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环境因其自组织、自生长、自繁殖能力而获得生境。环境生境丧失当然有外部力量的推动，但最终缘于环境之自组织、自生长、自繁殖能力的弱化和消解。环境生境丧失，首先造成自然世界内在地萎缩，其次导致人类存在安全根基动摇。为解决此两个方面而治理环境，就是修筑自然回归自身和人回归自然的双重道路。因而，恢复失律的气候、重建地球生境和重构人类存在方式，成为环境治理必须同时展开的三维途径。
关键词：环境治理 环境生境能力 可持续生存式发展 自然回归自身 人回归自然
我们都是环境的罪人。
---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
环境问题，既是一个现实化的历史问题，更是一个国家化的全球问题。因为凡是环境问题，都与人对自然的作为相联系：当人类物种逐渐摆脱自然的控制，从完全顺应自然转身对自然的介入以来，环境问题就伴随此而产生；并且，人介入自然界的范围越广、程度越深，其环境问题就越普遍、越严重。更因为环境问题一旦产生，就成为无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以及贫困国家都不能避免的问题：环境问题产生于人类谋求存在发展。为了更好地存在发展，人类必须面对环境问题谋求治理之道。
环境治理，并不只是简单的去污染、减排放、植树林以及节约能源、绿色发展的问题，更不是简单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环境治理的根本问题，是自然回归自身和人类回归自然的问题。本文将围绕此而展开尝试性思考，以期引来更为广泛的讨论与行动参与。
1、环境恶化的风险和危机
乌尔里希·贝克认为，"我们都是环境的罪人。"[1]（P56)）因为我们为谋求发展而无止境地破坏了环境，并因为不断遭受更为广阔和深度破坏的环境，将当代人类推向"世界风险社会"的进程之中。[1]（P4)）贝克认为，全球化当然指知识、信息、经济、服务、生产、劳动合作以及文化的全球化，但这些都不是全球化的根本特征：在其根本意义上，全球化是指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全球化的生态危机表现为世界性的环境风险，但其根源却在于人类的贪婪和为满足其贪婪的无节制作为："生态危机是文明社会对自己的伤害，它不是上帝、众神或大自然的责任，而是人类决策和工业胜利造成的结果，是出于发展和控制文明社会的需求。"[2]（P43)）生态危机全球化却是当代社会高危风险不断加剧扩散的最强劲的动力，它事实上伴随着人类"因为获取财富引发的破坏生态环境和技术工业的危机（诸如臭氧空洞、温室效应、还有无法预见、无法估量的基因工程及移植医学的后果）"和"因贫困引发的破坏生态环境和技术工业的危机"以及"在生产以及区域性或全球性范围内使用核武器、化学或生物武器以及核动力的危机。"[2]（P45）这即是财富扩张导向环境生态危机、技术异化导向环境生态危机、贫困破坏性导向环境生态危机和生化武器及核动力导向环境生态危机。这四大危机又加剧了当今社会的世界风险。在这个风险笼罩、危机起伏的当代社会，所表现出来的世界性的根本难题有二：
首先，生态危机的"全球化迄今带来了生产力的衰退，社会的灾难和对稳定的威胁。"[3]（P56）生产力的衰退表征为经济的低增长或零增长的常态化，这就是所谓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在世界风险社会，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将主要不再由市场波动所决定，而是由如上四个方面的环境生态危机和资源日益稀缺所导致，因而，它只能是常态化的，因为无论是环境生态危机还是资源的日益稀缺化，都从不同方面制造出经济生产的高成本化，这是生产力衰退的根本原因，也是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常态化－－即经济低增长或零增长化－－的根本原因。社会的灾难，既来源于宇观环境生态的破坏，亦即气候的失律所造成的连绵不断的甚至是日常生活化的气候灾难、地质灾难和疫病灾难，同样也表现为财富争夺、资源争夺、生存空间争夺（比如太空开发争夺、海洋争夺）所带来的现实的或潜在的战争、暴力、动荡，更表现为饮水、粮食、食品等等方面的匮乏与非安全性。而对稳定的威胁不仅来源于风险的世界化和全球化，更因为风险和危机分配的不平等。
