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之下，中国银行(港股03988)业的经营环境出现了巨大变化，同时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资产质量周期性承压、利率与汇率市场化不断推进、互联网金融等新型金融形态快速生长、监管导向日益严格等问题备受重视。另一方面，净利差收窄、盈利增幅减缓表明传统商业模式面临转型压力，需要调整客户结构与业务结构，促进商业银行的转型，以此提高竞争力。

外部环境动态变化趋势

（一）中国银行业ROE较快地向全球平均水平靠拢

中国银行业ROE（净资产收益率）变化趋势表明，随着经济转型、竞争加剧，中国上市银行的净利差呈现缩窄趋势，叠加资产质量的波动压力，使得利润增速逐步下行，进而导致ROE较快地向全球平均水平靠拢。

自2013年以来，中国银行业ROE水平以年均1-2个百分点的速度下行，从接近20%（2013年）降至13.4%（2016年）。（见图表1）

（二）商业银行利润增速与非金融类公司逐步接近，并出现分化，亟待探索新的增长点

从统计数据分析，中国银行业的利润增速逐渐与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接近，不同银行开始出现明显分化，需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从行业趋势上看，过去中国银行业得益于剥离不良资产和注资带来的政策红利、市场环境扩张以及牌照的优势，盈利高速增长；而近年来中国银行业的利润增速持续下行，并逐渐与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接近，银行业的利润增速正在回归常态，不同银行在回落的态势里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

在扩张期，受关注最多的是规模的扩张以及高速的增长，而在回落期我们可以观察，当初在扩张期的资产布局能否经得起周期回落的考验。例如，在负债端，当新的产品和销售渠道出现时，是否有足够的市场化创新能力来应对储蓄流失的危机；在利率和汇率波动比较大的背景下，是否拥有充分的资产负债风险管理能力来应对市场风险。因此，在行业扩张时期也许很难看出竞争力的差异，大小银行之间的结构都很类似，但在行业回落阶段可以看到不同银行的分化。

从趋势看，虽然2017年二季度的净利差与一季度相比稍有回升，但是总体上，中国银行业的净利差还会因为直接融资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而继续趋势性收窄。对比香港市场上的商业银行的净利差，也可以看出这一趋势。在竞争加剧的环境下，如何提高竞争力、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显得尤为重要。

商业银行如何转型

从市场趋势看，在经济转型期，面临传统商业银行业务模式转型的压力，在利润增速回落时，不同银行也在积极探索转型的新趋势。

（一）银行自身层面：探索新市场环境下的新增长点

1.轻型银行与交易银行：新环境下提高竞争力的切入点

从2017年上市银行半年报的披露信息中可以看到，在当前行业回落时期，不同银行的经营策略开始分化。有的银行依然采取扩张路线，不断扩大其资产负债规模；有的银行则主动选择缩表，并进行收入结构转型，即轻型化方向。经过一轮洗牌之后，预期可以看到差异化的商业模式和分化的经营策略。

与此同时，不同地区的银行也出现分化，与此轮经济周期中不良率的形成、上升和传递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地点有密切关系。最初江浙等杠杆率比较高的地区新增不良占比接近一半，逐步向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传递。现在来看，长三角等率先暴露风险的地区，经过几年的调整和处置，已经基本触底回升。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银行在资产组合、区域布局和行业布局上进行考虑，而不仅仅是追随大流。

自2015年以来，银行体系的规模增长与利润增长开始脱钩，一些银行开始强调轻型化。从资产结构看，以理财为主的表外资产增长速度高于资产负债表增长速度，资本耗用低的零售业务所占比重不断提升；从收入结构来看，国际先进银行的非息收入占比大约在40%，中资银行非息收入占比相对较低，但近年来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见图表2）

可以说，银行的轻型化正在成为一个大的趋势。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轻型化的背后必须要有实体业务的支持，只有保证足够多的客户量和传统业务，轻型化才有基础，这也是银行在轻型化过程中需要掌握好的一个平衡。

