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在结构调整关键时期
中国经济时报：你对目前经济发展阶段是怎么判断的？
王小鲁：我认为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结构调整时期或者叫转型期。由于过去积累了很多矛盾，造成经济结构失衡，所以导致近一个时期经济增速下滑，而且泡沫和经济风险的因素也在孵化之中。如果这些问题应对不当，继续维持过去一些老的做法，例如过分关注短期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扩张拉动经济，那么很可能造成更大麻烦。因此当前的关键是能否顺利进行结构调整或者说经济转型。
中国经济时报：怎么理解你说的这种新形势？
王小鲁：中国在2000年—2010年间保持了前所未有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按不变价格的年增长率约21％，远超过上世纪80年代的11％和90年代的14％），其中2009年达到了33％，2010年—2013年继续保持在18％的高位。而在并未采取紧缩政策、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保持高增长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近几年连续放缓。这是过去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除了投资需求的拉动，中国经济在2000年—2011年期间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出口超常增长的拉动，这期间年出口增长率基本保持在20％以上（2009年除外），净出口在金融危机之前一直上升，2007年占到GDP的8．8％。目前出口超常增长阶段已经结束，2012年—2013年都是个位数增长，在8％以下，2014年上半年只有0．9％。
值得注意的是，投资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严重失衡。可以看到，2000年—2010年期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了11．5个百分点，从46％以上降至35％以下。总消费从62％以上降至49％以下。相反，总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都上升了13个百分点，总储蓄率超过了50％，资本形成率接近50％。2011年—2013年消费率略有回调，上升了1个多百分点，但还没有改变近年来消费过低、投资过高的基本格局。
这样一种状况和收入分配畸形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时期，一方面，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拉大，基尼系数上升很快；另一方面，居民收入、政府收入、企业收入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政府收入比重在上升，企业收入也有一定程度上升，而居民收入的比重却在下降。所以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发生急剧变化，首要原因是收入分配发生了变化，因为这样一种收入分配格局导致了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的下降。
出现这种状况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有些人认为是好事，因为高储蓄才有高投资，高投资就有高增长。确实，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GDP增长这么快，与高储蓄和高投资有密切关系。这是积极的一面。但储蓄率和投资率是不是越高越好？事实上，我们在改革以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储蓄率已经非常高了，这十几年又上升了十几个百分点，过去储蓄率、投资率在40％以下，现在提高到50％左右。这带来的结果就是各行各业出现大量的投资过度、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就意味着过去一个时期投资过度。近些年来，工业产能过剩在迅速扩大，而且越是与投资关系密切的生产部门，如钢铁、水泥、平板玻璃、有色金属，产能过剩越严重。宏观投资效率也在急剧下降，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越来越低。这与过去的大规模投资刺激政策直接相关。
投资扩张过快一方面导致了迅速的产能扩张，另一方面挤压了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越来越低，那么，扩张以后的产能就出现了问题，因为市场是有限的，供给能力迅速增加了，但是市场需求没有同等程度的增加，因此供需产生了尖锐矛盾。从这些情况中可以总结出一个经验：过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凯恩斯的理论认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是总需求的组成部分，两者可以无条件的互相替代。但经验证明两者之间的替代是有条件的，投资和消费需要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一味扩大投资，会导致这种比例关系失调，只能在非常短的时期拉动增长；一旦投资带来产能扩张，就会导致更严重的内需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调结构，还是用老办法，一遇到增长下滑、经济疲软，就用扩大信贷和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结果就导致恶性循环——经济下滑会越来越严重、刺激效果会越来越差、资源浪费会越来越多、泡沫会越来越多。短期可能会使经济回升，但中期可能供需失衡更加恶化，长期更不利于经济增长。
所以我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不是保增长，而是要促改革、调结构。所谓促改革，就是要通过改革解决收入分配失衡问题、通过改革促进结构调整，使得结构逐渐恢复平衡。只有结构恢复平衡了，才可能有长期可持续增长。
当前我国需要优先解决三大改革
中国经济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提出要坚持把改革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那么，你认为改革应该从何做起？
