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常有人问我：赵老师在美国，攻读美国学博士。请问美国学有哪些课程？培养目标又是什么？这个问题挺大，也挺复杂，借助这个美国学论坛，我谨作统一回答如下：

一，美国学又称美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它是区域研究的一支，类似于俄苏研究、中国研究。有人称它是超级大国研究。其实，美国的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肇始于1930年代。当时美国并非超级大国，但它居安思危，主动应对天下大乱，即苏联崛起、希特勒上台、欧美经济危机，以及接踵而来的二战。

二，如今的美国高校，普遍设立了美国研究系。若要追根溯源，还须从哈佛讲起：1937年，哈佛首创跨学科的美国文明史系，我老师丹尼尔·艾伦（Daniel Aaron），就是该系第一个博士。1981年，我入读哈佛美国文明史系。系里规定，但凡涉及美国的学问，均可纳入课表，从文史哲、政社经，直至美国的宗教、艺术、军事、外交。

至于培养目标，我老师说一个美国学博士，应当精通美国的语言文化，熟悉其历史地理、政经传统，还要有能力针对美国的变革趋势，长期跟踪研究，加以分析和评估。

三，中国老一辈学者，对此心知肚明。譬如费孝通先生1943年去美国访学，亲眼见识了美国大学里的美国学、中国学。费老说，美国政府明白二战是全球性的，美军须对各战区的人民有所了解。所以他们召集各类人才，设立区域训练班。

费老晚年，念念不忘美国高校的中国学和美国学，尤其是人家的跨学科综合训练。为什么？众所周知，中国有一个“盲人摸象”的成语。美国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也把中国比喻为一只庞大亚洲象。在他眼里，美国则是大海中的一头巨鲸。

面对庞然大物，中国学者单凭一己之力，仅靠一技之长，岂可全面了解美国? 我们的经济学家，摸到了美国的尾巴。历史学家偏爱美国的肚子。政治学家呢，喜欢琢磨它的鼻子。如此而已。

四，费孝通警告：中国高校偏爱学科切割，不懂学科交叉! 大家都知道，钱学森有个临终一问：为何我们的学校，总也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很显然，费老与钱老一样，对此忧虑重重。

以我个人所见，目前中国国内在校的外语本科生，每年高达几百万，多数是当翻译、当导游。另有一小批，有幸进入硕士博士班，但他们只能选择两个方向：语言或文学。

总之，我国高校很少跨学科，这是长期套用苏联模式的积弊之一。即便在国防院校，也缺少地缘政治、国际战略等高级科目。结果呢？我们拥有庞大的英语人口，却由于琐碎切割、方向单一，无法培养出与中国国力相称的研究人才。

今天，我向大家报告一下，我在哈佛学到了什么？而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的美国学权威，又是怎样潜移默化，影响了我对美国的总体看法、长远预判？先说说我老师丹尼尔，他教会我一些导向性原则（guiding principles）。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1982年，我在哈佛上研讨班，讨论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老托是美国学的开山鼻祖。身为法国贵族，他热情赞扬美国民主。他在1840年预言，美国人的开放思维、实用精神、民主实践，“必将汇合成一股巨大动力，推举它超越欧洲，成为一流强国”。

报喜之后，托克维尔又忧心忡忡道：美国民主也有四个弊端。丹尼尔将这一负面清单，带去研讨班，又命我等全神贯注，挨个儿掂量。援引当年的英文笔记，我摘译如下。

一，民主令人忘记祖先。只有爱国主义或宗教，能让全民族奔向同一目标。

二，世人迷信普选权，以为它能保证国民做出最佳选择，可那完全是幻想。

三，民主国具有一种Leveling Power（削平力量），它排斥理性，蔑视精英，导致民主暴政。

四，没有哪个民族，会像美国人这样渴望发家致富。然而民主的首要原则，并非要消除庞大财富，而是要避免这些财富，落入富豪统治、寡头垄断的掌控之中。

现代性，一个矛盾概念

我们讨论美国，须从哲学开始，首先要弄懂黑格尔的著名概念，现代性。所谓现代性（modernity），是个矛盾概念，特征是悲喜交加、善恶交织、福祸相依。在黑格尔看来，现代性即是理性，是民主自由，也是资本主义的时代精神（Zeitgeist）。

然而尼采发疯之后，欧洲人却一再诋毁它、讽刺它。什么道理？因为现代性不断给世界带来进步与竞争，剧变与冲突，还有没完没了的精神焦虑，心理创伤。二战后，现代性在许多西方学者眼里，变成了“危机”的代名词。（赵按：上面讲的是抽象哲学概念。）

