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当代社会，频频爆发的灾疫成为其世界性难题，求解这一世界性难题的根本之道，需要灾疫政治伦理学的导向。灾疫政治伦理学的根本任务，就是导向当代灾疫防治必须以创建低碳社会、提高环境软实力、建设生境文明为实质目标，为此，灾疫政治伦理学必须引导当代灾疫伦理防治遵循全球生境原则、共生互生原则、普遍利益原则，构建生境主义价值体系，探索可持续生存式发展道路，重建以限度生产和简朴生活为基本诉求的生境主义存在方式。
关键词：灾疫政治 伦理 环境软实力 生境文明 可持续生存式发展
当代世界，因为气候失律，而导致了灾疫伦理失律。灾疫失律的突出表征，就是雾霾暴虐和气象灾疫频发。并由此将整个"世界被带到生态灾难的边缘，并不是由于什么可以某种聪明的规划来纠正的管理上的错误造成的，而是由于构成这场历史进军的强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的方阵。任何提出要治理环境危机的人，都因此承担着变革这个历史进程的责任。但是，这是被历史自己所保留的特权，因为彻底的社会变革，只能在有效的、自觉的、集体的社会行动中，才可变为理想。我们必须行动，这点现在已经很明白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去行动。"[1]（P242）为当代灾疫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它不仅正在从根本上打破高速运转的现代文明秩序，也改变了人类生活关注的重心，并且也从根本上改变着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改变着各国政府管理国家、治理社会的要务和重心。不仅如此，灾疫还从根本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威胁着每个人的生命安全，更威胁着国家的安全。因此，要从根本上消解这一世界性难题，必须从根本上考虑灾疫政治伦理学问题和灾疫教育伦理学问题。有关于灾疫伦理教育学问题，已在《展开全民灾疫教育的伦理方向》一文中了初步阐述；本文则围绕灾疫伦理的政治学问题而展开。
1、构建灾疫政治伦理学的基本理念
客观地看，灾疫伦理学是一门综合众多学科视野于一体而形成一种新型的应用指导型人文学科。这门新型的综合性应用指导型人文学科所涉及的对象范围和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简要概括为下图表：
→灾疫重建治理伦理学
→灾疫伦理实践研究→
灾疫预防治理伦理学
→灾疫政治伦理学
灾疫伦理学→ 灾疫伦理动力研究→
灾疫教育伦理学
→灾疫伦理方法论
灾疫伦理基础研究→
灾疫伦理基本理论
从上图可知，从上图可知，灾疫政治伦理学构建，实际上构成了灾疫伦理实践研究的动力内容。换言之，灾疫伦理研究是围绕灾疫而展开的。在当代社会，灾疫防治和灾疫后重建，既需要正确的伦理理念、伦理方法指导，更需要政治和教育两大动力的启动。前一种动力指涉的是在灾疫防治和灾疫后重建中政府应该以如何姿态来面对，并应该怎样采取行动，才体现其合理合法合情的引导效果；后一种动力指涉的是在灾疫防治和灾疫后重建中，如何才可能实施社会整体动员，做到灾疫防治和灾疫后重建能人人担当责任。
什么叫灾疫政治伦理学？ 从根本上讲，灾疫问题，始终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灾疫问题始终包含了特定的政治内容，并体现出具体的政治取向。这可以从三个方面看，首先，从灾疫的孕育生成角度看，特定的政治推动了灾疫的生成与爆发。因为，当代灾疫更多地融进了人力因素，而全部的人力智慧最终变成灾疫生成的源泉，恰恰是特定的时代政治的推动。比如传统的放任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现代的由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以及现在流行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等等，都由具体的政治所导向，并最终实现和回归这种政治。其次，无论是过去或现在，防治灾疫都不是个体或民间社会组织所能做到的，它必需政府的参与，并且必需政府居其主导地位，担当起组织者、领导者、应对策划与实施督促者的职责。否则，灾疫防治会成为一句空话。三是灾疫后的重建，同样需要以政府为领导者、组织者、应对策划与实施督导者。尤其是在灾疫连绵的当代社会，灾疫后重建如果离开展政府，离开展政治的力量，几乎是不可能做任何事情。所以，无论是灾疫预防治理，或者是灾疫后重建治理，都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政治化的社会运动。正是基于如上三个因素的规范与要求，灾疫伦理探讨，必不可忽视政治维度。探讨和构建灾疫政治伦理学，变得十分的重要和根本。
