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终结帝制、开创共和的历史伟业中，有一个藏在幕后的人物，他就是赵凤昌。无论是南方的黄兴、孙中山，还是北方的袁世凯，做出的许多决定，其实都是赵凤昌的主意。辛亥革命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历史进程的一些关键之处，往往都是他的手在背后轻轻一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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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有两种，一种是身处要害部位，躲也没处躲；一种是并非中枢要员，却偏偏以天下为己任。赵凤昌属于后者。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当晚，赵凤昌正在参加一个宴会，席间有人来低声耳语，赵凤昌随即起身向众人告退，匆匆去了电报局，发密电给汉口电报局长朱文学，询问武昌方面情况。第二天上午，赵凤昌即得知鄂督瑞澂兵败逃走、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
从这一天开始，赵凤昌就特别忙碌了起来。当天下午，他就约一些沪上名流来惜阴堂聚会，讨论此事件将会带来的影响，以及革命之后必将面对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问题。他说：“上海据长江下游，集人力物力，足为武汉之声援也”。显然，革命刚刚爆发，赵凤昌已经站在革命一边。
然而，赵凤昌并不是革命党人。赵凤昌，字竹君，江苏常州武进人，生于1856年，此时已经56岁，自号惜阴老人，上海南阳路十号的住处亦称“惜阴堂”。辛亥革命期间，许多大事都是在“惜阴堂”讨论决定的，所以，它应该是辛亥革命的圣地之一，可惜今已无存。
赵凤昌从20岁起就为幕僚，光绪十年（1884年）开始跟随张之洞，从侍从做起，直至总理文案，参与机要。他不是科举出身，读书不多，但记忆力极强，善于钻研，做事井井有条。“与之洞朝夕相处，久而久之，极能了解之洞心性，悉其癖好，居然能代拟公牍，符合旨意，摹仿其书法，几可乱真。”（姚崧龄著《民国人物小传》）也正因为这样，他得到了张之洞的赏识，帮张之洞做过许多事。当时武昌有“湖广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的戏语，足见赵氏的地位和作用。
当然，因为张之洞对他的信任，也因为当时还年轻，做事也未免失度，为此吃过亏，而且葬送了官场前途。事情的起因是张之洞被参，摺中涉及赵凤昌。朝廷交两江总督刘坤一查办此案,刘坤一查办完毕具摺上奏，为张之洞开脱得干干净净，但为了保全参奏者的面子，却把问题放在了赵凤昌身上，指其“揽权招摇”。因此，赵凤昌被革职永不叙用。不过，张之洞为此过意不去,就为赵凤昌弄了一个武昌电报局挂名的差使,让他从那里领一份薪水，然后把他送往上海，成了不在幕府的远距离谋士。
早在辛亥革命之前，赵凤昌就做过一些大事。1900年,义和团在北京攻打外国使馆,枪杀德国公使,慈禧太后抽列强宣战的通电到达各省，就是赵凤昌与张謇、盛宣怀等人在上海出谋划策，分头游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拒绝承认上谕,促成了东南互保。