王小鲁：现在改革任务非常繁重，有大量体制问题需要解决。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16个方面、60项改革和300多个改革举措，这些问题当然不可能都在短期内解决，需要有一个过程和步骤，有先有后。我认为，有这么几个最突出、最重要的问题必须先解决。
第一，财政体制改革要改善政府支出结构。过去长时间以来，各级政府为什么特别热衷于搞投资、搞建设，但对改善民生关注不够，我认为有两个因素：一是追求以GDP为代表的短期政绩，这说明政府没有把“为社会提供服务”放在首位，政府职能没有实现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政府激励机制没有改变。二是由于制度不健全，留下了很多腐败可以发生的空间，特别是在投资领域，寻租空间很大，这也形成了对某些党政官员的额外激励。
这两个问题造成政府不断地追求扩大投资。可以看到，金融危机时期，中央的刺激计划是4万亿元，但是因为开放了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结果一下子借了十几万亿元的债务，比中央的投资盘子大好几倍，结果造成泡沫和坏债。因此不解决政府激励机制合理化的问题和腐败问题，结构失衡就很难调整过来。
当然，财政体制改革必须解决公开、透明的问题，要有一套严格的制度和管理，同时要改善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使财权和事权相匹配，使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有相应的财力保证。
但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尽快改善政府的支出结构，其一，减少不必要的政府投资；其二，减少不必要的党政机关行政支出；其三，减少三公消费。把节省下来的钱主要用在提供公共服务和完善社会保障上。改善收入分配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政府提供更完善的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事实上，要让老百姓从不敢消费、过度储蓄变成敢于消费、适度储蓄，前提就是政府要做好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包括要尽快改革户籍制度，扩大对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覆盖面。
从中长期来说，这个结构调整既有利于促进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提高，有利于使分配更加公平合理，同时又可以带动需求和经济增长。我认为，通过调整使结构恢复平衡，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才是真实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第二，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最近国务院发布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文件，但各级地方政府未必有很高的积极性，因为政府的激励机制还没有根本转变过来，改革户籍制度需要政府花钱，但对短期的经济增长没有太直接的效应，而且没有什么寻租空间。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中央政府来推动，包括改变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也包括鼓励部分地方政府先行先试，并推广成功经验。
根据文件提出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这是一个积极的目标。不过，在某些地方政府缺乏积极性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利用对不同规模大城市的落户条件限制作为借口，拖延户籍改革。在我看来，除了少数超大城市诸如北京、上海等可以有一定程度的例外，大多数大城市在户籍改革方面都可以并应该更开放一些，包括几百万人口规模的城市。事实上你不开放，这些人也在城市就业，也是常住人口，你不解决他的户籍问题、保障问题，他也未必现在就回家去，这是一个事实。为什么他在城市干了十几年，却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应该得到的服务和保障？这首先是个社会公平的问题。
可能现在政府比较担心，城市规模扩张太快了、过大了。我认为有些城市靠行政力量推动土地开发，大量占地、大量建房，超过了实际需要，造成了资源浪费，这显然是过度了。但这些地方恰恰是用行政性的城市化代替了市场引导的城市化，用钢筋水泥的城市化代替了人的城市化，忽视了政府提供公平的公共服务和全覆盖的基本社会保障等基本职能。就人口规模而言，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几百万人的大城市不能说就过大了。因为这些大城市对产业和人口有吸引力，说明有较好的城市聚集效应，要素生产率高于多数小城市和镇。研究发现，在市场条件下，大城市对土地资源的利用也远比小城市更有效，人均占地更少。极个别的，比如北京是不是过大，值得讨论。这样的城市扩张太快、规模过大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交通拥堵、污染集中、水资源缺乏，这些问题是现实存在的，在没有找到一个更全面的答案之前，我觉得对超大城市限制得严一些是有道理的。
但是，行政性的限制解决不了太多问题，因为这些大城市，包括特大城市、超大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这些城市是产业聚集地。产业为什么到这些城市聚集，而不是到小镇上去投资？因为它有城市的聚集效应，经济效益更高。因为大城市有完善的、效率更高的基础设施条件，有更充分的人力资源供应，有很大的市场，有方便的交通条件，可以实现产业配套，进而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人口和劳动力向大城市集中是一个世界性的客观规律，有内在的经济逻辑。对少数规模超大的城市，疏导也常常比限制更有效。
