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社会学思想名家》之齐美尔篇

格奥尔格·齐美尔（1858～1918）系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出生于一个犹太人家庭，在很小的时候便失去了父爱，转而由其父亲的朋友作为自己的监护人。在齐美尔的学术生涯中，虽然也曾遭遇过孔德般的学术冷遇，但他不至于像孔德那样悲惨，至少在经济上他得到了来自其监护人的一笔遗产，这笔遗产足以支撑他在被学院排斥的情况下继续自己的事业。因而，就齐美尔生活史的角度来说，他兼具了孔德（学术界的边缘人）和斯宾塞（遗产减轻了自己的经济压力）的特征。

在科塞的笔下，甚至在整个思想界，齐美尔一直是一位以思想触角敏锐且广泛而著称的社会学家。奥尔特加·加塞曾形象地将其比作一只松鼠，称他“从一只坚果跳到另一只坚果，并不抱着一只坚果啃个没完”。但同时也是因为他的“松鼠式学术研究”，致使当时的“学者禁卫团”以“难以安排工作”为借口将其拒之于学术的荣誉殿堂之外，这也直接导致了齐美尔直至临终之际也未能获得一份属于知识分子的荣誉——一个被当时的知识分子所看重的“教授”职称。或许，这也可以被看作是那个时代和社会思想界对齐美尔的一种亏欠，因为它们并未及时地回馈给一个为时代和社会学学科做出巨大贡献的学者一个名分上的交待。

一、齐美尔的部分学术贡献

齐美尔在学术上的表现就像一只松鼠不停地在各个坚果之间跳来跳去，不会单单去啃其中的某一个，而是凭借自身敏锐的洞察力不断变换着自己的目标（“坚果”）。

齐美尔认为，“社会不过就是对因为相互作用而联系起来的一群人的称呼”，社会学的任务就是说明个体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群体乃至社会，且群体和社会最终作用于个人的行为等社会事实。以此为思想基点，齐美尔的社会学研究大多是对“社会分子间关系”的描述和解释，即我们所惯于称呼的“微观社会学”。他学术研究的范围之广，是一般学者所难以企及的，包括康德的认识论以及对气味、食品和时尚等所做的社会学研究。然而，虽然从具体的研究对象来看，他的社会学思想是离散的、相互间毫无关联的，但如松鼠般敏锐的齐美尔认为，各种看上去没有关联的社会现象其实在形式上是趋于一致的，就像军事冲突与婚姻冲突都属于“冲突”这一基本的相互作用模式一样，他所有的研究都饱含着对普遍“形式”的探索。某种程度上，这为齐美尔“毫无顾忌”地游走于一个又一个“坚果”之间奠定了合理性基础。

齐美尔主张应该对具体内容进行抽象的研究，致力于探讨社会生活中“形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形式社会学”。这里，他所谓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指的是蕴藏在具体内容之中的具有共性的“相互作用模式”（注重同一性研究）。他认为，如果不通过形式分析的方法，我们就很难发现那些在内容上相异但在结构上相近的现象。应该说，齐美尔的形势分析法与孔德（实验法、比较法、历史法）、涂尔干（比较社会学是社会学本身）所提到的“比较分析”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它们都是基于对不同内容的比较研究而得出相互之间的差异性和趋同性以及事物的本质特征，二者在获得真知的路径上是相似的。在较为详尽的阐述他对社会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之后，齐美尔指出了每一种社会现象都包含的复杂形式，如合作与冲突、统治与服从、亲密和疏远。

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齐美尔主要从辩证法的角度阐释了二者的联系和冲突。他将个人视作社会的产物和“社会过程的环节”，认为应该从个人经验的角度认识全部的生活内容。在他看来，个人与社会总是保持着一种“双重关系”，即个人既结合在社会当中，同时也与社会相对立，个体既是社会里的人，也是社会的旁观者（齐美尔除了在德国战时表现出“主观”的一面之外，大多数情况下都克服了斯宾塞所说的“客观性障碍”），个人既为社会而存在，也为了自己而存在。进而，他推导出“个人保持自身相对独立性的同时，也深深受到了群体和社会的制约”的结论，并认为随着社会团体的分化，个人的个性也随之分化，其结果是个体暂时摆脱了社会文化的制约，获得所谓的自由，但最终仍将被“客观文化”所束缚（详见齐美尔关于“现代文化的矛盾心理”的阐述）。

虽然齐美尔更多地从微观的视域研究“社会分子间的相互关系”，但似乎也并未忽略结构对于社会的决定作用，这一点除了从他对“个人—社会”关系的论述中体现出来之外，还表现在他的《群体的数量方面》一书之中。他认为“群体的纯粹数目是群体最抽象的特征之一”。从对“二人群体”与“三人群体”的比较研究出发，齐美尔论述了小群体（初级群体）和大群体（次级群体）之间的差异以及社会地位和社会分工的诞生逻辑。在小群体中，群体之间得以进行面对面的互动，而在大群体中，人际互动具有更加复杂的特性，需要相应的正式管理形式来协调彼此间的相互作用，这样，为回应群体对成员间互动的协调机制的需求，社会分工和相应的社会地位应运而生。

