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通常缺乏应有的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人们在形成和运用概念、命题和框架、方法时，加入的主观成分太多，以致造成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局面。这种情况在年轻的学科，诸如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和外交学等领域，尤其严重。英国著名外交学家尼科松在其所著《外交学》一书中，曾经指出了对“外交”概念使用上的混乱情形。他写道：“在现代流行的语言中，‘外交’这个名词被随便用来表达几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有时它被用来作为‘外交政策’的同义词，例如我们说：‘英国在近东的外交不够有力。’有时，它又指谈判，例如说：‘这个问题可以用外交来解决。’更特别的是用这个词谈判的过程和进行谈判的机构。第四个意义是指外交工作的一个部门，例如有人有时说：‘我侄子在从事外交’。这个倒霉的词的第五个含义是用来表示一种抽象的品质或天才，在它的最好的意义上，是指在国际谈判中的老练；在它最坏的意义上，是指机智的狡诈方面。” 与尼科松一样，葡萄牙外交家马格尔赫斯在其著作《论纯粹意义上的外交概念》中，也指出了对“外交”概念的滥用和缺乏精确性的四种情况：第一，在使用“外交”和“外交政策”的概念时缺少区分，造成了两者的混淆。包括雷蒙.阿隆在内的许多著名学者都经常将“外交”与“外交政策”混为一谈，而且大多数关于外交史的著作，实际上谈的都是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外交政策或对外关系史。第二，不少人把“外交”理解为执行外交政策的全部手段和工具，也是不准确的，“外交”只是执行外交政策的一种手段或工具。第三，还有人把“外交”与“谈判”等同，实际上“外交”比“谈判”来得广泛，而谈判也可以划分为许多种，只有通过外交代表和外交机构进行得谈判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外交谈判”。第四，有人把“外交”理解为“外交家的活动”。这种理解尽管不失准确性，但却是同义语的反复。
诚然，人们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难免发生分歧，但是对某门学科的基本概念缺乏共识却无助于学术的进步和发展。因为，概念、命题和框架等对任何学科来说，都是其基本部件。它们是确定和划分相关现象以及表达涵义的工具。一门学科的成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本概念、命题和框架等的明晰、准确。中国人对外交学的研究尽管从30年代已经开始，但解放后却断裂了。外交学院虽为中国研究外交学的较早的专门机构，周总理在50年代初也曾提出“外交学中国化”的命题，但对外交学的真正研究是从80-90年代开始的。中国的外交学目前尚处在介绍国外研究成果、借鉴他人工具、按照通用范式讨论问题的阶段。因此，对外交学概念、命题、框架和方法论等的研究，应充分考虑西方学者的学术成果，否则容易搞得不伦不类。
然而，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外交”的概念？
我认为，首先要正本清源，了解“外交”一词的来龙去脉。“外交”一词在中国使用要比在西方早得多，但其意义与今之外交完全不同。古语“外交”是指为人臣者私见诸侯或者个人之间的交际往来。《国语.晋语》讲：“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报其德”。《礼记》云，“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贰君也。”《史记.邓通传》言：邓通“不好外交”。中国古代把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叫做“邦交”、“外事”，清末则称为“外务”。在西方，从词源上讲，“外交”(Diplomacy)一词与“外出”有关，该词是希腊语Diploma的派生词，意为“一折为二”，既用二块折合连接一起的金属片做的护照和其他通牒。 在罗马帝国时代，帝国道路上所用的一切护照、通行证和旅客单都刻在两张金属片上，用一定的方法折叠和缝在一起。这些金属的通行证被称为文凭。后来，Diploma被延用到其他一些并不是完全用金属制成的官方文件，特别是那些同外国或外族之间有关特权或规定协议的文件上去了。在中世纪，Diploma又被运用于档案学方面。 直到18世纪，这个词才被用在国际关系的处理或调整方面。1796年，爱德蒙.伯克使用“Diplomacy”一词，意思指处理国际交往和谈判的技巧和谈吐。 从此，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概念才流行开来。
