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清代幕府繁盛,地方各衙门辟幕成风,主幕关系是当时主要社会关系之一。出于不同目的而走到一起的主官和幕僚是否投缘,相得益彰,取决于多种因素。赵凤昌进入张之洞幕府后,表现出的勤勉敬业、稳重可靠、严谨周密等作风能弥补张之洞个性之不足,深为张之洞所激赏,同时张之洞对他也非常倚重信任,两人关系十分亲密。这种亲密关系即使在赵凤昌被迫离开幕府后仍延续终生。他们的交往不仅留下主幕相得、以道义亲的佳话,而且也颠覆了人们对张之洞的刻板印象。更重要的是,使赵凤昌从一个读书不多的普通幕僚跃身为东南精英,对清末民初政局产生了影响。
关键词：张之洞; 赵凤昌; 主幕关系;
由于行为怪异、性格乖张,张之洞在晚清时期就饱受诟病,如说他兴居无节、号令不时、骄蹇无礼、看重功名、用人首选科甲等。这些文献可征,确有其事,反映了他独特的生活习性以及为人处世的方式,但也不能一概而论,轻易给他贴标签。即以其幕僚赵凤昌为例,赵读书不多,是捐纳出身,未参加科举考试,连最低的功名都未取得,可他不仅被张之洞延揽入幕,还受到重用,主幕关系非常亲密。1这种亲密关系即使在赵凤昌离开幕府后仍延续着,与他在幕期间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张之洞会接纳赵凤昌?又是如何放下傲慢与偏见,与之交至忘形?他们的主幕关系是怎样的一以贯之,维系终生的呢?本文拟就此展开论述。
一 主幕结缘
清代地方衙门事繁,“夫督抚司道郡县,即有杰出之材,不能不待助于襄赞之人”2,所以辟幕成风,幕府盛行。张之洞尽管精明强干,但也不能免俗,从京官外放为督抚后,每至一地,首要之事就是网罗人才,开设幕府。他转任疆吏之时,晚清幕府制度历经发轫、形成,已较为成熟,他又有所创新,进一步完善,即不聘请幕友,改用属员做幕僚。在清代中叶以前,清政府严禁督抚留用或奏调属员为幕僚。因此,在晚清幕府的发轫阶段,这种情况尚不多见。可自咸同年间内战兴起后,出于便宜行事的需要,很多地方大员或领兵大臣都调用和留用属员做自己的幕僚。如曾国藩、李鸿章的很多幕僚都是通过上述途径入幕的。不过,他们毕竟熟悉原来的体制,对朝廷禁令也有所顾忌,不敢过于逾越雷池,也礼聘了一些刑名、钱谷和奏折幕友装点门面。是以时人在谈及他们的幕府人物时,往往称为“宾僚”,意即他们幕中既有幕友,又有幕僚。3但张之洞一当上督抚,就“废聘请馆宾而札委文案”,从此,“幕宾制度永除,幕僚制度流行矣”。4
山西巡抚是他督抚生涯的第一站,据称其幕中“不用幕友,惟慎选属吏,委以簿书笔札而已”。光绪十年(1884)四月,他由晋抚升任两广总督,闰五月二十日接篆视事,随即在督署中设立幕府,依然“不用幕友,令司道首府各保候补人员才胜文案者数人,入署办事”。5这只是概而言之,较为粗略,实际过程慎重、复杂。未刊张之洞档案为我们揭示了许多细节:六月初八日,他下札曰:
照得本署部堂衙门政务殷繁,兼综中外交涉事件。现值海防、边防吃紧之际,庶务尤形纷繁,书檄文移在在胥关重要,亟应派委专员办理文案处事件,以专责成。查有暂留广西查探军情委员、前河南候补道朱寿镛堪以派充总办,奏调山西候补知府杨玉书、试用同知吴景萱、试用知县杜承洙、试用知县章毓桂堪以派充分办。除分札饬遵,并札东善后海防局各按官阶照章支给薪水,暨行知东藩司、营务处、洋务局外,合亟札委,札到该道、守、丞、令,即便遵照来辕,在文案处充当总、分办委员,将洋务、防务、整军、筹饷、缉匪、制械一应事宜,妥为办理。每日清晨进院,在署轮班住宿,如遇事机紧要之时,即须常川住院。务须勤敏慎密,考核例案,研究事理,勿稍疏率漏泄,致负委任。6
晚清幕府制度本为嘉道时期从地方大员幕府中应运而生的一种制度创新。随着近代社会的演进,其制度特征日益凸显,幕府中设立各种局所,越来越政府化;幕府人员来源广泛,各有职务,呈职官化趋势。而张之洞在此基础上,直接委派留用或奏调的道、守、丞、令等属员办理文案处事件,又明确规定他们的职责、分工、待遇等,将其幕府打造成一个政府机构,能指挥自如,提高效率,使得晚清幕府制度更加健全完备。
在张之洞看来,书檄文移胥关重要。因此,对于文案处的设立,他非常慎重,分两步走:第一步即如上述,详细规定该机构的功能、职责、组织形式和纪律等,派定管理层总、分办的人选。第二步,又下札为文案处派委缮校委员。其文曰:
照得本署部堂衙门兼综洋务、防务,庶政殷繁。现值海疆多事,军书旁午,昨经派委朱寿镛等暨同通、州县各员,分别充当总办、分办在案。惟一切电信、照会、密咨、密札、密函缮写校对,查案记档,在在需人,历经前部堂派员管理校对收发事件。查前派各员现在多已销差,亟应另行选派委员,以便分手经理。查有补用县主簿邵芝、试用县丞王庆勋、候补从九品姚近诏、试用巡检刘思翘、候补县丞赵凤昌、候补盐大使卓景瀛、候补从九品吴元彬堪以派委。内除邵芝、王庆勋二员,兼充巡捕,不支薪水外,其余各按官阶照章支给。……除札行善后局分别照章支给外,合亟札委,札到该员,即便遵照来辕,在文案处充当缮校委员。遇有派办事件,妥办经理,常川在院住宿,务须勤敏慎密。7
由上文可知,张之洞不用前任总督的文案委员,另行委派自己的幕僚充任。这些幕僚虽然只是缮校委员,但都有官职,均为他的属吏。其中就有赵凤昌。
赵凤昌,字荣庆,号竹君、惜阴等,出生于江苏武进的一个累世耕读之家,迫于家累,仅受过两年家塾教育,便不得不出外谋生,走上作幕之路。光绪元年(1875),他20岁时,游幕湖北,因与湖北按察使姚觐元有姻亲关系,成为其幕僚。后姚觐元升任广东布政使,他通过捐纳县丞,分发到广州,随姚觐元赴任,仍当其幕僚。好景不长,光绪八年(1882)姚觐元被参劾革职回籍,赵凤昌失去了藩署幕僚的职位,只得四处谋差,有两年时间陷入困境,漂泊不定,生活非常窘迫。因姚觐元曾与张之洞共事,相处不错,且一直保持交往,光绪十年张之洞升任两广总督时,很可能是姚觐见借机帮忙,推荐赵凤昌入张之洞幕府。8这使得他们两人由此结缘,确立了主幕关系。