灾疫政治伦理学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层面的自我规定性：首先，它是指面对频频爆发的当代灾疫，探求一种全新的政治伦理出路，进行一种灾疫化的政治伦理构建，以此为灾疫全球化和日常生活化的当代社会，开辟一条更卓有成效的自救道路。其次，它还指对灾疫预防治理和灾疫后重建治理过程出现的全部政治问题予以系统的伦理拷问，并通过这种伦理拷问，为更卓有成效地展开灾疫预防治理和进行灾疫后重建治理，提供生境化的政治伦理方案，以规范和指导灾疫防治和重建朝着低碳化的生境文明方向展开，提供政治动力和政治保障。
灾疫政治伦理学的时代视域灾疫政治伦理学，就是对灾疫的政治问题予以伦理审查的新型学科。灾疫政治伦理学的认知出发点，是生命，特殊地讲，是人。人和生命都不是孤立的，无论是具体的个人还是具体的生命，他们的存在和生存都与世界整体联系在一起，都不可忽视或离开其整体性。以生命和人为出发点，对灾疫政治伦理学的探讨，必须具备如下两个方面的认知视域；
首先，必须具备一种整体化的空间视野。这种整体化的空间视域，具体展开为自然、生命、人、社会四者的共生互生。这一共生互生视域的形成，要求对灾疫预防治理和灾疫后重建治理过程中出现的政治问题予以伦理审查时，必须考虑自然、生命、人、社会这四个基本因素的动态协调。
其次，必须具备一种动态生成变化的历史视域，这种动态生成变化的历史视域，具体展开为过去、现在、未来的过程化。这一动态生变的过程化视域，同样要求在对灾疫预防治理和灾疫后重建治理中的政治问题予以伦理审查时，必须立足于未来、以过去为反思的参照系，考量当下应该怎样做才能最终实现其自身目标。
以如上两维为参照，探讨和构建灾疫政治伦理学，必须把创建低碳社会、建设生境文明、提升环境软实力纳入其中来予以整体考察。
灾疫政治伦理学的时代目标由于灾疫政治伦理学是面对频频爆发的当然灾疫之难而重构其全新的政治伦理蓝图，开辟全新的政治伦理道路；也由于灾疫政治伦理学必须要全力解决其当代灾疫预防治理和灾疫后重建治理中所出现或面临的全部政治难题，而谋求真正的解决之道，为灾疫预防治理和灾疫后重建治理提供政治引导、方案蓝图和行动规训。因此，灾疫政治伦理学探讨必然同时展开为两个维度：首先，灾疫政治伦理学必须为创建灾疫背景下的生境政治学学科蓝图、学科理念、学科理论和学科研究方法而努力；其次，灾疫政治伦理学必须为当代灾疫的防治及其灾疫后重建，提供切实可行的资源节约型和力量整合的整体思路、行动方案和实施方法，具体地讲，当代灾疫的预防治理和灾疫后重建治理，必须以创建低碳社会、提高国家环境软实力、建设生境文明为三维目标体系。
2、构建灾疫政治伦理学的基本原则
从根本讲，灾疫政治伦理学就是从根本上化解灾疫的政治伦理学。从根本上化解灾疫，其远景目标是全球生境文明，其面向国际社会的现实国家目标，是全面提高国家环境软实力；其引导人们秩序而安全地生存的实际社会目标，是积极地开创低碳社会。此三者从三个方面对灾疫政治伦理学的创建做出了规范要求，由此，灾疫政治伦理学的创建必须遵循如下三大基本伦理原则。
全球生境原则当代灾疫问题作为一个世界性难题，要获得真正的解决之道，要产生真正行之有效的行动方案，单靠局部地区或国家的孤立行动，是不能做到的，必然构建全球视野，寻求国际合作。比如暴雨、洪水、地体崩塌、泥石流等，我们确实可以凭一国之力解决，并且也只能凭自己国家之力来解决，但我们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暴雨、洪水连续不断的泛滥，因为暴雨、洪水，当然还包括山体崩滑、海潮、台风、海啸、地震、高寒、酷热或者说极端天气、流行性疾病等等灾疫的发生，不是一个单纯的地质问题，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气象问题，它们实际上是包括地质、气象以及地球生态链等综合因素而形成的。但无论是地质问题，还是气象问题，或者是地球生态链问题，都不是一个地区问题或一个国家范围内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问题。比如，地质问题实际上是地球的内部结构运行的动态平衡问题，而地球生态链问题，却是地球表面动态运行平衡的问题。而气候问题－－具体地讲比如雾霾问题－－却是综合此二者而形成的一个具有更高整合度的整体问题。因而，要根治暴雨、洪水、地震、极端天气和失律的气候、雾霾，必须打破地缘思维模式，构建一种全球战略。这样一来，灾疫的防治与生境重建，必须遵循全球原则，这是灾疫政治伦理学所必须正视的现实要求。