拒绝朝廷旨意，是掉脑袋的大事，张之洞开始时犹豫不决,赵凤昌给张发电报说:李鸿章、刘坤一在原则上已完全同意,而英国驻上海总领事亦由盛宣怀接洽谈妥,只希望武昌方面出来主持。然而，张之洞是谨慎之人，不见朝廷旨意，不敢领衔派人和外国签订互保条约。赵凤昌竟然急中生智，发了一个电报给张之洞，电文是：“洋电，两宫西幸，有旨饬各督抚力保疆土，援庚申例，令庆邸留京与各国会议云。”张之洞很仔细，马上复电：“询电从何来。即确复。”赵凤昌马上去找盛宣怀，提出由盛宣怀把他发给张之洞的电文分发各省督抚。盛宣怀不敢，“圣旨岂敢捏造？”赵凤昌说：“捏旨亡国则不可，捏旨救国则何碍？况且即称洋电，即西人之电，吾辈得闻，即为传达而已。”赵凤昌拟定这份电报时，用“洋电”二字已经为自己留好退路：如洋电不实，日后追究起来，也不过是传播谣言，与假造圣旨完全不同；而且，“洋电”是无法查实的。等盛宣怀的通电发出后，赵凤昌才给张之洞回电报：“盛亦得洋电，已通电各省，望即宣布，以安地方而免意外”。这就是著名的“假造圣旨”一事，时间是1900年7月22日。
因此，才有了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联衔通电各省，称北京义和团作乱,完全由于端王、刚毅所指使,认定对各国宣战的上谕是假的，各省当局切勿轻信,应该竭力维持地方秩序,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
接下来是与洋人签约。7月26日，上海道余联沅与各国驻沪领事在北浙江路会审公廨举行会议。会议之前，赵凤昌与盛宣怀商定，由盛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提出必须在正式宣战上谕到达之前，与各国领事订约。因为圣旨正式到达之后，就是抗旨了。在各省派代表到达上海之前，盛宣怀拟就草约八条，又由赵凤昌斟酌修改，添加了汉口租界和各口岸两条，共十条。整个签约过程，事实上都是赵凤昌与盛宣怀做的，而起决定作用的又是赵凤昌。赵凤昌向盛宣怀建议：“此次与驻沪各国领事协商，你不在签约人员中，自然不必讲话。但主要召集者上海道余联沅，向来拙于应对，不善折冲樽俎，你应以太常寺卿的地方绅士身份，从旁协助。倘使外国驻沪领事有难以置答的问题，余联沅可以与你私下商量后再作答复，这样就可以有转圜之地。”
会议开始，外国方面，外国驻沪领事团领袖在前面，后面是各国驻沪领事；中国方面，则按照赵凤昌的建议，上海道余联沅坐在首席，盛宣怀坐在余联沅身边，以下是各省派来的代表。果然，各国驻沪领事团领袖美国领事古纳抓住关键提出了问题：“今天各省督抚派你们与各国签订互保条约，如果贵国皇帝又有旨令要求杀洋人，你们是否遵旨?”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大家都知道数日前朝廷已有宣战上谕，只是东南各省督抚不愿公开而已。美国领事提出的这个问题事实上让他们无法回答。因为他们如果回答“不遵旨”，显然是犯上作乱的杀头之罪；如果回答“遵旨”，中外互保则成了一句空话，条约无法签署。余联沅果然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坐在旁边的盛宣怀轻声向余耳语之后，余回答说：“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协商订约，就是已经‘奏明办理’”。他们用公文往来中常用的“奏明办理”四个字，使外国领事理解为“已经得到上级的同意”!于是顺利签约。
东南互保，为清帝国免去一场大劫难。慈禧太后回京之后，不但不指责他们抗旨不遵，而且十分赞赏，她为此重重地嘉奖了盛宣怀。盛宣怀见到赵凤昌之后，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向赵解释。赵凤昌却本来就没有邀功的想法。
通过这件事，可见赵凤昌的胆识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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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赵凤昌的性格看，大概难为将帅，也无心做将帅，却算得上是一流的策士，诸葛亮式的军师。革命刚刚爆发，大乱刚刚到来，他却已在思考如何应对乱局，如何由乱到治。他不是革命党领袖，也不是大清将相，却真是身为布衣而忧天下，俨然是山中宰相。