其次，我们应当找寻纯粹意义上的外交概念或者说狭义上的外交，以便与外交政策及其他概念加以区别。对此，尼科松的意见是采用牛津英文字典中的定义。那就是：“外交就是用谈判的方式来处理国际关系；是大使和使节用来调整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方法；是外交官的业务或技术。”他认为，使用这个虽然广泛但却精确的定义，一方面能避免跌进外交政策的泥坑；另一方面也不致于陷入国际法的泥沼。对于不同国家的某些政策和制度，只有在它们影响到实行政策的方法和确定这些政策的标准时，才加以讨论。对于国际法，也只有在它们提出外交理论或影响到外交使节特权、豁免和行动时才加以叙述。这样可以集中精力来谈这个问题的“行政”方面，而不是它的“立法”方面。 葡萄牙外交家马格尔赫斯在其著作《纯粹意义上的外交》中，则提出了纯粹意义上的外交概念应包含的四个要素，即：
1．它是执行外交政策的一种工具；
2．它指不同国家和平交往的设置及其发展；
3．这种交往需通过外交代理人来进行；
4．这些外交代理人应为各方所承认。
我国出版的《辞源》和《辞海》也采用了狭义上的“外交”定义。《辞源》说：“今称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交涉为外交。”《辞海》也写到：外交是指“国家为实行其对外政策，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外交代表机关等进行的诸如访问、谈判、交涉、发出外交文件、缔结条约、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对外活动。外交是国际实现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
从尼科松、马格尔赫斯和我国《辞源》和《辞海》的叙述中，我们理解了区分外交与外交政策的必要，纯粹意义上的外交实际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指任何以主权国家为主体，通过和平方式，对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处理；二是指一种维护国家利益，执行国家外交政策的工具。 这两个方面包含了“外交”概念的质的规定性，使得它与“外交政策”等概念区分开来。首先，从外交的主体来说，只能是主权国家，非主权国家及其对外交往行为就不能称为“外交”，如台湾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其对外交往就不是“外交”。其次，外交是执行外交政策的一种和平手段或工具，因此它与外交政策的制定就有区别，政策制定属于政治的范畴，而政策执行属于行政的范畴。
第三，对于广义的外交概念，虽然不能排斥，但在使用时应非常谨慎。国内外学者对广义上外交概念的使用，通常有4种情况：一是英国学者萨道义的定义，他主张：“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有时也推广到独立国家和附庸国家之间的关系。” 萨道义这个定义前一句话没有问题，后一句话，显然有为英国殖民主义辩护的嫌疑。第二，还有人把外交理解为对外交往，理解为一个国家与外国的交往。 这种理解过于广泛，因为对外交往要比外交大得多。对外交往的主体和对象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群众团体甚至个人。第三，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指出，中国外交就是人民外交。他说：“外交是国家和国家间的关系，还是人民间的关系？外交工作是以国家为对象，还是以人民为对象？……就外交工作来说，则是以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 从周总理的这段话分析，他是主张把半官方的人民外交包含在中国外交之中的，但人民外交相对于政府外交仍然是起补充和辅助作用的。在50年代，他提出了我国人民外交的指导方针是“民间先行，以民促官”；70年代则改为“官民并举，相辅相成。”第四，就是摩根索在《国家间的政治》中对外交的广义理解。他认为，外交包括外交政策的整个范围，实际上是说包括外交政策的制订和执行。 这种理解确实容易混淆“外交”和“外交政策”，但是也包含了合理的成分。