二 主幕相得
赵凤昌的堂兄赵新当时也在广东作幕,对于赵凤昌从姚觐元那里失去幕僚职位后将近两年时间的窘状颇多了解,经常给他写信,予以开导、安慰和鼓励。9光绪十年六月,赵凤昌被张之洞“委以簿书笔札”后,赵新很快就知道了,马上致函祝贺,说该月中旬,他陪幕主——署高廉道崇紫岩出巡化州等地,“适遇梅菉大□,得阅省钞,喜吾弟见赏燕公,拔充从事”,不禁佩服“制军用人得当”。他认为“此任最重,即唐宋节度巡官之流”,“不妨借此救贫”。10赵新的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赵凤昌此前谋差不易、处境艰难的情形。因此,他希望赵凤昌好好珍惜眼前的差事,抓住这个难得机会,力争有所作为。八月十七日,他再次去信,殷殷谆嘱:“弟从事节院,当此军书络绎,务宜小心恭谨,以博令名,无益周旋大可省却,盼佳音之频惠,开愚蠢之胸襟。”11而赵凤昌确实是个善于发挥所长、把握机遇的人,不负赵新所望,很快就有佳音传来。他的字写得好,酷似草圣张旭,在诸缮校委员中脱颖而出,名声在外。赵新听说后,大为兴奋,不吝赞美之词:“迩闻开笔入□,有一台二妙之誉,足征精神贯注,聪慧夙成。老兄才拙性高,不觉失声钦佩,又况加以谨慎周密、庄重老成,千里名驹,未易量也。”12
赵新所言洵非过誉。张之洞“目营四表,而事事考核精详”,其幕僚许同莘后来回忆说,正因为张之洞要求严格,故其“掾吏兢兢,无或敢一字苟者”。13赵凤昌光绪二年(1876)从湖北回家省亲时,得到其堂兄篆刻家赵穆赠予的石印,上刻篆体“勤”“慎”二字,边款则是“惟勤惟慎,乃可立身”两语。他自言本以勤慎立身,与堂兄石印所刻不谋而合,“颇异之”,遂更加自警自励。14进入张之洞幕府后,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做事认真,有条不紊,达到张之洞要求的“勤敏慎密”,逐渐获得其赏识和信任。不久,他列名剡荐,受到褒奖。赵新为之抃庆不已:“闻得保奖业已核准。难逢机遇竟获孙阳,皆平日孝悌忠诚笃于天性,行见弦歌作宰,誉擅神明。”15赵凤昌在生活稳定、工作有起色后,于光绪十年冬将其母亲迎养至粤,其妻子“暨诸女侄随侍来羊”。赵新对他能够“天伦乐聚”,深表高兴,“抃舞攸加”。16次年,他续办姻事,纳周南为妾,可谓喜事连连,“百凡遂意”。17
张之洞是晚清一个特立独行、极具个性的督抚。他爱才如命,凡为他所欣赏和信任的幕僚则加倍关照、提携,“所喜者一人而兼十数差”,往往能者多劳。最典型的就是蔡锡勇,凡与洋务有关的事都交给他去办,张之洞曾奏称其“在两广总督任内办理交涉事务,开设银元局、枪弹厂、水陆师学堂、鱼雷局,及创造兵轮等事,悉以咨之”。18赵凤昌兼差也不少,除了本职的缮校委员,还兼巡捕以及潮桥盐榷等。其二哥来粤之后,潮桥盐榷便“邀兄代往主之”。赵新曾因“刻下机遇颇难”,担心赵凤章没有谋食之地,当得知“承卿二弟兹已得馆潮阳”,不禁为他们的兄弟友爱之情而感动,因为其时赵凤昌尚有欠债在身。得差、迎养、完婚无论办哪件都“谭何容易”,19但赵凤昌不仅一举完成,还为哥哥解决了衣食之忧。这一方面说明入张之洞幕给他带来了比较丰厚的回报,让他摆脱困境;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有很好的把控和预期。
清代名幕汪辉祖曾论主幕关系云:“宾利主之修,主利宾之才,其初本利交,第主宾相得,未有不以道义亲者。”20张之洞与赵凤昌的遇合类似于此,“其初本利交”。前者需要后者办事,后者则借此救贫,双方各取所需,为互利关系。然赵凤昌很珍惜这个得差机会,而这个差使恰好在他能力范围之内,适合他来从事,他勤勉敬业、严谨周密等特性深为张之洞激赏,诚如赵新所言“弟为当辖器重,咸称为少年老成”。21由此,主幕相得,关系融洽,双方以道义亲。张之洞对赵凤昌的信任和器重表现为不仅仅是让他兼差,还能听取其建议。比如据赵凤昌自称辜鸿铭和王孝祺二人都是他推荐给张之洞的,前者为张之洞幕僚,“任邦交诸务”;后者率兵援越,取得谅山之捷。22当然,更重要的是,张之洞通过多次保举,使赵凤昌由捐纳县丞升为候补知县。光绪十二年(1886),张之洞即将赵凤昌列入创办两广电报出力人员保案内,奏保以知县留省补用。三年后,在《候补知县赵凤昌甄别片》中,张之洞称:“前准吏部咨,凡劳绩保举应须甄别人员,均令该督抚详加试看。在省人员,以保案奉文之日起,扣满一年,分别奏知甄别后,方准按班补用”,遵此办理,则“候补知县赵凤昌,年壮才优,办事稳细,业经详加考察,照章考试,堪以本班候补”。23由此可知,赵凤昌能获本班候补知县资格又与前一年张之洞的保举有关。
张之洞保举赵凤昌的评语是才能优异,办事稳细,与上述赵新谨慎周密、庄重老成等说法不谋而合。就此可勾勒出赵凤昌的性格特征:细心踏实、精明能干、稳重可靠,而这些有的能弥补张之洞个性之不足,有的为他日常生活、行政所必需。试举两例时人的记载以资佐证:其一言赵凤昌之所以能得到张之洞的亲信,是“因为他记忆力极佳,之洞办事没有一定时间,有时正在办公事文书的时候忽然睡着了,又忽然想到要检查书籍;有时正在看书,忽然又想检查档案。只有赵凤昌有此记忆力,替他随时检查。又他对日行公事之来往文件卷宗,往往随手抛弃,事过辄忘不易搜寻。只有赵凤昌能替他整理安排,井井有条,一索即得”。另一云内阁学士吴郁生曾有公事到湖北督署拜访,张之洞“以老友也,故不拘常礼,一面剃发,一面畅谈,不料尚未及谈正经公事,而张已昏昏睡着了”,这时侍列外厢的赵凤昌见状,“即走过去以双手托住其头,一动都不敢动,约一小时之久,香涛醒了,赵巡捕老爷方才退出去”。为此,吴郁生非常感慨,对人言:“吾一世做的京官,没有机会尝尝做督抚的滋味。做督抚,可以用文武巡捕侍奉在侧,像赵凤昌之服侍张香涛,吾真正羡慕呀。”24
