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8年自由主义大规模兴起之前，尤其是八十年代，李泽厚是中国思想界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的思想观点，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思想界的基础。原因倒不是李泽厚多么优秀，而是他涉及的话题之广，远远超出了“文革”结束后的八十年代大多数思想者的关注范围。甚至也不是李泽厚的直接影响，而是相关观点的代表性。我们当能透过李泽厚几个浪漫主义和似是而非的观点，看到主导中国走向的那群人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第一个似是而非之处是“传统文化的转换性创造”。因为是祖宗的，就要坚持，至少部分坚持。这是五四以来多少代知识分子的民族信仰所在。和几乎所有文化保守论者一样，李泽厚都是在高校和报刊上、而不是在宗祠里和大家族里改造儒家的传统文化的。
没有美国主导的民主化改造，日本不会那么容易建成宪政民主。韩国很难说是儒家文化圈的，对它在文化上影响最大的，与其说是儒家，不如说是基督新教和天主教文化为主导的普世价值。新加坡虽然曾经鼓吹亚洲价值观，但是作为一个小国，且不说对中国没有多大的样板意义，而且也很难说是儒家文化圈的。总之，这些国家其实都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
尤其是台湾，被作为亚洲自由民主的灯塔，也被认为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变”的典范。台湾模式是华人自由派改革派学者的精神支柱、集体信仰，事关重大。应当被认真分析。
一、且不说各种政治哲学话题，国民党高层精英深受西方文化影响。1949年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带去了150万的国民党党政军精英。这些人肯定不全是传统文化的好孩子。譬如蒋介石宋美龄家族是基督徒，对台湾的稳定很有帮助;后来的李登辉也是一个基督徒身份的总统，对台湾政党轮替起了重大推动作用。与其说台湾民主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变的结果，不如说台湾民主是台湾社会、中国文化大部分西方化、部分基督化的结果。当时中国大陆四万万五千万的人口，就过去了150万精英。我们不能说留在大陆的人都是笨蛋，而是说至少中国大陆的很大部分精英都到台湾去了，这才促成了华人世界的民主化奇迹的人才基础。
二、台湾的发展不能不考虑到地缘政治环境。国民政府的整体亲美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常识。蒋介石去世的时候，“中华民国”还没有和美国断交。伴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是中美的建交，在艺术界流传一个说法，当台美断交的消息传到台湾后，一些艺人就和他们的朋友就抱头痛哭。例如，罗大佑，是国民政府时期的异议人士。正如罗大佑自己说的，“蒋经国在一九七八年晚上两点多被告知美国与台湾断交，同一时间中美建交，这个情况就像亲爱的女朋友忽然变成死对头的女朋友，那是台湾风雨飘摇的时代”，“七○年代末应该是台湾有史以来最风雨飘摇的年代，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忘记那个年代对我们心理造成的创伤到什么程度，因为，大家都想忘记。我觉得那是一种负面的音乐性，在我们的潜意识里生根”。
艺人的自我介绍很性感。胡适和储安平都曾经说和国民党在一起是自由的多少问题、和共产党在一起是自由的有无问题。在这个命题上，台湾朝野有共识。面对比台湾幅员辽阔数百倍的中国大陆、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大陆高速发展的压力，无论多么希望独立自主，多么反感基督教、支持中国本土化的佛教，为了在台湾保存自己的政治利益，国民党的领袖人物蒋经国都不能不审时度势，讨好美国人，加入西方自由民主“大家庭”，走开放党禁报禁、落实宪政民主和政党轮替的路。即使到了今天，台湾民主改造成功了，还不能不考虑中国大陆的巨大压力。我相信，只要中国大陆还在，国民政府的实际控制土地不扩大，台湾就不能不走宪政民主的路。这种优势，大陆的民主转型再羡慕也没办法。这与传统文化毫无无关。
