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日，周五，阆中151公里至北碚，晴，14—27摄氏度
八点早餐，杜平赶来送别。退房、装车，将鸟笼安置在后座，米水俱全。木英与我一同乘车，去重庆开会。九点出城，登上兰海高速。快跑一小时，已冲过武胜县宝箴寨，驶入重庆合川区了。
十一点进北碚，在西南大学桂园宾馆停车。宾馆一片沸腾：来自各地高校的几百名老师，在大堂办理入住，领取材料。继而南腔北调、呼朋唤友，忙着去餐厅吃饭，或去参观西大校园。回想两个多月以来，我一直孤身在外，千里走单骑。猛然见到这许多熟人，不知孰喜孰悲？
西南大学，原是西南基础最好的师范院校。二零零五年，它将毗邻的西南师大、西南农大打通围墙，合并成西南大学。如今这所巨无霸占地上万亩，在校学生五万余人，其中本科生四万。
西大前身，是清光绪年间兴办的川东师范学堂。抗战时，内地高校大批南迁重庆，又为躲避轰炸，争相隐居北碚。北碚也因山林幽静，群贤毕至，成为“陪都的陪都”。黄炎培、于右任、梁漱溟、马寅初、老舍、吴宓等人，都曾在北碚流连忘返，赞不绝口。解放后，政府将教育学院、女子师范，合并为西南师院。吴宓又从武昌飞来重庆，落脚北碚。
午睡起来，下楼散步。林荫道上鸟语花香，绿树衬映着一块路牌：吴宓路。相传宓老当年手执竹杖，常在小道上缓行。行至文学院，楼前有一僻静角落，号称“宓园”。宓老塑像，默默伫立一旁。西师外院院长李力，带我去看过文化村，其间一栋残破小楼，阴气逼人，正是吴宓旧居。二零一三年秋，西南大学网站宣称：吴宓旧居文化村一舍，作为重庆市级文保单位，业已改造完毕，国学院等单位已挂牌入驻。
西大两件国宝：一为袁隆平，一为吴宓。为了弘扬吴宓的国学传统，校方设立了雨僧基金、雨僧项目，我也有幸登上过雨僧论坛。不过心头萦绕一事，挥之不去：那是一九八四年，我在哈佛读博三。四月某日，我老师丹找到我，带我去康桥一家餐馆，面见四位眉须皆白的老人。
我见丹对他们执礼甚恭，猜想他们是丹的老师。丹却大声介绍道：他们都是吴宓同学，也是哈佛比较文学系的师长！此话令我晕眩。惶惑中，只听几位老人七嘴八舌，讲述他们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间，在哈佛与Me的同窗情谊。而他们作为白璧德门下弟子，无不称颂Me的人品学问。至此我总算闹明白：他们口中的Me，竟是吴宓的Mi字！
感谢丹，他让我见识了中国学人在哈佛的光荣与梦想。可我对不住丹，也深深为吴宓的老友抱憾：他们欲以同学身份，结伴去吴宓墓前献花！一九八四年夏，我回北京探亲，去院外事局办手续时，私下咨询朋友：王光美局长或可过问此事？朋友大骇，说国内正反自由化，你还敢来添乱！
一九七九年王光美出任社科院外事局长。身为小翻译，我曾目睹她面对英国皇家学术院贵宾，发表英文答谢。此前老翻译提醒我：王局在秦城坐牢十二年，说话不大利索，你要机灵点儿。谁知她一开口，直如水银泻地，让老外们听傻了眼！我才想起她是辅仁高材生，北平军调处的高翻！一九八零年我老师丹造访社科院，受到王局热情接待。一九八一年，王局特批我去哈佛留学。
转眼到了二零零一年春，湖南科大的曾艳钰，陪我和川外教授蓝仁哲，一同去凤凰古城游览。那天喝了米酒，老蓝与我在沱江边上，幽幽摆起龙门阵。他说他是吴宓教过的学生。老师在“文革”中挨打，一度在文化村养伤。他替老师送饭、擦洗伤口。忆说至此，老蓝伤心不已。
同样故事，也发生在北大教授赵萝蕤身上。一九九二年我接教育部通知，去给赵先生当秘书，协助她主编高校教材《美国文学史》。别看老太孤寂（其夫陈梦家在“文革”中罹难），她可是当年清华园的校花，吴宓课堂上的才女。她嫌勺园的饭菜乏味，我便带她去起士林。席间提及吴宓，老太泪水涟涟。