现代性到了美国，又有哪些变化？我老师说，美国独立革命，代表它对宗主国的反叛，也是针对欧洲现代性的扬弃。从中可以发现：美国现代性后来居上，具备一种前所未有的创新势头、进步意义。（赵按：中国人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比方说，美国人鄙视欧洲的腐败僵化，所以他们强调美国例外、美国神奇、美国天命昭昭。再者，由于欧洲人打打杀杀，不得消停，美国人转而赞美自家的国土广袤、资源丰饶，偏安一隅。

最后，美国背靠大西洋，雄视太平洋，真可谓得天独厚，左右逢源，进退自如！（赵按：这已转向了一种地缘战略研究。）结果呢，与欧洲的保守传统明显不同，美国文化形成一系列标新立异、引导潮流的特殊性。为了凸显这种特殊、别致、与众不同，美国人得意之余，又发明一个新概念，即美国例外性（Exceptionalism）。

与欧洲相比，美国创造了哪些例外？请看美国无拘无束，欧洲敬畏传统；美国阶级模糊，欧洲贫富悬殊，美国流动频繁，欧洲等级森严；美国持续创新，欧洲墨守成规。而美国人热爱自由，追求平等，信奉个人成功，这在社会学家看来，也是人类的巨大进步。最让世人惊诧的一大例外，则是罗斯福新政起死回生，不但让美国躲过了经济危机，又侥幸避免了左右对峙、革命爆发。

丹尼尔在研讨班上，还给全班留下一道思考题。大意是：黑格尔发明的现代性，实乃一个矛盾概念。托克维尔针对美国民主，也使用了矛盾修辞。《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更以一种独特的辩证方式，生动刻画现代性与生俱来的矛盾本质：“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里，开发出比过去世世代代还要大得多的生产力。它创造了与埃及金字塔、古罗马水道、哥特式教堂根本不同的艺术奇迹，它举行了与民族大迁徙、十字军远征完全异趣的远征。”热情赞美之余，马克思又慨然发指道：“它迫使一切民族在唯恐灭亡的忧虑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使乡村依赖城市，使野蛮和半开化国家依赖于文明国家，使东方依赖于西方。”

丹尼尔：美国史上，三轮危机

我老师丹尼尔，高寿一百零四岁。他一贯褒扬进步传统，抵制少数权贵。他在自传中，反复提及美国的Plutocracy（富豪统治）、Oligopoly（寡头垄断），指其为美国民主的重大威胁。在他看来，美国史上先后出现了三股反民主势力：一，挑起内战的南方蓄奴派；二，导致1929年大萧条的垄断资本家；三，冷战中坐大的军工联合体。

我老师教我的第二课，是把美国建国后的二百四十年历史，粗略切分成三段，每一段长约八十年。丹尼尔认为，美国每经历八十年的迅猛发展，剧烈扩张，就会遭遇一场严重危机。譬如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美国度过了八十五年的“少年发育期”。从内战结束到二战胜利，其间也有一个长达八十年的“青春骚动期”。

丹尼尔肯定林肯、罗斯福的伟大功业，赞扬美国人民对民主制度的热烈追求。于是我在哈佛，尝试写一篇论文，《美国现代性：第三轮危机》。至此，我已跟随老师，步入历史哲学的殿堂。

简单说，美国人民仰仗林肯和罗斯福，两次冲破难关，巩固了民主制度。至于第三轮危机，却是扑朔迷离，难以捉摸。直到特朗普上台，我才基本断定：大灰狼又来了！

摩根：美国奴役，美国自由

二战后，流亡美国的德国哲学家，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联袂发表《启蒙辩证法》。这两位犹太哲学家，从头爬梳欧洲启蒙史，从中赫然发现：欧洲人沾沾自喜的启蒙运动，不过是理性的诡计！

此话怎讲？只因他俩三生有幸，见识了党卫军、集中营、原子弹。这表明：人类并非从启蒙走向自由，而是“从但丁地狱，走向人间炼狱”。再者，二战也不是什么远古野蛮，而是一种标榜逻辑思维、精确计算的现代野蛮。（赵按：此乃经典的西马批判理论[Theorie der Kritik]，也是剖析发达资本主义的手术刀。）

法兰克福学派在纽约，先后培养出五百多个美国博士。然而美国人阳火旺盛，一直缺少辩证思维。真正的反思，始于美军1975年在越南的惨败。那一年，耶鲁教授摩根（Edmund S. Morgan），推出一本名著《美国奴役，美国自由》，引发学界的热烈反思：美国号称是民主国家，干嘛总喜欢奴役他人?