三、台湾本土南部的美丽岛党人和后来的民主进步党人运动，这个因素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变无关。台湾民间运动不是中原气质的。台湾南方民众，深受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这是大陆很难具备的。令人惊奇的是，民进党人，受到了国民党体制内报纸的公开声援。这是因为国民党有派系斗争。在高呼“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中国大陆，我没看到这个现象。共产党也会有派系斗争，但派系都是窝里斗，很少付诸民间、尤其是反对派支持。
四、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台湾的政治体制本身就具备了宪政民主的制度内资源。台湾至少有形式上的独立司法。这个大陆不具备。我分析欧美的民主化转型，有个政治理论叫做“新罗马自由理论”。“新罗马自由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只有城市自治，才能保护市民、联合市民，一起来对抗中央集权。孙中山时代就鼓吹县市自治。在台湾，民进党可以借助县市自治来进行体制内的选举努力，积累选战和执政经验。否则，当时的台湾人民可能连体制内抗争都没有机会去参与，更别说更大的努力。这个是制度性的，与传统文化无关。
传统文化的转换性创造不是自由民主在中国能不能建成的充分条件，也许只是必要条件，也许连必要条件都不是，更不能说是充分必要条件。在台湾，因为曾经参与了，而且看上去的确说服了一些人支持宪政民主，虽然这些人依然只在书斋里鼓吹他们的宪政民主。因此，仍然可以说它是部分的必要条件。但是由于各种因素，应该被转换和未被转换了的传统，并没有在法理和学理上清晰界分。带有传统色彩的负面因素，仍然是阻碍台湾民主良性运行的负面因素。这点我们在一些国民党老人那里看得清清楚楚。在中国大陆，传统文化将起到正面还是反面的效果，效果有多少，关键要看这种转变是口号上的，还是行动上的。
第二个浪漫主义之处是“吃饭哲学”。李泽厚八十年代提出“人类学本体论”，在九十年代提出“吃饭哲学”，认为“首先是物质生存，要使人活着，包括衣食住行和寿命，这就是历史的基本要素，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是精神的东西。我认为这个基本事实，被很多学派、很多学者所忽视，而这正是马克思所注意的。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他们忽略了物质基础，不懂经济，老搞文化批判。所以我讲要回到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坚持我的吃饭哲学”。他说“吃饭”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视人的生存技能，它也是解决其他诸多问题的前提。区别于西方的基督信仰，李泽厚发展出了“乐感文化”和“实用主义”。由此，李泽厚的总体建构思路是把马克思、中国传统思想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思想进行了一个综合，去粗取精，加以改造，发挥成了“人活着的命题”或者“吃饭哲学”。
人是铁饭是钢，吃饭和经济发展当然如此重要。难道西方人不吃饭、不发展经济吗?人仅仅满足于吃饭和乐感文化吗?一个发展了吃饭哲学和实用理性、而且到处宣扬的民族，如何发展出古希腊那样的理性主义、承认古罗马的程序正义、接受基督十字架福音成全了的法治主义，又如何接受英国的普通法思想?反对文化批判，可是他为什么又要鼓吹传统文化的转换性创造?文化和政治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文化又如何去成全现代的宪政民主的政治?