遵循全球原则，构建全球灾疫防治的政治伦理框架，这是当代人类存在的迫切需要。至少，这种迫切的需要目前已经变成一种全球性共识和跨国化的行动。比如，气候是当代频频爆发的灾疫之难的一大根源。因为气候在事实上构成地球与宇宙循环的晴雨表。20世纪后期，温室气候的形成，在急剧地改变着一切，气象灾害频频，雾霾暴虐，生物世界失律，人类存在进入高风险状态。为改变存在危机，扭转失律的气候，控制碳排放－－而探索新型的社会行动方式，包括经济方式、生产方式、技术方式，这些方面已经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了全球性行动，就展开了全球性合作：1992年，围绕温室气体问题，150多个国家参与制定出第一部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气候法，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此，国际社会为如何落实这一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而努力，1997年2月，联合国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京都议定书》，该议定书制定出了为抑制全球气候变暖、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的具体减排种类、减排目标和减排的时间表。尔后，为如何全面实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展开不了的利益博弈，这就是一直坚持到今天的一年一次的世界气候大会。
在国际社会围绕不断加剧气候变化而展开旷日持久的气候利益博弈这一大背景下，不少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并按照自己的方式展开了探索低碳社会的实践道路。创建低碳社会的实践理念和社会行动，始于英国。2000年提出"低碳"概念并开始实施低碳经济。其后、法、德、美等国家积极响应为。2008年7月，日本内阁出台《建设低碳社会行动计划》，"低碳社会"（low-carbon society）理念和行动不胫而走，并逐渐形成一种全球化运动。
由此不难看出，面对当代灾疫这一世界性难题，必须打破地缘化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模式，重建全球生态化的经济、经济、科技、文化、教育模式，以此去探索当代灾疫防治与灾疫后重建的新政治伦理道路，新政治伦理方略，这应该是灾疫政治伦理学的根本使命与责任。
共生互生原则根据上述，灾疫政治伦理学实质上要肩负两个任务：一是要为切实解决当代灾疫防治与灾疫伦理后重建中所面临和出现的各种政治问题、政治难题，提供切实的政治伦理方案，以引导灾疫防治与灾疫伦理后重建朝着生境化方向顺利展开。二是要为如何将灾疫防治及重建与创建低碳社会、提高国家环境软实力、建设生境文明纳入整体，重构力量整合型和资源型的新发展战略，提供宏大的政治伦理视野和切实可行政治伦理方案。为此，灾疫政治伦理学的探索与创建，必须遵循共生互生的伦理原则。这一原则必须从两个层面得到表述与实施：一是展开灾疫防治与灾疫伦理后重建，必须实现自然、生命、人、社会的共生互；二是展开灾疫防治与灾疫伦理后重建，必须实施创建低碳社会、提高国家环境软实力、建设生境文明的整合战略。
普遍利益原则无论是从地区、国家方面看，还是从国际社会和全球生存角度审视，灾疫防治与灾疫伦理后重建，其实都涉及利益问题，并且利益同样构成了当代灾疫防治与灾疫后重建的本质问题。进一步看，当代灾疫防治与灾疫后重建所蕴含的这一利益本质的生存论表达，就是权利；其实践行动表达就是权利与责任的对等。而利益问题恰恰是当代灾疫防治与灾疫后重建的动力问题。灾疫政治伦理学的构建，要真正能够实质地肩负起如上两个任务，必须遵循普遍利益原则，并以此为动力机制，来探讨如何解决灾疫防治与灾疫后重建中的利益冲突、矛盾，把灾疫防治与灾疫后重建引向生境化的广阔道路，提供一种全新的政治伦理智慧与方法。同时也为行之有效地把当代灾疫防治及重建与低碳社会、环境软实力、生境文明四者统合起来予以整合设计，提供全新的政治伦理思路与方法。
3、创建灾疫政治伦理学的生境化价值体系
以全球生境原则、共生互生原则、普遍利益原则为规范，灾疫政治伦理学的首要任务，就是以创建低碳社会、提高国家环境软实力、建设生境文明为三维目标，重建一种全新的社会价值导向系统，即创建生境化的灾疫政治伦理价值体系。
重建自然与人合一的认知方式重建生境化的灾疫政治伦理价值系统，其首要任务就是重构一种生境主义认知方式。
客观地看，频频爆发的当代灾疫，来源于工业社会和现代化建设持续不衰的追求高经济增长，而对地球的地质结构生态和地球表面生态的高度破坏、以及高污染、高碳排放所层层累积形成的。概括地讲，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为导向的现代社会是一个"三高"社会，即高破坏、高污染、高碳排放的社会。这个"三高"社会的整个价值体系是建立在机械论世界观和二元分离的认知方式基础上的。因而，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为导向的社会，是两分自然与人的社会。当代灾疫防治及灾疫后重建，因其以低碳社会、环境软实力和生境文明为目标，而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机械论世界观，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二元分离的认知方式，重建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生境主义认知方式，这是灾疫政治伦理学的根本任务。