晚清时期张之洞以起居无节、号令不时出名,其幕僚陈衍曾撰《书张广雅相国逸事》,说他一天分两天用,凌晨起来批阅文书,通常上午见客,午饭后即睡;至晚上十时左右起来,仍批阅文书、见客,到半夜子时而罢,然后吃饭、睡觉,“悉如日中”。25像他这样昼夜颠倒,僚属深以为苦,但赵凤昌却能适应他的生活习性,“侍之终日,虽深宵不离”,26且细致周全,服务到位,自然成为其身边必不可缺之人。因此,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时,特奏调赵凤昌随往赴任。在奏片中,他盛赞“广东候补知县赵凤昌,志洁才敏,办事诚实,心精力果,通达时务,于电线事宜及外洋军火,最为考究精细”,27是其急需的人才。果然,“张之洞在鄂,要事皆秘商竹君”,赵凤昌因此炙手可热,其门如市,颇为招摇,“忌之者乃为‘两湖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语,书之墙壁,刊之报章,童谣里谈,传遍朝野”。28结果光绪十九年(1893)两人同遭弹劾,赵凤昌受到革职回籍处罚,不得不离开张之洞幕府。
一般来说,主官和幕僚投缘,相处融洽,实可遇而不可求,非常难得。但清代的幕业规范是即使主幕“交至忘形”29,关系非常亲密,作为官之辅佐的幕僚也不能忘乎所以,更要自律自控,避嫌远疑,以免瓜田李下,受人指摘。赵凤昌却得意忘形,不仅利用权势“为人营谋差缺”,而且“与在省寅僚广为结纳”,“以致物议沸腾,声名狼藉”,30从而被朝廷惩处,断送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由幕而官”之路,可谓咎由自取。
三 离幕之后
晚清是个幕僚的时代,由幕而官是当时最为风行的仕宦捷径,许多名臣大员都起家幕僚。赵凤昌就职于张之洞幕府,又深得张之洞的信任,前景一片光明。他的亲朋好友都对他期盼甚殷,以为他飞腾在望,堪当大任。但突如其来的参革断送了他的官场梦,给他带来沉重的打击。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历史又赋予他一个新的机遇,这就是甲午战争的爆发。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来说是奇耻大辱,但就赵凤昌而言,是个新的人生起点。这一年,他因养病来到上海定居。
上海自开埠以后,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已成为一座闻名世界的工商都市。1893年,公共租界举行纪念上海开埠五十周年庆典,有一幅标语就写着:“世界何处不知上海?”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在纪念会上发表演讲,也得意地指出上海发生的巨变:“煤气灯和电灯照耀得通明的房屋和街道,通向四面八方的一条条碧波清澈的水道,根据最良好的医学上意见而采取的环境卫生措施。我们为了与全世界交往而拥有轮船、电报、电话;还开办了外国发明创造的棉纺织厂、造纸厂、缫丝厂。”31可见,此时,上海不仅经济发达,商业繁荣,而且信息灵通,中外交流方便。恰在此时,甲午战争爆发,战争需要物资,需要信息,正在积极备战的张之洞便立即请刚刚离开其幕府的赵凤昌,利用上海的天时地利继续为他搜集情报、购买枪械,并配备专门密码,方便赵凤昌直接与他联系。这样,赵凤昌又为张之洞所用,成为其“坐沪”,32两人电报往来频繁。单从赵凤昌这边看,有时一天发电数次,有时一天一次,频次极高,数量很多。分析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居间联系,代为购买外国军械;二是密探各地情形;三是关注战争进程,提供相关动态;四是出主意,提建议;五是推荐人才。33
由此可见,赵凤昌虽然不在张之洞幕府中,但张之洞仍对他很信赖,委以重任,而赵凤昌不仅认真操办张之洞所交待事务,处处为其着想,谋求利益最大化,而且还能注意考察上海及其周边的人事和安全状况,搜集各种情报,从中发现有用信息,乃至问题和隐患,主动及时请示报告,并提出应对思路和解决办法,这些大多切实可行,往往被张之洞付诸实施。正因为赵凤昌的意见和看法很受重视,在张之洞面前说得上话,所以一些江苏官员碰到问题,不敢向张之洞禀告,就请赵凤昌代为转达。据郑孝胥观察,这个时期的张之洞对赵凤昌仍然“昵之,所言多从”,所以一些江苏官员依附赵凤昌,借此拉帮结派,干预南京官场的人事任命。如沈瑜庆本想以郑汝骙为筹防局提调,但前提调程某通过关系得到留任,他“度程必缘赵而至者”,因为依附赵凤昌的沈敦和也不希望郑汝骙任提调。34上海的洋人及绅商也很愿意走他的门路,做生意。精明的赵凤昌趁此机会与中外绅商密切交往,建立长期联系,为自己经商提供方便。如此一来,赵凤昌很快就在上海打开局面,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尤其状元实业家张謇对他很尊重,两人关系笃厚,35 更使他跻身东南精英行列,社会地位很高。
赵凤昌一方面经商,投资上海绅商兴办的实业,另一方面与他们时常来往,各方面利益渐趋一致,有着共同的政治经济诉求,体现在他们都支持光绪帝主持的变法维新。戊戌政变后,赵凤昌特别担心外国干涉和光绪帝安危,与张之洞多有电报往来,提供各种信息。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十二日,他甚至致电张之洞,建议联合刘坤一上奏保全光绪帝。36但张之洞“始诺而中悔”,“削其名勿与”,这激起了刘坤一的果敢与豪气。他说:“香涛见小事勇,见大事怯,姑留其身以俟后图。吾老朽,何惮?”遂分别致电荣禄和总理衙门,希望“我皇太后、我皇上慈孝相孚,尊亲共戴,护持宗社,维系民心”,迫使慈禧太后暂时停止废立的计划。37
