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日本NHK特别节目录制组著作的《无缘社会》一书，在大陆台湾两地都有翻译出版，日前在台北诚品书店信义店中，赫然可见台湾版的《无缘社会》，足见此书的影响力。
《无缘社会》，原本是日本NHK电视台2010年播放的一部大型纪录片，展示了一个被称之为“无缘社会”的日本社会现状。
“无缘社会”
“这支由七位记者、一位导播及两位摄影师组成的采访团队，耗时两年，以东京为中心，足迹踏遍日本各地，从最北端的北海道到九州岛最南端的鹿儿岛县南大隅町，都能够见到他们的身影。他们采访了无数认识无缘死者的人、担心自己会无缘死的人以及希望能用‘结缘社会’终结‘无缘社会’的人，制作了《无缘社会——‘无缘死’三万二千人的冲击》和二十七支以‘无缘社会’作为切入点的节目。”（《无缘社会》，郑舜珑译，台湾新雨出版社2014年版）
日本NHK电视台特别节目录制组，在节目热播后将记者的真实采访手记合成一书，再次将现代社会中那些不受关注的“他者”的生存状态呈现出来，引发同处于这个社会其中的我们来反省和思考。
NHK采访的主题是“现代人的孤独老死”。采访中发现，高龄、少子、失业、不婚、城市化，造就了这样一批人：他们没有工作，没有配偶，没有儿女，也没有家乡可回；他们活着，没有人和他们联系；他们死去，不为人知，连收尸者都没有，甚至无法知道他们是谁。“无缘死”，成为对其死亡原因的一种新称呼，他们也因此被称为“无缘死者”。
NHK对全日本共1783家所有的地方公共团体进行了独自调查，统计无人领取、由地方公共团体自行火化与埋葬的数字，结果首次获知在2008年一年里，就有32000人“无缘”死去。日本每年的死亡人数约有114万（2009年），也就是说，每100个人中就约有3个遭遇“无缘死”。对于有着孝义传统的东方文明社会来说，这个现象可谓触目惊心！
一个不能颐养天年的社会，一个不能安心死去的社会；一个没有工作、与职业脱节了的“无业缘”的社会；一个没有朋友、与社会失联了的“无社缘”的社会；一个没有亲人、与家庭疏离了的“无血缘”的社会；一个没有乡愁、与故乡隔绝了的“无地缘”的社会。
这是一个与职业、社会、家庭、故乡不再有交集的社会，一个“无缘社会”！
在“无缘社会”中，那些与职场、社会、家庭和故乡失去联系，无人关心、孤独生存着的“他者”，至今还在“被遗弃”的状态下苟且生存、无缘死去。“他们中间，有在公司20年没有迟到请假，可是一夜之间变成街头流浪汉的工薪阶层；有一个人旅行的旅者；有一生未婚的女性；有儿女远离自己的空巢老人；有从来只在网络上交友的年轻人。”
日本的“无缘社会”，不仅仅只是关涉老年人的问题，它已蔓延至不同年龄段的各个人群，他们可能是老年、中年、青壮年，甚至是少年儿童。书中也谈到，很多年轻人发Twitter感叹“无缘死”很可能是他们未来的结局。“无缘”就像传染病毒一般，冷酷而悄无声息地逼近那些奔波在现代大城市，“几乎没有亲戚来往”、“没有深交的朋友”、“单身、离婚、未婚或不婚”，“无子”、“不愿回故乡”的现代人。
令人心忧的是，日本，也许还有我们，现在或正在进入了这样一个“无缘社会”的时代。老龄化、养老问题、人口结构失衡、家庭观念淡漠、城乡对立、流动人口、留守儿童（老人）等等，早已成为我们的社会热点问题。在台湾，也在呼吁“希望台湾不会走向‘无缘社会’”。
“熟人社会”的陌生化
“无缘社会”的问题实质，如书中所说就是“没有关联的社会，各不相干的社会”，就是“个体”与“社会”的关联缺失、社会关系的断裂，而一旦个体与社会疏离、分裂，作为社会组成一分子的“个体”四分五裂成“原子化”，“社会”何以存在？
其实，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社会总体还是处于一种超稳定的状态，宁静、安稳、和谐、舒缓，是社会（尤其是农村）的常态。那个时候在欧洲，人们讲究多子女、大家族、聚居式的生活方式，一个上百年延续的家族并不鲜见。中国在西方工业文明进入之前，基本也是这个状况，那些建立在乡绅阶层和宗族制度基础上的乡村文明，包围着屈指可数的城市，影响着传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纯粹稳固、宁静中和，积岁沉淀，历久弥陈，“熟人社会”呵护着历朝历代的众生百姓。
一切变化源自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疾风暴雨似得推进，大家族开始分裂，子女减少，晚婚不婚，老龄化，“大家庭”向“核家庭”（小家庭）、甚至“一人家庭”转换，血缘淡化，宗族解构；城市扩张，产业集聚，人口迁徙流动增加，移民出现，生活变迁，职业变化，地缘隔绝，业缘疏离，“不确定性”已是人生常态。“陌生化”的浪潮从城市汹涌到乡村，改变着传统“熟人社会”的形态。