总之，我主张在狭义“外交”概念的基础上，兼顾广义“外交”概念。而这种广义外交的概念一是指可以将外交扩大理解为主权国家及其派生的行为，如主权国家与国家组织的交往、国家之间半官方的联系等等；二是不仅把外交看成是执行国家外交政策的工具，而且把外交政策的制订也包括进来。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可以把“外交”与“外交政策”等概念做明确的区分；另一方面又比较符合当前外交的实践。
与对外交的理解相联系，西方外交及其外交思想的起点在哪里？特别是在古代社会，到底有没有外交？从外交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以及执行国家外交政策的一种工具来说，外交不是纯粹近代的现象，而是古已有之，甚至在国家产生之前就已经有了外交的萌芽，这在外交史上通常称为“原始外交”或“神话外交。”正如英国外交家尼科松指出：“如果把外交看作是处理一群人和另一群人关系的正常行为，那它早在人类有历史记载以前就存在了。”“即使在史前时期，一群野蛮人和另一群野蛮人在竟日战斗以后，有时也愿意休战一时，以便收集伤员和掩埋死者。” 法国著名启蒙学者卢梭也指出：“政治体为了知己就必须知彼。它依存于它所处的整个环境，它必须对所有发生的事情感兴趣。” 法国另一位启蒙学家孟德斯鸠则强调说：“甚至吞食战俘的北美印地安易洛魁人……也派遣和接待使节。” 芬兰学者拉格那.纽迈宁在其出版的题为《外交的开端》一书中也认为：“国际思想，或者部落间关系的思想的产生，是与相对独立的政治共同体的存在一样古老的，不管这些政治共同体是叫原始部落、古代城邦国家还是叫帝国。”
在西方的古代世界，特别是在古希腊，外交曾经相当发达。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述，当时希腊人已建立了关于正常外交关系的一些制度；外交代表团成员享有一定的特权，并且受到很大的尊敬；人们已开始认识到各邦间的关系不能仅仅用诡计和武力来处理或调整；当时已了一些大家默认的“法律”，这种“法律”是超出国家当前的利益和一时的便宜之上的。 而古罗马对现代国际法的贡献是尽人皆知的。在中世纪，尽管外交行为进入了混乱时期，但外交技巧特别是拜占庭帝国的外交技巧曾经发展到十分成熟的程度。
到中世纪末期，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发生，文艺复兴运动在意大利城邦国家方兴未艾，意大利人成为西方外交的鼻祖。1455年，米兰大公弗朗西斯可.斯福沙第一个在热那亚设立常驻使团，不久其它城邦国家和西欧国家纷纷效仿。常驻使团制度的发明，使职业外交官取代了过去的临时外交代表，极大地推动了西方规范外交的发展。17世纪以后，欧洲民族国家体制兴起，荷兰人特别是法国人在西方外交中成为领航者。法国式的外交注重礼仪和尊严，讲究持续和渐进，重视知识和经验，照顾到当前各国的实力的现实情况。它把恪守信义、说话达义和用词精当定为搞好谈判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法国式外交的重大优点在于，它建立了一个制定外交政策的中央集权的权威机构，同时培养了一支由专家组成的队伍来贯彻这种政策。 因此，法国在西方外交中称雄了300年，法语也是当时外交界的通用语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以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和平计划为标志，西方外交进入了美国时期，即由法国式的旧外交演变成美国式的新外交，英语亦取代法语成为国际外交界的通行语言。这种新外交与主张宫廷的、个人的、秘密的旧外交不同，是所谓民主的、多边的和公开的外交。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也是美国式外交称雄的世纪。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奉行孤立主义政策，美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仍不免受到限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领导者，在美国的倡导下，首脑外交、多边外交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美国同时也成为西方外交思想的中心，诸如摩根索的强权政治论、凯南的遏制理论、基辛格的均势和有限战争思想、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战略思想等，均对美国政府及其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发生了重要影响。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取得了对前社会主义国家冷战的胜利。于是乎维护美国或西方霸权的外交理论，诸如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霸权稳定论和文明冲突论等纷纷出笼。在华约解体以后，北约不仅继续存在，而且不断扩大。1999年3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首次以人道主义名义对南联盟的科索沃问题进行干预，从而把北约的新战略付诸实施，西方传统的炮舰政策在“人道主义”的外衣下死灰复燃。
