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一百多年来，关于应该如何认识和处理“对工程和经济的社会学研究”在社会学中的位置问题，经历了曲折的历史进程。圣西门认为实业家和实业制度是社会科学最重要的主题，孔德认为社会学是唯一性的和整体性的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科学，代表着人类知识的最高阶段，表现出了“社会学帝国主义式”的雄心，并因此而贬低和批评经济学是“伪科学”。可是，在19世纪末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多重矛盾斗争中，经济学家占了上风。社会学家以“退出”对经济现象的学术研究为代价换取社会学在大学体系中的教席位置，使社会学成了“剩余科学”。可是，经济学中的“索洛剩余”又提示在对经济现象的学术研究中，经济学之外还有大量“剩余”需要社会学家进行研究。20世纪80年代，社会学家在对经济现象进行社会学研究方面终于东山再起。由于经济活动重在通过抽象劳动创造交换价值，而工程活动重在通过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这就使得不但需要研究经济社会学问题，而且需要研究工程社会学问题。在中国学者开拓出工程社会学这个新的社会学分支后，工程社会学应该成为社会学领域中国话语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关 键 词：工程社会学  圣西门  孔德  剩余科学  社会学帝国主义  经济学帝国主义

自孔德首先提出社会学这个概念到20世纪末，社会学走过了一个半世纪以上的发展历程。目前社会学已经有了一百多个分支学科——城市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犯罪社会学、婚姻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等等，蔚为大观。可是，在这一百多个分支学科中，“工程社会学”却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缺席者”。

工程活动是现代社会中最常见、最基础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社会学家不可能看不到它。无法想象在社会学发展历史上没有人关注——甚至高度关注——对工程活动的社会学研究。那么，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为何社会学家竟然未能创建出“工程社会学”这个分支学科呢?为何要把工程作为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竟然这样困难呢?这就正如一首流行歌曲所说的那样“想说爱你不容易”了。

“对工程的社会学研究”经历了极其曲折的历程，其间甚至出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但学术和学科发展自有其内在而不可抗拒的逻辑：在21世纪之初，工程社会学终于在中国开创了。

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在科学技术水平上，中国还不是世界最先进的国家，但中国一百多种重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都占据世界第一位，中国已经无可置疑地成为世界工程大国。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中国学者的《工程社会学导论：工程共同体研究》(2010)①和《建设工程社会学导论》(2011)②成为世界上首先出版的两本工程社会学学术著作，推开了开创工程社会学的大门。

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工程社会学目前正处在其开创和发展的初期，其基本范畴、理论体系、应用场域都有待进一步明确和开拓，但其发展前景是十分广阔的。特别是，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它可能也应该成为在社会学领域中的中国话语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工程社会学中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本文将着重回顾和分析对工程进行社会学研究的曲折历史，顺便简要介绍工程社会学的现状和展望其未来。

巴黎的先知圣西门：实业家和实业制度是社会科学最重要的主题

有人把杜尔哥、孔多塞、圣西门、孔德称为“巴黎的先知”③。本文只谈圣西门和孔德。

对于圣西门和孔德的关系，在社会学界，人所熟知。圣西门是“社会科学”的创始人④。孔德曾经是圣西门的门徒并担任圣西门的秘书，二人关系密切。尽管后来二人闹翻了，但皮克林认为，“圣西门的许多思想都可以在孔德的著作中找到，可是，孔德以更系统的方式发展了它们。”⑤孔德最初曾经把“社会学”称为“社会物理学”，但后来却坚决地使用了“社会学”这个名称。《圣西门传》一书中说，孔德“以为社会学这门新科学是他发明的，他喜欢把它称之为‘社会物理学’，‘社会学’这个术语，圣西门没有用过，但是‘社会物理学’这个术语，他(圣西门)却说过。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就是用来写作‘社会物理学’的。”⑥

本文在此无意否认或贬低孔德的贡献，但圣西门的“社会科学”和孔德的“社会学”在研究范围、主题和方法论方面有许多相同之处，尤其是，在圣西门和孔德的心目中，“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只有一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圣西门的“社会科学”和孔德的“社会学”具有颇大程度的“等同性”或“相似性”。