重建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生境主义认知方式，其首要任务是重建"人是世界性的存在者"的整体存在观[2]（P243-271），因为从发生学讲，每个人的生命都得之天、受之于地、承之于（家庭、家族、种旆、物种）血缘，并最后才形之于父母，所以每个人的生命诞生，都是天、地、神、人的共孕共创。每个人都来源于他者，每个人的生命深处不仅汹涌着自私、利己、自爱的冲动，更张扬着利他、求群、适群、合群的本性。因而，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流淌着亲生命性，每个人都与地球上的生物存在着本原性的血缘关联，每个人都与阳光、空气、水、大地、以及这大地之上的其他生命、所有的绿色构成多元的、网络化的生存链条，任何人都无法、不能和不有摆脱这一复杂而生机勃勃的生存链条，因为一旦这样，人就无法生存，无法存在。所以从本质上讲，在这个地球上，人类与其他生命之间构成一种互为体用的存在关系。当代灾疫防治及灾疫后重建，其实就是需要重建这样一种世界性存在的体用关系，灾疫政治伦理学就是为此而担当重任。
如前所述，工业社会和现代化建设所依赖的这种分离自然和人的两分认知方式以及机械论世界观，是以惟人类中心论为信念基石的：惟人类中心论的信念基石就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是一切存在者如何存在的尺度，一切非存在者如何不存在的尺度。"古希腊的这一认知信念将人类引向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探索与征伐之路，最后，这一惟人类中心主义的存在信念在康德的立法中获得了最后定格，这即是从的"知性为自然立法"，人的"理性为自己立法"。康德的这一双重"立法"思想奠定了现代文明的认知基石，并以此为准则而构建起了大机器生产为基本范式的工业社会的生存法则。在这一社会生存法则的导向下，人类把枢机论世界观和二元分离的认知方法论推向极端，斩断了人与自然的血缘关联，创建起人与自然彻底分离的体用观念，这观念的简洁表述：就是人是地球的主人，是自然的主宰，自然世界包括生存于其中的所有生命、所有物都仅仅为人类而存在，都必须成为人类满足自己存在和生存之需的作用物，所以，自然和万物之于人类来讲，只有使用价值而不具备属于自己的存在价值。正是这种效用观念的鼓动下，人类展开了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对地球资源的掠夺与浪费运动，这就是工业革命，具体地讲，就是人类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道路，在这条没有阻拦的道路上，人类迅速完成了工业革命，并迅速走完了工业文明的历程，其标志就是低碳社会、生境文明兴起；这个尽头的反面标志，就是当代灾疫之难的源源不断、首尾相连的爆发。低碳社会是工业文明走向尽头的标志，也是生境文明得以开启的标志。灾疫防治及灾疫后重建，这是从反面出发，追求实现正面，即追求低碳社会和生境文明。生境文明、低碳社会的根本标志，就是生境化，这是当代灾疫防治及灾疫后重建的行动目标。基于生境化目标，灾疫政治伦理学必须为引导当代灾疫防治及灾疫后重建，去重建"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2]（P267）的人类生存信念。
重建生境主义价值导向 灾疫政治伦理学必须以"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为生存信念基石，引导社会重建"人、社会、自然、生命"四者共互生存的生境主义价值导向，并引导社会以此价值导向为指南，去进行灾疫防治及灾疫后重建。因为人是世界性存在者，更因为世界中的万物生命都是世界性存在者，因而，在自然世界里，存在者与存在者、物与物、生命与生命、物种与物种之间原本是整体存在的、相互生成的。比如气候、空气、阳光、水、土壤，这些全球公共资源是世界上一切生命得以健康存在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世界上的所有物、每种存在者和一切生命的存在和生存，都有赖于它们之间的共生互生的循环：水的存在，在于其不息的运动，然而水的运动却离不开气候、阳光。气候按其自身的时空韵律而变化，才构成了由天而地、并由地而天的流动不息的根本保证。然而，气候的变化却有赖于太阳辐射。所以太阳辐射穿越大气所形成的热能，恰恰构成了水由天而地并由地而天的流动的真正动力。以太阳辐射所形成的巨大热能为永动力，以气候有规律的变化为调节手段，水向上流动，是太阳热能对地球的强烈辐射所形成地面水的蒸发，产生太空中云雾状水气；太空中云雾状水气聚集达到平衡的临界点，形成对太阳热能的冲淡作用，温度降低，弥漫的水气以尘埃为凝结核，形成水滴降落地面而汇流成水。水向下运动，就是降雨。水的蒸发与降落之间是一个循环周期，水的不断蒸发与降落，就是其周而复始循环的展开。水不断蒸发与降落的临界点，就是太空所聚集的水气与地面上的水之间达到动态平衡，超过了这个动态平衡的临界点，水气就会较长时期的蒸发而产生地面的干旱情况；反之，就会产生较长时期的或过量的降雨而形成地面的洪涝水灾。所以，阳光、空气、水三者的互生运动，又构成了地球其他生命实体自生和互生的动力条件。同样，宇宙、自然、大地、生物世界的所有生命和一切事物之间，也是互生的，并因其互生而获得共生，更因其互生与共生的协调而自在与互在。