其次，在当今，其世界性存在风险转化为实际生存危机的过程中，不断地实现了风险和危机的不平等的分摊。比如气候，它是一种全球化的公共产品，从历史看，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造成了当今世界的气候失律；从现实看，当前气候的加速恶化，既在于发达国家继续加速发展造成排放不减，以及对失律的气候的消极不作为（比如美国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也与发展中国家的单纯经济发展追求息息相关联。然而，气候失律所造成的全部灾难性的后果，却分摊给了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又如，经济增长源于全社会每个成员的共同努力，但由于市场、制度、分配体制以及权力等因素，导致了财富分配的不公，形成了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在这种态势中，各种各样的生态危机、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态灾难，总是在以一种不平等的方式实现了分摊。这种不平等的分摊首先体现在贫穷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富裕国家创造财富，即贫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廉价的劳动力和有限的资源来换取最低的经济收益和社会财富，而发达国家则主要通过进出口、关税、技术和权力控制以及污染输出来，包括财富掠夺和危机及其风险转嫁："在作为福利代价的环境破坏与作为贫困代价的环境破坏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许多财富驱动型生态威胁由生产成本的外部化导致，而在贫困驱动型的生态破坏的情形下，正是穷人摧毁着他们自己，而这种行为给富人带来了副作用。换句话说，财富驱动型环境破坏是在全球范围内平均分布的，而贫困驱动型环境破坏则只限定在特定地区，它只有通过媒介术语表现出来的副作用形式才会成为国际性的。"[1]（PP44-45)）其次表现在穷人为富人创造福利，即富人享受更多的环境福利，而穷人却承受更多的环境污染、环境灾难。因为穷人总是在廉价的劳动收入以及制度、政策、文化的规训下被迫生存在恶劣的环境里，并被视为是理所当然地承受更多的污染，吸纳更多的废气和噪音，吃更多的高含毒性食物，承受更多的环境灾难和灾疫之难。三是灾疫（灾害和疫病的简称）的全球化和日常生活化，表明了其现实的存在风险和生存危机不是在消解和淡化，而是在遵循层累原理而加速集聚，人类正被迫步入高风险、高危机社会，并且这一高风险、高危机社会更多地是内部化的。A·吉登斯认为风险有两种形态，即外部风险与内部风险[4]（PP22-23）：外部风险主要来自传统以及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比如农业歉收、洪灾、瘟疫或饥荒等都属于外部风险。外部风险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风险的客观化；二是风险的空间化。前者意指生成外部风险的直接诱因是自然因素，人力作用于外部风险是间接的，是通过层累的方式而生成并最终必通过自然的方式而发生；后者意指外部风险是以空间导向为播散方式，时间之于它意味着弱化和消解，即风险缺乏时间的穿透性和积聚力。与此不同，内部风险却是因为知识对世界的影响而产生，或者更准确地讲，它是知识、思想、观念支配人类行为介入世界而产生出来的风险，比如，包括气候失律这样的宇观环境问题，以及生物多样性锐减、土地退化、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等等在内的环境问题，则属于内部风险。内部风险也体现两个基本特征：一是风险生成的层累性；二是风险以边际递增效应的方式扩散。这两个特征从不同角度表明内部风险是以时间为导向的，并通过生成与扩散两个环节呈示出来：在生成环节，以时间为导向就意味着内部风险的生成必须遵循层累原理；在扩散环节，以时间为导向就意味着内部风险的扩散恰恰遵循边际效应递增原理。时间越久，风险就大，危害越大，所造成的灾难就越严重和普遍。
