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有的微薄的梦想

农民的话题总是沉重的。未及行文，我的眼眶就湿润了。

眼下正及年关，在城里打工的农民朋友已经或者正要陆续地踏上回家的路程。他们离开家一年了，对于尚未启程的农民来说，此时思乡之情魂牵梦绕，急迫心情自不待言；他们劳苦了一年，以极其微薄的收入，或许正盘算着：交小孩的学费、村里的税费，给老人治病，整修房屋，购买种子、化肥……。可是，此时一个晴天霹雳，许多人得知拿不着工钱！

这些农民的心理能承受得住吗？他们抛妻别子，在城里受尽了白眼，甚至随时可能被抓、被谴回，干了城里人往往不愿意干的最脏最累的活；如今，却拿不到血汗钱，他们仅有的微薄的梦想也要破灭。

由此，很可能酝酿出仇视城市、对抗社会的情绪。从频繁传出的民工暴力犯罪证明了这一点。

犯罪固然是不可原谅的，因为法律无情，但整个社会是不是也应当反思一下：人是社会的产物，社会乃至我们每一个人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是不是应当多一份关爱，不能寒了原本善良的同胞的心？社会是不是应当有一个合理的制度安排，保证社会正义与公平的实现？城市是不是应当建立一个有效的预防机制，防止偏差行为的发生，避免把“外来人”步步逼上了绝路？

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有不同层次的需要，包括生理、安全、情感、尊重、自我实现的需要等。我们许多农民工在种种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又被恶劣的、至少是不负责任的老板剥夺了其最低层次的生活需要的满足能力，由此可能产生的激烈的反应对当事人而言诚然是巨大的不幸，对整个社会来说也将是莫大的悲哀。

社会的责任

现实的中国，城乡差距依然很大。没到过农村或者不了解农村现状的人可能不能想象这样的情况：除掉沿海一些地区之外，许多地方农民的收入微乎其微。种地亏本，闯城市又举目无亲，身无一技，遭尽白眼。大多数地方的农民也没有社会保障，享受不到国民待遇！有些农民患大病就不治而亡，或者导致家庭负债累累，生活极为困难。

许多农民陷入了疾病、贫困与无助。

要改变农民的处境与命运，不仅需要农民自身的努力，也需要唤起城里人以及整个社会的责任意识。

农民曾经和现在为中国承受了太多、为城里人牺牲了太多：且不说建立新中国靠的主要是农民，也不说1978年之前，为了支援工业化，农民交义务粮、低价粮，损失7000亿元以上，单说1978年之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农民进城务工，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没有农民的吃苦耐劳，也就没有今天大城市的繁荣；君不见立交桥，座座都是农民工在建造！高楼大厦，幢幢都是农民兄弟在挥汗如雨！尤其不应该让农民承受的是，为了保证城市里的义务教育，我国农村的教育经费基本都靠自筹，都靠从农民那儿收费！按朱总理的说法，各种税费，“大约一年从农民那里拿走了1200个亿，甚至还要更多”。

经济学家刘易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与“传统”、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均衡的状况，提出了“二元结构”的概念，不幸的是，我国部分农民正成为这种畸形二元结构的最大牺牲品！特别是，几十年来，刚性的户口制度一直强化着这一不合理的现实，维护着城里人的既得利益。

城里人在享受着既得利益的时候，是不是也应当想到承担更多的责任？

实事求是地说，城里有关部门在保障农民工的权益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我认为远远不够，还可以再多做一些事。这些事实际上不是对农民工的恩赐，而是为了城市自身的发展，为了改善城市的形象，也是为了实现社会的正义与和谐，是为了贯彻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思想。譬如当局可以在完善劳动用工制度、建立平等劳动与参与的机制、赋予弱势群体以工会等组织资源、简化工钱追讨程序、加大对恶意拖欠工资的惩处力度方面有更大的作为。

甚至我设想，为什么不可以把对农民、农民工的处境的改善作为衡量各级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他们道德水平与工作能力的指标？

因为我相信，保护农民工的利益，事关中国发展的全局；拖欠、克扣民工的工钱问题，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

呼唤良心<、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