重建生境化的行动原则 "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共互生成的生境主义价值导向必然要达向对实践的指导，因而，人类探索"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实践行动，必须接受"行动时想到全球"和"负责任地生活"这两个具体的实践原则的指导。灾疫政治伦理学的实践取向，就是指导当代灾疫伦理防治必须践行这两个原则，尤其是灾疫防治及灾疫后重建过程中去全面检验这两个原则。
"行动时想到全球"这一生活原则教育我们在面对日益普遍化的灾疫和日益恶劣的生存条件，人类要拯救自己，必须要从根本上改变惟人类中心主义的存在信念，必须改变机械论世界观，并从根本上废除二元分离的认知模式，重构"人是世界性存在者"的整体存在观，重建"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生境主义认知论，以一种全球化的思维视野和生态整体的认知方法，来重新认知世界，重新看待人与自然的存在关系，并必须学会善于运用生态整体的方法来面对和处理一切需要我们解决的生活内容和事件，具体地讲，在面对需要解决的生活内容和事件而一旦要采取行动时，我们必须须要能熟练地运用动态生变、整体关联、转换生成的方法，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将头抬得更高，将目光放得长远一些，即才可能以更为理性的姿态放弃实利主义追求，而将利益的考量置于更为长远的和更为整体的平台来展开。
生活永远是行动的敞开状态与进程，而因生而谋求活路、为活而探讨新生的行动要达到预想怕效果，则始终需要认知的指南，其认知的指南要正确，则必须遵循"行动时想到全球"的原则，惟有如此，我们的行动展开才可真正落实为责任的担当，才可真正才这种脚踏实地的责任担当的落实中学会负责地生活，构成人人必备的基本生存品质和行动能力。学会负责任地生活，需要主体能力的具备，其首要的主体能力，就是正确的选择与决断能力。因而，学会思考，学会判断和评价，学会选择与坚守，成为当代社会人人必备之奠基能力；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学会从自己开始在做中学，并通过学而做得更好。"做中学"和"学中做"的本质规定和根本要求，就是权责对等，即配享一份权利就担当一份责任，反之担当一份责任必配享一份权利。"做中学"和"学中做"的整体要求，就是凡事从自己做起。凡事从自己做起的基本要求和行动原则是：思考是实做的指南，学习是实做的动力。思考指南实做的首要要求，就是做任何事情都应该想到全球，都应该具备全球性视野；思考指南实做的基本要求：做必须担当责任，为此，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只能是"以所有其他人均能照此生活的方式生活"[3]（P61）；思考指南实做的具体要求，为担当责任而做，必须从细节入手，从小事做起，从日常生活训练，负责任地行动。比如，要使我们的生活远离污染，我们必须首先行动，从自己做起，不用一次性产品，少开车多步行或赶公共汽车，遵循自然气候，室内少开或不开空调等等，通过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节和小事，实现生活的少排放、低污染或者零排放、零污染。我的这种负责任的行为，应该成为其他所有人能照此做的行为。或者，一旦有人在生活中做到了低排放、低污染或零排放、零污染，那么，我也应该且能够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努力做到，即照此方式而生活，其他所有人也应该照此生活方式而生活。让其他所有此生活方式而生活，这是最普遍的也是最好的灾疫防治行动，也是最实在的灾疫后重建治理方式。
4、开辟可持续生存式发展的实践道路