“乐感文化”就是在直觉本能中，凭借个体经验想当然，目的当然是“实用主义”。为了给“实用主义”提出塑造高雅感，美其名曰“实用理性”。可以说李泽厚是个主张传统文化转换性创造的唯物主义者，一个认为吃饭是人生第一要务的启蒙主义者。哪些人有李泽厚精神?在日常生活中，就是那些不思进取、缺乏战略、只为生计奔波的企业主和小市民化、斤斤计较的官僚主义者，以及被这些人剥削压迫的、却没有多少权利救济机制的底层人。
第三个浪漫主义之处是“告别革命”。《告别革命》是李泽厚刘再复对话录的主标题。李泽厚指出：我国二十世纪就是革命和政治压倒一切、排斥一切、渗透一切甚至主宰一切的世纪，他不太相信上层建筑革命、意识形态、文化批判这套东西能使中国问题得到解决;当时(指清末)逐步改革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李泽厚的结论是：要改良，要进化，不要革命;为了十二亿人吃饭，为了经济发展，不论是何种名义，都不能再“革命”了。
“告别革命”与“吃饭哲学”有关系。为了持续吃饭，李泽厚就告别“革命”。列宁说，上层无法统治，下层无法生活，革命就爆发了。用吃饭来否定革命，以一个“本能”来否定另一个“本能”。很多时候，人是为了“吃饭”才“革命”的，也可以为了“吃饭”反对“革命”，或者为了吃饭拒绝“革命”。“吃饭哲学”很无聊，“告别革命”一说却影响深远。
西方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完全风平浪静而来的政治转型。别说法国大革命，已经被一些学者批判得声名狼藉了。革命，该来的时候还是来了，挡也挡不住。基督徒的英国政治家柏克以“反革命”著称，他虽然激烈反对法国大革命，至少还支持了美国的独立建国运动。美国的独立战争是两军对垒的流血战争。后来的南北战争是联邦政府和一个伪立的联邦政府之间的战争。被哈耶克称为“自生自发秩序”典范的英国，还有1640年后开始的清教徒革命，以及后来的“光荣革命”。在温文尔雅的英国革命中，有个国王可怜地上了断头台。无论该不该上，毕竟人家就这样上了，后来接班的英国国王再也不敢轻易大庭广众下耀武扬威了。“光荣革命”比较文质彬彬，可是仍然被称为“革命”。上溯到1215年，没有贵族维权运动的武力震慑，倔强傲慢的约翰王不可能签订《大宪章》这个宪法性文件。今天被认为人类自由灯塔的国家，没有一个宣布告别了革命。台湾也没有宣布告别革命。
革命是需要化解的，是需要创造系统的政治、经济和文件予以避免的，也就是需要国家在细节中发展。李泽厚这样的文化精英主义者，拒绝谈谈论如何在一个利益多样化的时代来规范“公民维权”与所谓“维稳”之间的博弈，拒绝认真思考国家治理中复杂的真实问题。
第四个浪漫主义之处是“救亡压倒启蒙”。这个观点不能说全部为谬论，还有部分的道理。发表于《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李泽厚就已指出“救亡压倒启蒙”乃是给中国“带来了巨大苦果”的重要原因。在这篇文章中，李泽厚也提到了传统文化的转换性创造，可见有他自己的独立的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
这论点看似有很大的道理。近代中国太多仁人志士启蒙的目的，从来就不是维护公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而是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来反对西方的入侵和侵略。效仿李泽厚，2003年去世的李慎之提出了“革命压倒民主”。革命是否有错，我们前面说了。“救亡”有错吗?美国联邦党人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的目的是为了公民权利。看上去他们都希望人类文明，公民权利有保障，国家有尊严。但是对这些价值的先后顺序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人群的基本地盘和精神气质。近代中国的问题，看上去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以一种浪漫主义的“启蒙”压倒另一种浪漫主义的“启蒙”，譬如用“救亡启蒙”来压倒“民权启蒙”。不变的是那颗坚持不懈、无论自己水平如何都奋勇“启蒙”、屡败屡“启蒙”的狂傲之心。
