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观点认为，理论经济学根本无需研究现实经济的运行。在经济现象的属性尚未弄清楚之前，研究运行问题和谁在运行，岂不是颠倒了问题的顺序？

但这偏偏是生活的顺序。

研究如何运行的问题，不仅包含非常实际的目的，而且对理论经济学自身的发展，也有重大意义。

一、广阔的新领域

我们面前的对象，是中国农村近年发生的确立联产承包制的伟大变革。

历尽种种曲折而发展着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到了1979年，仿佛突然遇到一系列太多太好的历史机会：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党的工作重点的伟大转移；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制订、坚持和发展。中国人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策的指引下，勇敢地参加了决定自己命运的历史性搏击。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着深刻而又急促的变化。

农村的伟大变革，就是在这样广阔的背景下发生的。

在中国10亿人口中，有8亿是农民。仅仅这一点就决定了，如果农村的事情没有办好，中国的事情就不可能办好；农民贫困，国家就不可能富裕；农村停留在古代，中国就无法现代化。

因此，农村变革决不是权宜之计或轻易就能完成的小改小革，它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它不仅是农业管理形式的创新，也不仅是生产关系的一次调整。它要在底子薄、耕地少、人口多等严峻条件的约束下，开拓中国农村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化方式转化的道路，并为建立与这种转化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经济体制，奠定牢靠的基础。这场变革响应的是现代化对中华民族的召唤。所以，它既不会面对艰难险阻而畏葸不前，也不会为已经取得的成功而固步自封。

但是，这一场农村变革目标的宏伟和内涵的深邃，并不是一开始就宣言似地展现到人们面前的。它在实践上走到国民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列，能够不断为其他战线的改革，也为理论认识的发展提供启示和激励，更远远超出人们当初的预料。

回顾起来，这种状况并不奇怪。

一方面，这一次农村联产承包变革的直接起因，是农业生产的停滞和农民生活的困窘。包产到户的揭橥之地，最先是那些“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的山区、灾区、贫困地区和偏远地区。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也都是最实际的问题：人要吃饱肚子，牲畜要有草料，再生产要有种子和肥料，等等。严峻的现实还不容许人们做太多的联想和推断。生活还建立不起把“权宜之计”同现代化关联起来的复杂方程。

另一方面，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问题被简单地看作仅仅是增加某些初级农产品生产的问题；这种生产又被片面地理解为只是为了满足工业增长和城市生活的需要。比起民主革命时期，农民问题也似乎变得非常简单而单纯了。由于历史的和某些政策方面的原因，在我们的社会意识之中，对农村、农业和农民，一直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轻视。种种偏见妨碍着对农村变革作出哪怕是朴素的评判。

所以，尽管农村大变革的当事人——生产队的社员和干部——为选择适当的联产承包制形式早已经历过许许多多令人激动的难眠之夜，但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一场变革的发动毫不惊天动地。它差不多是“默默地”进行着的。这正是农村变革的魅力之所在。

事情仿佛突然越过某个临界点：包产到户要拓广，权宜之计要长久，家庭经营要普及。先验模式到处被突破，“反常”事件大量出现。大变革的潮流把人们一下子卷入了漩涡。激烈的争论伴之以反复的调查，才使许多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明白，我们过去对农村实在是知道得太少了。

紧接着的变革进展更是令人目不暇接：农民积极性的空前迸发；创造性才能的多方面展现；承包制向各类地区、各行各业的扩展；多种承包形式的创造；专业户、“离土农民”和经济联合体的大量涌现；“能人”、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多种形式的流动和组合；开发性经营的活跃；农村新产业的萌生；农产品产量的大幅度增长；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动；贸易的繁荣、交换的发达和流通领域的改革；小城镇的崛起；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成长；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相互开放；等等，等等。到处是生机的焕发，财富的增长，人才的涌流。新情况层出不穷。社会舆论关注农村，决策的重心移向农村。新闻界、经济界、理论界，以至文化艺术界，对农村变革的报导和评论、调查和研究以及歌颂和表现，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许多年。

农村似乎成了高速反应釜。人们常常来不及对大量观察材料凝思冥想，建立新的思想和概念，现实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并继续前进了。农村变革仿佛就是要显示它的深刻和彻底。联产承包的后续变化早已越出了休养生息、权宜之计的限度，整个变革再也不能满足于恢复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形式。它要面对农村发展的今天和明天，创造新形式，找寻新机制，形成新体制。这一切都需要以系统的理论研究为基础。农村变革丰富而深刻的内容，8亿农民创造性的实践，新的急迫问题的大量提出，这些都为理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不易多得的养料和机缘。它的意义远大于开办10所经济学大学。由此，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和探讨，才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领域。

二、理论经济学的目标

当人们希望运用理论经济学提供的原有认识框架（包括概念、范畴和规范），来把握规模极其宏大的农村变革的现实时，就会发现这件工作不仅受到理论思维与感性知识之间差距的限制，而且还受到已有理论研究的某些缺陷的约束。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理论的说明落后于变革的现实。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不仅应当加强对实际材料的发现、收集、分类、概括和抽象，而且应当对理论经济学研究的已有成果作出适当的评价。后一方面的任务，同样繁难和重要。

