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人圈内，周其仁被认为是一个“学也学不来”的另类。

这位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不是关起门来做象牙塔里的学问，而是乐于在城乡中国之间用心观察、体验与思考，试图理解转型经济的变化与问题。

在接受《解放周末》独家专访中，随着话题不断深入，周其仁对真实世界近乎信仰般的执着展露无遗：做真研究，传真学问，写真思想，讲真心话，向真实世界要答案。

做真研究

要解决问题，仅有慷慨激昂远远不够

采访周其仁，在上海交通大学一处古色古香的建筑里。在北京工作生活了几十年，已很少有人知道周其仁是上海人。这次回到家乡，是为在上海书展的一场演讲，关于自己的新书《城乡中国（下）》。

城乡中国，是他专注数十年的研究领域，也契合了他在城乡间往来穿行的人生轨迹。

1968年，经历了三年“文革”停课后，66届初中毕业生、年方18岁的周其仁，怀着一腔热血坐上“上山下乡”的列车，远赴黑龙江农村。当时足足四天三夜的行程，带他离开了中国最繁华的城市，来到邻近俄罗斯的边陲山区，一待10年。

很快，上海少年在那里学会了割草、锄地、扛粮等各种粗重农活。不过，半年后，这个满肚子“高见”的中学生没能如愿当上人人向往的拖拉机手，反被连队发到山上去狩猎。

在人迹罕至的完达山上，周其仁每天跟着他的张师傅巡查遍布山林的几十个“陷阱”，为的是把野生鹿抓回来圈养，好产鹿茸。没多久，他便喜欢上了山里的自在生活，还有大把闲暇时间翻读父亲一次又一次从上海邮寄来的书刊，其中，也包括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国富论》《资本论》。

上山7年半后，这位远在深山、但不断有书刊寄来的知识青年，被调到农场场部当上了“读6本马列原著”的理论教员。

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周其仁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重返城市。

那时候，变革正在悄然发生。在北京聚集着这样一批“上山下乡”的回城青年，他们经常骑着自行车满城跑，传阅当时一切可得的有关欧美日韩等国现代化情况的报道，也聚在一起听时政消息。

为了消化大量扑面而来的新鲜信息，这群豪情万丈的年轻人自发组织起读书小组。在那里，他们度过许多个不眠之夜。

读书小组里的这批大学本科生们，于1980年加入了“农发组”，全称“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

扎根黑土地的那些青春岁月，让周其仁把农村这本书读出了滋味，这次重新开启的读书机会，则令他困惑现实世界与书本知识之间的鸿沟。直到在一次小组聚会上听到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消息——那是亲到现场调查的人带回的第一手报告：大旱天气增加的饥荒威胁，逼得农民悄悄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结果，粮食大幅增产，但包产到户却不合法，农民只在底下秘密推进。

这个消息让周其仁们兴奋：在贫困、缺乏发展机遇的农村，原来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径！困惑也接踵而来：为什么被实践证明可以促进生产、解决农民温饱的生产方式，却得不到上层建筑的合法承认？

不久之后，周其仁遇到了将他们点醒的人——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

此时，这位“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刚复出，任国家农委副主任。他听老朋友的孩子说有一群大学生在讨论这些话题，很感兴趣，决定“见识见识这帮小年轻”。于是，几个毛孩子就走进了杜润生的家。

当时，他们只觉得这位老人家颇有亲和力，对年轻人粗浅、幼稚、难免自以为是的看法没有一句居高临下的批评，只是认真倾听，时不时加两句幽默的点评，更多的是不断发问，将年轻人引向问题的深处。

在杜润生的安排下，他们利用暑假，去安徽、广西农村调查包产到户。

1981年夏天，二十多人组成的调查小组带着国家农委开的介绍信和仅够坐硬座的经费，去到包产到户的发源地安徽滁县地区。

兵分三路。周其仁被分在综合组，走访了定远、凤阳、嘉山等地农村和相关管理部门，白天，走访当地的干部和农民；晚上，整理访问记录。越是深入了解，他们越是急切地想了解，能够实际改变“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可穿”的可怕贫困，究竟有哪些可行的办法。

调查研究报告后来被送到中央高层，被认为“把包产到户后的农村问题讲得一清二楚”。1982年，中央发布了关于农村改革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给包产到户以合法地位。此后，农发组受杜润生之邀，参与了后续四个一号文件的制定过程。

周其仁感受到：解决问题，仅有慷慨激昂远远不够，脑子里想的那些治国救世方案，如果跟实际情况对不上号，没有实际执行的力量，永远只能沦为空谈，束之高阁。与其困在想象的世界里打转，不如向真实世界求解。