圣西门生活的时代恰逢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取得成功并传播到法国和法国发生大革命之后。在圣西门看来，“社会科学”(或“社会物理学”)的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实业家”和“实业制度”。

什么是实业家?圣西门说：“实业家是从事生产或向各种社会成员提供一种或数种物质财富以满足他们的需要或生活爱好的人。”依据这个“定义”，圣西门指出，农民、马车制造匠、细木工、制造鞋帽的工厂主、商人、海员、银行家都是实业家。⑦可以看出，圣西门的这个解释与工程社会学中对“工程共同体成员”(包括工程师、工人、管理者、投资者、企业家、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解释颇为相似，甚至可谓已在一段程度上开后者之先声。

圣西门认为实业阶级应该在社会上占首要地位，“因为它是最重要的阶级：因为没有其他一切阶级，它也能存在下去，而其他任何阶级如果没有它，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因为它是依靠自己力量，即靠亲身劳动而生存的。其他阶级都应当为它而工作，因为它们是由它创造出来的，而且是由它来维持它们的生存的。”⑧

可是，当时社会的实际状况却是“目前的社会组织把实业阶级置于最末位。社会制度对次要劳动甚至对游手好闲的尊敬与重视，依然大大超过对最重要劳动、即对最直接的有益劳动的尊敬与重视。”⑨而圣西门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如何才能建立起实业体系、实业制度以改变这种状况。圣西门认为，实业体系的基本原则是“把科学、艺术和工艺方面的一切个别的活动尽可能有效结合起来。”⑩“实业制度是一种可以使一切人得到最大限度的全体自由和个体自由，保证社会得到它所能享受到的最大安全的制度。”(11)

可以说，圣西门思想和著作的第一主题就是向实业家阶级呼吁、宣传和阐述他的思想、观点和理论。他主张：“一切都是实业所为，一切也都应当为实业而为。”(12)

孔德的“社会学帝国主义”雄心

孔德是社会学的开创者，他在学术史上首先使用了社会学这个术语。可是现在只有少数学者关注孔德开创社会学时的雄心，许多学者都忽视了孔德对经济学的贬斥态度，忽视了孔德此举的意义和影响。

1.孔德对社会学的性质及其在实证科学体系中位置的认识

孔德认为人类精神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他认为宇宙中有五类现象：天体现象、物理现象、化学现象、生物现象和社会现象，相应地也有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这几门不同的科学。这几门科学的关系不是平行关系，而是顺序有先后、次第有高低的关系，前一门科学是后一门科学的基础。在这个科学分类系统中，社会学是最高级的也是最难研究的科学。

孔德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现象的唯一的科学。作为社会学的开创者，孔德对社会学寄予了太多和太大的“学科帝国主义式”期望。正如肖瑛指出的那样：“社会学具有一种强烈的‘帝国主义’情结，这种诉求与生俱来，生生不息。”(13)孔德的“社会学帝国主义雄心”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在方法论上，孔德认为实证主义应该成为科学事业的唯一合法和一以贯之的方法，而社会学就是这种方法论最为发达的表征；在学科研究对象和任务上，孔德认为社会学应该成为一门足以适当解释整个人类历史的理论，作为唯一性的和整体性的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科学，社会学代表着人类知识的最高阶段。

2.孔德对经济学的攻击和贬斥

虽然孔德本人表达了强烈的“社会学帝国主义式”的雄心，而当时“社会科学界”的实际情况却是经济学已经成了一门牢牢站稳脚跟并且产生了广泛学术影响和思想影响的学科。在那时，已经出现了不少著名的经济学家，并且发展势头很猛，而社会学还只是社会科学界的一个“新来者”。这种学科力量状况和发展形势对比与孔德的“社会学帝国主义雄心”之间出现了尖锐矛盾。

为了“捍卫”他的社会学帝国主义理想，孔德对经济学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和不遗余力的贬斥。正如斯威德伯格所指出的那样：“在孔德的框架内，‘经济学’并没有独立的地盘，实际上《实证哲学教程》一书中就含有对经济学的激烈攻击——‘伪科学’(alleged science)就是孔德对其的称谓。”对于经济学，孔德认为“人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抛弃它，并以社会学这一‘天下科学之皇后’取而代之。”(14)