在救亡与启蒙这些政治大话题上，李泽厚的严重缺陷在于：从来没有直面现代国家的政治性。李泽厚眼中只有“吃饭”和“文化”。文化的目的是什么?是吃饭吗?吃完饭之后做什么?继续文化和“启蒙”吗?谁来保障这些权利?政府是暴力的合法垄断者，权利保护者又该如何被限制与制约?没有直面自由民主的政治性，核心的体现就是没有直面自由民主国家的暴力性。好像文明制度下的国家不会杀人，也没有军警和监狱。因为寄希望于民众的“仓廪实而知礼节”和统治者的良心发现，所以李泽厚的政治哲学几乎不谈对任何统治者和政府的权力限制和制约，当然也就不用谈任何立宪技艺、制度安排、组织管理和国家治理。这样的传统文化的转换性创造，就直奔文艺美学的政治浪漫主义。可以说李泽厚李泽厚是卢梭与法国大革命传统的中国精神传人，也是他看似拒绝的儒家和新儒家的现代遗产继承者。
看完这篇文章的初稿，奉行“制度决定论”的温克坚对我说，李泽厚是中国自由主义的过时了的思想上的敌人。我说先生精神与这个民族同在。无论李泽厚今天有多少的著作和文章继续发表，也无论李泽厚在各个高校有多少的研究生点，在李泽厚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除去正统宪政主义——以美国联邦党人、英国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为代表——之外的几乎所有政治哲学的谬误。如“告别革命”和“吃饭哲学”支撑了当代中国的合法性基础，李泽厚的21世纪传人就是今天不思立宪的主流经济学家，“传统文化的转换性创造”和对“救亡压倒启蒙”中的对启蒙政治的单相思则通向了以为文化解放就能促进现代化的文化政治论。李泽厚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精英的“道德主义”治国理论的现代翻版。
其实李泽厚进入了政治哲学的核心层，虽然他的答案完全错误。重温李泽厚著作，我总结了一个奇特的思想路径：李泽厚信奉吃饭哲学，又那么热衷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从“传统文化的转换性创造”开始，直到“告别革命”、“吃饭哲学”、“救亡压倒启蒙”，四大似是而非之处，带有很深的逻辑联系。这样一个缺乏“政治家气质”和“法学家精神”的“实用主义”体系、“小市民风格”，究竟如何塑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特征，以及这种行事为人的特点将如何影响中国的未来，需要我们站在一个实证分析的角度来反思。
李泽厚思想所特别影响的八十年代，当时大多数政治思潮大多数是似是而非、浪漫主义的，充满着种种“文艺美学”性的精英主义治国方案。刘姓著名青年学者认为，中国应该再被殖民三百年;这个观点忽视了中国绝无机会再被殖民三百年。体制内有种政治改革的观点，主张党内民主和公开化;这个错误的方案导致执政党分裂，只关心最高权力运行的青年学生的政治性社团和分裂了的执政党的一个派系进行“对话”，结果引发悲剧。八十年代关于中国变革的闹剧，及太多似是而非、浪漫主义的奇谈怪论，大体上与李泽厚等人逻辑上相似。
这不是责怪李泽厚，而是那个时代除了王沪宁、萧功秦等“新权威主义”主张者，没几个学者务实。如果当时王沪宁、萧功秦的相关观点能取代李泽厚的观点对中国产生影响，八十年代末期的悲剧不会发生。原因在于：第一，王沪宁等人的观点是有政治家的务实气质的;第二，一个尊重政治家思维的中华民族必然有能力实现“各从其类”并在转型中走向未来。
而在今天，当能打通“维权”与“维稳”的、以底层研究为方法论的“法学家精神”已经在这块国土上倔壮成长，当各种新兴小共同体体系正在大体上健康发育，在八十年代应当引领时代政治家思维却没有起应有作用的“新权威主义”，实际上正在渐渐失去其价值。
提起八十年代及其对“新权威主义”的不公正对待，不是为“新权威主义”背书，而是承认转型的不容易，承认中华民族需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范式上“重生”。传统文化如何演变，常常被我们这些中国人本能所支配。“制度决定论”决定不了制度功能发挥的效果。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曾谈到政治文化对国家法制的深厚影响，多次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结构与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那种关系，认为传统文明应该成全人类宪政民主的制度文明，却没有说一切文化都可以创造性转化从而有利于现代性。我们应当思考文化与民主制度之间那种真实的关系。李泽厚拒绝思考之处，有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学发展的美好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