在城市、农村社会“陌生化”的变迁过程中，“多元”在提供更多的选择时，也解构了中心的凝聚力；“自由”在释放最大的个性时，也弱化了个人的责任；“私有”在赋予神圣的权力时，也屏蔽了他人的关注；“现代”在颠覆历史的传统时，也丢失了世间的温情；“时尚”在传播炫目的流行时，也失去了历史的厚重；“变化”在催生新鲜的机遇时，也钝化了神经的敏感；“网络”在链接无限的空间时，也减少了现实的交往；“流动”在带来更多的活力时，也留守了孤独的儿童；“财富”在改善生活的水平时，也丧失了天伦的快乐。林林总总，社会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每一步前进，同时也付出了人们之前无法预想到的代价。
“独立生存”、“一个人的房间”，看上去很美，实际如何，只有上帝知道！
一位日本老年观众写道：“追求个人自由带来的结果之一居然是‘无缘死’，真是一个让人不得不猛醒的事情。”
“交往行为”的合理化
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一种存在，脱离了社会，孤立的人也就无法确定自身的存在和价值。所以，人，与社会的交际、与他人的交往就成为其重要的一种需求。按照由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驱使人类的是若干始终不变的、遗传的、本能的需要，这些需要不仅仅是生理的，还有心理的，他们是人类天性中固有的东西，文化不能扼杀它们，只能抑制它们。人类的需要是以层次的形式出现的，由低级层次的需要开始，逐级向上发展到高级层次的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超自我实现等。其中“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只是低级别的需要，是人的生存的基本需求，此需求的实现只是表明人的基本生存没有问题，只是“生存”而已，谈不上“生活”，更谈不上生活质量。
而“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则属于高层次的需求，其中“社交需求”是对友谊、爱情以及隶属关系的需求。“尊重需求”是对成就或自我价值的个人感觉，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与尊重，如成就、名声、地位和晋升机会等。“自我实现需求”是最高层次的需求，包括对真善美等至高人生境界获得的需求，诉求自我实现，发挥潜能等。“超自我实现”是“自我实现需求”充分完美地满足时的一种“高峰体验”，是一种自我价值实现的极致体现和“忘我境界”。
显然，只有当需求实现到“社交需求”之上的层级后，人的现实状态方由“生存”状态提升进入到“生活”状态，才实现了人的自尊生活，才是“人”的生活。
应该注意的是，马斯洛强调，每个层次的需求与满足的程度，将决定个体的人格发展境界。也就是说，个体的人格发展境界，与需求层次的实现息息相关。人格（Personality），是指人类心理特征的整合、统一体，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一种个性，影响着人的内隐和外显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人格的发展完善层度，受制于需求的满足层度。低级层次的需求满足，只能塑造出低层次的人格境界，高层次需求满足的缺失，必然会对人格的发展形成负面消极的影响，而消极负面的人格，也必然作用于社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虽然“富者”不少，却缺乏“贵族”具有的“绅士精神”，因为“富者”之富，充其量只是一群低层次需求的满足过剩者，远没有进入到高层次需要的追求和实现。
既然人的较高层次需求是得到社会关系的需要（社交需求）和社会承认（尊重需求）的需要，那么，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和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人的交往也应频繁、密切、多元、畅通。事实却并非如此，如《无缘社会》中展示的那样，在高速便捷的网络时代，自我与他者，个人与社会，联系和交往反而更加稀缺、困难、复杂和阻隔。社会蔓延着孤独、失落、无助、怨艾、绝望的情绪和心理，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进步。