在全球生态的当代社会，防治灾疫及灾疫后重建，不是一个孤立的事功，而是当代人类社会存在发展新战略格局中的一个重要战略方式，具体地讲，它是创建低碳社会、建设生境文明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提升国家环境软实力的一种战略手段，这种战略手段实施所要达及的目标，是一个极为宏大的开放性体系，即创建低碳社会、提高国家环境软实力、建设生境文明。而运用这个战略手段来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必须开辟可持续生存式发展道路。开辟这样一条全新的存在发展道路，单靠灾疫防治治理及灾疫后重建治理不能实现，它需要灾疫政治伦理学为其前导。换言之，惟有当灾疫政治伦理学为其开辟出可持续生存式发展的实践道路，当代灾疫防治及灾疫后重建才可沿其道路而围绕生境化目标创建低碳社会、建设生境文明。所以，为当代灾疫防治及灾疫后重建开辟可持续生存式发展道路，这是灾疫政治伦理学的基本任务。
灾疫政治伦理学要为灾疫防治及灾疫后重建开辟可持续生存式发展道路，是因为当代灾疫防治及灾疫后重建，不是恢复工业社会和现代化建设模式，而是要以生境化的低碳社会和生境文明为目标，因而，它必须抛弃工业文明的物质幸福目的论，物质主义的价值导向和惟经济发展观。因为从根本上讲，目前所盛行的"可持续发展"观所崇尚的生存目的仍然是永不满足的物质幸福论，它的基本主题仍然是惟经济发展观，或者更准确地讲，惟经济增长观构成可持续发展观的本质规定和实质的价值取向。所以，可持续发展观仍然是为实现人自身的目的而必须全面发展经济，并为全面发展经济而保护环境。基于这一发展主题的规范，可持续发展观从整体上体现出如下三种基本诉求：第一，仍然是以保持人类中心地位为价值前提；第二，仍然是"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社会发展战略，这一社会发展战略实施的具体化，就是经济增长指标化，以至于形成每年都为完成其制定的经济增长指标而不顾一切；第三，仍然是以满足人的物质需要为目标追求。概括地讲，"可持续发展是这样的发展战略，它为了实现财富和福利的长期持续增加，而对一切资产、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也包括金融和实物资产等实施管理。"[4]（P176）由此不难看出，可持续发展观热衷于在更新资源管理中追求更大化的持续经济产出、持续财富增长。并且，"可持续发展也包含着一让人安心的修辞手法。我们可以全部拥有它们：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社会正义，不只是在当前，而且是永久性的。"[5]（P178）这种更为贪婪的求全主义社会发展观，仍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为当下之实利动力。这种性质和取向的可持续发展观，就是企望通过高速经济增长来刺激、激活和满足人的无限度的物质欲望，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化解一系列根本性的社会问题，并与此同时又想通过保护环境来保证子孙后代的基本生存需要。这种求全主义的贪婪追求使"可持续性学派的观点还远远难以令人信服。到目前为止，它们产生的一切充满了矛盾、混乱和内在的不一致。"[4]（P192）因为这种在理念上极度混乱和和实践上的求全主义，使"在一个由市场自由主义支配的世界上，可持续发展的前景是暗淡的，除非它能够表明环境保护对所有地方的收益率和经济增长都是有利的，而不仅仅是这些竞争性的价值能够相互调和。"[5]（P182）由此不难看出，在当前，为发展中国家所沉醉的可持续发展观在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整体方向，却与当代灾疫防治所努力的方向构成了内在的不一致，因为灾疫伦理防治治理和灾疫重建治理所追求是的创建低碳社会、提高环境软实力、建设生境文明。而创建低碳社会、提高环境软实力、建设生境文明，从本质上讲都不是发展问题，而是生存问题。抽象地讲，探索当代灾疫防治治理及灾疫后重建治理、创建低碳社会、恢复和提升国家环境软实力以及建设生境文明等等，其所致力的都不是发展，而是是"人与天调"问题生存，是如何实现"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共互生存问题。所以，当代灾疫防治及灾疫后重建，融会贯通低碳社会、环境软实力、生境文明建设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生存问题，其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同样是生存问题。正是因为如此，以实施以灾疫防治及灾疫后重建为契机，探索低碳社会、环境软实力和生境文明的整合实践，必须且只能避开可持续生存式发展的道路。
5、重建生境化的政治伦理存在方式
灾疫政治伦理学要为当代灾疫防治及灾疫后重建朝着低碳社会、生境文明方向前进，而开辟可持续生存式发展的实践，这是一个社会整体动员的生存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使可持续生存式发展能够得到全面的实践，则必须重建生境化的政治伦理存在方式，这是灾疫政治伦理学的重要任务。灾疫政治伦理学所要重建的这一生境化的政治伦理存在方式，具体敞开为两个方面：一是开辟生境主义的政治伦理生存方式；二是探索生境主义的政治伦理生活方式。