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严重挫折与社会学被迫成为“剩余科学”

在孔德之后，虽然孔德倡导的社会学也有新的发展，但经济学的发展水平和势头都明显地更胜一筹。特别是在19世纪下半叶，经济学领域出现了边际革命，把经济学的学术水平和社会影响都大大推进了一步。

1871年，英国的杰文斯出版《政治经济学理论》，奥地利的门格尔出版《国民经济学原理》，1874年瑞士的瓦尔瓦拉出版《纯粹经济学要义》。边际学派的这三位奠基人代表性著作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学发展史上兴起了影响深远的边际革命。在19世纪80年代，边际革命的潮流席卷欧美各国，随之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经济学家。

就学术观点而言，在经济学内部，边际学派面临着与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的矛盾关系；在学科的外部，经济学还面临着孔德开创的社会学的压力。在这种形势下，马歇尔成为一位经济学领域中集大成式的学者，他不但完成了经济学内部边际主义与经济学古典学派的融合与整合，而且作为一位经济学家有力地回击了孔德对经济学的外部挑战。

1.经济学家对孔德观点的批判

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了影响深远的《经济学原理》。他在书中立足于学科划分和学科分工而直接批驳了孔德对经济学的责难。

马歇尔说：“他们(孔德等人)力劝经济学家放弃经济学研究，而专心致志共同发展统一的无所不包的社会科学。但是人类社会行为的范围太广大繁杂，是不能单独由一门科学加以分析和解释的。孔德自己和斯宾塞以无比的知识和卓越的天才曾从事于这一工作。他们以他们的广泛研究和建设性意见在思想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但在统一的社会科学的建立上，他们甚至很难说是迈了第一步。”马歇尔强调了学科分工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他说：“当卓越而性急的希腊天才家坚持寻求单一的基础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时候，自然科学的进步很慢；而现代自然科学有了长足的进步，是由于它把广泛的问题分割成几个组成部分。”(15)

与马歇尔关于学科分工的观点相呼应，经济学家约翰·内维尔·凯恩斯于1891年又提出应该以价值判断为标志将经济学划分为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由于经济学研究中广泛使用了数学方法以及经济学家在学术研究中直接面向现实经济问题而进行有理有据的科学研究，可以说，在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反而成了孔德所命名的“实证科学”的典范。这就是说，虽然孔德率先提出了“实证方法”和“实证科学”这两个概念，但经济学家却“反客为主”地“证明”“经济学才是社会科学领域中实证精神和方法的典范和代表”——这实在是显得非常具有吊诡性的事情。

总而言之，孔德的社会学帝国主义理想和观点在经济学的成就和经济学家的攻击下败北了。

2.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学科教授教席之争”及其影响：社会学竟然“成为”了“剩余科学”

孔德充满自信地认为社会学应该成为“科学界——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皇后”。可是，在孔德去世后的不长时间内，学术发展历史的真实状况反而是遭到孔德唾弃的经济学成了“社会科学的皇后”。经济学不但在学术水平和科学方法运用方面占了上风，而且在人数上和社会影响上也占据了明显的上风。

从科学社会学角度看，由于经济学和社会学都要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到高等教育领域，这就使社会学和经济学矛盾斗争的战场又扩展到了大学领域，特别是大学教授的“学科教席分配”领域。

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在《作为一门专业的社会学》中指出：“社会学得以制度化的中心基地应该是大学文科系和理科系。”(16)虽然美国的社会学是从欧洲传入或引进的，可是，“1892年，斯莫尔率先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1894年吉丁斯在哥伦比亚大学也完成了同样的工作。”(17)

由于在社会学家试图在大学体系中增设社会学系时，经济学已经在大学体系中占据了优势地位，这就使社会学家要想在大学体系中增设“社会学教席”的努力遇到了经济学家的“狙击”。

“1894年，在纽约举行的一次美国经济学会会议上，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冲突。经济学家直言不讳地告诉阿尔比徳·斯莫尔和其他与会的社会学家，‘没有得到经济学家的赞同，社会学家无权为自己在社会科学中圈出一块地盘’。有的社会学家明白，如果没有经济学家的支持，他们跻身大学的机会将十分渺茫，因此决定退让一步。最终，社会学家在大学里设立了自己的学术领域，但代价是让出了经济学论题。”(18)

