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一
孔德是一个思想抱负极为雄大的人，他试图扭转人类思想潮流、转换人类思维方式。
孔德主要生活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几十年里。那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动荡的时代，旧有的一切传统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断裂，旧有的一切价值观念都遭受了人们的质疑。在这种混乱中，世界呼唤着一种新的思想方向。孔德似乎感受到了这种时代的呼唤，他似乎很自信地觉察到自己将承担起破旧开新的历史使命。
在孔德的眼里，有两种非常具有思想意义的苗头很值得注意，一个是布鲁诺、伽利略等天文学家在科学研究中开创的实证观察的方法，这种方法从实证观察出发、打好坚实的基础后，接着通过逻辑演绎展开严密的体系；另一个是以抽象观念为行为依据的法国大革命的失败，这场失败代表的是启蒙以来的形而上学运动的破产，它表明，仅仅以来抽象观念行动是不可靠的。在此基础上，孔德试图开创一种和形而上学不同的新的哲学。
在创建新哲学的过程中，孔德首先进行的就是人类思想发展史的叙事。通过这种叙事，孔德把自己的新哲学扎根于历史发展的潮流之中，进而试图为自己的新哲学获得正当性。
“我们所有的思辨，无论是个人的或是群体的，都不可避免地先后经历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通常称之为神学的阶段、形而上学的阶段和实证的阶段。（页2）”
所谓神学的阶段，是指从远古一直到启蒙时代这一漫长的思维发展时期。这个阶段的最大特征就是人类利用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释世界，并试图追究世界的最终根据。
“我们的一切思辨的第一次飞跃必然是神学的。在此阶段中，我们的全部思辨本能地对那些最不可解决的问题、对那些最无法进行任何根本性探索的问题，表现出特殊的偏爱。由于反差作用，人类智慧就在连那最简单的科学问题尚未能解决的时代，便贪婪地、近乎偏执地去探求万物的本源，探索引起其注意的各种现象产生的基本原因以及这些现象产生的基本方式，一句话，就是探求绝对的知识。（页2）”
对孔德来说，人类的神学阶段，最大的毛病就在于不加节制地滥用想象力，对那些根本就无法认识的事物强行进行解释。
承续神学的是启蒙以来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也没有摆脱由于滥用想象力这一毛病，但形而上学较之于神学，也有自己的进步。这种进步主要表现在它不再用超自然的力量去解释现象性的事物了，而是致力于去认识现象背后所谓的本体，以及，形而上学发展了一种可以被新的实证哲学所利用的归纳的方法：
“事实上幸而上学也像神学那样，主要试图解释存在物的深刻本质和万事万物的起源和使命，并解释所有现象的基本产生方式。但形而上学并不应用真正的超自然因素，而是越来越以实体或人格化的抽象物代之，后者真正有特色的应用常常可以用本体论的名义称之……归根结底，形而上学实际上不过是受瓦解性简化冲击而变得软弱无力的一种神学，这自然而然使之失去阻碍实证观念专门发展的直接权威，而同时又令其保留着用以维持一定程度必须应用归纳的智力的临时能力，直至归纳的智力最后能获得进一步的充实为止。（页7、9）”
神学和形而上学所共有的一个问题就是二者都建立在主观想象的基础上，缺乏扎实的、可靠的根基，为此，如果说有一种新的哲学，这种新的哲学必然要能够补救神学和形而上学这一缺憾：
“这样的预备性活动令人自发地看到初期哲学（无论神学的或形而上学的）固有的根本无用的含糊而武断的解释，自此以后，人类智慧便放弃追求绝对知识（那只适于人类的童年阶段），而把力量放在从此迅速发展起来的真实观察领域，这是真正能被接受而且切合实际需要的各门学识的唯一可能的基础。（页11）”
这样，经过人类思维的发展，实证哲学出场了。
二
脱胎于并反动于神学与形而上学的实证哲学，具备三项基本特征，第一项是实证性，第二项是系统性，第三项是功利性。
在孔德眼里，这种实证的、系统的和功利的新哲学，使人类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过去的神学和形而上学，只是人类主观思维能力的一种空洞的爆发。处在这种阶段的人们，就像一个爱幻想的孩子，不切实际地用童话故事来敷演和推想真实的世界，使真实的世界笼罩上一层飘渺浪漫的色彩从而慰藉心灵。然而，孩子终究要长大、童话终究要破碎。人类不能永远停留在童年那爱幻想的阶段里，他们必须学会面对现实。面对现实的姿态所提出的第一项要求就是实证性：
“首先，考虑到在其最古老、最通常的词义里，实证一词指的是真实，与虚幻相反；就这方面来说，它完全符合新的哲学精神；新哲学特征是一贯注重研究我们的智慧真正能及的事物，而总是撇开其童稚时期主要关心的无法渗透的神秘……第四个通常的含义主要在于以精确对照模糊……精确的含义使人想起真正哲学精神的恒久倾向，即处处都要赢得与现象的性质相协调并符合我们真正需要所要求的精确度，而旧的推论方式则必然导致模糊的主张，那只有凭借超自然权威的经常强制才构成一个不可或缺的科目。（页33）”
在这里，实证是指一种真实和准确的精神。真实与准确的精神恰恰是与神学、形而上学那虚幻与含糊精神相对立的，它也是实证哲学最为核心的品格。