在存在风险世界化和生态危机全球化的当代境遇中，中国社会目前"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5]（PP24-25）贝克的诊断既符合存在现实，也符合基本规律：环境问题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社会经济越发展，环境问题越普遍越严重。以此来看正处于全面发展进程中的中国，其环境问题比其它大多数国家更突出："中国的发展是独一无二和叹为观止的：经济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其他大多数国家，它为自己的人民和整个世界提供了商品和劳务，教育制度备受关注，学术成果几乎涵盖了所有领域。中国的全球政治重要性对所有国家产生了与日俱增的影响。文化传统以及对日常生活、伦理学和社会和谐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将被重新发现。这一快速的发展也付出了代价：贫富差距加大，环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污水和不洁的空气对人的健康和动物产生了威胁，土壤退化带来了未来农业生产减产的风险，气候变化引发了洪水和风暴。人的生命、财产和基础结构为此付出的代价更是加倍的。"[6]（P1）克斯托夫·司徒博这段文字写于2007年，5年后的今天，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传播、外交政策、国际事务参与等方面取得了更为巨大的飞跃性成就，但与其相对应的环境问题，也发生了某种意义上的质变，这种质变亦或可以用"飞跃性恶化"来概括，比如立体化（即地下、地面和大地上空）的污染、城市内涝、空中灰霾、土地沙漠化、耕地退化、高温与严寒持续无序交替、北涝南旱的南北气候逆转等方面的环境恶化，无论是从深度或广度看，还是从对未来的影响程度方面讲，都是前所未有的。而如此迅速扩张和恶化的环境状况，以层累的生成方式和边际递增的扩张方式而集聚起来的风险与危机，则必然将我们推向与世界同步的环境治理行列，并强迫我们在放弃许多东西的同时必须采取环境治理行动。
2、环境治理的自然目标
只有那些探究出事物的目的的分析才是成功的。因为有了恰当的目的，人类行为才有一贯性。由于失去了恰当的目的，现代人总是有一种未得到满足的欲望。既然迷失了方向，他就试图通过无节制地疯狂占有商品来重新找回失去的东西，那些商品能够刺激他的感官，暂时平息他的迷失感，或者他就拼命追求控制他人生命的权力，来缓解这种感觉。一个人若失去了决定自己生活目的的力量和能力（以及愿望），就会寻求控制其他人和事物的权力，来解救自己，于是经济生产和经济力量就成了他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现代人不是解决了社会弊病，而是使社会弊病恶化了。只有回到最基本的原则，去研究人及其恰当的最终目的，才能解决这些社会弊病。[7]（P234）
当我们谈及环境治理时，须得接受如上告诫而端正认知姿态，否则，一切有关于环境治理的想法和做法，都将会加速环境的恶化。
治理环境的首要任务，不是盲目地制定行动方案，而是需要严肃地探讨环境治理的真实目的，发现环境治理所必须遵循的原理、法则，并以此为规范和导向，真诚地确立起有的放矢的环境治理目标。
环境加速恶化，既动摇了人类、社会、国家当然也包括个人存在的根基，又使无论是国家还个人谋求更好生存的土壤加速退化以甚最后不存。因而，环境治理的目的，不是强化和满足发展的欲望，而是找回"人与天调"的存在道路。由此，环境治理的目标绝非是可持续发展，更不是经济增长。相反，环境治理却是需要限制无序的和无限度的经济增长，中止可持续发展模式。概括地讲，环境治理的首要的和最终的目标，是使环境恢复环境能力本身。
要真正理解环境治理的这一目标，需要从"环境"本身入手。
本文是对《从环境能力到国家能力》一文的继续深入，亦是对《气候治理的共识·途径与要略》一文的前提思考。《从环境能力到国家能力》对"环境"概念重新予以存在论和生存论检讨，首先指出目前各种关于环境的探讨，无论是环境哲学的探讨、环境伦理学的探讨，或者环境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以及环境美学的探讨，都是以静态的眼光来打量环境，由此形成一些错误的环境观念。在人们的环境意识中，往往以为⑴环境是静止的，僵死的，它本身是没有生命的；⑵环境是空洞的，它没有实质的内涵构成；⑶环境是被动的，弱小的，因为环境是它生的，而不是自生的。由此三个方面的环境认知，才形成环境的保护观念。或可说，环境的保护观念却根源于如上三个方面的错误认知。然而，"环境"本身并不是按照人的想象性观念和意愿性方式而存在，而是按照自身固有本性的方式而存在而敞开其生存运动。
