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社会学思想名家》之孔德篇

刘易斯·A·科塞师从著名社会学家默顿，其著作《社会学思想名家》在美国是一部被广泛使用的教科书典范。在这部社会学经典著作当中，科塞教授主要梳理了15位早期社会学家的经典理论，包括孔德、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齐美尔、凡伯伦等。

近期刚好阅读到孔德篇。作者主要从孔德的学术思想、生活史、思想渊源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等方面将孔德思想家的形象呈现给读者。不得不说，这种将社会背景、思想家个人生活经历等因素纳入到其理论体系考察范畴的叙说方式，既深化了对理论的认识，也还原了思想家“人性”的一面。

而至于笔者自身，最大的感悟(思想者的孤独)也是源自于孔德的生活经历。透过孔德孤独和被边缘化的一生，我们可以窥探到一个“异端”知识分子(或思想者)在现实面前所遭遇的的窘境，以及他在现实面前所表现出的无奈和无助。

(一) 学术界的边缘人

虽然孔德不像达尔文一样终其一生都无缘于“学术圣地”(大学)，也不像尼采那样只歆享了一段短暂的“理想生活”，但是却也绝对算不上是学术界内有影响力的那一类，即使他的思想对社会学这一学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果要概括孔德与学术界的关系，笔者觉得“暧昧”一词兴许适合。因为从科塞对孔德生活史的考察中我们不难得到一个信息：孔德充其量也只是一位游走于学术界边缘的思想家，他渴望得到一次向上层知识分子流动的机会，却屡屡因为自己的“异端”与“擅长树敌之特点”而使自己的愿望落空。

孔德沦为学术界的边缘人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然而终究其中之故，还是其思想之于世不容以及相伴随而来的“对学术界的敌对”造成的。

1817年，孔德与时任《工业》社长的圣西门开始了合作，成为了其秘书与合作者。起初二人的合作还算顺利，孔德将圣西门视作是自己学术上的导师，随着孔德自身思想的逐渐成熟以及渴望独立的愿望的逐渐萌发，他与圣西门之间的矛盾也慢慢地显现出来。二人正式决裂的标志是被科塞称作的“一场复杂而不大体面的争吵”，这其中的故事是，孔德希望将自己的论著以奥古斯特·孔德的名义在《实证政治体系》中发表，而圣西门则要求以自己的名义发表，加之几乎同时间圣西门在自己的著作《企业家入门》一书的序言中对孔德的苛责，二人的矛盾就这样被加深了。从此，圣西门这个名字成为了孔德诅咒的对象。孔德离开圣西门之后，开始通过其他渠道谋生，期间有为报刊撰文、担任学校的校外主考人、开办私人讲学等。与此同时，孔德还在继续潜心钻研他的实证哲学。不过他之后的境遇是，自己所写的文章很难被杂志和报刊接受，因为在当时，他的思想受到了圣西门主义者(圣西门的信徒)抵制。虽然，孔德自己也曾表示为了实现自己获得教职的梦想需要采取一些“必要的态度和价值观”，但是最终还是没能摆脱自己学术界边缘人的身份，与其保持联系的除了远在美国穆勒，在法国本土学界几乎是寥寥无几，而他也未能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

(二) 感情上的失败者

从该书中可以发现孔德拥有了两段感情，一次是与卡洛琳·玛森，另一次是与克洛蒂尔德·德·沃。玛森是孔德的第一任妻子，她本是王宫附近一带的妓女，后来成为了一个小书店的店主。克洛蒂尔德是孔德十分迷恋的一位三十岁左右的被丈夫遗弃的中产阶级妇女，与孔德保持了长达一年多的“柏拉图式爱恋”。

在与玛森的婚姻当中，孔德除了要为夫妻之间的矛盾而感怀之外，还要继续为自己在得到学术上的承认和社会地位而积极奔走，因而这时候的孔德显得十分的疲惫和力不从心。在这几年中，孔德把主要的精力放置在推敲他的实证哲学上，从撰稿到为向大众提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做准备，孔德似乎都在透支着自己的精力与健康。为了宣传自己的实证观念，孔德共作了八次演讲，但到了第四次的时候，听众们却发现过度疲劳和精神紧张的孔德已经疾病缠身——他患了严重的精神失常，以致于在患病期间还一度萌生过投撒讷河自尽的念头。孔德撰写《实证哲学教程》是在极度凄惨的生活境遇下进行的，他不仅受到经济困扰、学术界排斥和疾病的侵扰，婚姻生活状况也急剧恶化。最终，在他完成这部著作之后不久，就和玛森永久的分别了。