摩根发现：1776年前后，华盛顿与杰斐逊，伙同弗吉尼亚的一群乡绅，集体起草了《独立宣言》《美国宪法》《人权法案》。独立战争后，这帮南方绅士联手统治美国，长达二十二年之久，史称“弗吉尼亚王朝”。然而别忘记：他们个个都是奴隶主！

摩根翻检十七世纪殖民档案，揭示一系列尖锐矛盾：南方贵族老爷，毫无民主意识。他们压迫佣人、剥削黑奴。奴隶不断逃亡，奴隶主疯狂捕杀。殖民地的英国官员，目睹蓄奴经济利润丰厚，趁机捞油水。奴隶主们气急败坏：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民主斗士。

摩根质问：“共和国的自由，为何要仰仗奴隶制的支撑？《美国奴役》试图破解这一埋藏在美国核心的悲剧性矛盾。”摩根的核心悖论（central paradox），即弗州是美国革命策源地，也是北美最大的蓄奴州。而美国民主制度，正是一桩“自由与奴役的婚姻”！

2016年哈佛又推出新书，《这广阔的南方帝国》。此书作者卡普（Matthew Karp）揭示：内战爆发前，南方政客蠢蠢欲动，妄图纠集墨西哥、智利、巴西等蓄奴国家，打造一个横跨美洲的大帝国。在其周密计划中，美墨战争只是一次预演！

美国学界一般认为，奴隶制是美国的原罪（基督教定义：人人都有原罪）。卡普却说，奴隶制是一桩现代性原罪。这是因为，美国民主脱胎于奴隶制。美国少年时期，又惨遭南方奴隶主的误导。由于奴隶制尾大不掉，美国成年后，很可能因此走向覆灭。

（赵按：美国人民打响了革命第一枪，高高举起自由民主的旗帜。然而在其骨子里，这个新生共和国，依旧是善恶交织：从中孕育出一种新野蛮，这又埋下了南北战争的祸根。）

一个美丽新帝国

下面，我要转入一个高难度课题，帝国主义研究。十九世纪末，美国大举扩张。美国学者强调这一轮扩张的特殊性，却不接受马克思列宁有关帝国主义的经典判断。

1963年，康奈尔大学的拉菲伯教授（Walter LaFeber）出版一本《新帝国》。此书认定：美国扩张并不依赖攻城略地，也不像英国人那样派遣殖民总督、征收苛捐杂税。相反，美国开启一个新型工业化进程，即鼓励创新，刺激垄断，推广流水线生产，尝试管理革命。

拉菲伯据此断言：美国人在打造一个新帝国（New Empire）之际，也建立起一套现代化的工业基础、贸易法则。他们利用这一压倒性优势，推行更开放、更便利的自由贸易。

美丽的帝国主义：左派学者质问：从1846年美墨战争，霸占墨西哥近一半领土，到1898年美国夺取古巴、波多黎各，再到1899年美军入侵菲律宾，杀戮土著，镇压起义，这一系列侵略与扩张的暴行，难道还不够帝国主义? 美国自由派一片哗然，纷纷辩护说：美国并不追求霸权，它要构建一个全球互助系统！美国还拥有在全球行善的能力，它打败了法西斯！

上述帝国辩护书，连篇累牍，越来越搞笑。1993年，美国汉学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又发布《美丽的帝国主义》。此书分析中国文人、商人与自由职业者，针对美国的矛盾心态，即美国好坏参半、善恶交织，简称“美帝”。

如今多数美国人相信：尽管美国统治着世界，可它并非帝国主义。这方面，普林斯顿大牌政治学教授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写下一本《自由主义利维坦》，影响最是深远。此书证实：美国利用一整套国际法与国际机构，取代了帝国统治。如此先进方式，当称一种自由主义世界秩序（Liberal World Order）。

上述世界秩序，源自威尔逊总统。美国历届总统中，威尔逊是唯一的哲学博士，政治经济学教授。身为普林斯顿校长，他也是美国自由派学者的楷模。世界大战爆发，老教授提出“十四条纲领”，即缔结《凡尔赛和约》，成立国际联盟，维护世界和平。他的方案太过理想化，首先遭遇欧洲列强的阻击，后来又被美国国会否决。