从这个角度切入来重新审视环境，首先，环境是相对生命才有真实意义，并且唯有人的介入，环境的探讨和思考才有价值。其次，环境是有其内涵丰富的实质内容，具体地讲，环境的构成内涵既有宇观层面的，也有宏观层面的，更有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宇观层面的环境，主要由宇宙运行、太阳辐射、大气环流、地面性质（即气象学和气候学所讲的"下垫面"，具体表述为大地、山水、江河、海洋、森林、草原、荒野、湿地等等的存在状况）和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当然也包括人类）活动等要素构成。宏观层面的环境就是指地球生物圈状况，它主要由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及人类等要素构成。中观层面的环境主要是由生物世界的种群、物种、个体生命等要素所构成的关联状态。而微观层面的环境则具体指诸如由人与人、人与物、或物与物等等构成的关联状况。其三，环境是动态生成的。环境的动态生成性敞开为环境生态：环境是以生态的方式而存在，即以自身本性和固有位态的方式而存在；不仅如此，动态生成的环境在敞开自身的运动过程中，却呈现出生境化的固有朝向。概括地讲，环境是以生态的方式而存在，并以生境化的方式而敞开生存（即自我运动）。其四，环境既非静止僵化，也非固定不变，相反，环境是因为构成它本身的各种存在物之间的关联生命状态，才形成了环境的动态生成性，才使环境本身一直处于未完成、待完成和需要不断完成的进程状态中而获得生生性。其五，环境的固有本性是生；环境敞开其存在本性的生存状态，就是生生不息的自组织、自生长、自繁殖的生境进程。因而，环境本身具有一种自组织、自生长、自繁殖的生境能力，简称为环境能力。
由此不难看出，环境的动态生成运动，是一种自在运动；环境的自在运动得益于环境能力，这种能力不是外部赋予的，而是一种内在能力。这是环境不按人的主观想象或意愿方式而存在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人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方式而任意地改变环境或改造环境的深度根源，如果人类在谋求存在发展的进程违背了环境的自组织原理和自动力规律，所造成的直接生态学后果，就是环境自组织、自生长、自繁殖的生境能力的丧失，其最终的生态学后果，却是整个世界------包括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的存在萎缩，其中，自然世界的自我萎缩主要体现在种群灭绝，生物多样性丧失，森林消隐，草原沙漠化，荒野和湿地消失，可供人类生存的空间狭窄。[8]（PP184-195)一旦这种萎缩不能停止，或者其自我萎缩的步伐不断加速，生物世界的消亡和人类毁灭则成为必然。
客观地看，在当代社会，存在风险世界化和生态危机全球化态势之所以让每一个有理性的人倍感深度不安，就在于以环境恶化生存为其根本标志的存在风险和生态危机，根源于环境的自生境能力的日益消解，更具体地讲是根源于环境的自组织、自生长、自繁殖力量的加速丧失。因为，由气候、阳光、空气、水、土壤、大地、江河、森林、草原、湖泊、海洋以及多样化的生物种群、物种、个体生命组成的环境，其生境化存在的源泉不是源于外部，而是源于内部。环境能力的弱化和丧失，是环境内部的萎缩，这种内部萎缩是不能靠外部力量的强加或灌输来解决，只能通过对环境的外部挤压力量、扭曲力量的减弱或消除，让其获得自我喘息的前提，是渐进舒展其自组织、自生长、自繁殖的生境张力。
综上所述，环境治理的真实目的，是让人赖以存在的环境世界重获自在的勃勃生机。环境治理的根本目标，就是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方式而促进环境恢复其自组织、自生长、自繁殖的生境能力。因为，环境的自组织、自生长、自繁殖的生境能力的全面恢复，人类存在安全的基石获得了重构，人类谋求更好地可持续生存的土壤实现了自我活化，无论是人类整体还是民族国家，其永续生存和发展才有了前提和保障。
3、环境治理的社会目标
环境始终因为生命而产生，但却总是因为人的介入而获得关注。人介入环境亦使人以人的方式居于环境之中，由此使"环境"不仅仅是纯粹的自然状态，而且也是人化的敞开进程。环境这两个方面的规定性，决定了治理环境的目标须从自然的和社会的两个方面入手：环境治理的自然目标，是指人类应该以社会整体动员的行动努力，促进环境恢复自组织、自生长、自繁殖的自生境能力；环境治理的社会目标，是通过人的自觉而使人类自己的存在更适应环境，即按照自然的方式而存在于自然之中。