投行和资管业务成为带动银行转型的活跃领域。大资管和大投行业务是上市银行推进战略转型、培育核心竞争力的重点发展方向之一。所谓“大资管和大投行”，就是要求银行不再仅仅作为基金公司、证券公司和信托公司的一个销售渠道，而是要顺应新的资产配置需求，提高自身的产品设计能力，更好地满足客户的资产配置需求，同时加强对资管行业上中下游的金融机构的服务整合能力。这是一个大的发展趋势，也是银行业面对直接融资快速发展所必须要做出的一个转型调整。

2017年以来，中国银行业存款规模下降与货币基金规模增长基本处于同一数量级，大致可以看出货币基金蚕食银行存款的趋势。如果银行不积极跟进，这种冲击会越来越明显。从国际经验看，美国银行业受货币基金崛起的影响，银行的活期存款比例从60%下降到10%。从近几年货币基金的运营看，其总体回报水平持续高于银行存款。随着基金产品持续的客户渗透，如果中国银行业不进行“大资管+大投行”的业务转型，那就很有可能看到美国市场的替代过程在中国市场重演，市场化的融资渠道就会继续侵蚀银行的负债基础。

从资产管理的价值链分布看，投行业务实际上也成为商业银行内部资产管理部门的产品设计部门，投行和资管业务的联动，有助于增强商业银行对客户服务的针对性。据《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对中间业务收入来源的调查统计，投行、理财收入稳居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来源前两位。资管业务发展的主要方向为回归资产管理业务本质，提高资产配置能力。而投行业务主要围绕产业基金、PPP（公私合营）项目等创新股权融资产品，同做强债券承销、投融资顾问、银团贷款等基础类投行业务。

拓展新的价值链：交易银行崛起。交易银行正成为公司业务转型新趋势。在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跨境交易以及互联网金融等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发展交易银行业务日益成为传统商业银行转型发展、拓展收入渠道与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关键。交易银行重点的发展方向主要集中在支付结算、现金管理、供应链金融和贸易金融等。

发展交易银行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服务中小企业。发展交易银行有助于银行挖掘新的业务增长点，拓展低成本的负债来源，提升客户黏性，同时还可以拓展交叉型业务，拓展新的收益渠道，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2.资产质量：检验银行跨周期经营的竞争力

《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2016）》显示，81.3%的银行家认为，信用风险是银行业将会面临的主要风险。虽然受到经济回暖影响，2017年上半年银行业资产质量有所改善，但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实体经济经营困难向金融领域传导仍在持续。这也是对商业银行扩张期资产组合的检验。

对于不良贷款上升的原因，调查结果显示，58.7%的银行家认为主要由宏观层面引起。在延续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刺激消化期“三期叠加”的背景下，实体企业普遍出现周期性产能过剩，部分行业现金流萎缩，利润下滑。根本上体现的是银行跨周期的竞争能力。

银行业在经济扩张时候面临的挑战，其中之一是短期的考核机制容易使信用风险释放后移，因此资产质量是检验银行跨周期运营能力的非常重要的角度。从半年报的数据看，部分银行开始慢慢出现不良率降低的情况，这背后有区域的因素，也有加大核销、调整资产结构等原因。当前经济正面临转型，经济运行的复杂度提升，不仅需要加强基于逐笔资产质量的管理，还要有基于组合的管理，对整个宏观层面、区域、行业进行判断以后，主动进行资产组合的调整。

与事后处理不良相比，更需要提升的是事前的战略布局能力。比如，当判断经济处于转型期，则防守型（即衣食住行等）相关产业不良率相对低，而强周期的行业波动较大，掌握这样的规律便可预先布局，这就是基于组合的管理。或者当意识到基于区域推进的风险时，就应该将资源放在风险已经触底的区域。

目前大部分银行仍主要依赖于不良催收、核销重组等常规处置方式，只有少数银行开始着眼于不良资产转让或证券化、债转股等新型处置方式。未来随着监管部门的政策放开和支持，上市银行不仅需要完善各项传统处置方式，更要积极创新，提高收款效率。培育市场化的不良资产处置能力，进行全流程反馈和改进，以及采取适当的不良资产处置手段与方案设计，应成为上市银行在不良资产处置方面培育核心竞争力的发力重点。