也有中国学者更具体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社会学家在这场“教职博弈”中的对策：“社会学是最早提出要把经济学灭掉，后来反而经济学先跨入大学，这时反过来要求当时的社会学学会的主要人物到经济学会上去说明研究领域，这对社会学来说是极大的屈辱。”对于当时的社会学家来说，“有三种策略可以选择，第一是沿着孔德的路以建立一种无所不包的统一社会科学，这是很难执行的；第二是使用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进入经济学，但当时社会学还没有成熟到形成自己的路线；第三就是所谓剩余策略，从事经济学研究之外的领域，彼此互相和平共处不发生矛盾。自然选择的结果似乎是剩余策略占上风而一直延续到今天，影响之深到后来的社会学发展，基本上对经济学强势进入的领域，社会学家都可以不去争锋”。(19)

这场博弈的结果对社会学的后续研究对象和发展方向产生了严重影响。

由于在这场竞争中，“社会学家败北，主要的位置都让位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只能保留经济学不感兴趣的位置，并且达成协议：社会学家只能研究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剩余’领域，如犯罪、婚姻、家庭等。这样一来，社会学也有了一个‘剩余科学’的绰号。从此，经济学与社会学也有了积怨，并互不对话。”(20)

如果说，社会学以研究“经济现象之外的剩余领域”——例如犯罪、婚姻、家庭等——为主题最初还只是“外部压力下”的“生存策略”，那么，在这种研究主题的成果逐渐积累并且延续一段时间后，就会积淀而固化为一种“学术传统”。尤其是，在这个学术传统“固化”之后，许多本学科的学者反而会“适应这种传统”，并且在这种传统得到进一步强化的新形势和新环境中“忘记”最初的那段“屈辱情节”。

我国的一本权威社会学教材中，谈到了社会学的一个定义是“剩余科学”，但对其原因未置一词(21)，还有许多社会学教科书则绝口不谈“剩余科学”这件事。

从上文的叙述中，我们知道社会学成为“剩余科学”的原因是美国经济学家要“垄断”对经济现象的研究，而社会学家为求得在美国高校的教授职位而不得不“承诺”仅仅研究除经济之外的犯罪、婚姻、家庭等“剩余”的社会问题。虽然对这个学术史现象和这段学术史还可以有其他角度的分析和解读，但后人却不能忘却这段历史。因为它蕴含着社会学成为“剩余科学”和与之相伴的“社会学中对经济-工程活动的研究缺席”的“惊心动魄”的原因。但更加发人深省的是，久而久之，由于“学术传统”的“惯性”和“学术积淀”的结果，许多社会学家竟然对于社会学领域中“经济-工程活动的社会学研究缺席”也“习以为常”，不再感到惊心动魄了。(22)

经济学帝国主义潮流的兴起与“索洛剩余”的发现和启示

不但政治史、军事史中有许多“物极必反”“出乎意料”和“否极泰来”的事例，而且学术史也是如此。

1.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的兴起和发展

如上所述，孔德设想的社会学帝国主义思想终于失败了。

在20世纪30年代初，拉尔夫·苏特首先提出了经济学帝国主义这个概念。虽然拉尔夫·苏特最初提出这个概念时态度还相当温和，但社会学家帕森斯已经对之采取了明显批评的态度：“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结果不仅肥沃了‘邻邦’的土地，而且还让他们的某些部分勒在与自己的情况不符合的‘经济学’的紧身衣里。”对帕森斯的批评，许多经济学家都显得不屑一顾。著名经济学家奈特甚至调侃地说：“社会学是一门谈话的科学，其唯一规律是劣话驱逐良话(引者按：隐喻经济学规律‘劣币驱逐良币’)。”(23)

20世纪50年代之后，特别是在贝克尔出版《歧视经济学》和唐斯出版《民主制度的经济理论》后，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影响愈来愈大，其气势和声势也愈加咄咄逼人。在这个潮流制造的假象和幻想中，经济学成了一门“包打天下”的学科。

