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无论古今，官，都是众职业中之一"业"。作为个体，选择为官这种职业，就是运用合法的职位公权来服务公众、服务社会。从职业角度讲，当官，须必尽其官职赋予的责任，如同当教师必尽教书育人之责任、当医生必尽救死扶伤之责任一样。客观论之，当官必为，就是必安于自己的官职，勤守自己的官责。反之，当官不为，就是放弃做官必尽的责任。放弃为官必尽之责任，这是渎职。这种渎职行为一旦泛滥，就有可能使整个社会沦为"无责的社会"。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官业群体看成是"无私奉献"的特殊群体，以至于忽视了官业群体本身是一个"奉禄"群体，即当什么级别的官，有什么水准的薪酬和福利待遇。因而，当官也如工人、医生、知识分子一样，任什么职，做什么活，拿什么报酬。当官不为，其实质是只拿"奉禄"，不干实活；只讲报酬，不做付出。以此论之，当官不为行为，是一种"不劳而活"的"食利"行为，这种"食利"行为一旦合法化，就会破坏"按劳分配"制度，引发人们对官业"趋之若鹜"。

任何职业都求"利"，当官也不例外。为官所求之"利"的内容有二：一是物质性的利，即国家赋予其官职的薪酬与福利；二是精神性的利，即政府和社会对为官之政绩的评价所产生的良好效应，比如名誉、升迁等。

求利既是职业之实际目的，也是人人谋求生存之本性。所以对官员来讲，根本的问题不是其能不能求利的问题，而是应不应该遵守其共守的求利规则问题。这个共守的求利规则，就是对任何群体、任何职业、任何个人来讲，谋求利益必须做到权责对等，即享受多少权利、获得多少利益，就必须为之担当多少责任，付出多少劳动。权责对等原则，既是人人遵守的基本道德原则，也是人人必须遵守的平等、公正原则。当官不为，既是在破坏权责对等的基本社会道德，也是在消解普遍平等、公正的社会价值导向。

二

其实，当官不作为现象一直存在，只是目前被反"四风"的"照妖镜"照出了原形，使一些官员倍感"为官不易"，故而以另一种方式表达其"为官不为"而已。

质言之，当官即是从业，从业必求权责对等，这对任何职业来讲，要从之而不弃，都是不容易的，是必须每天都要努力做到其权责对等的，否则，就是不称职，就应该被"炒鱿鱼"。所以，不容易，是官职本身对官员的基本要求。"反四风"，不过是要求所有在职为官者，都做到这一基本的官业要求。但反"四风"为何引发出官业群体倍感"为官不易"的反弹效应呢？惟一可以解释的是，在未反"四风"之前，当官太容易、太自由了，可以想干活就干，不想干活就可以不干。正是因为如此，才有反"四风"：反"四风"，就是反"当官不为"。因为当官不为，才造就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官业风气。所以，当官不作为的根本危害，就是使以服务社会、服务公众为宗旨的官业，成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盛行的领域。

当官不作为，何以会造成如此巨大的官业危害？这是因为，第一，当官不作为，就是不干活，就是不干实事，但又要出政绩以谋求升迁，所以只能搞既应付上面、又应付下面的形式主义。第二，当官不作为，就是只追求权力，不担当责任，自然就会形成官僚主义，因为官僚主义本质上是权力主义：权力创造淫威，淫威逼迫服从。而淫威与服从，是当官既不作为，又有政绩的两种操作方式。第三，当官一旦放弃责任而追逐权力，其实质的生活目的就是享乐。追求权力和谋取更大的权力，是为了保障享乐和提升享乐的水平。而享乐自然滋生出奢靡之风的盛行。

三

当官不作为，不仅危害官业，更祸害社会，破坏执政党、政府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损害党与政府的形象，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因为良好的党群关系是建立在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基础上的，政府在人民中的形象是通过为人民群众解困解难而积淀形成的。因而，维护良好的党群关系，建立优良的政府形象，必以官员们勤政为民为己责。这个履行"勤政为民"之己责的根本要旨，就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这是孔子向其弟子传授的当官秘诀。将其翻译成白话，就是当官必须"凡事以做为先"。要"凡事以做为先"，就必须做到"多闻阙疑，多见阙殆，慎言其余"（《论语·为政》）。这是孔子所讲的为官三法，即当官就是做实事和做好实事，为此而必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事情或问题本身，少说多听、少说多看，且明辨慎为，把每一件小事都当成大事来做，把每一件小事都做成大事。相反，当官不作为，就是完全违背其基本的为官之道，凡事以说为能，凡事以装样子、摆架子、做形式为要，严重地脱离群众、脱离基层，脱离问题本身，凡事拖延，凡事应付。所以当官不作为的行为一旦泛滥，不仅破坏党群关系、损害政府形象，而且将从根本上损害人民利益、危害国家，阻碍社会健康发展。因而，清算为官不为的巨大社会危害，应该成为反"四风"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