张之洞的明哲保身使赵凤昌一改以往对张之洞的依赖,不再仅仅是其“坐沪”,而开始有自主意识和行动。一年多后,清廷正式下诏立储,史称“己亥建储”。消息传到上海,“一时绅商士庶纷然哄动,皆谓名为立嗣实则废立”。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乃领衔1 231名上海绅商联名电禀总理衙门,恳求奏请光绪抱病亲政,不要退位。38此举引起深宫震怒,欲查拿经元善。赵凤昌是经元善好友,赞赏其行为,帮助他出逃。奉命捉拿经元善的盛宣怀认为赵凤昌有袒护之嫌,威胁要弹劾他,赵凤昌毫无惧色地说:“予已无可参劾矣。”后他也拒绝了两江总督鹿传霖请他诱劝经元善回沪的要求。39这是赵凤昌第一次亲身经历重大政治事件,表明他已可以摆脱张之洞的影响和卵翼,而独自参与政治,表达诉求和主张。在随后的义和团运动、清末立宪运动中,他参与发起东南互保,要求改革政体,实行宪政,即是明证。在这些关系晚清政局的大事中,他所表现出的胆量见识、谋划之才不同凡响、有口皆碑。因此,他一跃而为东南社会的核心人物,黄炎培曾说清末民初四十年间,东南有大事,必与赵凤昌有关。40当然,他之所以能够如此,主要是受益于张之洞,一方面是背靠大树好乘凉,另一方面他也确实在为张之洞做事过程中得到各种历练,增长了才干和学识。
四 以道义交
张之洞与赵凤昌的关系可谓亲密无间,前面业已详论,不过基本是作为幕僚的赵凤昌对张之洞的各种佐助和付出,那么张之洞是如何对待赵凤昌的呢?主要可从两方面来看:
其一是积极为赵凤昌挽回声誉,开复原官。对于赵凤昌被罢归,张之洞耿耿于怀,经常为他“稍剖冤抑”,“使人多知其白”,还多次劝他无论将来出山与否,为了面子也要“先将功名开复”,但赵对功名利禄已失去兴趣,认为“反不如在沪经商糊口,较为得计”。41张之洞见劝告无效,转而积极为他创造开复机会。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一月二十二日,张之洞致电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托其“就近委派一事”给赵凤昌,盛宣怀当日回电:“必当设法位置。”光绪二十七年(1901)盛宣怀出任商约大臣,张之洞再次致电他,请务必为赵凤昌“委派一事,以为将来开复之地”,盛宣怀依然马上应允。42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京汉铁路开保案请奖,盛宣怀即将赵凤昌列入保案内,赵凤昌获悉后,予以婉拒,并于十一日密电张之洞代为推辞:
密。昨○谈及京汉路工即开保奖,并即交部。昌历年糜费薪水,借以挹注,已深惭感,保奖则万不敢受。思年已五旬,病断未愈,无可希望,不如另奖有功可资鼓励,切勿以有用之功名奖昌病废无用之人,务祈俯鉴真忱,并告○切勿以昌列奖,曷胜万祷万感。昌禀。真。43
电文中的○代指盛宣怀。张之洞接电后,觉得京汉路工关涉三省,列保必多,赵凤昌恐难得到优奖,便爽快答应其请求,致电盛宣怀照办。同时因为赵凤昌前年已辞去商约随员之职,又电盛宣怀补发委任状,“先行咨部立案”。办妥这些事后,张之洞致电赵凤昌说,准备将他列入商约保案,因为“商约案内列奖最好”,“此事千万不必再辞,进退一切仍可自主,无碍阁下寓沪养疴、淡泊谦退之本怀也”。对于张之洞的关怀备至,赵凤昌心存感激,但仍坚辞不受:
密。真电谨悉。昌破甑不顾已十余年,绝意进取久已内决,无论何案均不愿列保。○处今日复往辞绝,务望宪台曲谅。昌禀。元。44
上述电文中的○仍指盛宣怀。鉴于赵凤昌绝意进取的决心如此坚定,张之洞只得尊重其意见,没有再勉强。但他的一再努力不是徒劳的,后来也收到效果了。宣统三年(1911)三月,奉任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奏请开复赵凤昌原官,调东三省供其委用,得到清廷谕允。尽管最终赵尔巽礼聘赵凤昌未果,但帮他开复原官成功,办到了张之洞没能办到的事。此事经媒体报道后,进一步提高了赵凤昌的知名度,扩大了其影响力。赵凤昌非常兴奋,特地将题为《赵凤昌开复原官》的报道内容从报纸上裁剪下来,精心收藏在其私人档案《赵凤昌藏札》里。
其二是关心赵凤昌的日常生活。这可从《赵凤昌藏札》中所收张之洞致赵凤昌函电窥其一斑。这些函电共10封,赵凤昌细心地将它们编在一起,可能就是为了集中展示张之洞对他的关心和厚爱。45第一封是这样的:“两书、叠电均悉,知已抵长安为慰。儿子同行,诸荷关照,感谢。仆以秋闱益加见迫,一切见闻望详晰函知,交去人带回,愈详愈佳。阁下事毕可从容料理南还,如欲回常州省亲,无妨一往,不必勉强赶回,切嘱。此间公事固繁,足下到江南亦不易,无不相谅也。尊寓屡遣人候问平安,勿念。即颂觐喜。竹君明府。洞再拜。”46光绪十四年(1888),赵凤昌赴京引见,这一年也是乡试年,张之洞儿子回原籍直隶参加乡试。乡试一般在八月初举行,因此可推断该信写于六七月。赵凤昌与张之洞儿子共同北上,一路照顾,并不时向张之洞汇报,因此张之洞回信表示感谢,并请他详细了解即将举行的乡试有关情况。同时张之洞还很贴心,主动给赵凤昌探亲假,让他引见南还途中回老家常州省亲,而赵凤昌在广州的家,张之洞则随时派人问安,请他不要挂念。可见,张之洞对赵凤昌也非常照顾,考虑周到。
其余9封无确切年份,与赵凤昌随张之洞赴鄂担任幕僚时所生一场大病有关。后来屠寄致赵凤昌的一封信中曾忆及:“阁下自往年在鄂得虚弱贵恙,积久始瘳。”47可见他得的是虚弱症。张之洞这些信写于光绪十七年至十八年(1891—1892)间。48有一封说:
新居前临绿野,后枕平湖,清旷不嚣,于消暑养病极为相宜。阁下自住电局,事多不顺,万万不可久寓。本月十六日最吉,似可即定计速迁。一入新宅,贵体必然大健矣,兹遣梁委员往达意。手此,布候竹君大令愈祉。洞拜书。初十日。 移居可托亲友相助,不必自劳。49
根据上述内容,该信应写于光绪十七年夏天。赵凤昌此时住在武昌电报局,但似乎风水不好,“自住电局,事多不顺”,还患病。因此,张之洞建议他尽快搬到新居,并帮他选定了吉日,还提醒他搬家可请亲友帮忙,无需自己动手,以免加剧病情。紧随这封信之后的信仅寥寥数字,“东参一两一钱有奇,去冬谭文帅所赠”。50谭文帅,指陕甘总督谭忠麟。从文意看,似乎是张之洞将谭忠麟所赠东参转送赵凤昌滋补身体。
其余几封有关赵凤昌生病的函电,应写于光绪十八年初,赵凤昌久病将愈,张之洞嘘寒问暖,关怀备至,罗列如下:
人回,并读来电,知清恙未愈,虚弱已极,系念之甚。闻尊体并不发烧,亦不畏寒,且有汗,但患心跳。果尔,似无外证,不如不服药,静养为妥。若误表,转不妥。柴胡桂枝,千万勿轻用。刻下情形若何,洪大使若在寓,可令洪复一电。正月十二日戌发。
闻尊体今日稍愈为慰。心气过虚,何不服桂元汤,此治心慌最有效。小水不利,乃心经震动所致,非邪热也。如虑桂元性热,可少饮数口,心内觉舒畅安定,即多饮;如觉滞腻不消,即止。此乃食品,当无大碍,何不姑试之。洪大使复。壶。
今日当更见好,睡安否,食增否,服何药,情形若何?洪大使即复。壶。正月十四日戌发。
大风寒甚,足下病体新愈,出门恐不相宜。明日暂不进署,俟晴暖再来,但作手札数行,以慰悬念可也。壶。51
据上可知,这次赵凤昌患病严重,张之洞像对待亲人般关心,不仅派人看望,而且连续几天每天都致电了解病情,提供各种建议和意见,并且叮嘱他暂不急进署办事,等病好透之后再说,体贴之情流露于字里行间。
从张之洞日常生活中对待赵凤昌的态度和情感,可以看出张之洞并非只知索取不知回报的幕主,他需要赵凤昌的辅佐,但待赵凤昌也不薄,他们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有来有往,投桃报李。正是基于这种知己般的关系,他们的主幕感情深厚而持久。上文已揭示,在赵凤昌被革职回籍后,他们的主幕关系仍旧维系着,赵凤昌继续帮张之洞办事,张之洞也竭力为赵凤昌谋利益,除委派差事外,也给赵凤昌经商创造机会和条件。虽然不知赵凤昌做的是什么生意,但从他为张之洞购买机器军械来看,显然他也是红顶商人,有一部分业务是为地方政府采购做中介。正因为此,赵凤昌获利颇丰,其能投资各种实业,并在上海南洋路购地建造惜阴堂就是最好的例证。
五 永远的幕主
赵凤昌从一个读书不多的普通幕僚成功逆袭为东南精英,对清末民初政局颇具影响力,这固然与他灵活机敏、勤勉努力等自身素质有关,但若没有张之洞的提携与帮助,很难达到这个高度。因此,他对张之洞非常感激,将其当作自己的最后一位幕主,后来清末民国不少政要纷纷向他伸出橄榄枝,请他出山相助,都被他婉言谢绝了。52
宣统元年(1909)八月二十一日,张之洞病逝,因材料缺乏,不知道赵凤昌作何反应,但他第一时间就收到张之洞身边幕僚张曾畴的讣电,并于第二天去同为张氏幕僚的郑孝胥家,告知“南皮已于廿一夜亥刻薨”的噩耗;第三天,他又去郑家,拿张曾畴的讣电给郑看。53随后,张曾畴又致函赵凤昌,详告张之洞去世前最后几天的概况,并先寄张之洞《广雅堂诗集》及遗折两份,随后再寄五份,以便他“分赠诸同好”。54郑孝胥得知后,于九月二十日上午去赵家,“携归《广雅堂诗》及遗折”,还从张曾畴给赵凤昌的信中得知诗集乃张之洞“病中手定之本”,其得病致死的原因是与监国摄政王载沣“力争三事,一朱恩绂、二唐绍仪、三海陆军大元帅也,因此咯血失眠,以逮于卒”。55
张之洞甫死,其门生故吏即设立广雅书局,着手整理他的遗著。但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参与人员或死或走,“书局亦撤”,许同莘“乃发愤自任”,主持其事。据其披露,张之洞督粤时的奏议、公牍就是赵凤昌所编,后者“分咨札、批牍、谕示三类,最为允当”。56所以,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全书》时经常向赵凤昌求助或请教,如张之洞督粤电稿已散佚不存,当他得知张之洞幕僚王秉恩藏有副本时,便请赵凤昌帮忙借用,“闻王雪岑先生处藏有文襄旧稿一箱,先生现住上海,拟恳我公代为询商,将此稿觅便寄京,如未便割爱,尽可俟寄京后抄录副本,将原稿奉缴,绝无遗失。异时全书告竣,谨当刊列大名以志勿谖”;张之洞奏稿编竣,他将所撰叙例一篇寄给赵凤昌,请其指正,“如有不妥处,敬祈训示,俾可应时改正,此非一家之言,多一层推敲,即少一层指摘,务望鉴此下忱,勿吝指教,无任感叩”。57此外,一旦对张之洞的文稿有疑问,许同莘也会不时向赵凤昌讨教。为此,他曾感慨地说,张之洞资料“搜采綦难”,犹幸赵凤昌等少数老辈“享有大年,得以就正”,并特别对“赵先生多所指示而不欲著姓名”表示敬意。58
编张之洞遗集还面临出版的问题,张之洞孙子张厚璟兄弟提议由商务印书馆刊印,商务印书馆也很有兴趣,积极争取。因为赵凤昌一直跟许同莘有联系,了解张之洞集编撰情况,又与同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是好友,所以他成为双方沟通的桥梁,一些具体要求都通过他来转达。许同莘方面要求采用雕版印刷,赵凤昌遂告知张元济,张表示无法办到,一方面致信赵提出用纸版或铅版替代:“谨悉文襄集既欲用木版,敝处自无能代办,然可制纸版,如收藏得法,亦可留一二十年;若铸成铅版,则寿必逾于梨枣。敝处近更制仿宋字模,更为古雅,似不让于雕本也。能否再商,乞核” ;59另一方面为表示诚意,他命人用“新仿宋铅字排《张文襄奏议》”,自认为“极精美”,并寄给许同莘看。于是,许亲自来上海拜访张元济,“托将《文襄全集》另打样张,重行估价”。60事后,张元济致信赵凤昌,言及此事:“许君溯伊已来,嗣傍晚已经晤面。文襄全集排印事,据述此时尚难定局,姑拟定版式、价格,归再与君立商也。”61许君溯伊即许同莘,君立是张之洞长子张权的字。可见,如何刊印张之洞遗集决定权在张权手里。