2.经济学领域中“索洛剩余”的意外发现

耐人寻味的是，在经济学帝国主义思潮正盛之时，经济学家索洛提出了“索洛剩余”这个概念，无情地打破了可以用经济学和经济因素“包打天下”的幻想。

在经济学领域，经济增长是一个热门的重大主题。原先，许多经济学家都相信投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可是，索洛的研究得出了新结论。“他的结论令当时的很多人为之震惊，今天仍然如此：从长期看来，物质投资并非经济增长的源泉。索洛认为，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是技术进步。在1957年的一篇论文中，他计算出在美国20世纪前半期工人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中，有7/8要归因于技术进步。”(24)

这就是说，导致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中，经济因素只能解释很小一部分，而除经济原因之外的“剩余部分”所占比例竟然还要大大超过经济因素。

“索洛剩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学术结论。原先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现象已经成为经济学独占的领域，如果有什么“剩余”的话，那也只能是一些残渣碎屑，而索洛的研究结果却告诉人们这里出现的“剩余”竟然是占据大部分份额的“剩余”。于是，这就出现了“剩余份额占比”远远超出“经济学占比”的现象——这实在是原先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会出现的状况。

索洛认为所谓“剩余部分”主要就是技术进步。那么，在找到“索洛剩余”主要就是技术进步后，问题是否就可以算解决了呢?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看到有许多工厂虽然拥有先进技术但仍然未逃脱破产的命运，类似事例表明，技术因素也不是万能的。除技术进步要素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剩余要素”在起作用。

这就是说，所谓“剩余现象”和“剩余问题”绝不是一个表面看来那么简单的现象和问题。

在上文谈到的社会学只能是“剩余科学”的时候，许多社会学家都认为“这从本质上意味着，社会学家只能是从那些地位稳固的学科的脚边捡一点从桌上掉下来的碎屑喂喂自己。”(25)可是，现在人们看到了出现“情况反转”的情形与可能。“索洛剩余”告诉人们，所谓“剩余”并不必然都是“微不足道的碎屑”，它也有可能是“大块剩余”。中国的成语“买椟还珠”甚至告诉人们，有些买家只拿走了华丽的盒子，而把珍珠当成了“剩余物”。

3.“索洛剩余”对认识学科关系和方法论问题的启示：从贬义的“剩余”到作为学术新方法的“社会学补全与学科交叉方法”

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学术剩余”问题呢?《庄子·养生主》云：“知也无涯”。从认识论角度看，认知的无限性提示人们，无论任何时候都还有无穷无尽的“知识剩余”——不但可以是表现为“学科内部的”“尚未认识到的学术剩余”而且可以是“学科外部的”“尚未认识到的学术剩余”，也就是“留给其他学科的剩余”。以下的分析将特别着重于后一个方面。

上述分析告诉人们，任何学科在拿走自己的那一份“研究内容”后，都还必然留下大量的“剩余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剩余”和“研究剩余”不但可以不带贬义，而且它反而要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态”和“常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剩余”不但不带贬义而且成了一种“追求全面性研究和学科互补、学科交叉”的新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发现“剩余”的能力反而成了学者是否具有“慧眼”的试金石和标志。学海无涯。而学海无涯的含义之一就是留给“剩余科学”的不是残羹剩饭，而是海阔天空。

社会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社会学要涉及全部社会现象，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例如文艺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只涉及某个专门的社会现象领域。

社会学的本性决定了社会学既要研究“作为整体的社会”又要研究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文艺、法律、政治、经济、科学、工程等。在文艺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都已经“自立门户”的情况下，社会学应该怎样对“其他学科的对象”进行社会学研究呢?很显然，一方面，在研究对象上，社会学家不能只研究“其他学科不研究的剩余的社会现象”，而要敢于“再度进入”“其他学科的现象范围”进行“社会学研究”；另一方面，社会学家又不能采用把其他学科的成果拿过来“戴上社会学的帽子”就“据为己有”的方法，而要使用“社会学补全与交叉方法”。