传真学问

凡是真实的现象和问题，他都有兴趣探查

1982年，还没毕业的周其仁被提前分配到杜润生门下，编制设在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调查研究工作由杜润生领导的农研室，即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直接领导。

1985年初，农发组“分流”，部分成员去了刚筹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部分成员包括周其仁继续留在农口。次年，农发组变更为国务院农研中心直属的“发展研究所”。

无论组织架构如何变动，工作中的大多数时间，这些年轻人仍在全国各地的农村做实地调研，常常一次出发几十天在外，行囊里都会装一袋子书。观察、询问、调查、分析、研究、阅读、辩论，他们不断提升着对真实世界的认知。

即使此后周其仁远渡重洋赴美留学，他都牢记着杜润生的教诲：要有理想，但不能理想主义，理想要跟经验结合，接受经验的检验，跟所处的时代、跟国家和人民的实际奋斗相结合。

1996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获博士学位后，周其仁归国，到北京大学林毅夫等创办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

教书是周其仁至今最看重的本职工作。在北大，他曾被学生评选为“最受欢迎教授”之一。每逢上课，能容纳三四百人的教室常常被挤得水泄不通，最后出于无奈，只得靠放座号来维护选课学生的“权益”。

为了教书合格，他热衷于和学生、同事一起去城乡做调查研究，就像杜润生当年教他的一样，把书本知识与实际结合起来。

一年中的很多时间，他喜欢在各地做实地观察，农村、企业、城市，凡是真实的现象和问题，他都有兴趣探查。

1997年至2001年，他和学生一起对四川绵阳、上海等地的劳动市场，山东淄博的资本市场以及中国电信业，开展系列调查研究，观察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案例。接着，城市化带来的土地问题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成为他调查研究的一个主题，为此他和学生、同事先后考察了成都、重庆、长沙、嘉兴、北京郊区、天津和深圳。

说起周其仁的调研，“有意思”是许多同行者的评价：

他语言天赋过人，似乎什么方言都听得懂。

他擅长发问。一下飞机，冲在队伍第一个的一定是他，别人还在缓神，他已经开始和接机的人聊开了；大客车上，大家一个接一个累得睡着了，他还在提问，直到，连被他问的人也睡着了；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室外，大家都想抓紧问几个问题就赶紧上车，他却拉住养牛户聊个不停。

他精力旺盛。结束一天的调研，晚上回到住处，他先召集学生开会，再接待访客，忙碌到凌晨，他还是神采奕奕。

他整合信息的能力惊人。调研时每天要见很多人，听各种故事，信息零碎，他却能把这些碎片“缝”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认识，形成判断。

这样的调研能力，来源于经年累月的修炼，而他也从不轻掷任何一次机会。比如2000年前后，《经济研究》杂志组织了对浙江横店的调研，周其仁在那里足足蹲了10天，遍访重要当事人，还泡在档案室里一份份读报告。最终，他的论文脱颖而出，让审阅者直呼过瘾。

所有这些，使得周其仁的“调研令”号召力无穷。

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愿意跟着周其仁做调研的学生可以排成队，他要是招手，很多学生乐于放下手头的事，跟他出去跑。就连一些已毕业赴海外留学的学生，到了圣诞假期仍会回来跟着他出差调查。

学生好学，他便不遗余力、身体力行地教他们如何向真实世界求解。

有学生问他，您这么会提问，别人这么愿意回答您的问题，窍门在哪里？他说：“像飞行员一样，多飞飞就有窍门。再聪明，‘续航时间’不够也不成。”

为了获得更多的观察机会，多年来，周其仁尽可能远离聚光灯。当专访进行到一半，有其他媒体的记者前来询问可否在下一场采访中架摄像机，他一再婉拒。理由是，“最好人家不认得我，交谈起来才真实、自然。”

写真思想

媒体喜欢说我为弱势群体代言，其实我只写我的真实所见

几十年来，他用脚力、头脑和敏锐之心观察、理解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问题。

调研完成之后，他用来自一线的真实数据、案例，撰写了大量专栏文章，表述自己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独到观察，主题包括中国制造、农地入市、企业改制、垄断管制改革和政府行为等众多课题。他从现象出发，提问题，辩观点，阐见解。

他的文字不温不火，不爱玩弄概念、故作惊人之语，只求“尽可能把话说准”。

在他的文章里，人们几乎看不到难懂的术语，更看不到数学公式和模型。他努力把经济学理论简化，把种种现象和问题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2013年，周其仁接连出版了《城乡中国（上）》和《改革的逻辑》两本著作，备受关注。