3.顺应融资结构调整趋势：拓展资本市场业务

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发展直接融资，改善间接融资结构，降低金融机构经营成本。因此，银行业需要学会运用资本市场，拓展和资本市场相关的业务，如投行业务、资管业务、并购业务等。目前中国的并购有六成以上是以上市公司作为主体来进行，如果银行业对于整个上市公司的运行和投融资行为不了解，那就很难介入这些并购业务。

（二）外部监管层面：盲目扩张的商业模式难以持续，需要在新的监管政策导向下进行调整

“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相结合的监管框架不断完善。首先通过MPA（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不断完善监管措施，从规模、增速、占比等维度来实现系统化、动态化的宏观审慎监管。然而现有MPA考核的激励与惩罚机制（差异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相对单一，通过把MPA的考核结果与各项准入和资质进行挂钩，强化监管约束。另一方面，配合微观审慎监管打破银行-非银套利交易结构，弥补宏观审慎监管。

从加杠杆到去杠杆：监管驱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调整。当前，表内资产端的投资占比不断提升，标准化债券投资比例降低，非标和权益类资产占比提升。目前去杠杆的过程可以视为过去两三年加杠杆的一个逆过程，对整个市场结构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例如，在业务形态上，原本视为传统业务的存贷汇占比开始回升，而其他被视为创新的业务增长速度反而减慢；在市场集中度上，由于之前加杠杆过程使得部分小银行突破资本金约束、分支机构约束、产品线的约束，扩张业务领域进而崛起，令整个市场集中度有所降低，因而去杠杆的过程中应该会看到市场的集中度重新有所上升，重新影响现有银行格局，令小银行承压。

监管更为重视表内外资产配置，强化穿透原则。监管部门对投资和理财业务进行流向跟踪，2016年迅速扩大的同业存单、同业理财、委外投资等都纳入统计，监管漏洞不断填补。对于嵌套的资管产品、收益权等，强化底层资产穿透监管原则，掌握最终资金投向。

监管更为关注流动性风险管理，同业业务成为重中之重。对同业、理财业务进行专项检查和监管。严控依靠主动负债和表外理财迅速进行资产负债表内表外扩张行为。流动性期限缺口监测以及LCR（流动性覆盖率）指标监管将不断趋严。

监管鼓励创新业务发展。重点推动资产证券化、信贷资产转让、市场化债转股、政府产业基金和投贷联动等创新类业务。

（三）金融科技等外部冲击：商业银行正尝试将外部挑战融合为提升竞争力的动力

金融科技给银行业的传统商业模式带来了巨大挑战，而银行业正在积极探索将这些外部挑战融合为提升竞争力的动力。

金融科技是从金融端来运用科技技术，或者说从科技端学会运用金融工具，二者其实是从不同的路径向中间走。比如，银行新的业务增长点往往是围绕新的场景展开，而对银行挑战最大的地方在于，很多新的场景与银行无关，实体经济和互联网企业构建的场景可以实现自我信息采集，自我风险评估，从而提供金融服务，与传统银行没有关系。银行未来需要建立自己的场景或者利用好现有的场景，来采集用户的信息。通过积累数据，运用大数据处理来发展业务，而不仅仅停留在移动支付、网络销售等方面。

在利用金融科技解决银行业经营痛点的策略上，金融机构应该主动地加入金融科技生态。另外，任何新技术新模式的商业应用，都需要一个摸索和试错的过程，风险投资机构最善于处理此类技术创业项目，银行业只有与专业投资机构配合，才能有效控制探索创新可能带来的额外成本，更加稳健地参与到创新生态中来。因此，在金融科技产业生态建设中，各类机构的合作创新可以有多种实现模式：

其一，银行类金融机构通过借鉴金融科技产业创新思路，自行研发创新金融技术，构建产业生态。

其二，采用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的形式，利用金融科技公司的创新成果，来推动银行业金融科技业态的研发与应用。

其三，利用“投贷联动”等产业政策契机，以投资带动合作，与专业投资机构联动，由金融机构投资或参股金融科技创业公司，来构筑双方深度业务合作的开展。

（作者系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