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这个名字，是在1979年的冬天从张元勋先生那里知道的。那时候，我是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张元勋先生则刚刚平反落实政策，也来到曲阜师范学院任教。他被安排在一间学生宿舍里，所以经常与我们混在一起。不记得最先是怎么开始的，只记得他经常到我们宿舍来，来了就海阔天空地聊天。张先生虽然历尽坎坷，但显得比年轻人还有朝气，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神采飞扬，使我们感觉不到年龄的差距。记得我曾说他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涯就像被放进了冰箱，二十年后拿出来，仍然是1957年的状态。当然，我知道大多数右派不是这样，他们不仅没有“保鲜”，而且老化和腐败得厉害，张元勋是个特例。他非常健谈，又似乎总是很有精神，所以常常是聊着聊着天就亮了，于是大家哈哈笑一阵，一起去吃饭、上课。我们知道他是北京大学著名的学生右派，而且是一个集团的首领，出于好奇心，就常常引他讲当年的情况。于是，我们看到了他手腕上狼牙铐留下的疤痕，也知道了林昭这个名字。

然而，那时我们对于林昭没有特别在意。因为当时整天都在补开追悼会，这一个的骨灰盒里只有他戴过的眼镜，那一个的墓碑后面只埋着她穿过的裙子，这样的事听得多了，见得也不少，凄惨和残暴都无奇不有，司空见惯，也就见怪不怪了。到张元勋参加林昭的追悼会回来，大家议论更多的，是他与林昭的感情，同学们更愿意接受的，是一个生离死别的凄婉爱情故事。所以，在我最先的印象中，林昭只是一个有才有貌、有情有义的奇女子。至于她的意义，一直没有多想。

直到1998年，在《南方周末》读到一篇文章，其中好像有这样一问：正在欢庆百年校庆的北大人，你们是否还记得北大的优秀女儿林昭？记得当年读到这里，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那一年，《南方周末》好像发表过不少关于林昭的文章，林昭的形象也开始被更多的人议论，这才真正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陆续读到了丁抒的《林昭与〈星火〉杂志》、方方的《林昭的光芒》、张元勋的《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2000年到2001年之间，我曾经办过一个小小的网站“学者庄园”，转发过一些关于林昭的文章。学者庄园被封掉之前，曾因三项内容受到警告，其中之一就是发表纪念林昭和“文革”死难者的文章。但在当时，我对林昭依然了解甚少。对林昭比较

全面的了解，是在看了胡杰的片子之后。所以，在这篇为纪念林昭的文章中，我想首先向胡杰表示崇高的敬意！

面对林昭，我常常想到这个问题：林昭为什么“自寻死路”？这个词语是监狱管理者对林昭的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说，并非没有道理。因为除此之外，显然还为她准备了活下去的路。趋利避害是人和一切动物的本性，林昭是一个才女，聪慧过人，为什么偏偏在这个问题上那么愚直，那么“傻”？

张元勋在接受采访时说过：“直到我被捕前，林昭是平安的。她如果一直保持她的审慎，她完全可以度过那个风狂雨骤的年代而走到今天。但她在一批北大人相继入狱，全国景象一片肃杀的情况下，竟不可自已地按着自己的良心走了下去。”根据越来越清晰可靠的材料，林昭本来并不激烈，厄运本来是可以逃过的。但是，当“右派分子”们受到讨伐的时候，她跳出来了，在北大十六斋东门外进行的辩论中，她登上了餐桌，为右派说话，认为那种上纲上线的围攻很不公道。她说：“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但她还是跳出来了。她说：“我是林昭！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看来她并非没有意识到危险，并非那种因为莽撞而被“娘”一巴掌打翻在地的“孩子”。

即使在跳出来之后，是继续走下去，还是适可而止，林昭也很可能有过犹豫。据张元勋说，那天回去之后林昭喝醉了，卧床两天，从此什么也不说，在善本书库里静静地读书。如果那样坚持下去，她也许还能逃过厄运。然而，她还是没有从此退缩，因而终于为自己积攒够了“罪行”，成为右派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她的处境并不是很惨，能够留在学校就是证明。到人民大学之后，生活也颇为平静，从被批准回家养病，就可以看到她生活的环境相当宽松。回苏州，在亲人身边，更无疑可以愈合伤口并开始自己平静的生活。一句话，如果她老老实实闭上嘴，接受改造，不多事，仍然可以平静地生活下去。但是，在大饥荒的年月，她又站出来了。当置身于大西北的张春元等与她联系创办刊物时，作为戴罪之身，她可以推托或拒绝，没有人会指责她。偌大一个中国，大家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面对几千万饿殍，男子汉们有几个站了出来？然而，林昭站出来了，她与张春元等合编《星火》，不仅发表诗歌，还与他们一样四处搜集各地党政负责人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名字，企图把他们的文章寄给他们，使他们正视人民的苦难，遏止极左政策。结果众所周知，围绕《星火》的几十个人被作为“反革命集团”全部抓捕。

被捕之后，林昭仍然在抗争。她的一些抗争看上去毫无意义：1962年7月，致信北大校长，呼吁他效仿蔡元培，营救被迫害的学生。1964年12月，给《人民日报》写信，反映自己的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1965年2月，再次给《人民日报》写血书，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1965年3月23日，写作血书《告人类》。1965年6月1日，血书《判决后的申明》宣告：“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这是敌人对于我个人战斗行为的一种估价，我为之由衷地感到战斗者的自豪！……我应该做得更多，以符合你们的估价！除此以外，这所谓的判决与我可谓毫无意义！我蔑视它！看着吧！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佞——歹徒、无赖、窃国盗和殃民贼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