回502房，两位清洁工正在打扫。一位大姐抱怨说：一地鸟屎，脏兮兮的！我向大姐道歉，又担心两只金丝鸟：这么门窗紧闭地关着，可不成了拘禁？转悠一圈，找到一个好所在：我将鸟笼系牢，悬挂在窗外。这样一来，小金和丝丝便能躲在浓密树荫里，嘀哩哩唱个不停。
晚饭后，英国文学研究会召开常务理事会。我走进会场，与老少两代人握手言欢。所谓老者，是指北外张老师、厦大杨老师、川外蓝老师，他们年过七旬，行将退休。几个新任正副会长，多为弟子辈。如此师承关系，一路上溯至李赋宁、杨周翰、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他们代表解放后国内外语的先进水平。而这五人，都出自一九三九年西南联大在昆明开办的“高级英语进修班”。简言之，他们全是钱锺书教过的学生。而提携钱锺书的清华恩师，正是吴宓。
一九九五年，北外王佐良先生离世，我们遵其遗愿，筹建英国文学研究会。二零零四年，北大李赋宁先生病故，让我们痛失名誉会长。自从李先生走后，我们每逢开会，就像是家人团聚。会议一小时，通过了决议案。
清华国学院
关于吴宓，以及清华四导师，如今已是空谷足音了。二零零四年，清华九十年校庆前夕，陈丹青教授创作一幅大型油画《国学研究院》。丹青自述：他为此事走访清华校史馆，馆员说不出国学院故址。
我看了此画，给丹青发电称：学生我一睹之下，先是惊心，继而动魄，心头热辣不已。世人向以四导师为重，而置吴宓于不顾，此大谬。丹青将五人捉至一处，画成全家福，又能于历史光晕中，再现书香浓郁！丹青回电：“一凡兄，清华要我画这五人，我只是奉命，画完拉倒。我考证了当时衣服，去电影厂弄几套长袍马褂，请人穿了写生。如此而已，不足道的。”
我却兴致勃勃，继续评点：此画难在何处？华洋杂处，长袍马褂，西服革履。偏你不以为怪，反能举重若轻。你若不曾在江西农村采风，也未去西藏牧场写生，就算你在美国修成浮屠，未必就能一画拉倒！所以我说老天有眼，让清华碰上你这个中西杂拌、自命不凡的家伙。
请看清华五老围成一个半圆：其中梁任公在前，理当的。王静安直领对襟，拢手而立，旁若无人。寅恪老戴围巾、夹书本，似去课堂途中。元任公居左，全套白西服，蓝领带，标准的哈佛行头。而吴宓身为国学院主任，站在队伍右侧。不可忘记：是他最先在哈佛结识陈寅恪、赵元任，继而书信电报，从海外请回二位大才。接着又鞠躬如仪，敦促梁、王到清华高就。
所以我的判语是：若无吴宓，便无国学院。何况他在哈佛白璧德门下，修得比较文学硕士，又将此法带回清华园，教会钱锺书，中国始有文化比较。而我如今弘扬此法，要做中国与美国的文明比较了！
丹青又答：“排列位置，清华无要求，是我自己排的，梁任公名气大，相貌好，自然靠前。国维只一照片，让我弄成这副德性。他是骨子里的书生，到昆明湖抽了根烟，就跳水，镇定极了。画得最不成功的是陈寅恪，因为照片最模糊。最有性情的是吴宓，我喜欢有络腮胡的人，可我没有。”
二零零五年，我曾去清华园讲演《哈佛与清华》。清华学堂一九一一年初立，目的是仰仗庚款输血、洋人授课，开设留美预备班（类似新东方）。至一九二五年，清华留美生陆续学成，回母校执教。他们心高气傲，因有开办研究院之议。校长曹云祥一头雾水，乃向北大胡适问计。胡博士说他不堪重任，却有两条建议：
一、礼聘国内一流学者，如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
二、沿用宋元书院导师制，借鉴外国大学研究院的先进设计。
曹校长遂命清华毕业生吴宓，拿着他签名的聘书，逐一招聘导师。所以往好里说，开办国学院，是为清华成人礼。从此中国有了一所欧美模式的研究型大学，以及现代水准的研究生制度，可谓千秋功业、封神大榜！若往坏里讲，国学院举步维艰、厄运连连、香火若断若续：一九二七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梁启超随之病退，继而在协和医院辞世。一九二八年清华改国立大学，CC派命罗家伦出任校长。此际经费紧缺，引发校内冲突。罗校长停办国学院，开办大学院。至此国学院办学四年，培养研究生仅七十余名。