探索生境主义的政治伦理生存方式，其根本的社会任务就是重建生境主义的消费方式和生产方式。
重建生境主义生产方式的首要前提，就是必须全面抛弃"发展就是好的"和"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片面观念。因为"发展就是好的"和"发展才是硬道理"只具有一般的正确性，却不具有具体的正确性。其根本理由是：世界是一个限度的世界，任何存在物、任何运动方式、任何作为或不作为，都客观地存在着自我限度性，发展也是如此，只有在其自身的限度的内的发展，才是好的，才体现更道理，一旦违背或超越了这个"既定的限度"，所有形式的发展都只能带来破坏、带来恶，带来毁灭。而发展的自身限度是什么呢，就是"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的共在互存和共生互生。所以，从根本上讲，只有符合"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才是好的，反之，一切违背自然法则和人的本性而展开征服、掠夺式的发展，由于它在事实上推动了没有限度的高碳排放和高污染排放，所以它是坏的，因而不能成为人类存在和生存的硬道路。所以，要重建生境主义生产方式，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发展就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就是发展"的等同主义观念和等同主义认知模式。因为客观而论，经济增长可能带来社会发展，但也可能带来对地球、自然、社会的全面破坏或退化。检视一下现在的环境状况，就最能够说明这一点。第三，要重建生境化的生产方式，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实利主义的政治伦理态度，因为这种政治伦理态度将人蜕变为经济的动物，只鼓动人们追求无限度的物质幸福论。这种绝对无限度的物质幸福论生成出三个方面的生存取向：一是惟经济主义取向，它构筑起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质需要----是首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则是次要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高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变，这一转变将现代文明与所有其他文明形式区别开来，它也符合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关于经济至上的观点。'这也就是说，社会应当从属于经济，而不是经济从属于社会。在这个新的领域中，道德观被经济观所替代，它'注重收入、财富、物质的繁荣，并把它们视为社会生活的核心。'"二是人的经济动物主义取向，"这种实利主义或经济主义的另一个假设，反映在人是经济动物这样一种关于人的信条中。当用这种抽象的方式去看待人类时，无限度地改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下的欲望就被看成是人的内在本性。"三是经济万能取向，即"'无限丰富的物质商品可以解决所有的人类问题。'这种信条与人是经济动物这种大众观点一起使我们作了这样的假想：物质财富与社会的普遍健康和福利之间的确存在着统一性。用最粗浅的话说，国民生产值构成衡量一个社会运行状况的标志。"[6]（P19）
惟有如上具有普遍支配性的认知观念和生存信念得到真正改变和全面确立，探索和实施可持续生存式发展的生产方式才变成现实。
探索和实施可持续生存式发展的生产方式，其根本前提是重建生境主义消费方式。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消费始终是生产的动力。行动永远需要认知指南，重建生境主义消费方式也不例外，它需要重建生境主义消费的认知方式为首要条件。要重建生境主义消费的认知方式，就需要充分认知到现在这种享受型消费方式对人类的根本危害，即它正在把人类引向过早地死亡，比如被全面刺激起来的人人需要的汽车消费热潮，就是在把整个社会推向死亡，当然它首先是把个体生命推向高污染的死亡生存的环境之中，然后把城市推向死亡的道路。而更直接的死亡警告，却是从未间断的各种灾疫之难。面对这种死亡警告，灾疫政治伦理学的责任，就是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同毁灭之神赛跑）内唤醒整个社会，清醒起来，行动起来，包括全民化的灾疫防治行动和灾疫后的重建行动，重建生境化的消费方式。生境化的消费方式就是低碳化的消费方式，具体地讲，就是物尽其用的消费方式，就是利用生、简朴生活的消费方式。