根据以上对“剩余”概念和“社会学补全与学科互补交叉方法”的新解释，进入“文艺现象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社会学家不能直接把“文艺学的研究成果”戴上社会学帽子就将其当成社会学成果，而是要寻找和研究文艺现象领域的“社会学剩余”；进入“经济领域”的社会学家不是要直接研究“经济学本身”的问题，而是要寻找和研究经济领域的“社会学剩余”；进入“法律领域”的社会学家不是要直接研究“法学本身”问题，而是要寻找和研究法律领域的“社会学剩余”；如此等等。

如果说最初把社会学视为“剩余科学”是带有明显贬义的行为，那么，在这个新解释中，“剩余”二字已经不带贬义了。

回顾社会学发展史，作为既是经济学家同时又是社会学家的帕累托早就眼光独特地从“剩余物”(residues，亦译为剩遗物)角度分析和阐述经济学与社会学现象与问题了。(26)在帕累托的社会学理论中，“剩余物”不但不带贬义，并且成了一个关键性概念。虽然帕累托对“剩余物”的解释难免晦涩，有某种以偏概全和未能切中要害的缺点，但其在思路上的重要性绝不可低估。

从方法论角度看问题，所谓“寻找剩余”和“发现剩余”，不但意味着学科“补充”“互补”和“补全”，而且意味着“学科交叉”。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学科间的“互补与交叉”成为新潮流。在学科已经高度分化、现代“学科谱系”已经门户林立的现实情况下，社会学的众多分支学科——政治社会学、法律社会学、工程社会学等等——的任务绝不是“取代”那些与社会学相并列的学科，而应该是研究那些“并列、相邻和相联系的学科”的“社会学剩余”——既可能是“非关键性(‘非关键’绝不等于‘可有可无’)剩余”也有可能是“关键性剩余”，应该发挥社会学方法的“互补”和“补全”作用。

对于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等学科，许多人都把它们视为一级学科社会学的“下属二级学科”，这种看法无疑是可以成立和有道理的。但我们更应该把它们看作“交叉科学”或“学科互补”。经济社会学和工程社会学也是这样。社会学家尊重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其他学科专家的专业研究，但也坚信作为“剩余科学”的社会学在研究经济、政治、法律现象时有“自己的”“海阔天空”的“剩余研究空间”。

“经济-工程活动的社会学研究”在社会学领域的卷土重来

在社会学领域，“对经济和工程活动的社会学研究”的位置问题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

回顾历史，在社会学发展史初期，圣西门、孔德曾经把经济活动和工程活动看作是社会学的“理所当然的主要研究对象”，可是，到了19世纪末的斯莫尔时期，却出现了因经济学的排斥和限制而“不允许”在社会学领域研究经济活动和工程活动的“怪现象”。

这种“怪现象”显然是必须改变和不能继续下去的，换言之，对“经济-工程活动的社会学研究”是必然要在社会学领域“东山再起”的。

1.新经济社会学的兴起

上文谈到了经济学与社会学在历史发展中曾经发生的恩怨。可是，我国出版的一本内容丰富的《西方经济社会学史》中却没有谈到这些恩怨，该书强调的是另外一个方面的现象：经济社会学在西方已经有了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学者，在难以分解的经济社会关系中，提出了很多至今仍值得深思和借鉴的经济社会问题和经济社会学理论。”(27)

尽管这本书的基本内容是展现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相互渗透现象，但它也不得不明确承认：“(对经济现象的)社会学研究边缘化是长期困扰社会学的一个难以摆脱的难题。一代又一代的社会学家为了突破这个难题而焦虑。经济学是众多社会科学中发展最持久、扩展规模最大的学科，经济学之所以能够获得持续的大规模发展，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经济学始终面对人类社会生活的中心——经济活动，这使经济学提出的问题、阐述的理论和形成的各种对策都赢得了中心地位。相反，社会学却远离了对经济生活的关注和思考，把自己的理论视野积聚在经济现象之外的一些边缘问题上，社会学研究的边缘化也就在所难免。”(28)可以认为，这段话实际上就是承认了社会学在很长时间内陷于远离经济现象的“剩余科学”的“边缘化”状态。这段话还透露了一个信息：如果不能把经济活动“抓过来”使其成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学就不可能摆脱其边缘化的状态。