要理解环境治理的这一社会目标，首先得反观目前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实际状况。概观之，自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的双重胜利推动下，人类逐渐走向了从否定自然 到改造、征服自然再到掠夺自然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人与自然完全对立了。环境的全球化恶化----更具体地讲，当代灾疫的全球化和日常生活化----就是这种对立的敞开形态。"在现代，灭绝人类生存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灾，这已经是昭然的事实。不，毋宁说科学能够发挥的力量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不可能有不包含人灾因素的天灾。"[9]（PP37-38）因为"尽管表面看来是大自然独立的现象，但若从本质的观点来看，可以认为是包含人类在内的整个生命世界在起作用，而形成了异常变化的几个原因……有必要严肃考虑人类行为对自然运行、自然界的协调所产生的影响，严格限制那些哪怕很微小的孕育着危险的行为。"[9]（P37）真实面对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这种对立状况，才是正确确立环境治理的社会目标的第一步。迈稳这一步，应该真诚地理解两个基本要点。首先是"适应环境"的问题；其次是"按照自然的方式存在于自然之中"的问题。
适应环境的问题其实就是"人与天调"的问题，因为只有当"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10]（P42）更因为只有当努力于人与天调，然后人才能与天地相共生。所以，"适应环境"的本质所指，恰恰是适应规律，遵循法则。这种需要人去适应环境的规律，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规律强调，在生物世界里，竞斗是必须的，是重要的，但它仅仅是手段，适应才是目的："适"，就是限度生存，就是具有自我限度的生存能力；"适者"才是具有限度生存能力的生物。"适者生存"是指只有在竞斗中追求适应并以适应为竞斗的真实目的的生物，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谋求到真正的生存，才可能持续地和长久地生存下去。这种所需要遵循的法则，就是宇宙律令、地球法则、生命原理，这就是"按照自然的方式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基本含义。
这里所讲的"自然"，是指宇宙和地球。按照自然的方式而存在，其实就是按照宇宙和地球的方式而存在。宇宙和地球都按其自身本性而存在的，并且宇宙和地球按照自身本性而存在所体现出来的朝向就是"和"，就是"生"，就是"合生"。合生的宇观表达就是遵循宇宙律令，合生的宏观表达是符合地球法则，合生的中观表达就是张扬（地球生物世界的）生命原理，合生的人生表达，就是"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10]（P272）概括地讲，人类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解决人与自然的对立问题，必须学会重新适应环境；重新适应环境，就是重新回归自然，就是在重新回归自然的过程中成为文明的自然人。因而，按照自然的方式而存在于自然之中，就是遵循宇宙律令、自然法则、生命原理而存在于宇宙之中和地球之上，才可促进环境恢复自组织、自生长、自繁殖的生境能力，并最终使自己获得生生不息的生境。
面对当前的环境状况，人类适应环境，按照自然的方式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具体目标内容，就是重建生境，创建生态文明社会。
重建生境，创建生态文明社会，就是重建人类的生境存在，其前提性努力是全面恢复环境的自生境能力。
重建生境，创建生态文明社会，就是重建一种社会存在方式，其基本的任务就是创建低碳化的社会存在方式，简称为低碳社会。低碳化的社会存在方式，就是低碳化的技术方式、低碳化的生产方式、低碳化的消费方式、低碳化的生活方式。因而，创建低碳社会，就是创建一个以低碳技术、低碳生产、低碳消费和低碳生活为基本准则的社会。