通过这种品格的彰显，孔德用“社会学”（在社会领域的“实证哲学”）取代了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地位，使思想的焦点从主观建构起来的思辨标的，如本体、理念、本质等等转向了客观存在着的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这样，孔德使人文社会的研究从价值上应然的规范探讨转向了事实上实然的现象分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尽管后来的“社会学”已经离孔德所谓的“社会学”——无论在对象上，方法上，还是追求上——已经非常遥远，但它们都共享一个范式，即追求对客观现象的一种实然陈述；为此，我们从思想史演变的角度，把孔德称为“社会学之父”是不为过的。
孔德新哲学的第二项特征是系统性。尽管孔德坚决反对神学和形而上学那种没有可靠根基的抽象思辨，但孔德在坚持实证基础的同时，也反对绝对经验主义和神秘主义那种拒绝任何主观推论之应用的做派。在孔德眼里，绝对经验主义和神秘主义所能提供的，仅仅只是一堆没有任何意义的、支离破碎的素材而已，实证主义虽然反对没有根基的玄想，但绝对不排斥实证基础上的主观推论与建构：
“自从想象始终从属于观察被一致承认为任何健全科学思辨的首要基本条件以来，一种拙劣的解释常常导致滥用这一伟大的逻辑原则，使现实的科学蜕化为某种若干支离破碎的无谓堆砌，其主要功用仅仅是提供局部的精确性。因此，重要的好好领会这一点：归根结底，真正的实证精神与神秘主义、也与（绝对）经验主义相去甚远。它总得要在这两个同样有害的谬误当中走出自己的路来。（页13）”
新哲学的与绝对经验主义、神秘主义的区别，具体就表现在它有自己的体系性体系：
“秩序的基本意识与全部实证思辨天然地不可分割；实证思辨始终趋向于揭示各种观察之间的联系手段，而观察的主要价值来自于其系统化……因此我们全部的真正逻辑需要，基本上都集中到这种共同用途：在把我们各种观念组成连续性和均匀性时，以同样满足秩序与进步的同时需要的方式，通过我们的系统思辨，尽可能使我们的知性达到自发的统一，并使我们在变化状态中求得稳定。（页46、17）”
在某种程度上，孔德是一个乐观主义的进化论者。孔德把对社会的研究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社会静力学”，它主要是研究社会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联关系，也即其逻辑结构；另一个部分是“社会动力学”，它则研究社会的进化规律。在孔德眼里，人类历史是朝着不断改进的方向发展着的，为此，新哲学所追求的，不单单是知识论上对世界的客观认识，也不单单是通过对世界的客观认识而满足研究者的在“爱智慧”方面的好奇心，新哲学有着一种要促进社会进步、提升人类福利的功利主义追求：
“与前面的含义相近，它（实证）表示有用与无用的对比，它在哲学上提示着，一切健全思辨的必然使命都是为了不断改善我们个人和集体的现实境况，而不是徒然满足那不结果实的好奇心……现代的社会性使工业生活越来越占有优势，它必然强有力地推动伟大的精神革命。今天这一革命正把我们的智慧从神学状态提升到实证状态。不仅如此，这种时刻要改善人的境遇的积极意向必然与宗教的考虑不可相容，后者总是涉及别的目的，在一神论阶段则更是这样。（页33、25）”
与孔德差不多同一时代的马克思曾对哲学发展问题提出一个著名论断，他说，“哲学家们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造世界。”孔德的实证哲学或者社会学，某种程度上已经自觉地把改造世界确立自己的使命了。
通过对实证性、系统性和功利性这三个特征的叙述，孔德的实证主义新哲学的面貌基本上就勾画清楚了。
三
从思想史的总体发展趋势来看，19世纪确实是一个从形而上学逐渐转化为社会科学的时代。总的趋势似乎是，思想家们不再追求统一的、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思辨体系，而是把目光转向了具体的某些领域，这样，社会学，政治科学，分析法学，现代经济学等等致力于实证、客观研究社会现象的学科就渐渐酝酿并诞生了。
社会科学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影响。一方面，社会科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实证的、具体的关于人类社会的知识，使我们对人类社会自身的认识大大扩展；当另一方面，这些由具体社会科学某个学科提供的知识，往往由于其学科原则、方法与视野的限制，似乎显得精确有余却深度不足，如果要依照这些知识展开行动的话，结果常常是挂一漏万。
现代社会科学里的各个具体学科，虽然都在蓬勃发展着，但它们存在的合法性、学科基本原则和方法、学科知识的功能效度也常常遭受质疑。在各学科的局限逐渐暴露之余，人们也常常在反思那种百科全书式的思辨体系是否真的就过时了？
我们可以说，孔德确确实实是一个思想史上的转折性人物，但孔德所标识的这场从形而上学向社会科学转变的运动，在人类文明史上到底意谓着什么，或许不像孔德说的那样简单。或许，我们今天还依然处在这场转折运动过程中，形而上学与社会科学的较量，或许形势还不是很明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