令社会学家感到欣慰的是，以20世纪80年代格兰诺维特发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为契机，新经济社会学在社会学中再度兴起——这意味着“对经济活动的社会学研究”在社会学领域中“卷土重来”了。

新经济社会学的兴起表明，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两门学科的关系，“由早期的相互争吵，再到成熟期分别隔离，最后到新时期的相互包容、学科综合的历史趋势。学科之间也从‘话语权战争’迈向了‘沟通话语’的话语实践逻辑，体现了学科专业化与学科多元综合是学科内部发展和外部交流不可或缺的要素。”(29)

2.“经济活动和工程活动的区别”与开创工程社会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在(新)经济社会学兴起之后，是否还需要研究工程的社会学问题和是否可能开拓工程社会学这个新领域呢?这里的关键问题就是应该如何认识工程与经济的关系。

如果工程和经济没有区别，那也就不需要和不可能把“工程社会学”开拓为经济社会学之外的一个新领域；如果二者存在本质区别，那么，开拓“工程社会学”就要成为社会学领域的一个新学术任务了。

我们知道，对于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马克思已有经典判断和论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精辟地阐述和分析了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关系)和商品的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价值或交换价值”的关系)问题。马克思说：“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和消费中得到实现”，“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马克思又指出：“商品的使用价值为商品学这门学科提供材料”(30)。与商品学不同，经济学抽去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以研究价值关系为基本内容。

对于马克思的上述观点，我们必须给予一个重要的补充：除商品学外，“工程学”也以研究使用价值为核心内容；如果说商品学的核心和灵魂是使用价值的“消费”问题，那么，“工程学”和工程活动的核心和灵魂则是使用价值的“创造”问题。

从马克思关于商品二重性和劳动二重性的观点看，与经济学和经济分析着重于分析“抽象劳动”和“交换价值”不同，工程活动是通过“具体劳动”而创造“使用价值”的过程——这就形成了经济活动和工程活动在其对象和内容上的重大区别和分野。更具体地说，经济活动涉及的是人类的“抽象劳动”方面的问题，而工程活动涉及的是人类的“具体劳动”方面的问题。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分析中被“抽象掉”的“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在工程活动和工程社会学研究中不但必须被“还原”，而且对“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的研究还成了工程活动和工程社会学研究的关键和核心内容；而在工程活动中所表现的“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在经济分析和经济研究中却要被“抽象”掉，“抽象为”不带“使用价值之质的区别”的“经济之量”。

马克思关于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和价值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观点告诉我们，工程活动和经济活动既有紧密联系同时又有本质区别。正由于二者存在本质区别，这就出现了开拓与经济社会学并列的工程社会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可是，直到20世纪末，在已经开创了一百多个社会学分支学科的情况下，西方学者一直没有人感到有开拓工程社会学的必要与可能，使得工程社会学成了一个被社会学家长期遗忘的角落。

工程社会学在中国的兴起及其未来前景

20世纪之初，工程哲学在中国和欧美同时兴起，使工程哲学在哲学领域中成了和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并列的分支学科(31)。工程哲学兴起之后，由于它解决了开展工程社会学研究的“哲学前提和哲学基础”问题，这就势所必然地促进了社会学领域中工程社会学的兴起。(32)

工程活动是支撑人类社会存在、保障社会正常运行、促进社会转型和发展的最基础的社会活动；工程共同体是社会中人数最多、体现了最基本社会关系和形成了最基本“社会器官”的社会共同体。从社会运行角度看，工程活动的良性运行是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表现和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对于工程活动，不但必须进行技术评估、经济评估、财务评估、环境影响评估，而且必须进行社会影响评估，而工程社会学正是进行“工程社会影响评估”的直接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对工程进行社会评估(当前的首要重点是对工程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又成了当前工程社会学理论的首要应用领域。

对于我国工程社会学的开拓进程来说，有两个主要的进路：一是工程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工作，二是我国工程实践中所进行的工程社会评估工作。正是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促成了工程社会学在我国的初步形成。