在《赵凤昌藏札》第一百零七册函电稿中,有他拟定的政见五条:一、保全全国旧有疆土,以巩固国家之地位。二、消融一切种族界限,以弭永久之竞争。三、发挥人道主义,以图国民之幸福。四、缩减战争时地,以速平和之恢复。五、联络全国军民,以促共和之实行。
这是他在辛亥革命中的基本政见，也是指导他做事的五项基本原则。这五条站得很高，想得很远，超越了党派之见，显示着赵凤昌的思想、立场和努力目标。
10月15日，武昌起义的消息在上海传开，赵凤昌邀请江浙立宪首领雷奋、沈恩孚、杨廷栋和同盟会员黄炎培等到惜阴堂聚会，畅论时局，探讨应对方法。他有自己的立场和主张，但他不像一些领袖人物那样习惯于登高一呼，而是更习惯于审时度势，借用各方之力。他知道张謇已经在从武汉回上海的路上，知道他必然要去苏州，于是请雷奋等人第二天即赴苏州，与张一起为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了要求清廷早定宪法、速开国会的奏折。然后就紧紧抓住了张謇，此后的半个月中，张謇两次到沪，每次都在惜阴堂下榻，两人对一系列问题进行探讨。张謇是赵凤昌的老朋友，平时来往甚多，所知甚深，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赵凤昌当然首先要想到他。张謇是状元，又是立宪派的领袖，有足够的影响力，而且，张謇与袁世凯的关系非常一般，他的话在袁世凯那里有足够的分量。清廷注定已经无力收拾乱局，袁世凯必然要重返政坛收拾大局，张謇与袁世凯的关系，便可以派上大用场。何况，张謇与赵凤昌虽然政见并不完全一致，但一些大的方面却是一致的，比如，都不相信国家越乱越好，都希望少流血，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少一些。
赵凤昌总是不失时机地做一些事，于幕后影响国家大局。比如，清廷急令荫昌和萨镇冰分别率领陆军和海军镇压起义，赵凤昌得知后，马上找到退隐上海的郑孝胥，让他给萨镇冰写信，劝他不要炮击武汉。萨镇冰后来的表现，当然不一定是受郑氏影响，黎元洪的信应该有更大的力量，但郑孝胥也是多年的老朋友，萨镇冰对他也有足够的尊重。
再比如，10月27日，赵凤昌从上海给朝廷的两位大臣发了电报。一封是发给刚任命的邮传部尚书唐绍仪的。因为铁路问题事态扩大，因为武昌起义爆发，清廷于10月26日(九月初五)下诏革去盛宣怀职务，任命唐绍仪为邮传大臣。赵在电报中说：“大事计旦夕即定，公宜缓到任，如到任，宫廷闻警迁避时，公须对付各使，杜其狡谋，以保将来中国。”另一封是发给外务部大臣梁敦彦的。电报中说：“文明大举，大势已成，计旦夕即定。公切勿回京，宜在外阻外兵来华，并设法借他国阻止日本行动，以保将来中国。与公至交，据实密达。”并且劝他阻挠摄政王为镇压革命而借外款。
这两份电报显示了赵凤昌对武昌起义的态度，可见他对革命的成功充满希望。赵凤昌所担心的清廷迁避和外国人乘机为害，显然都非多余。两天之后(10月29日)，滦州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电请清廷下诏立宪。清廷恐有异动，一方面将京奉列车调集北京；一方面命锡良为热河都统，预备逃往热河。为此，袁世凯曾于11月1日南下视师之时电奏谏阻。两份电报的作用如何？历史提供的事实是：唐绍仪没有接受清廷任命，梁敦彦公开反对借款。两位朝廷大臣，是对赵凤昌言听计从，还是与他不谋而合，虽然不得而知，但事实就是这样朝着赵凤昌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革命爆发之后，尤其是江浙独立之后，惜阴堂成了各派力量的聚会之地，成了各种大事的决策之地，赵凤昌则成了大局走向的设计者和众多大事的筹划者。
在那段时间里，各派政治领袖们，纷纷涌向惜阴堂。