重建生境，创建生态文明社会，就是中止可持续发展模式，开辟可持续生存式发展方式。因为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本质呈现，就是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一个什么都是有限的世界里，追求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将最终导致社会的停止、倒退甚至崩溃。何以会如此呢？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赫尔曼·E·戴利在《可持续增长：一个不可能性定理》中给予了解答，他以"不可能性定理"为工具，分析了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绝对不可能性："不可能性定理恰恰是科学的基础。我们不可能行进得更快；不可能创造或消灭物质-能量；不可能制造出一台永动机，等等。只有尊重不可能性原理，才能使我们避免在那些注定要失败的事情上浪费资源。因此经济学家们应该特别留心这些定理，尤其是我们在这里将要论述到的，即世界经济的增长不可能不以贫穷及环境退化为代价。换话句说，可持续增长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在物质层面上，经济是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开放的子系统，而地球生态系统是有限的，非增长的，在物质上是封闭的。随着经济子系统的增长，它将从整个生态系统的母体中吸收越来越多的部分，并且必将达到100%的极限（如果以前没有达到这一极限的话）。因此经济的增长不是可持续的。'可持续增长'这种说法用到经济上只能是一种并不高明的矛盾修辞法----就好像无聊的议论一样自相矛盾，像作诗法一样单调乏味。"[7]（P300）在经济可持续增长根本不可能的客观事实面前，盲目追求可持续发展观，恰恰体现出一种更为贪婪的求全主义诉求。这种贪婪的求全主义诉求，呈现出自欺欺人的矛盾修辞术："可持续发展也包含着一让人安心的修辞手法。我们可以全部拥有它们：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社会正义，不只是在当前，而且是永久性的。"[11]（P178）正是这种求全主义修辞术，使"可持续性学派的观点还远远难以令人信服。到目前为止，它们产生的一切充满了矛盾、混乱和内在的不一致。"[12]（P192）严格地讲，这种不一致暴露出可持续发展观与环境生态恶化之间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消解这种可持续发展观与环境生态恶化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惟一路径，就是必须中止可持续发展模式，全面探索并构建可持续生存式发展方式，并以此为环境治理的具体目标内容。因为，可持续发展观以追求经济的持续增长为核心目标和根本任务，因而，经济效用观仍然是其发展的认知指导，GDP仍然成为评价其发展的唯一的或主要的工具，其环境保护同样是为了服务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此不同，可持续生存式发展观是以追求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的可持续生存为根本目标和核心任务，其经济的增长必须服务于（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环境的）可持续生存，即以可持续生存为起步，环境治理的最终目标不是实现经济增长，而是实现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之间的共生互生。进一步看，可持续发展观的实践落实，是努力改进生产水平、提高生产质量，不断提高利用率，包括资本利用率、资源利用率和环境利用率，追求持续稳定的高经济回报。所以，以可持续发展观和发展模式为指导，环境治理的真实目的就是提高环境的经济利用率，创造环境的更高经济回报。与此不同，可持续生存式发展方式的实践落实，却需要努力于低碳技术的研发、低碳生产方式的构建、低碳消费方式和低碳生活方式的引导建设。以汽车经济与房地产经济为例，如果实施可持续发展观，全面鼓励发展汽车经济和房地产经济，因而，无限度地竞相展开城市规模发展，鼓励人人消费汽车，这是值得肯定和赞许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整个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此相反，可持续生存式发展方式所要考虑的根本实践问题，是如何解决低排放、低污染、低浪费的问题，因而，它一定会综合运用各种社会工具，构建全面实施低排放、低污染、低浪费的社会发展体系，以疏导、规范、抑制汽车经济和房地产经济，使之有限度地发展。再比如，当我们以可持续发展观为导向时，在长河流域、黄河流域以及其它大江大河上修建更多的水泥大坝、电力工程，这是无可厚非的正确。但是，如果以可持续生存式发展观为指导，那就需要首先面对长江、黄河以及其它江河的实际实际生态状况，为全面恢复它们的生境存在和自净化功能，而考虑如何有效抑制在这两条母亲河流域进行无度的水电工程开发。