抗战爆发后，清华南迁昆明，改称西南联大。剩下三位国学院元老，全都出自哈佛。其中赵元任远走美国，辗转执教于哈佛、耶鲁，并于“二战”后荣任美国语言学会主席、东方学会主席。一九四六年，教育部长朱家骅电请他回国出任中央大学校长。赵回电说干不了，谢谢。
一九四九年初，陈寅恪携家人至广州，就任岭南大学教授。岭大前身，即美国传教士创办的格致书院。陈师晚年在广州的故事，世人皆知：一九五二年院校调整，他改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至一九六九年病逝，享年七十九岁。
抗战后期，吴宓执掌西南联大外文系，后为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解放前夕，岭南大学邀他南下广州，教育部长杭立武催他去台大，女儿要他回清华。吴宓则由武昌飞重庆，就任相辉学院教授，又在北碚勉仁学院兼职。
吴宓因何孤身入川？有人说他想去峨眉山出家。然而神差鬼使，他竟来了北碚。或许北碚远离尘嚣，宓老当它是世外桃源？这让我想起德国哲学家阿多诺：“二战”中他由伦敦飞纽约，心绪烦乱，痛骂不已。后来他跑去加州乡下，才见到一片碧野仙踪！吴宓不是落难的犹太文人。在我眼中，他更像一只飞返大陆的穷鸟，几番寻觅，无处栖身，最终选择了“鸿渐于林”。
一九五零年吴宓并入西南师院，自称“待遇优厚”。一九六一年他去广州看望陈寅恪，发现餐桌上“肴馔甚丰”。一九六九年寅恪老辞世，吴宓下放梁平县，批斗时跌断左腿。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一九七一年他右目失明，左眼白内障，生活不能自理，遂由胞妹领回陕西泾阳老家，至一九七八年病逝，终年八十四岁。
回想钱锺书评语，我重读赵元叔的《穷鸟赋》，心中酸楚不已：有一穷鸟，戢翼原野。罗网加上，机阱在下……飞丸缴矢，交集于我。思飞不得，欲鸣不可……幸赖大贤，我矜我怜……鸟也虽顽，犹识密恩。
五月二十一日，周六，重庆北碚，多云，15—25摄氏度
凌晨大雨，我被凉风激醒，听见小鸟啁啾，奔去抢救挂在窗外的鸟笼。如此一折腾，无法再睡，于是泡茶，上网查邮件，其中一封来自哈佛傅高义。傅老称《邓小平时代》中文版顺利问世，又说多亏我协助，他得以考察小平家乡广安，并与西南局老干部座谈。可我心存遗憾，未能查证一桩逸闻。二零零二年，《文史月刊》刊发《邓小平与吴宓教授》，其内容丰富，令人难以置信：
一九五一年，吴宓得知土改中有过激举动，去找西南局统战部长程子健。由于吴宓是“高级统战对象”，程部长陪他去见邓小平。小平迅速查处此案，并让吴宓继续提意见。三反运动中，西师教授多被打成老虎，吴宓向小平申诉，小平下令不准逼供信。吴宓抚掌赞叹：贤哉邓公！圣哉邓公！
三年困难时期，吴宓给学生讲古文句式，因举例说：吴宓者，西师之教授也。三两犹不够，况二两乎？学生大笑。党总支责令吴宓检讨。“文革”中，吴宓因此言论，加上他与邓小平的关系，惨遭批斗。吴宓书信称一九六九年五月九日斗争大会，“派两名学生拉宓入场，中途猛被推倒，左腿扭折”。
张紫葛还说：吴宓暗中看过相，确信邓公有移星转斗之功！一九七五年小平复出，吴宓为给张紫葛解决口粮，又向省委书记赵苍璧申诉，赵批示解决。不料“四人帮”批邓，赵书记落难。一九七六年，吴宓被胞妹吴须曼接回陕西老家。告别西师前，他告诉张紫葛：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移星转斗不远矣。吴须曼也说大哥弥留时，一直念叨：“我是吴宓，我要向您汇报！”
众所周知，一九九八年《吴宓日记》问世，二零零六年推出《日记续编》。全套日记计二十卷，跨越六十四年，堪为现代文人笔记之冠。不料遗作发表，引来笔墨官司：张紫葛在《心香泪酒祭吴宓》中披露大量隐情，被指造假。
