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吕，吕正惠，台湾学者。知道老吕很多年了，套句俗话，闻名已久。先是听说他在台湾清华大学做教授，后来又说他到淡江大学去了；先是听说老吕对古代文学很有研究，后来又说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兴趣，成了我们的同行，正在台湾筚路蓝缕。陆陆续续读到老吕的书，《战后台湾文学经验》，也算是我了解台湾文学的入门。三年前，老吕到上海，薛毅做东。我们先到，过了一会，老吕坐着出租车来了，好像没有什么轩昂，握了手，还未寒暄，老吕倒是忙着掏烟，一边去吸了。我却感觉极亲切的。
一年后，我到台湾交大，访学、上课，老吕有时也从台北过来，来的时候，手里总是端着一杯咖啡，路边买的。老吕有三大爱好：吸烟、饮酒、喝咖啡。老吕喝很纯的咖啡，上海人叫“清咖”的那种。后来老吕见我喝咖啡又加糖还加奶，就会痛心疾首。
我上课的时候，老吕就坐在边上，似笑非笑，我就有点心虚。熬到下课，想就近请教，老吕却嚷嚷着要去喝酒。我就疑心他不是来听课，是来找酒的。
老吕好酒，在台湾是有名的，名声慢慢传到大陆，在大陆，老吕喜欢甘阳，甘阳喝酒，对了老吕胃口。老吕好酒，酒量却是一般。酒过三巡，老吕就开始滔滔不绝，再数杯，就说生平认识的女子，说的时候，有点暧昧，好像那些女子个个对他有情有义，说到得意了，老吕就左顾右盼，边上的人，嗯嗯几声，大概听得多了。听多了，都知道老吕的习惯，所以等到老吕开始骂王八蛋，大家就知道酒局要散了。
老吕喝酒，是极可爱的，有那么三五次，一般就可以给老吕写传了。
老吕是嘉义人，嘉义在台湾中南部，那里本省人居多，老吕就是本省人。所谓台湾本省人，祖籍一般都在福建，算是最早的大陆移民。老吕家世代务农，佃农，所以出身不算“高贵”。而我对台湾农村的知识，很多就来自于老吕。比如说起台湾的地主，老吕说他们当年也叫“垦首”，回福建老家招募佃农，又叫“垦丁”，相对来说，台湾的“自耕农”就比较少。我估计，老吕家当年也是“垦丁”了。老吕说，小时候饭是有得吃的，台湾富饶，土地肥沃，雨水充足，地租四六开，交了六成，余下的，可以生活，当然，富裕也谈不上。老吕说的，很实在，各地自然禀赋不一，对地租的感觉也不可能一样，但有一点，可能是相同的，就是地位和尊严。老吕从小体弱，父母偏心，姐妹照顾，自是专心念书，后来竟被他考上了台湾大学。1960年代，在台湾，考上大学也是不易的，而且还是台大，相当北大和清华了。我问他，家里摆酒了吗，老吕说，摆啊，鞭炮放了三天。老吕说的时候，面上颇有得色。
在台湾，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颇有嫌隙。1949年之后，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实行“戒严”政策，白色恐怖，特务政治横行，激起本省人的反抗，又泛化为心理上对外省人的反感，其中还掺杂着文化上的差异。我在台北的地铁和街头，常看见有些老太太，一袭旗袍，满头银丝，是颇有点当时上海或者北平的范儿的，今天许多“粉”津津乐道的美学形象，多是从银幕或者月份牌上转换而来的。我有时把这感觉告诉台湾朋友，他们却是淡淡的，他们说，台湾“本省人”认可的，却是另一类形象，或许貌不惊人，但有股山野之气。在台湾，许多家庭，都是不同族群联姻的模型，政治介入，这一模型，也就多了许多裂痕。这是另外的故事了。
老吕本省人，自也有着他的洞见或者偏见，用他的话说，就是所谓的“省籍意识”。老吕对当年的蒋氏政权没有什么好感，对所谓“民国”范儿，也无甚兴趣，尤其涉及历史上的某些政治事件，言辞之间，常多愤激之处。如果老吕酒喝多了，这一愤激又会变为偏激，有时就会拿在座的外省朋友调侃或者嘲讽一番。好在能和老吕坐在一起的外省朋友，对自身的家族历史常有反省之处，有的，甚至背负着一种“原罪”感。老吕酒醒后，就会对自己的失言后悔，会一个个打电话赔罪。私下里，老吕对这些外省朋友是非常的敬佩，感情也是极好的，而对他们的那种原罪感，常常不以为然，说是代人受过。当然，老吕这种不遮拦的性格以及管不住的那张嘴，有时也会得罪人。
老吕本省人，但却是苦出身，说起来，是有点阶级性的。老吕的“阶级性”，或者更中性一点说，“草根性”吧，便使老吕天然地具有一种左翼倾向。在台湾，老吕大约属于陈映真一脉，这从他《战后台湾文学经验》一书中便可看出，现在，老吕又接掌人间出版社。最近几年，在台湾左翼知识圈，陈映真很受重视，不断有新的阐释出现，影响大的，这可能和他们试图寻找本土的思想资源有关。而这些人，也都是老吕的外省朋友。所以，老吕的价值取向，实际上常常超越了他所谓的“省籍意识”。