黄兴来了。他在汉阳兵败后辞掉武汉战时总司令而回到上海,马上就去了赵凤昌家中，与张謇、程德全等人会面。程德全来了，汤寿潜来了，陈其美来了，李平书来了，庄蕴宽、章太炎、蔡元培等各方面头面人物，都来到这里，于是，惜阴堂简直成了当时中国政治的中心。
根据郑孝胥日记，12月2日：“闻黄兴昨日来沪，寄居南阳路，非熊宅，必赵宅也。报言，程德全昨日来沪，与季直、平书等会议，必因汉阳失败，南京守固，故谋办法。”12月3日：“革党已陷南京……是夜，程德全、汤寿潜皆在竹君宅中议事，车马甚多。”
同一天，梁启超的学生盛先觉致信梁启超：“(12月3日)觉即特介往访赵竹君，略述往访意，赵询觉知张季直否，觉言知之，且欲见之而未能相值也。赵言今张在此，余请为君介而相见。……时在座有庄蕴宽者。”
南北议和开始，赵凤昌更成了关键人物，无论南方还是北方，遇事都向他请教，许多重要决议的形成，都是他的主意。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南北议和，几乎是由他一手操办的。
当年的北方代表团成员冯耿光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曾经写到，有一天，北京发来电报，他马上送交唐绍仪,唐绍仪兴奋地说:“北京回电了,赶紧打电话给赵老头子。”冯耿光觉得奇怪，问唐绍仪:“你有要事不找伍秩老(伍廷芳),为什么先打电话给他？”唐绍仪说:“秩老名义上是南方议和总代表,实际上作不出什么决定,真正能代表南方意见、能当事决断的倒是这个赵老头子。”冯耿光说得不错，在和谈中，赵凤昌不仅是参与者，而且是能够做出决断的中心人物。而且，这个中心人物，南方北方都信服。
12月7日，袁世凯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赴南方议和。唐绍仪于第二天即致赵凤昌：“明日赴汉口开议，请公约东南人望如张季老、汤蛰老赴汉会议为幸。”唐绍仪一行于12月9日到达汉口。黎元洪即以南方临时政府首脑的名义电请伍廷芳前往武汉议和。上海集团不愿以武汉作为和谈地点。赵凤昌与张謇、伍廷芳以及黄兴等革命党人进行紧急磋商，最后由赵凤昌于12月10日致电唐绍仪：“伍秩老与张、汤二公均不能远行，公到汉无可与议，请公径来沪上。”
12月17日，北方代表团到达上海，下榻处显然考虑到以赵凤昌、伍廷芒为枢纽，与江浙立宪派及革命党人私下沟通的方便。唐绍仪住戈登路英商李德立(Little)的寓所，其余代表住静安寺路的沧州饭店，两处离赵凤昌的惜阴堂与伍廷芳的观渡庐都不过数百米，步行转眼即至。
从唐绍仪到达上海那天晚上伍廷芳写给赵凤昌的一封信，更可以看到赵凤昌在当时的特殊地位。伍廷芳在信中写道：
顷唐使来拜，已约明日两打钟在小菜场议事厅开议。全权文凭，乞明日午前掷下为祷。又黄公衔似可添代大总统字样。
此信至少透露了这样两点：一、伍廷芳作为南方全权代表的凭证，委任状之类的正式任命文件，是由赵凤昌办理的。这样的证件究竟应该由谁颁发？竟然是赵凤昌。二、黄兴的头衔是否应该添加“代大总统”字样，作为南方总代表的伍廷芳应该与谁商量？竟然也是赵凤昌！一切都由他说了算，一切都由他一手操办。这就是当时赵凤昌在南方独立各省以及革命党人当中的地位。
从12月18日到31日，南北双方共进行了五次公开会议，讨论了停战、国体、借款、国民会议等一系列问题。但这公开的谈判，包括激烈的争论，都是例行公事，因为真正的会谈是在赵凤昌家中进行的。
1911年12月20日，南北双方第二次会谈，已经取得了一个各方面的妥协方案：坚持让朝廷尽快召开国会，议定国体。按照赵凤昌、张謇、独立各省和革命党人的预期，国民会议必然的结果是选择共和，那么，清帝退位，袁世凯任大总统，一切都顺理成章。
然而，时间的拖延使历史进程出现了新的变数：孙文回来了。