解放后的吴宓，从一九四九年写日记至一九七四年，厚厚几十本。其中一批在“文革”中失散，一批委托朋友保管，后遭焚毁。另有一批敏感内容（涉嫌刘邓），恐已由作者亲手删改，难以复原了。其中令我关注者，即吴宓与邓公的交往。我想核查此事，择其可信部分，交由傅老写入《邓小平时代》。由于当事人（程子健、赵苍璧等）相继过世，我在几番碰壁后，忍痛放弃了。
上午九点，年会开幕，领导讲话，全体合影。十点半，四位发言人登台，开始做学术报告。身为主持人，我依次评点报告，对发言人鼓励有加。手头一份参会师生名单，我粗粗一看，发现列有几所偏远高校，如西藏大学、云南民大、银川北方民大、内蒙古科技大。我扬起名单问：西藏、新疆、云南的老师来了么？场中立起数人，我替他们一一介绍：这是西藏大学英语系主任德吉，这是新疆石河子大学的小欧，掌声雷动。
午饭后，两个女生来我房间，请教博士论文。其中一个小莉，读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就想写十八世纪伦敦咖啡馆，我说题目不错，值得一写。小莉受了鼓舞，连连发问。我见她言必称英伦，赶紧帮她扩展视野：
马克思最先发现，欧洲市民社会，孕育现代国家。葛兰西确认：法国大革命酝酿方式，是由民众集会转向秘密结社。“二战”后，欧美学界围绕“纳粹极权”，反思西方民主制。针对波普尔的《开放社会》，阿伦特推出《论革命》，严加批驳。其中两个批评要点，最具启发性：一、古希腊城邦中，原有两套生活秩序，一是封建家长的主宰与服从，二是自由民在公共场合的平等交往。纳粹德国推崇主宰，遂有极权统治。二、法国大革命导致“美德之恐怖”。美国革命反而在公共领域支持下，不断改进民主政体，巩固自身合法性。然而麦卡锡猖獗，令美国民主蒙羞：它充满技术官僚的程序与控制，却缺乏自由交往、平等对话。
在此背景下，哈贝马斯作为左派新秀，大举调查公共领域。循循善诱至此，我已口干舌燥。小莉的同学小纹，突然发问：大学属于公共领域吗？如果是，欧美大学是否有过一次现代转型？我只好强打精神，应对如下：
一、公共领域形成：欧洲文艺复兴，导致封建等级瓦解，资产阶级兴起。十八世纪初，公共领域萌芽于巴黎沙龙、伦敦咖啡馆、德国文学社团。它们将上层文艺批评，合力推向民众，形成自由论坛。譬如德国狂飙突进，本是一股文学时尚，可它在德国大学催生了青年黑格尔派，乃至马克思的革命主张。而此时英国的牛津剑桥，思想保守，制度僵硬，堪称贵族堡垒。
二、“二战”引发反思：马克思指资本主义疯狂发展，破坏市民社会有机性。哈贝马斯证实，垄断资本引发危机：德国厉行报刊检查，英美加紧国家管控。众所周知，德国洪堡大学开创了现代大学科研制度。然而希特勒上台，大肆迫害左派学者、驱赶犹太教授。美国因祸得福，一时成为“自由灯塔”：爱因斯坦入主普林斯顿，领导高等研究院。费米投奔芝加哥大学，设计核反应堆。冯·卡门栖身加州理工，打造超音速风洞，顺带培养了钱三强、钱学森。阿伦特与法兰克福学派逃至纽约，痛定思痛，开启一轮历史反思。
三、确立学术自治：哈贝马斯确认：“二战”后的欧美国家，经历一场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即垄断资本无孔不入，商业广告唯利是图，电子传媒虚构现实，欧美民众也由批判公众，蜕变成消费公众。为了避免德国悲剧，美国大学开始凭借立法，保障学术自治。其中关键一条，即由弗兰克福特大法官做出最终裁决：“为社会公益着想，政府应尽量避免干涉大学事务。大学有权从学术角度出发，决定谁教书、教什么、如何教，以及谁来学等问题。”
一点半，两个女生起身告辞。出门前小纹又说：钱学森严厉质疑中国教育，如今的大学，还能培养他那样的人才吗？我摇头道：咱们缺少制度设计！见她还要啰嗦，我大吼：有完没完？她俩笑着逃走。
