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被看成是个人摆脱先赋性弱势地位的一个重要渠道，对于农民及其子女来说，尤其如此。然而，当大学无法为个人在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提供助力的时候，一部分人“理性”地放弃了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的希冀。这样，教育获得被提前或直接置换为职业获得。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并非所有的农村父母和农村学子都选择了“对高等教育的背弃”。当下，农村的许多家庭仍然将子女的高等教育经历视作整个家庭的“重头戏”，教育花销在整个家庭的花销中占据很大比重。

一方面，与普通家庭（本文指某个特定时段没有高等教育负担的农村家庭）相比，这些家庭中存在的代际分工在事实上有着非常大的不同，普通家庭的代际分工大多是贺雪峰教授所说的“半耕半农”模式，即子女外出务工获得务工收入，父母则留守农村务农并通过务农收入与子女的务工收入形成经济收入上的合力。一般来说，这种家庭的生活水平相对较高。另一方面，从家庭开销上看，普通家庭的开销集中在日常生活的维护以及在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对“高级消费需求”（例如农村里农民的私家车消费和旅游消费等）的满足，而对于为子女支付高等教育费用的农村家庭来说，子女入校时的花销（电脑、手机等事实上成为了包括农村学子在内的大学生入学标配）以及在校的学费、生活费等在整个家庭消费中几乎占据百分之三四十（根据笔者的经验，这算是一个较为保守的数字）。这样一来，这种家庭用于提升生活品质的花销部分大打折扣，更无需说类似有其他家庭的“高级消费”。对于这些家庭而言，最奢侈或最高级的消费就是对子女高等教育的支付，而支撑他们付出子女教育成本的则是对未来教育回报的预期。如果是非独生子女家庭，则还面临着更大的压力：比如两个孩子上大学、一个大学一个小学或中学等情况。

当然，从经济压力来描述有高等教育支付负担的家庭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这一类型家庭的分工模式也带来了其他的问题或挑战。

首先，务农收入不足以支付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所要求的费用，离乡务工带来了留守问题。当下，农民应对务农收入不足主要依靠离乡务工或在乡从事其他副业来创收，其中离乡务工相对而言会带来更多的经济收入。因而对于这些家庭，离乡无疑是其首选，而夫妻关系中的一方单独离乡会造成另一方的留守（多为妇女留守），这些留守妇女除了在家从事农活（原先由夫妻共同承担的农活现在一人独自承担）之外，有的还承担了照顾正在上小学或中学的子女的任务，她们面临着高强度的农活压力和心理压力。离乡务工一方的身份转变为农民工，负责支撑家庭包括接受高等教育的子女在内的主要开销，他们除了面临职业上的压力之外，也面临着跟留守一方差不多的心理压力。

其次，这种农村家庭出身的大学生作为高等教育的享有者也面临着心理压力。这种压力一方面来自家庭经济的拮据，另一方面来自求职和升学方面的压力。一般地，相比于同龄人，还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农村大学生往往会因为自身尚不能创造财富而感到尴尬，考虑到毕业后的取向和所能得到的待遇，他们很容易产生焦虑感，并由此陷入对自身选择的怀疑之中或是难以真正认同和接受现有角色，从而产生较大的心理压力和心理负担。另外，许多农村大学生能够认识到家里的负担，进而从内心萌发希望为家庭减负的愿望，“能省一点就省一点”的心态既让这部分大学生得到了一堂关乎良心和道德的教育，也偶尔会部分造成同学之间的“人际紧张”。

最后，成本耗费与教育预期之间形成了反差，为子女支付高等教育成本的农村家庭面临着投资失败的风险。2014年4月《光明日报》发表的《农村大学生就业更难吗》一文指出：来自城市家庭的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87.7％）并不低，而农村家庭出身的毕业生就业率则远远低于平均水平，只有69.5％，两者就业率相差18.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来自农村家庭的普通本科毕业生就业最为困难，30.5％的人难以落实工作，这一比率远远高于其他群体。承担着教育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农村学子及农村家庭，却在毕业后求职问题上面临着如此这般的反差，不能不说这一残酷的事实对支付高等教育成本的农村家庭是一种强烈冲击。

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