12月25日，这位虽然少有成功却一直在鼓吹革命、发动起义的革命领袖，风尘仆仆从国外回到上海，第二天就到惜阴堂拜会赵凤昌。孙文征询赵凤昌对时局的看法。赵凤昌向孙中山分析了国家大势,提出“三虑”和“三策”。所谓“三虑”：一、和议不决，南北相持，久则经济恐慌，民生困苦，外交要出大危险。因为赔款如果到期不付，各国责之北京,北京不应,责之南方。各省又不能统一，万一列强借为口实,以占据领土为质,就有被瓜分的危险。二、北京本已朝不保夕,但自袁世凯入京之后，逐渐稳定。各国公使不信清政府,却信袁世凯，袁氏已与皇帝无异。东三省因外交牵制而不能宣告独立,山东、河南、直隶三省又是袁之根据地,万一北京经营就绪,基础稍固,举兵南向,以革军势力，拒敌并非易事。三、南方各省,虽然宣告独立,但事权不一,意见不齐,统一将是难题。如果不能统一，革命将功败垂成,袁世凯将成就拿破仑之事业。他说的“三策”是：一、已经宣告独立的各省,宜商议组织临时政府,筹划全局，务使将长江一带布置完密,可守可战。二、北军所恃者京汉铁路,转输军饷,甚为便利。须出一奇兵,直捣开封,促成河南独立，一方面绝北京之后援,一方面截断京汉铁路,汉口北军自然不战而降。三、南军尽得江南富庶省份,应该保护民生，鼓励商业,经营税饷,既有长江河流交通之便,又占苏、浙、闽、粤港口外贸之利,财政、武器,均易筹措,可为持久之计。
赵凤昌对大局的洞察和把握，令孙中山由衷叹服，所以又多次登门拜访。
孙中山的回国加速了组建临时政府的步伐，但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却又带来了和谈的危机。
尽管孙中山就职之际已经按照各省代表会议的要求说明只是暂代，并且在誓词中也有说明。但这突如其来的中华民国成立和大总统就职，却不能不让袁世凯产生疑虑。1912年1月2日，袁世凯致电孙中山：“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
同一天，段祺瑞、冯国璋等40多人联合通电，拒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并誓言与之决一死战。
谈判陷入僵局，战争随时可能爆发，临时政府前途未卜。面对如此危局，孙中山、黄兴等人却束手无策，只能空喊“北伐”的口号，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还是靠赵凤昌出主意，并由他出面去请张謇，由张謇向袁世凯说明情况。1月10日，张謇致电袁世凯：“南省先后独立，事权不统一，暂设临时政府，专为对付独立各省，揆情度势，良非得已。孙中山已宣誓，大局一定，即当退位。北方军人，因此怀疑，实未深悉苦衷。”张謇还电告袁世凯：“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昨由中山、少川先后申达。……久延不断，殊与公平昔不类，窃所不解。愿公奋其英略，旦夕之间戡定大局，为人民无疆之休，亦即为公身名俱泰，无穷之利。”[《劝告袁世凯速决大计电》，《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袁世凯信任张謇。有了张謇的担保，他知道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确只是暂代，南方各省并未推翻已有的承诺。他回复张謇电报说：“凯衰病，断无非分之想，惟望大局早定，使生民少遭涂炭。但在北不易言共和，犹之在南不易言君主。近日反对极多，情势危险，稍涉猛浪，秩序毕乱，外人乘之，益难收拾，困难万分，笔难罄述，非好为延缓，力实不足，请公谅之。”[《袁大总统书牍》，转引自张学君：《张謇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299-300页。]
赵凤昌请张謇出面，不仅使南京临时政府逃过一劫，而且加速了清室退位的步伐。