出门散步，至北碚公园，园中开满了紫荆、月季、迎春花。由于免费开放，北碚人把这里当成了自家后院：老头遛弯，老太跳舞，邻里下棋，情侣相偎，娃娃追着小狗满地乱跑。
北碚公园地处火焰山，可眺望嘉陵江风帆。一九三零年卢作孚在此开辟平民公园。卢氏一生，除了创办民生公司，主持长江航运，还先后主编《川报》，经营川南师范，开办北碚实验区，创设西部科学院。其功德广大，硕果累累，堪称市民社会之成功典范。一九五二年“五反”运动中，卢氏自杀。
晚间左思右想，避不开小纹的追问。于是浏览哈佛校史，试作制度评估。
哈佛三原则
哈佛立校，首先模仿英式教育。一六三六年，殖民当局拨款四百镑建造大学。办学小镇佯称剑桥，镇上土路起名牛津，尝试培养“饱学的神父、识字的人民”。英国牛桥模式，讲究对富家子弟施行道德与心智训练，以造就一个绅士阶级。据此，哈佛带头设立导师制、学舍制，成为美国常青藤联校之首。此类贵族学校，虽能延续传统、稳定统治，难免思想保守，教材陈腐。
美国毕竟不是英国。老总统杰斐逊扬言：唯有有文化的国民，才能理解、享有并以生命捍卫民主制。杰克逊总统遂将这一民主理念，化作州立大学法案，以及一整套公众教育体系（含公立学校、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国家公园）。一反英式偏见，公众教育强调平均施教、技能培训。注重效益之余，它却忽视心智发展。对此，法国人托克维尔警告说：民主化教育具有削平力量，它能以压倒一切的公众舆论，损害学术尊严，诱发民主暴政。
十九世纪末，艾略特校长引进德国洪堡模式，又将“科学发明、真理探索”，规定为现代大学的首要职责。为此，哈佛鼓励独立研究、自由讨论，同时开设研究班，创建实验室，努力集优秀学者与出色学生于一堂，终于建成研究型大学。进入二十世纪，美国大学群雄并起，哈佛何以一路领先？它靠的是哈佛三原则，即学术自由、学术中立、学术自治。分说如下：
一九零一年，斯坦福大学无理开除教师，洛夫乔尔（哈佛硕士、年轻教师）愤而辞职。哈佛校长随即高调宣布：他喜欢这个惹事包，愿聘小洛去哈佛。这一离奇公案，引起舆论大哗，因为教授们痛恨校董会里的百万富翁、宗教狂人：他们不学无术，恣意妄为，一再干扰教学，动辄威胁撤资。
一九一五年，洛夫乔尔功成名就。在其策动下，组建全美大学教授协会（ASUP），公然倡导学术自由：教授拥有言论自由；教授生计应有合同保障；教授若受校纪制裁，须得校方陈述理由（如道德败坏、不胜职守）。
美国教授呐喊自由，争取雇佣合同，是受芝加哥工人运动鼓舞。但与工会相比，他们缺乏战斗力。哲学家杜威因而提议：我们惹不起大老板，斗不过黑社会，所以要在学术自由之外，追加“学术中立”条款。换言之，大学教授的自由，仅限于学术圈，对外则严守中立，不过问社会敏感问题。
鸵鸟政策，饱受嘲弄：麦肯锡主义、民权运动、新左派，无一不冲击这种“懦弱中立”。哈佛跌跌爬爬，灰头土脸，吃一堑长一智，总算在学术自治方面，摸索出一套有效机制，其特点是刚柔并济，软硬配套。
其一，硬件即财政独立。哈佛建校之初，属公立学校，由当局任免校长。因为穷，它不得不搜罗民间资助。一八六五年，随着募捐超过拨款，州政府不再任命校长，哈佛也改为私立，开始选聘校长，自理校政。“二战”后，哈佛坐拥亿万校产，讲座基金达二百余种，各类资助滚滚而来，这才谈得上自治。
其二，软件即法律保护。罗斯福总统重用大法官弗兰克福特（二人同为哈佛校友）。后者德高望重，公正执法，一再谴责政治迫害（一九二九年萨科—凡塞蒂案），抨击种族隔离（一九四三年西弗吉尼亚州教育局诉巴内特案），维护大学自治（一九五七年斯威泽诉新罕布什尔州案）。一九八二年我在哈佛亲眼目睹：鲍克校长率领一干美国教育领袖，对抗政府限制条款，力挺中国留学生自由选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