回北京后,许同莘向张权汇报与张元济面谈情况,顺便说到赵凤昌为张之洞集付印一事 “极力赞成及磋商曲折情状”,张“甚为满意”。然而,没多久,有人怂恿张权说“与其令商务印书馆专利,不如筹款自刻之善”,他被说动了,遂改变主意,不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张元济请赵凤昌帮忙联系张权,仍无济于事,只好作罢。62后张权通过集资,先以聚珍版印行《张文襄公电稿》《张文襄公奏稿》《张文襄公公牍稿》《张文襄公函稿》,合称《张文襄公四稿》;再用雕版刊行《广雅堂骈体文》《广雅堂散体文》《广雅堂杂著》三种,合称《广雅堂集》。至此,许同莘经过十余年时间编撰的《张之洞全书》告成,著名史家金毓黻高度评价该书“搜罗既备,撰次亦有法”,“又能精于去取,条理秩然,此真难能而可贵也。……文襄九原有知,为之瞑目矣”。63。确实许同莘费尽心血的努力不仅得到张之洞家属的肯定和赞赏,而且使张之洞著作的整理成为一项薪火相传的事业,不断激励后人予以增补完善。迄今为止,张之洞全集共有四个版本行世,大概是中国近代名人被编纂全集次数和版本最多的一位。64
回顾《张之洞全书》历经曲折的编撰出版过程,许同莘感慨地说“斯役幸而就绪”乃张之洞“忠诚感人,身殁之后,犹有人乐为尽力若是”的结果。65诚然如此,赵凤昌就是受张之洞知己之恩,乐为辑其遗集行世而尽力的人之一。不仅如此,他还珍藏张之洞遗墨,经常出示友好,共同追怀故幕主的德行功业。一次,张之洞友人王仁东在赵凤昌处见到张的遗墨,深感荣幸,特赋诗一首以志眼福:
中外宣勤四十年,丹心耿耿九霄悬。
运筹尽呕生前血,展卷犹留死后缘。
潞国精神叹观海,鄂公毛发画凌烟。
侍谈隅坐追陪日,垂老无成更自怜。
诗前小序云:“望后三日,偕宣甫内弟访赵竹君。竹翁出示张文襄公巨册,皆文襄外任时电疏手稿。竹君爱重墨迹,寸楮零笺均什袭珍藏,可敬也。”66
郑孝胥曾参加过一次赵凤昌为纪念张之洞冥诞而举行的家宴,也目睹了张之洞的遗墨。这天是1914年9月22日,阴历八月初三日,张之洞78岁冥诞。郑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这次“为张之洞寿”的活动:“是日为张文襄生日,赵设南皮像,以所收南皮手稿、奏牍、电报数册及阎文介、潘伯寅以下数十人与南皮往来信札十余册列于案头,恣客览之。”67张之洞是1909年去世的,时隔多年,赵凤昌仍难以忘怀,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感情真挚浓烈,仪式感很强。这是他们主幕情深的生动写照。
有人评价赵凤昌在辛亥期间的表现,说他“交结当路,推挽逢源,附趋时会,公私两得。兼以熟练世故,精娴吏事,虽不读书,其智术亦足以震耀一时。犹是两湖幕落之故智,橘逾淮而为枳者也”。68其实不仅辛亥时期,自离开张之洞幕府后,他都是用“两湖幕落之故智”行事,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给人留下足智多谋的深刻印象,很多人跟他畅谈后,都不仅很有收获,而且佩服其宏论。因此,可以说与张之洞的幕缘磨砺了其为人处世风格,成就了他后来的传奇人生。
注释
1众所周知,赵凤昌是张之洞的亲信幕僚,关系非常密切,但至今尚无以他们主幕关系为题的专门研究。一般将他们放在一起讨论的,要么是有关赵凤昌的研究,要么是有关张之洞幕府的研究,均各有侧重,没能充分论述。加上赵凤昌生平资料较少且分散,因此已有研究很不全面,同质化较高,如赵凤昌被参革始末总是被一论再论,其他的像赵凤昌是何时进入张之洞幕府的,和张之洞幕中关系到底多密切,为什么他会被参革出幕,离幕后和张之洞如何保持关系等,基本无人谈及。近年来,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和出版,局面有所改观。如孔祥吉利用《赵凤昌藏札》等资料对赵凤昌与张之洞关系及罢官原因作了比较深入的考察(《评一代奇人赵凤昌及其藏札》,《学术研究》2007年第7期);李志茗通过整理《赵凤昌藏札》,并辅以其他各种资料,写成《赵凤昌身世及其幕僚生涯》(《复旦学报》2017年第2期)一文以及《赵凤昌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一书,这些都为本文的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张廷玉:《澄怀园文存》第4卷,光绪十七年云间官舍重刻本,第14页。
3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薛福成曾作《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记述曾氏幕府人物。见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3—216页。
4刘禺生撰,钱实甫点校《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8页。
5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40、41页。