袁世凯让清帝退位的事迟迟未能完成，张謇在电报中提出指责，袁世凯表示并非有意拖延，而是实在力不从心。赵凤昌和张謇也知道，对于退位之事，朝廷仍然阻力重重。于是，由张謇向袁世凯建议,由他赴汉口见段祺瑞,说服他用军人名义通电拥护共和,以促清帝早日退位。张謇的电报说：“设由前敌各军以同意电请政府,云军人虽无参与政权之例,而事关全国人民之前途,必不可南北相持,自为水火。拟呈办法,请政府采纳执行,否则军人即不任战斗之事云云。如是则宫廷必惊……而大事可定矣。所拟办法如下,公如以为可行,须请密电段芝泉等。謇观大势,失此机会,恐更一决裂,此后愈难收拾,幸公图之。”张謇似乎并未亲去武昌，但接下来的事实是：
1912年1月23日，段祺瑞致电内阁：军心动摇,共和思想有难遏之势。
1912年1月25日，段祺瑞再次致电内阁：各将领力主共和,闻溥伟、载泽阻挠,愤愤不平,拟即联衔陈请。
1912年1月26日，段祺瑞领衔47名将领电请清廷明降谕旨,立定共和政体。
朝廷最终做出退位的决定，原因并非一个方面，比如良弼被刺事件的影响也极大，但47名将领的通电却是更加致命的一击，因为清廷权贵们连一个黎元洪都平息不了，当然无力平息47位将领。
张謇的这两份电报稿，未收入《张季子九录》，却保存于《赵凤昌藏札》之中。由此看来有两种可能：一、电报可能是由赵凤昌所拟，只是以张謇的名义发给袁世凯；二、电报可能是张謇在赵凤昌处拟的，发出后原稿就留在了赵凤昌处。无论哪种情况，段祺瑞等47位将领逼宫之事，都显然不是张謇一人的主意，而是有赵凤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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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刚刚独立，赵凤昌就开始考虑组建独立各省的临时议会，草拟了《组织全国会议团通告书稿》：“自武汉起事,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舆论所公认。然事必有所取,则功乃易于观成。美利坚合众之制度,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美之建国,其初各部颇起争端,外揭合众之帜,内伏涣散之机。其所以苦战八年,卒收最后之成功者,赖十三州会议总机关有统一进行、维持秩序之力也。考其第一、二次会议,均仅以襄助各州议会为宗旨,至第三次会议,始能确定国会长治久安,是以历史必经之阶级。吾国上海一埠,为中外耳目所寄,又为交通便利、不受兵祸之地,急宜仿照第一次会议方法,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磋商对内对外妥善之方法,以期保疆土之统一,复人道之和平,务请各省举派代表,迅速莅沪集议。盼切盼切。集议方法及提议大纲如下:甲、集议之方法:一、通告各省旧时谘议局举代表一人常驻上海；二、通告各省现时都督派代表一人常驻上海；三、有两省以上代表到沪,即先行开议,续到者随到随议。乙、会议之要件:一、公认外交代表；二、对于军事进行之联络方法；三、对于清皇室之处置。”
11月11日（九月二十一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上海都督陈其美通电各省推代表赴上海组织临时政府的电文，即以此稿为蓝本。
因为各省代表有的去了武汉，到上海的有部分省区的代表。11月15日，赵凤昌联络江、浙、沪等省区的代表共22人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这是革命后各省代表的长一次会议，也是日后国会的基础。
众所周知，在上海召集各省会议之前，黎元洪已经早几天向全国发出了号召，所以，部分代表已经奔赴武汉。各省代表在武汉会议还是在上海会议，透露着革命中必然要有的权力之争。武汉集团作为道义者，自然当仁不让，上海集团却另有考虑。赵凤昌显然属于上海集团，而且是上海集团的智囊中心，所以当然不希望武汉成为会议之地。不过，无论赵凤昌还是张謇，与某些革命党领袖或都督相比，思考问题比较全面，处事也相对公正。而且，无论怎样争权，都不愿独立各省分裂。因此，赵凤昌虽然为上海集团着想，说出来的理由却都是出于公心。比如，赵凤昌说，湖北尚在交战之中，并非各省要员开会议事之地。最好说服黎元洪，同意把议会设在上海。不过，他们同时考虑到武汉集团和黎元洪的首义都督地位，所以有了政府在武汉、议会在上海的主张。