4、环境治理的广阔道路
根据环境治理的双重目标要求，环境治理其实就是修筑道路：首先，环境治理就是修筑自然回归自身的道路，具体地讲，就是人类以其自身的努力而修筑让宇宙、地球、生物圈恢复自身存在方式、使其按照自己的本性而敞开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道路。以此为奠基，环境治理还是修筑人回归自身的道路。人始终是自然界的一员，是生命世界的一个物种，人回归自身的道路最终仍然是回归自然的道路，即按照自然的本性（即宇宙律令、自然法则、生命原理）而经营社会、发展国家、重塑人类的人性化存在。
基于这一双重要求，当代环境治理的道路必须是广阔的、多元的、多方式的、多层面的。
首先，环境治理的宇观道路，就是恢复失律的气候的道路。
气候是指宇宙运行、太阳辐射、大气环流、地面（即"下垫面"）性质、生物活动等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运动、变换的天气过程。[13](P12)这一运动、变化的天气过程构成了环境的宇观形态，因为变化不息的气候运动连接起了天（宇宙）地（地球），更因为变化不息的气候以自身节律 而敞开运动，构成了整个自然世界和生命世界的生境化存在。当代（具体地讲，自20世纪后期以来的）气候运动是以持续无序和突变的方式敞开的。这种以持续无序（比如酷热与高寒无序地交错）和变突（即不可预测性）而敞开的天气过程，就称之为气候失律。 气候失律导致了人类存在的宇观环境的破坏，由此从根本上动摇了地球生命和人类安全存在的根基。因为，气候失律导致了灾疫失律 。灾疫失律是导致环境恶化或者说环境破坏的直接方式，但其最终的原动力却是气候失律这一宇观力量。因而，环境治理必须获得宇宙视野，并必须关注气候失律，必须通过具体的和社会整体动员的治理行动而促进气候恢复其自身节律。
气候失律，表现为宇宙运行、太阳辐射、大气环流、地面性质、生物活动的失序。在这种失序进程中，太阳辐射影响到宇宙的运行，大气环流影响到太阳对地球的辐射，而地球的性质状况却取决于地球表面的陆地海洋、山川江河、森林草原、荒野湿地等等方面的生境状况；然而，决定地球表面的生境状况的根本因素，却是生物活动。生物活动的生境化，决定了地面性质的生境化，反之亦然。
生物活动的生境化，就是地球生物世界中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所形成的关联状态的生境化，亦或可以说是由生地球生物圈世界中动物、植物、微生物之共互生成的关联状态，呈现其整体的生境取向，就是生物活动的生境化。反之，当地球生物圈世界的"生境破碎化"[8](P5)或"生境丧失"[8](PP62-71)时，由动物、植物、微生物三者所共互生成的地球生物圈环境，也就陷入死境化状况中。
地球生物圈环境的死境化主要敞开为四个方面：一是地球生物圈环境生境化的质量下降，具体表述为地球生物圈的"种群、物种增长率下降"并由此导致地球表面承载力下降和地球"环境承载力降低"；二是地球生物圈环境生境化的数量下降，具体表述为地球生物圈的生境化面积减少，由此形成"种群减少，边缘效应增加"和"物种灭绝风险增加"；三是地球生物圈环境的生境化的"通连度降低"，生境破碎化、生境片断化的比率增加；四是地球生物圈环境生境化的连续性下降，整体关联生成的地球环境生态岛屿化，"集合种群灭绝风险增加"。[8](P62)地球环境生态在整体上呈现出来的这四个方面的不断扩散的死境化状况，形成了当代环境治理的宏观道路。探索环境治理的这一宏观道路，其实就是直面如上四个方面的死境化态势，谋求对地球生物环境的整体治理，并通过这种治理而使地球生物环境生态全面恢复其自生境能力。
然而，治理地球生物环境生态，促使其全面恢复自生境能力，却需要正视两个问题：一是地球生物环境的生境丧失与灾疫失律的关系；二是地球生物环境的生境丧失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首先，地球生物环境的生境丧失，既是灾疫失律的原因，也是灾疫失律的结果：从发生学看，只有当地球环境，具体地讲是地球生境不断碎片化，地球上的动物、植物、微生物种群生境不断丧失，并且其动物、植物、微生物普遍呈现出其"整体灭绝风险"增加时，才推动地球表面性质状况的根本性改变，才通过这种不可避免的改变的加剧而不断改变着大气环流的速度和方向，并从而改变太阳辐射到地面的强度，最后导致气候失律；气候失律，直接引发出连绵不断的灾疫爆发，使原本偶发性、局部性和非渐进性的灾疫演化为渐进层累性、全球化和日常生活化的气象灾害，并且这种首尾相连、狂暴成性的和非预测性的气象灾害本身构成一种强劲的发酵能量，推动地质灾害和疫灾的层出不穷的发生。然而，从生存论看，日益全球化、日常生活化和渐进层累化的当代灾疫，虽然以突变的方式爆发，但却以边际效应递增的方式扩散其灾难后果，当这种以边际效应递增方式扩散的灾疫后果得不到及时的和整体上的控制、抑制、阻碍、化解时，它就会自发地演化为一种现实的推动力量，推动地球环境加速死境化。