6《张之洞督广咨札》第1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档案,档号:甲182—196。转引自王勇:《张之洞督抚幕府及地方新官僚体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06年,第53页。
7《张之洞督广咨札》第1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档案,档号:甲182—196。转引自王勇《张之洞督抚幕府及地方新官僚体系研究》,第54页。
8李志茗:《赵凤昌评传》,第239—240页。
9详参李志茗《赵凤昌身世及其幕僚生涯》,《复旦学报》2017年第2期。
10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第8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页。
11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第8册,第225页。
12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第9册,第154、135—136页。“□”为暂未能认出的字。
13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第6册,第319页;许同莘:《公牍学史·自序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14赵凤昌:《恭述先训并书族叔诸昆季事略稿》,《武进青山门赵氏支谱》第5卷,民国十七年崇礼堂刻本。
15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第9册,第162、157页。
16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第9册,第177页。
17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第9册,第154、184页。
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1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207页。
19赵凤昌:《恭述先训并书族叔诸昆季事略稿》,《武进青山门赵氏支谱》第5卷;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第9册,第179、197页。
20汪辉祖:《佐治药言学治臆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7页。
21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第9册,第179页。
22赵凤昌:《国学辜汤生传》,《人文》月刊第2卷第4期,1931年;《纪甲申中法战事冯王关前谅山之捷》,《人文》月刊第2卷第9期,1931年。
23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1辑第135册,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438页;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2册,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页。
24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第93页;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120页。
25陈衍撰,陈布编《陈石遗集》(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2页。
26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第117页。
27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306页。
28刘禺生:《世载堂杂忆》,第64页。
29汪辉祖:《佐治药言学治臆说》,第 27页。
30《军机处录副》,03—9379—051,缩微号:671—190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茅海建《戊戌前后诸政事(上)》,《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4期。
31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王菊、赵念国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页。
32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23页。
33李志茗:《赵凤昌何以名动东南》,《史林》2017年第1期。
34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1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57页。
35冯耿光:《廕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62页。