赵凤昌和张謇等人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表面看上去，似乎偏袒上海集团，对黎元洪有点不公正。有人据此认为赵凤昌等人是要把权力争到上海，送到孙中山、黄兴等人面前，加重同盟会的筹码。事实上，赵凤昌等人这么做，未必是心系同盟会。因为所谓上海集团，真正属于同盟会的，只有势力最弱的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浙江是上海集团的主力，而程德全、汤寿潜在革命之前都不是革命党人。赵凤昌试图把议会、和谈都拉到上海来，不只是拉到了黄兴、陈其美身边，同时也拉到了程德全、汤寿潜一边，拉到了他和张謇等人身边。这样，他就便于施加影响，以此确保“文明革命”与“和平转换”。
也就是说，如果有私心的话，赵凤昌和张謇的私心并不是为了同盟会，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理想。
然而，他们的理想不能无所依托，如果只是文人空言议政，可能是没用的。要影响大局，就要有足够的力量依托。所以，他们不仅紧紧抓住程德全和汤寿潜，而且努力抓住黄兴，以这个老牌革命党领袖的名声与武汉抗衡。这正是这群立宪党人不支持黎元洪而与黄兴、陈其美搅在一起的原因。
为此，他们竭力帮助黄兴，最突出也最失败的一次，就是选举黄兴为大元帅。
据蔡元培回忆：“我于出席各省代表在江苏省教育会举行会议的前一天，觉得保举黎不妥，特地到汤蛰仙先生处，同他磋商，适章太炎也在座。……彼等亦赞成我举黄的提议。但汤不肯于第二日直接举黄(章太炎云：蛰仙私言，前已认武昌为政府，危而背之，于心有疚)，而要求我亦到会，于会中推我为代表而投票举黄。……第二日开选举会，依汤先生所定之手续，我投票举黄，章先生及其他选举者皆举黄，盖事前受章、汤两先生疏通了。”
本来，各省代表皆已赴鄂，留沪的只是通讯机关，没有选举的权力。然而，会还是开了，而且做几件事：决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选举黄兴为大元帅。
会议闹了一些乱子……众人为黎元洪鸣不平，章太炎甚至为此声泪俱下。最后的结果是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
这次选举也是前一天晚上在赵宅商量好的，而且赵凤昌列席了这次会议。显然，他是站在黄兴一边的，从道理上讲，他还不如章太炎、汤寿潜等人公正。
不过，赵凤昌和张謇等江浙立宪党人的努力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竭力要把革命纳入他们所期望的路上，和平实现共和，其历史作用，无疑是积极而健康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赵凤昌在组建中华民国政府中的作用。
《赵凤昌藏札》中有一份“正副总统及内阁名单稿”,是赵凤昌本人的笔迹，其中总统、副总统、总理人选以及陆军、财政、外交、教育总长与后来袁世凯第一任内阁的实际情况完全相同。由此可见，那大概是在讨论内阁组成时，赵凤昌所作的笔记。
南北议和的最后，双方讨论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的第一任内阁,同盟会坚持内阁总理必须由同盟会员担任,先确定总理人选，再由总理提出阁员成员名单。北方不接受这样的安排。双方僵持不下，多日找不到解决的途径。