然而，威尔逊方案开启了美国领导世界的战略思路。受其启发，罗斯福总统在二战炮火中，提前规划世界秩序。1941年，他与丘吉尔起草了《大西洋宪章》。1942年元旦，齐聚华盛顿的二十六国代表，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而这就是那个“自由主义利维坦”。

美国人所谓的“自由秩序”，明显超越了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二战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英国统治土崩瓦解。美国抓住时机，鼓吹美国的民主政治，推广美国主导的自由经济，进而引导亚非拉的大批穷国，相继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

然而不难发现，自由秩序的关键，是以美国为主，拉拢欧洲与日本，结成一个发达国家联盟，又称富国俱乐部（G7）。其次是将众多的弱小国家，纳入一个松散外围结构，让它们成为欧美联盟的附庸国，为其提供原料、市场、劳动力，同时分担防务费用。

哈佛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深入阐明自由世界的精巧机制。他表示，美国之所以成为超级大国，并不仅仅依靠军事霸权。美国独有的软实力，也是一种强大领导能力，例如民主政体、门户开放，科技发达、法治健全，又比如各国青年争相赴美留学，美国大片风靡海外。（赵按：感谢奈老师提醒：原来美国现代性的特征，除了善恶交织，还有一大亮点，即软硬兼施，恩威并举。）

梅教授：美式帝国主义

从内战到二战，美国实现了社会改革、经济腾飞，继而在罗斯福引领下，完成了美国民主的现代转型。然而这一奇迹，也导致全球经济危机，还引爆了两场世界大战！

美国学界自相矛盾，搅浑了帝国主义这一潭深水。多亏哈佛历史系的梅教授（Ernest May），他教会我识别美帝的霸权特色。1968年梅教授发表《美式帝国主义》，明确指向帝国主义的新变种。

帝国主义，一大变数：据梅教授多年研究，起初是马克思、霍布森、卢森堡，合力开启了帝国主义研究。后经布哈林、列宁的修订，发展出一套帝国主义经典理论。1942年，哈佛经济学教授熊彼得，推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此书振聋发聩，揭示美国资本主义一大变数，即自由创新、持续变革、自我毁灭。

梅教授发现，美国国力超常，体量庞大，足可以抗衡沙俄、碾压日本。而与欧洲列强相比，这个新生的民主政体，思想开放、主动创新，又凸显一条别具优势的发展轨迹。

不仅如此。美国在地缘战略上，也要比英国更高明。其长远目标，并非封建领主式的割据与厮杀，而是打造国际联盟，设计条约体系，确立美元霸权，以便长期主导全球的经济发展。

美国的扩张本质：华盛顿总统说，美国是一个“年幼帝国”。富兰克林也说过：早期的殖民首领，即是“民族之父”。他们驱逐土著，再把抢来的土地，留给子孙后代。杰弗逊大声疾呼：“让我们向西推进，占据一片又一片的西班牙领地！”

对此，耶鲁教授保罗·肯尼迪指出：“定居者从新英格兰出发，向西不断拓展。他们代表一个帝国，一个征服民族。”问题是，美国民众太天真，始终看不清美国的扩张本性。

左右两派，各执一端。梅教授只好杂糅出新了。他承认，美国作为民主国家，拥有强大的进步动力。同时，美国也是帝国主义的新变种，即美式帝国主义。为何要用帝国主义，而非帝国（Empire），来形容美国霸权？梅老师的理由如下：

一，罗马帝国持续千年，势力范围有限。而美国剧烈变革，彰显一种史无前例的扩张势头。所以，美式帝国主义一词，更吻合美国三百年发展史，即一部持续扩张、不断干涉他国的历史。

二，美国扩张轨迹，并不吻合列宁定义的资本主义垄断阶段（腐朽与垂死）。它更像是哈佛历史系主任蓝厄教授（William Langer）所说的预防性帝国主义（Preclusive Imperialism）。

简单说，美国的主要战略方向，一向集中在欧洲。所以它对贫瘠的第三世界，并无太多经济图谋。但出于地缘战略考虑，美国往往会提前下手，抢占势力范围，防范新兴大国。参比南海自由航行。

尼布尔: 美国历史的讽刺

南北战争后，美国扩张迅猛，命符如火。待到打赢了二战，美利坚已是威风凛凛、君临天下了。美国人相信：这一连串辉煌成就，代表上帝的特别恩宠。故此，美国理所当然，负有领导全人类的使命。果真如此吗？美国神学家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952年发表《美国历史的讽刺》，一时轰动朝野。