二、“局外人”的耻辱是齐美尔一生的背负

成为思想界的一只“松鼠”，在让齐美尔能够涉足其他学者所难以涉足的领域的同时，也成为了他走进学术荣誉殿堂（学院）的一块绊脚石，虽然齐美尔被学院排斥还因为当时的“反犹主义”盛行。

大学预科毕业之后，齐美尔去到了柏林大学学习历史学和哲学，在学期间，他广泛涉猎各种社会科学知识，对历史学、哲学、心理学的知识都十分熟悉，并于1881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柏林大学的研究结束之后，齐美尔并未离开此地，而是选择继续留在柏林大学。在1885年，他获得了一份校方不支付工资只能依靠学生上交学费维持的教职——私人讲师，这份工作共持续了十五年。在担任私人讲师的这段时间，齐美尔为学生教授哲学史、伦理学和逻辑学等多个学科。凭借他高超的讲课才能（科塞教授称其为“讲台上的艺术家”），齐美尔赢得了其学生的认可和广泛的好评，他的课程也曾一度成为知识界的“热门货”。但即使如此，他仍然未能摆脱存在于自己学术生涯中的“孔德式命运”，而只能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游走于学术界的边缘。

在齐美尔43岁（1901年）的时候，虽然学术当局同意接受他作为副教授，但这个副教授的名分也仅仅只是一个“荣誉称号”，关于学术委员会的一切事物，齐美尔依旧是被排斥在外。似乎真正有学问有思想的人，总是会遭遇到更多的不公正待遇。这位被学术界抛弃的社会学大师，在当时其实就已经在事实上攀登上了知识界的金字塔顶端，如马克思·韦伯就对他的学术思想大为赞赏，他的多部著作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但这个时代还是从名分上埋没了他，即使有诸如马克思·韦伯这样的大家的支持。在当时，学院拒绝齐美尔成为“教授”的一个最华丽的借口是，“对于一个上学期可能讲授康德深奥的认识论，而下学期又有可能发表什么气味社会学、食品社会学或时装社会学论文的人，我们该如何为他安排工作呢”。当然，这个借口的背后可能受到了反犹主义的影响，但我们也不妨怀着揣测的心态认为，这位穿梭于不同内容和不同学科之间的学者，注定要受到一群对其心怀惧怕的蠢货的排挤。

如果说齐美尔与孔德一样受尽了当时学术界的压迫，在学术生涯上历经了波折，那么齐美尔比孔德幸运的是，他在经济上并不像孔德那样窘迫，而是像斯宾塞那般幸运地继承了一笔来自其监护人的遗产。也是因为如此，他没有像孔德那样在后来积郁成疾。尽管齐美尔遭到“同事们”的轻蔑和冷淡，但他仍然坚持不懈的活跃于柏林的知识界，结识各色各样的学术名流，与其交流彼此的观点，并同马克思·韦伯和滕尼斯一起创办了德国社会学协会，与他们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可以说，与这些学者之间的交流以及他们对齐美尔思想的赞赏使得齐美尔在“得与失”之间获得了心理上的平衡，而不至于重蹈孔德的覆辙。

齐美尔至死也没有获得愿望的满足。虽然在1914年转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但在1915年，当海德堡大学的两位教授逝世后，齐美尔仍然没能成为该大学的一名教授。最后于1918年因肝癌辞世。

三、结语

齐美尔从个人与社会间关系的角度出发，将自己的关注焦点放置在社会的微观领域，关注社会的发展过程，对时尚、食品、气味以及货币（经济现象）等进行了社会学分析，为后来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宝贵的财富。他的形式社会学（或称社会空间几何学）为后来的学者确定和预言个体或群体（社会行动者）的活动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和图示，并深化了人们对“比较分析”的认识。同时，他在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直接奠定了他在思想界的重要地位。因而，他注定要在社会思想界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齐美尔的学术命运是孔德与斯宾塞的叠加，一半是悲剧，一半是幸运。但与孔德一样，他的遗憾是那个时代和当时学术界对像他们一样的学者的亏欠。然而，这种亏欠似乎并未对后代人带来一些什么像样的启示或警告，至今不是还有许许多多的“齐美尔”被埋没着吗？但是，作为一个励志的例子，“齐美尔现象”倒不失为一个典范，那就是：在不公正的环境面前，我们应尽最大的可能让自己焕发光芒，和所有的不公正抗争，终归有一天，心中的梦想总会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