为此，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在于人的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的公共领域，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交往行为”的合理化。
哈贝马斯将人的行为分为四种类型：“目的行为”(teleologisches Handeln)、“规范调节行为”(normenreguliertes Handeln)、“戏剧行为”(dramaturgisches Handeln )，以及“交往行为”(kommunikatives Handeln )。
其中“目的行为”，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在不同行为可能性之间做出的决定。这种行为模式具有功利主义色彩，着眼点在于功效或对功效的期待最大化。所以也就发展成策略行为模式。“规范调节行为”是社会群体的成员的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的行为。“戏剧行为”是指行动者为互动参与者，互为观者，表现和展示自己。“交往行为”是行为者通过行为语境寻求沟通，以便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把他们的行为计划和行为协调起来。（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这里的“目的行为”也称作“工具行为”，“工具行为”的“合理化”过度扩张的结果，就是功利主义甚嚣尘上，在“目的为上”主宰下，可以不择手段，“以金钱和权力为媒介”操控一切，人失去自身的价值意义，沦为被控制支配的“物”，人格扭曲，人性泯灭，社会异化，人类社会陷于痛苦陷阱之中而不能自拔。
工具理性导致了正常的人际交往结构的破坏，个人主义的本位观念摧毁了人际交往的和谐基础，造成人对人的压抑和控制。真正保持独立性的个人不复存在了，个人成了有组织的个人。
这样的结局恰如哲学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认为的“不合理的合理性”，源于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并作为意识形态之上的理性，在现代世界实行了双重的职能：即控制自然，同时控制着人。
而“交往行为”是两个以上主体之间产生的涉及人与人关系的行为，以社会规范作为“普遍化原则”，“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平等对话，寻求人与人之间行为的协调和关系的和谐。“交往行为”偏重的是人与人的理解和取信的关系，在平等交往基础上达成相互理解与意见一致，缔造没有暴力没有压制，自由而和谐的生活世界。这样的“交往行为”即是合理化的交往。
显然，“无缘社会”的社会交往行为是不合理的、有着严重地缺陷：交往关系利益化，思想沟通阻隔，交际空间缩小，交往风险增强等等。在日本，人们总是这样说：“ご迷惑をお掛けして申し訳ありません”（给您添麻烦了实在抱歉），这种“不给别人添麻烦”的生活态度，认为“添麻烦”有损对方的利益（时间、精力、钱财等），恰好折射出人际交往中的利益价值取向。如此观念下，能做的只有减少人际交往了。
难怪《无缘社会》作者反问道：“所谓‘关联’或是‘缘’，难道不就意味着相互添麻烦，并允许互相添麻烦吗？”
人与人之间失去“牵绊”、“关联”，社会又何以可能？！
“结缘”社会
《无缘社会》提出了“牵绊再造”，意欲重建人与社会的“关联”，再续前缘。
面对与社会“失联”的“无缘者”，需要重建社会交往的通道，让他们重拾联系，回归社会。在纪录片《无缘社会》中，日本NPO白浜地区救护队在海边小镇的一座教堂里，提供居住场所给被救助者，并培训其工作技能，帮助其重新融入社会，同时让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孤立的一个人。之前与社会失去联系的“无缘者”们在此如家人一般一起生活，他们在集体生活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存在和价值。
片中有这样一个动人情节：
一个被救助者河上勉，从附近的豆腐店要来别人让出的豆腐渣，拿回来加工制作成可口的饼干。这个曾经工作卖命、活跃在营销一线的男子，因为工作劳累过度病倒，从而失去了工作，妻子也离开了他。那时的他犹如这丢弃的豆腐渣。他说：豆腐渣一点也不起眼，就像被抛弃的自己一样，成为“无缘者”。我想把豆腐渣做成饼干，让大家开心地品尝。真的想说，豆腐渣，既然你被丢弃了，就由我来让你复活吧！
构筑新的联系，远离“无缘”，复活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