（赵按：尼布尔的神学思想，饱含人类学家的睿智。他又擅长心理分析，一再挖苦美国人的自负与自恋。譬如美国人相信，他们漂洋过海，是要在新大陆上改天换地。美国人不仅要推进民主事业，还要重建一种失落的天真[Innocence]。）

幼稚民族，拒绝长大：世界上的其它民族，难得有此奇葩念头。尼布尔却说，这念头激励美国人锐意开拓，又将这个幼稚民族，带入烈火烹油的美国世纪。问题是：二战后的美国如日中天，却还像顽童那样任性妄为！尼布尔冷酷指出：美国是个拒绝长大的民族。而美国世纪，又滋养一种“对于天真和美德的幻觉”。

假装天真，双重个性：尼布尔指美国历史短、扩张快，这导致一种巨婴式的自负与自恋。美国人满以为，一旦摆脱君主制，美国就能像弥赛亚那样，宣布人类解放的最佳方案。

尼布尔承认，美国科技发达，富得流油，可你随处可见贫困、仇恨与不平等。美国的巨大成功，往往建立在贪婪与暴行之上。而在国际事务中，它也习惯于扮演“天真的民主斗士”。

美国人笃信自己是救世主，却又坚持一种“假装的天真”。美国人的自由梦想，就此分裂出两种模式，一种是所谓现实主义外交，即反战、孤立，不买欧洲人的烂账。其实他们明白，等到欧洲打烂了，美国再去抄底，也是很精明的一桩生意。

另一种方式，号称理想主义外交，即“美国的好战分子，善于把私欲包装成一种美德”。只可惜，美国老百姓天真到家，总以为派兵出国、大打出手，就是替天行道。

（赵按：美国建国之始，性情粗野，放浪不羁。一旦遭遇压迫，它便激烈反抗家长统治。为此，欧洲人挖苦美国，说它是一个逃学顽童，一个叛逆成性、离家出走的小外甥。）

谁曾想，这个缺少家教的野孩子，却在二战后当上了全球大家长! 问题是：新家长趾高气昂，自命不凡。他不明白，何谓忍辱负重，韬光养晦。他也搞不懂，何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小阿瑟：批判美国世纪

尼布尔的辛辣讽刺，影响了一批哈佛教授，其中便有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阿瑟是我老师丹尼尔的师弟，哈佛历史系教授。他也是美国现代史权威，罗斯福总统的传记作者。

1961年肯尼迪竞选上台，请阿瑟做顾问。师叔放弃了哈佛的终生教职，隐入白宫深处。1963年，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身亡。阿瑟在白宫卷起铺盖，回家写书。针对美国世纪的最大疑案，我曾记下一些线索，备忘如下。

美国世纪，最大疑案：首先，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八年间，冷战局势紧张，国内暗流汹涌。艾克卸任前，一度闷闷不乐。他发现，美国已生成一个权势熏天的利益集团，俗称“军工联合体”。老总统自知惹它不起，只能明哲保身。

艾克在1961年告别演说中，突然发出严厉警告：“一支庞大军队，与一个大型军事工业相结合，这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必须警惕军工联合体，它可能攫取不正当的影响力。”

（赵按：艾克是欧洲战场的盟军总司令。对于美军及其高级将领，自然明察秋毫。然而身为总统，他却如履薄冰！）

为了对付军工联合体，美国自由派一致支持肯尼迪竞选。1961年，肯尼迪顺利上台，随即仿效罗斯福，任命一个由哈佛教授组成的智囊团，又请阿瑟（小肯的历史课老师）出任顾问。我老师丹，身为小肯的文学课老师，也成了总统的坚定支持者。

哈佛智囊，一败涂地： 哈佛的全明星阵容，当年曾为罗斯福新政，立下过汗马功劳。他们还力助美国打赢了二战。众所周知，哈佛教授主导了战略情报局（现在的CIA）。麻工与加州理工，负责研发兵器，包括原子弹。这批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却在肯尼迪时代一败涂地，而且败得不明不白！

肯尼迪因何失败？我几番揣度，试说如下。

一，肯尼迪年轻气盛，与银行家关系紧张。他继承罗斯福的强力干预政策，坚持由国家控制美元的发行与流通，可是他的多数提案，都在国会遭遇了挫败。

二，1961年5月，肯尼迪访问巴黎，与戴高乐商谈东南亚局势。老戴说越南是个大沼泽，千万别陷进去！阿瑟证实：古巴导弹危机后，总统决定从越南撤军。很显然，此事惹恼了利益集团。