一天，双方会下在“惜阴堂”讨论这个问题。赵凤昌在一边听着，却已经有了办法。他说:“我是以地主的资格列席旁听的人,不应有什么主张。但现在对内阁问题,我有一个意见,可以贡献诸君以备参考。我认为新总统的第一任内阁,是新旧总统交替的一个桥梁,所以这国务总理必须是孙、袁两位新旧总统共同信任的人物。我以为只有少川先生最为适当,只要孙、黄两先生不反对,我很想劝少川先生加入同盟会为会员,这就是双方兼顾的办法。”
赵凤昌话刚说完,孙文、黄兴同时鼓掌,表示欢迎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同时即决定请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于是马上办手续，由汪精卫、蔡元培充当介绍人，唐绍仪加入了同盟会，国务总理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在酝酿陆军部长人选时，是黄兴还是段祺瑞，双方再次相持不下。赵凤昌深恐内阁不能早日成立而引发事端，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他致汪精卫密电说：“内阁不速成立，危险万状，其原皆在陆部一席不决。南军队所主张，北方亦有万难。……万不得已，仍当以克就参谋为调和计。”在他的协调之下，最后黄兴不再坚持，段祺瑞任陆军总长。
刘厚生在《张謇传记》里说:“赵凤昌逝世,我曾撰祭文一篇,稿已遗失,但有数语,尚能记得,文曰:‘南阳路北,有楼三楹,先生所居,颜曰惜阴。惜阴斋舍,满坐宾朋,呱呱民国,于兹诞生。”殆纪实也。当时戏赠凤昌一个外号,叫他做民国的产婆。这位产婆,在助产时,很是出力……”(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82页)
赵凤昌的确是“民国产婆”。
然而，这位“民国产婆”却拒绝做官。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于1912年1月9日给赵凤昌写过封亲笔信,想请他做枢密顾问。信的全文如下:
竹君先生执事：
民国初基，余羶未洗，万方多故，正待经营，文以薄质谬承重任，思力未精。丛脞堪虞，然有硕颜相为扶持，恐负国人推选之意，素审执事器识宏通，体用兼备，拟借高远之识，以为切励之资，敢奉屈为枢密顾问。执事智珠在握，天下为心，想当慨然惠顾，共济前途。临楮驰心，毋任眝眙。即颂兴居，惟希炤誉。
孙文谨肃
袁世凯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也马上致电赵凤昌，希望他能出山相助。袁世凯的电文比孙文的更加谦恭：
赵竹君，汤蛰仙两先生：
今国基稍定，凯以绵薄谬荷公推，夙夜竞竞，深惧始谋弗减，无以范垂久远，倘非大雅宏建，匡其不逮，何以广集众思，裨补阙漏，兹敬屈先生为顾问，以资矜式而备咨询，庶几免策进行，幸无陨越，伏望念国步之艰难，不以肥豚而忘天下，非凯一人之幸，海内同胞实共赖之，临风延伫，敬迓高车。
袁世凯 （青）
面对两位临时大总统的邀请，赵凤昌都是婉言谢绝。他仍然关心国家大事，也仍然过他那活动于历史帷幕之后的日子。二次革命爆发，他反对二次革命；帝制运动兴起，他讨伐帝制罪魁；张勋复辟，他无法认可；一路走来，都是民主共和的捍卫者。直到张勋复辟之乱平息，孙中山起而护法，人们为国家的分裂而担忧，谁能调解段祺瑞与孙文之间的矛盾对立，人们仍然不能不把希望寄托于赵凤昌。但是，面对南下另组政府的孙中山，赵凤昌知道，调解已经无济于事。
民主共和的前景晴转多云，多云转阴，南方政府虽然屡经挫折，但终于在十年后以武力征服全国，建立起一党专政的新政权，同时废弃五色国旗。这时的赵凤昌不再说什么，唯一能做的，是在家中正厅的花瓶里插一面五色国旗，从此成为家中摆设的永久造型。
一直到他去世，他的家中国旗没有改变，五色国旗陪伴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步，那已经是193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