又岂止这两本。从《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到《中国还需要做对什么》，从《产权与制度变迁》《病有所医当问谁》到《货币的教训》，他密切关注中国改革的每一步，不厌其烦地讲述中国改革的故事，探求未来的方向。

曾有人这样评价周其仁：懂得经济学真谛并能用以剖析现实的学者不多，兼具思辨力、洞察力和凌云健笔的学者更少见；有全球视野又能持续关注本土现实的学者不多，不疏空、不褊狭的学者更少见，周其仁可以算其中的一个。

如果细看周其仁的文章，不难发现，他并不刻意为公共利益或所谓“弱势群体”而言说。他坦言：“媒体喜欢赞美我为弱势群体代言，可能因为我对农村问题有多年的调研，其实我只写我的真实所见，写我的真实推理，写我的真实结论。”

这真实的结论，就包括采访时周其仁的身旁放着的上下两册《城乡中国》。

20世纪40年代，前辈学者费孝通有一本《乡土中国》。今天，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大有进步，但城乡之间依然面临大量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和矛盾，这促使周其仁写出《城乡中国》。

记者深知这两册书的分量：是他和同事、学生自2007年起在成都、重庆、长沙、嘉兴、天津、京郊、镇江、南海与深圳的城乡间数不清的往来，是在不断横看侧看之后的寻寻觅觅，是对城乡发展背后诸多问题的深入思考。

讲真心话

在社会科学里，“发现”比“发明”重要

解放周末：您和许多象牙塔里的学者不同，您好像特别坐不住？

周其仁：早就知道，自己当不成象牙塔里的学问人，这也许是经历决定的。我们这一辈人，读了很少一点书，就上山下乡了，有了很多对社会现象的观察、体验和思考，然后才有机会接受科学训练。这样，很自然地就格外关心真实世界里的问题，倾向于到书本以外的世界里求解。

解放周末：这完全不同于流行的“黑板经济学”。

周其仁：我就是比较喜欢“真实世界经济学”，这是已故的美国经济学家科斯提倡的学问，他不喜欢“黑板经济学”。有一次听他讲演，作为一位极有风度的英国学人，科斯讲话的语气平和，但意思却非常厉害。他说，现在很多人立志要研究马，但不好好去观察马，而是坐下来大笔一挥“马的利益最大化”，倒是先去看看马的行为啊！那段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自然科学哪有如此不做观察、不做实验的“科学家”啊？

社会科学也应该这样。麻烦的是，社会科学很难有一个封闭的实验室，所以就得到“真实世界”这个大实验室里去观察。当然，研究经济学有各种路径，这是其中的一条路，科斯让我坚定了自己要走的方向。

解放周末：当下常被诟病的一个现象是，有些专家学者闭门造车、大发宏论。

周其仁：如果抛开研究路径不谈，最大的不同还在于态度。一件事情、一个现象，你不去看一看，自己还没有搞明白，心里踏实不踏实？要是感觉不踏实，就好好去下功夫。如果觉得连自己不明白也可以产出“主张”，那经济学未免也太“经济”了吧。

解放周末：这些年，调查研究的功夫似乎越来越差，不少所谓的调研常常流于形式。

周其仁：有些人对事情到底是怎么样没兴趣，兴奋点是摸上面的心思，看能不能迎合。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没功夫调研，太忙了，忙于各种“发明”和“设计”。我喜欢说，在社会科学里，“发现”比“发明”重要。别老以为我可以“发明”一个什么去拯救世界。

解放周末：在您看来，改革的前路不应该靠拍脑袋想出来，而应该靠发现？

周其仁：对，这个东西本来就在那儿，只不过由于一叶障目，我们看不见；或者知识的储备和积累不够，看见了也还理解不了，但是那个东西，包括规律和办法，始终就在那儿，这是我比较相信的一个理念。真实现象背后总藏着“规律”，不要过于热衷于自己的“发明”。学者能做的，无非是比常人有更大的机会去发现，去阐释。所以，重要的是发现真实世界本来的趋势和规律。

解放周末：怎样才能更快、更准地去发现？

周其仁：眼睛向下。对目前社会发展中遇到的有些难题，在会议室里你觉得没辙，但可以到底下去看一看。中国那么大，有那么多老百姓、企业家和基层干部，遇到问题，难受又难办，总有一些人会被逼着想办法，会冒出各种求生、求变、求发展的创新，包产到户不就是农民创新出来的？这些创新可能一开始不高明、不全面、不完善，但如果看得够多，博采众长，不断地梳理、选择，就有机会发现好的解决之道。还是那句话，要相信真实世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