三，肯尼迪挑选得州参议员约翰逊，作为竞选搭档。但二人生性不合，矛盾公开化。再度竞选前，肯尼迪表示要换人。结果是总统被人一枪爆头，副总统在血泊中宣誓接任。

约翰逊上台，下令向越南增兵五十万，随之投入上千亿美元。美国大银行与军工联合体，从中狠赚了一票，美元也开始在全球泛滥。法国总统戴高乐，乘机抛售美元，回收黄金。

1968年初，美联储一口气抛出九千三百吨黄金，不料全被欧洲人吸纳！约翰逊魂飞魄散，放弃了总统连任。尼克松上台后，被迫放弃了金本位。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轰然倒塌。

2007年，阿瑟因病故去。我以为，美国史学大家中，唯有阿瑟一人，见识了阴森的政治内幕，体验了惨烈的社会动荡。阿瑟晚年笔耕不辍，持续批判美国世纪。

冷战与帝国：阿瑟在《冷战》一文中，潜心研究帝国。何谓帝国？阿瑟说帝国自古就有，特征是穷兵黩武、扩张成性。何谓帝国主义？阿瑟说那是一种扩张意志：每当强国崛起，它自会恃强凌弱，挤占空间。然而美国世纪降临，改变了传统帝国的扩张方式，即从宗教战争、领土兼并，走向政治颠覆、文化渗透。

阿瑟又说，美国是一个准帝国，因为它缺少领土欲望。但它更像一种强势扩张的文化帝国主义。美国的称霸关键，在于二战。二战为美国打造了一支庞大军队，一套举世无双的先进军工体系。冷战进一步提升它们的规模与水准，并将其制度化、职业化了。

阿瑟又指美国世纪的扩张意志，主要来自政客、将军、银行家。此说代表学术界精英，印证艾森豪威尔的警告：“我们必须警惕军工联合体。权力的恶性增长，已经存在、并将继续存在。”说到底，美国有一个爱打仗的利益集团，其势汹汹，谁敢阻挡？

帝王总统，福兮祸兮：1973年，阿瑟又出版《帝王式总统》，区分三种类型的总统。首先是宪政式总统，它遵循开国元勋的原则，推行大民主、小政府、弱总统的治国理念。

罗斯福利用经济危机，颠覆这一模式，确立了总统主导权。然而他的继任者，都想延续罗斯福的权势与荣耀。阿瑟说，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到约翰逊、尼克松，构成一组君临天下的帝王总统。

他们个个手握美元、美军与核弹，又把持着NSC（国安会）、CIA（中情局）、兰德公司。（赵按：这在政治学家眼里，无疑是一个全球帝国的现代化架构，人类史上绝无仅有。）

再看帝王式总统，如何滥用战争权。美国历史上，只有五次符合宪法的国会宣战，即美英战争、美墨战争、美西战争、一次大战、对日宣战。换言之，罗斯福死后，国会宣战权就名存实亡了。其后的总统，不断向海外派兵，从韩战、越战，再到海湾战争、叙利亚战争。（赵按：这些军事干涉，俱是不宣而战。）

帝王总统肆无忌惮，终于引发了水门事件。尼克松遭弹劾，阿瑟戏称他是“造反总统”。此后几任总统，被迫有所收敛。里根上台后，又开始新一轮的权势膨胀。

（赵按：二战后的美国总统，几乎不分党派地喜欢打仗。这是为何？回顾一下艾森豪威尔的告别演说，再看看阿瑟的《帝王式总统》，还有哈佛智囊团的那一轮惨败。难道美国民主的背后，还真的隐藏一个Deep State[深层国家]？）

从传统帝国，到英美帝国

说起美国，中国人会想起一句俗语：美国的月亮圆又圆！我想告诉大家：美国月亮早先一点也不圆。借助黑格尔的现代性，它后来逐渐圆起来，一度圆得非同寻常，以至于现在又不那么圆了。依照中国的传统历法，此乃自然规律，没啥子稀罕。

再看美国世纪。1941年，美国报业大王亨利·卢斯，写下《美国世纪》一文。年底，日本袭击珍珠港，罗斯福宣布对日开战。从那时起，美国世纪持续了七十八年。

还记得我老师的说法么？每过八十年，美国就会爆发一轮严重危机！在我看来，南北战争是政治危机，1929年大萧条是经济危机。眼下这一轮，应该是一场霸权危机了。

各位若是不信，请看普林斯顿教授吉尔平（Robert Gilpin），他也下过一个类似判断。吉老师是西方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的领军人物。他2018年去世，留下了两部传世大作，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全球政治经济学》。