老吕在台大，师从的是台静农先生。在老吕家，说起台先生的书法，我自是仰慕得紧，再三请求，老吕才捧宝贝般的捧出台先生的一卷长轴，那颜色，已经泛黄，很是沧桑。大概因了台先生，老吕接触到了中国的现代文学，鲁迅自然是最要紧的，这一点倒是和陈映真很像，而在那个时代，在台湾阅读鲁迅，是很有点风险的。
老吕的学问很大，古今文学，都有著述。而在老吕早年，是以古代文学研究名世的。老吕的硕士论文是“元白比较研究”，博士则进入“元和诗人研究”，后又有杜甫的论著出版，再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我根底浅薄，对老吕的学问不敢置评，但他从杜甫而到陈映真，也许多少有点家国忧患的意思。1990年代以后，老吕就专注于台湾的现代文学了。老吕毕竟是文人，爱酒之外，就是爱书爱音乐了，老吕藏书藏CD，那本《CD流浪记》是很好的。
在台湾，老吕是个有名的“统派”，我有时问他，因何而统，老吕说是文学，因了中国文学，使他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所以老吕有点着急，老吕最有名的话就是，“在我死之前，让我做一个中国人”。老吕认同北京。老吕说，他到北京，最喜欢的，就是到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的仪式，每次看，都会热泪盈眶。
有一次，老吕突然伤感，说二十年前，他在学界，是如何的春风得意。老吕没有细说现在，我也不方便询问，但能感觉到他的一丝忧郁。人非圣贤，老吕也有软弱的时候。读书人，不畏强权，可怕的，却是挑战知识界的主流，朋友远去，强敌蜂起，生存已是不易，步步更是艰难。我并没有安慰老吕，老吕也不需要我的安慰，当老吕叛出主流，已经知道自己将会失去什么。这就是思想选择的代价。
但是在大多数的时候，绝大多数的时候，老吕都是快乐的。我每次见他，他都很高兴，喝酒抽烟，谈书谈音乐，偶尔骂骂王八蛋。老吕很斯文，但有时也喜欢装不斯文，很有趣的。但老吕背后却很少臧否人物，说起某某某，老吕会说学问真好；说起另一个某某某，老吕又说他为人是很好的。思想的分歧倒是淡的。
老吕性情，性情中人大都好酒。老吕喜欢大陆酒，尤其喜欢北京的二锅头，我疑心，那是被北京的朋友培养出来的爱好。老吕吃饭，不拘排场，有酒有朋友就好。台湾知识圈的朋友，大都不喜奢华，有朋自远方来，也只是就近找个熟悉的小酒馆，为的，只是喝酒聊天，私下里，对大陆朋友的宴请，就觉得过于的正式，反倒有些微词。实际上，这种朴实和节俭，也并不限于知识圈，台湾普通民众，大都如此，这一点，我很喜欢。
老吕好酒，我却很少见到老吕买单，有朋友在，朋友买；有学生在，学生请；每次，老吕都很自然，都很理所应当。有时我会诧异，说起，老吕就说身上没钱，总是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老吕真的没钱，每次出门，太太只给三样钱，车钱烟钱咖啡钱。别人都说，老吕好福气。
老吕福气真的好，太太贤淑，把老吕供着，久而久之，老吕就什么都不会了，连钱也不太会数。各有各命，小的时候，姐妹帮，结婚，夫人宠，我想，老吕的学问大概就是这样做出来的。当然，老吕也就继续心安理得地享受别人的酒和菜。
老吕有很多学生，有本省人，也有外省人，还有客家人，有了老吕的感召，言教身传，对祖国，都有一份拳拳之心，对我们，也是极好的。在台湾，我参加过一次彰化师大主办的学术研讨会，会上，有老吕许多学生，都已在台湾各个大学执教，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老吕听他的学生在会上宣读论文，眯眯笑着，一路艰辛，现在开花结果，对一个教师来说，再没有比这更令人欣慰的事情了。
2012年元月，我离台前夕，老吕的学生秀慧相邀，到台中踏雪寻梅。我、老吕和北京的张志强兄，跟着秀慧进山，在山顶，找了一个凉亭，要了咖啡和茶。远处是雪，身边是梅，抽着烟，看云舒云卷。山风阵阵，居然不冷，居然不知此身何处。读书人，大概都有点出世之心，又有谁不喜清净自然。但家国天下，又常萦怀于胸，总要循着自己的理想，踽踽而行。
离开台湾，近两年了，没见老吕，也有两年了。日前，老吕的学生黄文倩来信，说吕师今年荣休。老吕1948年生人，一晃，居然65岁了。退休了，可以多到祖国大陆走走，看看天安门的国旗，大陆还有些朋友，可以一起喝酒……聊作此文，为老吕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