其次，从表面看，地球生物环境的生境丧失的直接原因是生境碎片化和生境丧失，其整体推动力是失律的气候，但究其最终实质，所有的这一切都与人类作为直接相关："在了解气候效应的过程中，人类因素是核心。"[8](P196)因为地球"生境丧失和破碎化在过去是岛屿化的主要原因，但是，就像上次冰期高峰之后生活于山顶上的北温带哺乳动物发生的故事一样，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正成为物种岛屿化的一个主要根源。"地球生物环境"生境丧失和破碎化以及气候变化．．．．．．部分原因是气候变化和生境变化，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人类有意或无意帮助下扩散的机会大大增加了。"[8](P213)客观地看"今天'温室效应'，即捕获大气的某些组成部分和被地球在红外线内反射出的太阳辐射，正在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主要的组成部分为水蒸气、二氧化碳（CO2）、甲烷（CH4）、CFC（氟利昂）、臭氧（O3）和氮氧化物或氧化氮（N2O）。在工业社会中这些气体排放的增加是导致温室效应的原因，而地球的平均气温也在上升，这些都是如期产生的灾难性后果。应当注意到，自1750年以来，也就是说是从工业时代的一开始以来，大气中CO2浓度已上升了三分之一。"[14](P226)
由此可以发现，当代环境的关键问题、核心问题、瓶颈问题，却是人的问题，是人类问题。所以，环境治理的实质道路，却是人类自我存在及其生存方式的重建道路。
重建人类存在方式，究其实质，就是重新恢复人类与自然（宇宙和地球）、人类与地球生命之间的本原性存在关系。这种本原性存在关系，就是人与自然、人与地球生命之间的亲缘性关系，它具体敞开为两个维度：首先，人类作为一类存在、一个物种，它本原就存在于宇宙之下、地球之上和地球生物圈中，因而，人类与自然、人类与地球生命的关系是整体与个体的关系，更是原生与继生、母与子的关系。其次，虽然自然是整体、是原生、是母体，人类是个体、是继生，是子，但它们之间的存在仍然是平等的，是平等共在互存的。
基于这一双重要求，重建人类存在方式的实质性努力，就是人类必须从如上两个方面达成共识，并以这种共识为导向，重新向自然学习，去学会尊重自然规律，遵循自然法则，按照自然的本性的要求而重建人类的存在安全："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和所有生物一样，人类必须适应并保证自身的生存。正因为人类在自然界中，那就要被引导着去尊重自然。"[15](P162)尤其是在世界风险和全球生态危机充斥的当代进程中，"既然人类的雄心与人类的扩张到了这种要改变大自然这个世界范围的高级范畴的地步，人类就必须重新学会遵循自然规律。这种不容否定的必要性强迫人类并将越来越强迫人类接受，同时纠正着从发展与进步这些人类智慧中所产生的种种偏差，不过要使进步的偏差小一些。"[15](PP16-137)向自然学习，尊重自然规律，遵循自然法则，这是人类恢复与自然、与地球生命之间的本原性存在关系的前提，亦是人类与自然、与地球生命之共在在互存的存在方式得以重新恢复的实质体现。基于对人类与自然、人类与地球生命的共在互存的本原性存在方式的恢复，重建人类生存的道路，就是开辟其人与物、人类与地球生命以及个体与整体、当代与后代之间的共生互生的生存道路。
因而，探索人类与自然、人类与地球生命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道路，或者更具体地讲，探索人与物、个体与整体、当代与后代之间的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实践理性道路，既是限度生存的道路，也是相互克制的道路，更是自我节制和简朴生活的道路。并且这条道路必须是广阔的，是世界主义的和人人主义的，具体地讲，这条道路的实践开辟与重建，必须在全球、国家、个人的三维视野统摄下展开。因为无论对整个人类存在来讲，还是对国家社会或者每个个体生命存在来讲，"现世通往生存之路也就是来世获得拯救之途。"[7](P1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