我们先看第一本。《世界政治》称：人类史上出现过三种国际体系，其结构特征，先后有别。

原始社会的地方结构：所谓地方结构，是指古希腊的雅典与斯巴达，或中国的战国时期。那一批早期国家，依赖奴隶和战俘，实行低水平的农业生产，很难扩大再生产。

传统帝国的掠夺体系：从罗马帝国到波斯帝国，形成一种帝国支配下的国际体系，特征是穷兵黩武，开疆拓土，不断扩大势力范围。吉尔平将这种传统帝国，称作掠夺性帝国（Predatory Empire）。

就是说，它们为了维持霸权统治，必须通过不断的杀戮、征服与掠夺，拼命搜刮硬通货，譬如攻城略地、勒索小国、收受贡金。又比如开采金银矿，控制贸易通道，征收苛捐杂税。至于帝国的经济盈余，主要取决于土地的大小，人口的多少。

海上重商帝国：十七至十八世纪，史称欧洲重商主义时期。此际，民族国家呱呱坠地，国际市场逐渐打开。传统的掠夺性帝国，开始升级为现代帝国。最先出场的是西班牙与葡萄牙。它们凭借远洋船队，漂洋过海，建立殖民地。荷兰与英国紧随其后，改进殖民模式。

其中关键，是宗主国不断输出工业产品，用来交换殖民地的劳动力、农产品、矿产资源。两百多年激烈竞争，促使英国人打造一种新帝国。新旧帝国，有甚不同？吉尔平指英国人改变统治方式，发展出缜密的敛财手段，建起一个海上重商帝国。

该帝国由两大部分组成：首先是一个工业强盛、商业发达的霸主国，其次是霸主国控制的海外殖民地。如此掠夺方式，与罗马帝国雷同。但大英帝国的成功，恰在于现代化转型，即由粗放农业，转向工业制造、跨洋流通，同时依托一个民族国家体系。

吉尔平感慨：英国人赶上了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头班车。他们占尽先机，因能在工商科技领域，长期保持领先。他们疯狂榨取殖民地，从中获得高额收益，那可是传统帝国无法想象的！

吉尔平断言：大英帝国代表一种“现代资本主义发明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这个结构日新月异。二战后，美国进入全盛期，迅速顶替了英国，成为新霸主。与英国不同，美国高度重视自身的国家安全、经济利益。为此它出钱又出力，主动建立一套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美国霸权，后来居上：凭借这一套条约组织，也仰仗罗斯福留下的超强国力，美国推行一种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这导致美军全球部署，美元到处流动，经济长期繁荣，民主深入人心。（赵按：民主与现代性一样，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悖论。就是说，美国推广民主之际，也导致各国人民，竞相批评美国的反民主行径。）

如果说，从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代表一次从传统到现代的飞跃，那么从大英帝国到美式帝国，历史再次腾飞，进入一个全球帝国时代。吉尔平冷静指出，新旧国际体系，自有一种内在连续性，即弱肉强食。作为新霸主，美国恶习不改，照样是贪得无厌，赢家通吃。

吉尔平强调：美国打造了一套号称民主的统治秩序，却未从根本上改造国际政治。相反，新霸主妄自尊大，并将因此而走向衰败。

吉尔平：帝国衰败，在劫难逃

千百年来，数十个新老帝国，争相控制国际体系。一旦他们拔得头筹，就开始不劳而获，贪婪攫取。吉尔平叹息：这种争霸努力，却是一项烧钱事业，一种慢性自杀。它让霸主国变得入不敷出，直至饮鸩止渴。从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莫不如此。

吉尔平确信，任何霸权统治，都涉及一个经济学基本命题，即霸主国能从国际体系中攫取财富，可它也要为此付出巨大成本。例如它要加大投入，增强军力。同时，它必须拉拢盟国，提供援助。它还要镇压反叛，确保帝国运转。这些巨额费用，都不是生产性投资。对于霸主国，它们层层加码，构成一种要命的负担。

霸主国若要继续统治，就不得不巧取豪夺。这在吉尔平看来，也不过是枉费心机。请看传统帝国，往往延续上千年。英国霸权也长达两百年。美国治下的和平，仅仅过了几十年，便已极度紧张了。全球帝国为何短命？吉尔平给出五个理由，介绍如下。