考察林昭的行为，正如她的难友们所说，的确是“拿鸡蛋去碰石头”。这不是毫无意义的“自寻死路”吗？在中国，“以卵击石”、“螳臂挡车”这样的词语都含有嘲笑的意味。面对碰碎的鸡蛋和碾死的螳螂，人们往往只有嘲弄而没有同情。即使有所同情，也不会赞赏这种“自不量力”之举。这是聪明人的态度，而中国是聪明人聚集的国度，所以，石头的城墙便固若金汤，很少遇到挑战者。然而，林昭却不是聪明人，偏偏要以自己这颗鸡蛋的微薄之力去碰石头。她说：“我相信成千上万个鸡蛋去撞击，这顽石最终会被击碎的！”这话一点儿说服力也没有，将军或政治领袖们在做战前动员时是不会说这种话的。但正是这样的话，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一个真正为理想而献身的战士。在广州的黄花岗上，就埋着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当时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是用鸡蛋去碰石头，结果当然是自己碎掉，但那坚硬的石壁却在不久之后即轰然倒塌。我们能说与他们的撞击无关吗？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是黯淡的，在顾准带来光彩之后，林昭再次带来了光彩。她是一个象征，一种精神和人格的象征。她孤独地站在那里，背了反铐，瘦弱的躯体裹着带血的衣衫，眼中充满愤怒，又饱含怜悯。她在抗议极权政治的暴行，又用怜悯的目光看着我们。在她的面前，我们才知道自己活得是多么卑微，多么渺小，多么可怜！我们这些早已没有是非标准、没有道德底线、没有人格可谈的人，我们这些习惯于说谎、习惯于求饶、习惯于苟且偷生的人，在她面前，多少会受到一点震动，想到什么样才是人的形象，因而在愧疚中有所反省。

林昭之所以经受了许多折磨，之所以最后惨遭杀戮，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拒不认罪”和“死不悔改”。根据她的校友和难友们回忆，在反右运动中，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检讨了，林昭就是不肯检讨，而且在会上公开反驳对她的批判。如果她像一些人那样善于审时度势、适时换季，是可以逃避右派分子命运的。根据已经透露的材料，服刑期间，她让管理者头疼和恼火的也是不肯认罪，不思悔改，而且公开宣布自己的立场。如果不是这样，她也许并非没有活路。

公道地说，统治者很少以杀人为乐事。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张献忠等的确有所不同。经济力量也使他们不愿随便浪费子弹。政策并不都是谎言，比如“给出路”，比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一直都在实行的。正因为这样，在一些人看来，真是很宽大，也很仁慈。可是，林昭却拒绝了给予的出路，拒绝了一切的宽大和仁慈，昂首走向了死亡。掌握她命运的权势者们一定要制服她，而她就是不服。这种“制服”与“反制服”的斗争一直持续着，在确信林昭已经无法被制服的时候，杀掉就成了必然。

给你活路你不走，偏偏走死路，怪谁呢？在我们这个时空里，这是到处可以听到的论调。是的，不是没有路，洞子足够钻出，只要匍匐在地，或者低下头；监狱并非铜墙铁壁，只要使自己成为软体动物，铁栏杆就不再是障碍。那些聪明人就是这样获得自由的，甚至可以获得高官厚禄。而且，统治者常常并不要求你心服口服，而是只要口服就行，腹非是可以不问的。只要你跪下，做出已经被制服的样子就行。林昭却就是不给他们“面子”。根据中国几千年经验，不给“面子”，当然也是非杀掉不可的。极权统治之所以非常看重这种“面子”，因为有它在，即可欺世。

不久前看到一篇关于郭沫若的文章，盛赞他的政治智慧，因为正是靠了这种智慧，他逃过一劫又一劫。文章指出，在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的时候，郭沫若就曾提醒人们不要忘乎所以，不要去碰那些“危险的底线”。似乎那些被划为右派的人都是因为自己太愚蠢，既没有看透上面的用意，又没有倾听别人的提醒。读过之后，我想了许多，想起了关于忏悔和不忏悔的讨论，想起了关于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理想主义者都以失败告终。之所以如此，因为我们的人格价值标准已经很难确立。一个血腥的时代使绝大多数的人跪下了，使许多人成了协从和帮凶。社会历来是法不责众，因为在多数人参与犯罪的时候，社会便不再有执法的力量。道德的法庭上也是这样。在道德底线崩溃的时候，人格评判就不能不大打折扣。知识分子人格问题之所以很难谈论，宽容的旗帜之所以所向披靡，就因为我们无法不宽容。如果用高标准去作评判，尽管你批评的只是几个卑鄙无耻之徒，伤及的却是大多数，因为大家都处于同样的环境中，一般人与无耻之尤，差别不过五十步与一百步。因此，我们倡导宽容，反对苛刻，理解人性的弱点，等等。是的，求生是人的本能，为了生存，卑躬屈膝，甘心当奴才，都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力要求人们做英雄。可是，如果我们以此作为正常，在此基础上设定标准，我们将何以面对林昭？进行人格评价，我们不能不顾及偷生的大多数，同时，却不能不面对林昭。从这个意义上说，林昭的姿态在今日中国虽然不会受到太多的赞美，却不仅使一段历史有了些许亮光，而且拯救了我们的道德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