目前，我国许多学者都在关注社会科学领域中国学者的“中国话语”问题，社会学领域自然也不例外。由于在社会学发展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虽然西方学者已经开创了社会学的一百多个分支学科，但工程社会学却一直是被西方学者遗忘的领域。

2011年，中国科学院大学主持和召开了国际范围的第一次“工程与社会学”国际研讨会，来自美国纽约大学、科罗拉多矿业学院、贝勒大学、普渡大学、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北德克萨斯州大学、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爱尔兰都柏林理工大学、丹麦理工大学等国外著名高校的16位学者参加了会议。(33)中国学者报告了在工程社会学方面的研究进展，国外学者都表示了对中国在此领域进展的关注。

在最近十余年中，中国科学院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河海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都在工程社会学的开拓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此基础上，中国社会学会在2015年批准成立工业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其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推进工程社会学的发展。

工程社会学是中国学者开拓的以工程活动为基本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社会学分支学科。目前，工程社会学还只是处于社会学王国“边缘区”的一个“新来者”，只有我国学者在这个领域“孤军奋战”。可是，从工程社会学研究内容的重要性、现实需要和学术潜力来看，工程社会学应该有可能在未来走进社会学王国的中心区域，希望今后能够有愈来愈多的各界人士和有关学者共同关注和参与推进工程社会学的发展。

注释：

①李伯聪等：《工程社会学导论：工程共同体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②毛如麟、贾广社：《建设工程社会学导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③库马：《社会的剧变》，蔡伸章译，(台北)志文出版社，1984年，第19页。

④倪玉珍：《圣西门的新宗教：实业社会的道德守护者》，《学海》2017年第5期。

⑤瑞泽尔、古德曼：《古典社会学理论》(英文影印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页。

⑥转引自Dy1030：《谁拥有“社会学”这个专有名词的发明权?》，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453c8e0100ly8n.html(2017-10-11)。

⑦⑧⑨(11)(12)《圣西门选集》第2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8、28、28、80、28页。

⑩《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43页。

(13)肖瑛：《社会学的“帝国主义”情结》，《社会》2004年第8期。

(14)(18)(23)(25)斯威德伯格：《经济学与社会学》，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9-10、11、17、11-12页。

(15)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册)，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414页。

(16)帕森斯：《作为一门专业的社会学》，载米尔斯、帕森斯等《社会学与社会组织》，何维凌、黄晓京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3页。

(17)贾春增主编：《外国社会学史》(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9页，

(19)刘世定：《经济学与社会学：来自关系史的考察》，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fenleisuoyin/fenzhishehuixue/jingjishehuixue/2007-04-06/1221.html(2017-11-01)。

(20)朱国宏、桂勇：《社会学视野里的经济现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页。

(21)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3页。

(22)例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的《后记》中也谈到了社会学成为“剩余科学”一事，但他的叙述却是：“把社会学降为和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等社会科学并列的一门学问，并非创立这名称的早年学者所意想得到的。”“现在的社会学……只是个没有长成的社会科学的老家。一旦长成了，羽毛丰满，就可以闹分家，独立门户去了。”“讥笑社会学的朋友曾为它造下了个‘剩余社会科学’的绰号。”“政治学、经济学既已独立，留在社会学领域里的只剩了些不太受人问津、虽则并非不重要的社会制度，好像包括家庭、婚姻、教育等的生育制度，以及宗教制度等等。有一个时期，社会学抱残守缺地只能安于‘次要制度’的研究里。”(费孝通著，刘豪兴编：《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2-83页。按：《乡土中国》初版于1947年。)

(24)伊斯特利：《经济增长的迷雾：经济学家们的发展政策为何失败》，姜世明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44页。

(25)贾春增主编的《外国社会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和刘少杰主编的《西方经济社会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中都有专章介绍帕累托的社会学思想和理论。

(27)(28)刘少杰主编：《西方经济社会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2页。

(29)刘天一、马晓浔：《从纷争到融合：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三次对话》，《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3年第2期。

(3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8-50页。

(31)李伯聪：《21世纪之初工程哲学在东西方的同时兴起》，《中国工程科学》2008年第3期。

(32)李伯聪：《工程社会学的开拓与兴起》，《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33)张涛：《2011年工程与社会学国际研讨会会议纪要》，《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