回顾西方2000多年的外交历程，我们认为外交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的基本原则代表着智慧和理性的人们世世代代所积累的经验。正如法国外交家雨勒·康朋指出：“在外表上看，或者说，外交的形式是逐渐地在改变，而它的实质依然如故：第一，因为人类的天性是永恒不变的；第二，因为解决国际争端只有这一种办法；第三，因为任何政府出来事件最能信服的方式还是老实人的一句话。” 换言之，与古代外交相比，近现代外交方式、体制确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它的实质即作为主权国家的行为及维护国家利益和执行国家外交政策的工具的性质是始终不变的。
与对外交概念和西方外交起点的理解相一致，我们对外交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也有自己的看法。我们认为，外交思想一般说来不应该首先是政治家的思想，而应该首先是外交家的思想。如前文所述，牛津英文字典曾提到，外交是外交家的业务或技术。美国人莫顿·卡普兰也认为，外交是外交家对战略的执行，这种战略的目标在于在国际舞台上实现国家利益。 尽管这种定义如同是同义语的反复，就好象说医学是医生的实践技艺一样，但它却不失准确性。而且，从我手头掌握的西方外交思想史方面的课程和专著情况来看，把外交思想看成首先是外交家的思想是符合国际学术界的普遍理解的。英国兰开斯特大学是西方研究外交学的重镇，该大学著名外交学教授G.R.Berridge 曾经开设了一门硕士课程，名为外交研究，内容包括两个部分，一为外交思想研究，一为外交实践研究。外交思想研究主要涉及到了马基雅维利、圭契亚迪尼、格劳秀斯、黎塞留、维克尔福特、卡利埃尔、尼科尔森和摩根索等8位西方外交家或外交思想家的思想，其中恐怕只有马基雅维利、黎塞留可以称为政治家，其他人多是外交家，而摩根索只是一个思想家而已。目前我能见到的外国人写的有关西方外交思想史方面的专著是印度人G.K.Moorkerjee写的一本书，书名叫《外交：理论与历史》（第1卷，New Delhi, 1973）。该书包含6章，第一章讲古印度和中国古代的外交思想，着重介绍了公元前4世纪印度政治思想家考底利耶的《政事论》和中国古代的朝贡外交；第二章讲的是希腊和拜占庭的外交思想，其中提到了著名的外交家和演说家德摩斯西尼以及他对大使职能的看法；第三章是意大利学派和梵蒂冈的外交思想，涉及到了马基雅维利等人的外交思想以及梵蒂冈外交的风格；第四章关于法国外交学派的外交思想，涉及到了格劳秀斯、卡利埃尔、维克尔福特、黎塞留、塔列朗等人的思想，他们几乎全是外交家；第五章关于德国外交学派，讨论了梅特涅、俾斯麦等人的外交思想；第六章是核时代的外交思想，涉及到了二战后世界外交的新变化。
当然，我们说外交思想首先应是外交家的思想，丝毫不排斥对政治家外交思想的研究，因为从广义上说，一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可视为最高级的外交官，但他们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职业外交官（家），即那些受过专门训练、以外交为职业并循序渐进地担任各级外交职务的人们。严格地说来，政治家的外交思想实际是外交政策思想，而不涉及外交政策的执行方面。但是，外交政策的制订和执行是一体两面，虽有区别，也有联系，因此外交思想史应包括对政治家外交思想的研究。前苏联维辛斯基主编的《外交辞典》（原版）曾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说，外交是对外政策的工具。对外政策实质上不仅决定外交的内容，而且决定外交的性质和方法。”
但是，政治家甚至外交家的思想并非没有来源，例如拿破仑就曾受到卢梭思想的很大影响，梅特涅的均衡外交思想源自他的大学老师福格特，基辛格的外交思想受到雷蒙·阿隆的不少启发等等。历史上大的思想家以及他们对外交的看法也是不能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