头李铭、陈光甫、徐新六的赞许，并请他去日本考察、取经，准备付诸实施。不料国民党政权中掌握财政金融大权的皇亲国戚宋子文对各大私营银行觊觎已久，要求由其弟弟宋子良出任不动产抵押银行的总经理，私图借机插足。这一计划因此作罢。当时，对这些艰难生存、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民营银行而言，外有居优势的国外银行，甚至强寇大举侵华的危机，内有“煞星”，直至暮年资耀华都记得当时金融界流传的民谣：“子文不文，陈行不行，徐堪不堪，祥熙不祥。”这是个人分别是官方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次长、财政部长。

１９３５年，华北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资耀华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上海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华北管辖行总负责人，完全开始独挡一面，当时的天津分行因为放款失算，呆帐高筑，头寸吃紧。正是在这个位置上，他长袖善舞、充分施展出他务实的金融才干，多方吸收存款，搞活贷款，很快就扭转了局面。他采取其中一步就是通过参加联青社、青年会等社团广交朋友，寻找银行的源头活水，因为参加这些社团的很多都是公司、企业的经理、厂长；组织仁社分社，这是一个留美归国的团体。此外，在放款方面就是抓几家最大的呆账户，发挥他调查的专长，找到症结所在，帮助对方把企业救活，贷款也就活了。１９３７年芦沟桥事变后，他得到上海总行的指示是：“坚守岗位，保存资产，利用租界，抵抗敌人”，在天津沦陷的岁月里，，他担负起联络全体银行同业的责任，在日本的刺刀下坚持抗争多年，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租界沦陷，处境更加困难，日本人要他参加所谓的“华北经济委员会”，他决心冒着被捕的威胁予以拒绝，侥幸躲过。以前我们只知道武装抗日、言论抗日，很少听说类似资耀华这样的银行家也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惊心动魄的抗日，这真是大时代里可歌可泣的故事，他一方面被迫与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虚与委蛇，阳奉阴违，一方面在被窝里偷偷地听收音机，在铁蹄之下日夜盼望着胜利的到来。抗战之后，资耀华有过一次重庆之行，所闻所见使他对国民党深感失望。１９４６年夏天，他受中共地下党之命，以经济座谈会名义，团结了天津工商界的进步力量，支持学生运动，帮助学生秘密外逃，国民党当局开始对他有了警觉，他在天津的处境已非常困难，在陈光甫的关照下，于１９４７年到美国哈佛大学做研究。到了１９４８年冬天，国内形势的迅速变化使他归心似箭。对于资耀华在时代转型之际的选择，其女儿《残缺的记忆》一文提供了有说服力的分析，他留学日本十年，两次到美国进修、研究和考察，但却是个典型的传统读书人，始终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家国观念。除了对民族国家的感情，对国民党的失望，他本人的秉性、生活方式以及对私产的淡薄都使他更容易接受共产党。他不喜欢美国人的放任，佩服德国人的认真、严谨和纪律，他不太欣赏自由主义，这些因素对他最终作出选择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他到晚年还耿耿于怀，认为没有完成周恩来、李济深等人交给他的任务，说服陈光甫返回大陆。１９４９年下半年，他曾亲临香港向陈光甫转达周恩来等人的意见，陈一度同意在“公私合营”后到北京暂住，准备购置住宅。满腔热情的资耀华已看中一处合适的房子，并计划着等陈回到北京，继续做张公权、李馥荪等回国的工作。就在这时，“三反”、“五反”运动发生了，情况有了变化，陈光甫再也没有回来。资耀华立志不做官，多次拒绝进入官场，１９４７年，他女儿曾亲睹他撕掉天津市政府送来的聘书，大约是参议、顾问之类。此前，留日同学周佛海在南京汪伪政府显赫一时，许以“财政次长”高位，他不愿下水，婉言谢绝：“我资耀华如果想做官，或发财，早就有机会，不必等到现在。” “认认真真地做事，规规矩矩地做人”是他奉行不二的人生准则，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旧时读书人身上常见的人格底气。他长期位居金融界的上层，有很多发财的机会，他却不治私产，一直是租房子住，过的从来都不是奢靡的生活，和我们今天看到的脑满肠肥、享乐至上的大款有着截然同的人生境界。今天的人们要理解资耀华还真有点不易。在２０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在那些如今早已风流云散的大学、书局、银行、报馆中，像资耀华这样有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不是孤立的，无论最后他们选择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不幸的是他们后半生的遭遇，以资耀华在银行业方面的经验、卓识，以他的金融学的造诣，这与他在１９４９年后扮演的角色是多么不相对称，悲剧的帷幕已经拉开，没有人能够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