帝国发展，S型曲线：英国学者莱本斯坦，描述帝国的S型生命周期。第一段指传统经济，特征是低技术、低投资、低效益。第二段是改革开放，即引进新技术，推行新政策。第三段进入成熟社会，即拥有庞大的工商业与城市人口。此时消费发达，腐败滋生。

在此成熟阶段，美国大力提倡经济自由化，鼓励资本输出、技术扩散。如今它又后悔不已，因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开始彰显后发优势。在此成熟阶段，一旦停止军事扩张，霸主国就会出现资源枯竭，经济减速。这又必然导致军费、消费与投资的持续下降。这就是那条该死的S型曲线！

战争成本，成倍增加：为了避免曲线，霸主国只能到处打仗，加紧掠夺。这又激活一道催命符，即战争成本成倍增加。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指现代战争，成本翻番。原因是霸主国必须确保其军事上的压倒性优势。但军事技术一再扩散，落入敌国之手。这又反过来刺激霸主国，大幅改进技术，疯狂提升军备。

公共财政扩张：罗斯福新政开创了福利国家的先例。战后每一届美国政府，都要加大福利投入，从社会保险、国民教育，到失业救济、医疗保障。就是说，政府买单越来越多，直到不堪重负。

从肯尼迪到约翰逊，公共财政迅速膨胀，老百姓获得了巨大好处。问题是，他们过惯了好日子，政府的麻烦可就大了去！如今美国人酷爱消费，不喜欢存钱。这一享乐倾向，始于罗马帝国。如今的美军，也像罗马军团那样，开始依靠雇佣军，或征召烂仔当兵。

美国经济由实向虚：美国在冷战中挥金如土，推行马歇尔计划。等到欧洲恢复了元气，布雷顿森林协议也瓦解了。于是美国放弃金本位，转而大规模印制钞票，玩起了金融空手道。

苏联垮台后，美国又犯下三大错。其一是迷恋军事超强，不断砸钱，升级军事装备。其二是炫耀武力，到处打仗，结果造成了二十二万亿的巨额亏空。其三是依赖金融市场，大搞虚拟经济，这又导致美国制造业大量流失，本土实业空洞化。

财政优先权的困境：与传统帝国相比，美国人如今的理财手段，早已鸟枪换炮，不可同日而语了。首先在国际体系中，美国独享一系列霸主特权，例如美元的国际信用、国际储备货币的权重、美元印刷权、石油定价权、军火买卖的暴利。

其次，美国的高科技优势，源源不断转换成知识产权、科技专利。美国大公司也能从遍布全球的产业链中，轻松抽取高额利润。最后作为金融霸主，华尔街老板习惯于操控大盘，买空卖空。而他们最喜欢的把戏，恰恰是剪羊毛，发横财。

（赵按：上述不义之财，如同钱塘江的潮水，来的快，也去的快。如今美国财源枯竭，内部争斗加剧。各派势力争斗的焦点，即围绕军费、消费与投资这三大项，争夺国会拨款的优先权。）

吉尔平分析：如果抑制消费，必定加剧种族矛盾，扩大贫富差距。倘若减少军费，大规模裁军，又怕新兴大国乘虚而入。而要避免上述危机，政府只能降低工资，削减福利，压缩基建投资。这又会带来工业、农业、教育、民生等方面的持续衰退。

前景很不乐观：吉尔平预计，美国只剩下三种选择。第一是发动战争，摧毁挑战国，以便一劳永逸，消除威胁。然而美国政府的大麻烦，一来是打不起仗，二来又怕打不赢。（赵按：特朗普灵机一动，打起了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

第二个选择，是减少国际义务，压缩国际开支。请看特朗普的“美国第一”：他不断宣布撤军，撕毁条约，还逼迫盟国出钱，否则就要退出朋友圈。（赵按：这是要返回孤立主义，千方百计地省钱。）

最后一个是和平变革，即霸主国与挑战国达成妥协，实现联手共治。这方面，英国人为美国树立了榜样。十九世纪末，大英帝国风雨飘摇。如何摆脱困境？英国人通过绥靖政策，逐一解决它同挑战国的分歧。譬如1898年，英国承认美国在美洲的地区霸权。1902年，英国又与日本联盟，分享远东利益。

吉尔平担心，美国霸权衰落，将给世界带来混乱与冲突。他又说，如今美国处境艰难，几乎是史无前例。首先，美国要调整霸主心态，适应新兴大国崛起。其次要认真反思，推进政治改革。最后，美国还不得不寻找新资源，发明新技术，以便振兴国内经济。

吉尔平最后认定：上述三种选择，都不太可能成功。结果会怎样，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