探索实施生境主义的政治伦理生活方式在当代灾疫防治及灾疫后重建过程中，灾疫政治伦理学要引导全社会重建生境主义生活方式，需要以"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为准则，以"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共生互生为生存指南和价值导向。
首先，在灾疫防治与灾疫后重建中，灾疫政治伦理学应该引导人们改变其根深蒂固的存在观念，重建更符合自然法则和人性要求的存在观，这种存在可以简要地表述为；我们根本不可能违背宇宙律令、自然法则和生命原理而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引导世界向我们的方向靠拢，我们只能且必须彻底地改变业已习惯的存在姿态和行动方式，学会重新向自然学习，学会以谦卑的存在姿态去尊重世界生命，"生命是一个超越了我们理解能力的奇迹，甚至在我们不得不与它进行斗争的时候，我们仍需要尊重它。"[7]（P243）为地球原本就是一个巨型的活的生命体，地球形成陆地与海洋，在陆地上形成草原、森林、山脉、平原、丘陵等等，是自成动态平衡的结构体，一旦遭受不应有的外力的冲动或挤压，或破坏它的自身结构，比如挖掘煤碳、开采石油或天然气，以及其它各种矿物质，其实都是在破坏地球的内在地质结构，都将可能导致地球运行偏离自身轨道，由此产生意外不到的自然灾害。当代灾疫的频发，最终是人类无视地球生命、破坏地球结构所致。灾疫防治治理及灾疫后重建治理，就是就是恢复人类本性，就是在恢复人类本性的基础上，重新按照自然的本性而生存，即以真正尊重地球生命的方式而生存。
其次，灾疫政治伦理学应该引导人们在灾疫预防治理和灾疫后重建治理中真诚地去努力改变那业已习惯的生活方式，将我们自己从肉体和心灵的双重堕落中拯救出来，过一种符合宇宙律令、自然法则和人之本性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要求"我们不得不从现在做起，仅仅是少开车是于事无补的，除非是作为一种声明、一种方式，使其他人--许许多多的其他人--少驾车，大多数的人不得不被说服，而且是很快地被说服，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8]（P200）
第三，灾疫政治伦理学还应该引导全体社会成员在灾疫预防治理和灾疫后重建治理过程中，为重建更符合天性和人性的生活方式而努力于生境主义行动，这种生境主义行动必以生境成长为导向，以简朴生活为基本内容，以从自己做起、从当下做起、从小事做起去克制欲望为自我要求，过简朴的生活方式。
探索实施生境主义生活方式的健康指标在灾疫防治及灾疫后重建过程中，为引导人们重建生境化的政治伦理生活方式，灾疫政治伦理学应该为其构建其健康指标，包括宏观指标和具体观指标。前者表述为实行社会整体动员，实施有限度的物质消费，崇尚健康的精神消费、高雅的情感消费和创造的美学消费。其后者表述为物质生活的简朴和身心的健康。生活简朴和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是以宇宙律令和自然准则为指导的生活方式，更是以生命原理和人性要求为规范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既是人类崇高生存品质的体现，又展现了我们在向自然学习的过程中接受自然之天然教化的智慧。
生活简朴和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生活信念基础上的：过一种简朴的生活，才是身心健康的源泉；因为选择过一种简朴的生活，既是美感的也是幸福的，因为简朴的生活把我们引向了与自然宇宙的回归，使我们回到自然宇宙的怀抱，颖悟自然宇宙的智慧，发现和享受自然宇宙的大美、大智、大善。所以，对于我们来讲，过一种简朴的生活，人生更焕发出无穷的诗意和想象的魅力。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探索简朴的生活方式，自愿于过一种的简朴生活，就是以简朴为美，以简朴为快乐，以简朴为幸福。
生活的简朴和身心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自然主义的生活方式，就是努力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实践这种自然主义的生活方式，一是以自然为生活的准则、以气候为生活的调节方式，以此才可做到减少温室生活，实现低排放或零排放。二是将自己回归于自然世界和自然气候之中，以一种生命力的方式来恢复我们身体的能力，即恢复我们的适应自然的体能和在日常化的生活过程中触摸自然的身体能力，这就是以步代车的行动方式。三是物尽其用的消费方式，具体地讲，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拒绝使用一次性产品，改变喜新厌旧的物质生活方式和高浪费的生活恶习，抛弃奢侈的物欲生活追求，转向心灵和情感的充实，审美和创造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