36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第227页。
37胡思敬:《国闻备乘》,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58页;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3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15页。
38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1页。
39赵凤昌:《经莲珊电请收回立大阿哥成命》,《人文》月刊第2卷第6期,1931年。
40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28页。
41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第9册,第472页;第2册,第576—577、575—576页。
42李志茗:《幕僚与世变——〈赵凤昌藏札〉整理研究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88页。
43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第4册,第109页。
44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第4册,第108页。
45这些函电笔者已经整理发布,见李志茗《幕僚与世变——〈赵凤昌藏札〉整理研究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84—288页。
46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第9册,第291—293页。
47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第4册,第559页。
48《赵凤昌藏札》收有杨锐致赵凤昌信11封,其中5封与赵凤昌这次生病有关,而这5封正是杨锐光绪十七年至十八年间为张之洞湖广总督府幕僚时所写,可与张之洞的信相印证。
49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第9册,第296—297页。
50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第9册,第298页。
51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第9册,第301—305页。
52详见李志茗:《赵凤昌评传》,第7—10页。
53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第1210页。
54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第7册,第130—131、145、149页。
55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第1213页。
56许同莘:《编辑张文襄公全书叙例》,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5页。
57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第1册,第250—251、244—245页。
58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凡例》,第1页。
59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第8册,第48页。
60《张元济全集》第6卷《日记》,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99、210页。
61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第8册,第49页。
62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第1册,第240页;第8册,第50页。
63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2904页。
64这四个版本分别是王树枏编《张文襄公全集》(北平文华斋1928年刻本),甘鹏云校勘《张文襄公全集》(北平楚学精庐版1937年印本),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随着张之洞档案的整理出版,再出新版本也不是没有可能。
65许同莘:《编辑张文襄公全书叙例》,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10页。
66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第4册,第332页。
67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第1531页。
68程沧波:《沧波文存》,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