中国人口众多，需要一大批超过百万人的大城市，在这方面不宜限制过多。像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靠行政限制也没有太大作用，更好的办法是减少特殊的行政性优惠，并促进周边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形成城市群。比如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一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至少各有五六个，而不是一个孤零零的特大城市在那里，再加上一批中小城市、小城镇，形成了一个城市群结构，减轻了中心城市的人口压力。小城市和镇为什么在这些地方能发展起来？因为它们处于这样一个城市群结构之中，有同城效应，有大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所以，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很多大中型城市也要更开放些，积极推进户籍改革，促进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
第三，政府职能转变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因为政府的激励机制不改变，职能转变实现不了，调整结构也很难实现。要调结构、要把过高的投资降下来、要把居民消费提上去，政府的激励机制必须改变。解决政府职能转变问题，中长期要靠行政体制改革；而眼下先需要改革的是政府政绩考核体系，具体思路是“三减三增”：减少对GDP或与GDP相关的指标的考核；减少对短期指标的考核；减少对逐级上报指标的考核；增加与民生相关的指标的考核；增加中长期指标的考核；增加客观监测指标和直接反映民意的评价指标的考核。
总之，推进改革和调整结构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只有在改革能够推进、结构得到调整的情况下，未来发展才有保证。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亟待转变
中国经济时报：当前经济运行面临哪些风险和挑战？
王小鲁：我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三个主要挑战：
第一，投资率过高导致结构失衡，进而使得经济增长乏力。从短期来看，宏观政策需要注意经济增长不出现“断崖式”滑坡，但不应过度注重保短期经济增长率。未来几年，经济增长率低一点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没有这样一个过程很难实现结构调整。只有把结构调健康了，中长期经济增长才有保证。
第二，由于国际市场条件的改变，出口超常增长的局面已经基本结束，不能对继续依赖外需拉动经济抱过多的期望。但内需拉动经济不应等同于投资拉动经济。
第三，国内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降低到空前未有的低水平，消费需求无法担负起带动经济增长的使命。
这些情况说明，中国经济在过去一个时期以来出现了严重的结构失衡，收入分配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导致居民消费比重反常过低，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经济。长期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确实受惠于高储蓄和高投资。但目前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已经明显过高，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大力度的货币扩张和刺激性投资政策只能在很短时期拉动GDP增长，而中长期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增加无效投资，从而加剧结构失衡、效率下降和增长乏力的状况。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经济可能持续走低，出现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很大。
这些情况还说明，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确实亟待转变。当前短期经济政策应保持经济基本稳定，不出现大幅度下滑，可以采取一些与调整结构和改善收入分配方向一致的小规模投资扩张政策。但除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建设、环境保护投资，还应着力改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改善中小微企业经营环境。合理的教育和公共医疗投资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效益更好、惠及后代、有利于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投资。不要一说投资就想到钢筋水泥。短期内我认为可以接受低于7．5％甚至低于7％的增长率，切忌为保增长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和大规模刺激投资政策。但同时必须加大改革和结构调整力度，争取在两三年内使结构调整出现明显成效，减少无效投资和公共资源的跑冒滴漏，挤出经济泡沫，使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重明显回升，使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带动因素。
当然，我们不应搞过度福利化和过度消费，还要大力倡导勤劳致富，还要保持一定程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但不能继续保持畸形的收入分配结构，不能鼓励不劳而获，靠权力、靠寻租行为、靠垄断和投机带来的高收入，不能再靠行政手段推动的过高储蓄和过高投资拉动经济；要使投资－消费比例恢复到一个合理水平，使发展进入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增加—消费增加—带动经济进一步增长这样一种良性循环状态。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济增长给广大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保证经济增长能够长期持续。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周子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