到1884年，孔德在自己信徒的家中邂逅了让他之后疯狂迷恋的克洛蒂尔德，一位被丈夫遗弃的中产阶级妇女。在他遇到这个女人之后，孔德一改以往冷漠、刻板的面孔，转而变成了一副温顺、和蔼的形象，而且从孔德思想的转变上也可以发现，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看重理智的力量，相反，他觉得“感情高于理性、感情高于智慧”。从孔德的转变来看，我们便不会再否认爱情对人的作用力，事实上它足以改变一个人的本来面目，甚至是让人朝着与昔日的自己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只不过，在这段感情当中，克洛蒂尔德始终没有答应孔德的一切请求，因而在这对情侣之间从未发生过在情人之间本可发生的事情，他们也从而保持了长达一年的“精神之恋”。直到一年后克洛蒂尔德因为肺结核(一种充满浪漫色彩的疾病)而逝世，两人的恋情宣告结束。克洛蒂尔德离开之后，孔德陷入了无穷无尽的悲伤之中，他发誓要用自己的余生来为自己的“天使”悼念，而这也直接导致了其《实证政治体系》充斥着对人类感情的鼓吹。所以，这份浪漫之爱终究也逃不过一场悲情的结局。

(三) 现实中的妥协者

某种程度上，孔德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倔强型人物，而是一个在现实面前会妥协会让步的知识分子(或者，这是他对自身思想体系的某种纠正和补充)。这也是许多知识分子在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姿态，因为任何在思想上伟大的人都像普通人一样难逃藏匿于自身的“最强大的欲望”。就像我们的身体与精神的关系一般，支撑我们发现事实和获取知识的精神力量始终摆脱不了肉体的束缚，那些在思想上有所成就的思想家只不过是在压抑肉体欲望的基础上获得了精神的相对自由，而之于那些在思想成就上表现平平的人不过是在精神与肉体之间偏向了肉体那一端而已。

孔德在现实面前的妥协与让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他对共和的态度，一个是他对理性精神的态度，最后一个是他对理想的态度。首先，孔德在对待共和的态度上有所动摇。九岁的孔德在帝国公立中学就学，在就学之后不久，他就摒弃了父亲所信仰的宗教，转而成为了一名热情的共和主义者，在考入巴黎综合工艺学校就之后更是被自己的同学当作“学生领袖”。在巴黎综合工艺学校，帝制是一种不被看好的制度，年轻的孔德对当时的拿破仑专制政权怀有十分憎恶的情绪。然而，随着波旁王朝的复辟，孔德发现，与他之前所憎恨的拿破仑专制政权相比，波旁王朝的君主制显得更加丑陋和可憎。于是，在拿破仑返回巴黎(百日政变)的时候，孔德也充当了革命阵营的一份子。而这也可以看做是孔德在现实面前的一种“退行”或者是采取的权宜之计，但无论如何，这无疑是他对现实的妥协。其次，孔德并不是一个对理性精神保持始终如一的追随的人。当遇到自己心爱的克洛蒂尔德之后，他将人类的感情、女人对男人的抚慰与医治等变成了1851年到1854年问世的《实证政治体系》中的主要基调，他开始鼓吹感情和博爱，开始着手建构所谓的“人道教”，也开始了他对理性精神的叛逃之路，也因为如此，许多他之前的理性主义信徒开始远离这位“宇宙教创始人、人道宗教大祭司”自居的“后孔德”。最后，孔德在理想与现实之间选择了对理想的背弃或折衷。孔德最初的理想本是在大学谋得一份教职，然而当他经受多次失败之后，他终于选择了放弃。或者我们并不能切实体会到当时孔德的心理变化与他实在的痛苦，但我们还是必须得无情地承认，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孔德最终还是一位折中主义者。他不再将科学家作为自己的阅听人，而是将那些工厂的工人、下层的知识分子作为自己思想的受众，他开始抛弃具有严密逻辑论证的写作方式，转而采用容易调动听者情绪的讲演方式来扩大自己思想体系的影响范围。可以看出，他忽视了当时的科学权威对自己思想认可能够为他自己和其思想带来的价值，因而也亲手缔造了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学者孔德。

(四) 以教主的“名分”奔赴天国

科塞教授在描写孔德人生最后篇章的时候，是这样说的：1857年6月17日，孔德11年来第一次没能去拉雪兹神父公墓悼念克洛蒂尔德。一种癌症的早期症状使他无法出门。病情很快恶化，9月5日，他逝世了。下个星期的星期二，一小群信徒和朋友、邻居扶柩前往拉雪兹神父公墓。在他坟墓周围形成了一个小型实证主义者公墓，那里，紧挨着这位大师，埋葬着他最忠诚的信徒们。

孔德，社会学和“宇宙教”的创始人，社会学界的一位大师，就这样带着自己的病体，带着自己的孤独，带着对克洛蒂尔德的思念，也带着他生前不曾享受过的后辈的敬仰去往了另外一个世界。或许，在那，他能够不再像现实中的自己一样受尽了冷遇，而是一位像他自己所预想的那样，以教主的名分宣扬他用自己一生时间潜心钻研出来的实证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