在我们看来，理论经济学的一个主要不足之处，就是对经济如何运行的研究过于单薄。这不仅体现在理论经济学的成果形态上，表现为对运行问题阐述太少、概括不够，而且似乎存在着一种强大的传统，认为理论经济学根本无需研究现实经济的运行。

农村变革的认识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迄今为止，比较具有理论色彩的说明，几乎都集中在农村种种经济现象的社会经济属性问题上。不同见解往往只是相同问题的不同答案。倘若换一个问题，即讨论这些经济活动已经并将要如何运行，就会发现对立的答案常常趋于同样空泛的臆断，甚至表现出一致的沉默。

因此，当实践对理论的要求跨越了为变革大造舆论的阶段而进入深沉思考的过程之后，当实践已不再仅仅满足于解释“是什么”和“为什么是”的问题而转换为“它是怎样的”和“以后会怎样”的问题之后，传统的理论缺陷所造成的软弱，才引起包括我们这些初学者在内的许多人的苦恼和思考。

这里提出的问题似乎没头没脑：在经济现象的属性尚未弄清楚之前，谈什么运行问题呢？谁在运行呢？比如包产到户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样大是大非的前提没解决，你讨论它如何运行，岂不是颠倒了问题的顺序？

但这偏偏是生活的顺序。

包产到户的巨大成就，并不是现成理论阐述的成果。一系列关于农村变革正确而富有成效的政策，也决不是从任何现成的理论著作中推演出来的。推进变革的真正秘诀，其实就是产量和收入，即凝结了劳动态度、经营才能、生产方式、交换法则、分配制度、社会关系等一系列变革因素而形成的物质成果。物质的批判往往胜过思想的批判。许多陈旧的观念，并不是被理性的批判批倒的，也不是在机智的辩论中认输的。它们是被急速前行的包产到户的实践，当作无意义的问题搁置在一边，不再有人理睬而收场的。变革所以能够前行，就在于它有明显的增产增收之效。1981年我们到安徽省滁县地区调查时，发现真正困扰农村变革当事人（农民和他们的干部）的，并不是那些虚张声势的关于大方向的指责，而是一系列由变革引起的非常具体的实际问题怎样解决。例如土地如何分包，增产和养地的矛盾如何统一，剩余劳动力怎样找寻出路，采用什么方式扶贫，等等。正是这些问题的实际解决，才保证了包产到户站稳脚跟，并靠示范效应引起连锁反响。可见，变革作为动态发生过程，并不能预先提出一种稳定的经济现象来供人们做稳稳当当的探讨。新现象、新形式最初差不多总是偶然地出现的，其中只有真正解决了运转问题的部分，才能在宏观上得到稳定。在稍纵即逝的选择关头，试图定性“是什么”之后再说别的，难免会丢失许多有重大意义的机会。

从更深的层次思考“顺序”问题，我们还可以得到其他启示。当人们试图穷尽式地探讨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许多经济现象和形式“是不是社会主义”时，首先会遇到一个标准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必须肯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已经作出的许多科学说明，对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事实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代社会主义实践，都是结合本国情况运用这些科学原理的结果。同时，30年的实践又反复表明，用经典作家的经典论断，直接衡量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发生的每件具体事物，会遇到两个问题：

第一，一般的科学抽象规定，同丰富的具体现实之间，还隔着许多思维上的中间连结环节。谁也不能要求经典作家全部完成这些中间环节。例如，在按劳分配基本原理同评工记分和联产计酬的具体形式之间，有着很多思维的中间层次。关于这些中间层次的理论说明，不可能在现成的书本上找到。而没有对中间层次的描述、说明、分析和验证，抽象的一般规定就无法上升为具体。“脱节”式的评判本身就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的最一般规定，本身还有待于进一步提炼、丰富和发展。马克思指出：“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所以，在社会主义的各种具体形态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之前，关于它的最一般抽象，事实上无法全部得到。试图构造关于社会主义一般经济理论体系的研究者迟早会发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典理论分析，以对象的成熟为前提。所以，根本的困难在于无法制造出应当经常浮现到理论体系面前的成熟的社会经济主体。与其在理论尚作不出最一般抽象的阶段而勉为其难，不如首先下决心对特殊的具体发展形式作出思考和探讨。历史已经证明，把某一种具体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误认为社会主义最一般的抽象规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恰恰是极其有害的。

人们只能解决能够解决的历史任务。理论经济学并不例外。所以，理论经济学目前能够做好的工作，似乎就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多种具体模式的存在条件、发展的症结问题和运行机制，把不同模式的具体经验加以互相比较，探索调整和改革所能够遵循的方向，为推进实际经济运行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些工作做得充分了，再谈论一般的“规律”以至“规律体系”，或许能有更扎实的基础。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最一般规定性亦即标准尺度，才真正能够得到提炼和发展，并成为人们把握社会主义丰富的具体形态的思维武器。在我们这个时代，经济学家如果对具体的经济运行不能准确地把握，那末他们建立起来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一般理论体系，必定不会有很强的生命力。

总而言之，研究如何运行的问题，不仅包含非常实际的目的，而且对理论经济学自身的发展，也有重大意义。

研究经济怎样运行这件工作的性质，对理论研究本身提出了许多特殊要求。

首先，这种研究注重发生过程。理论首先要大体弄清楚对象形态的存在条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和特征，以及进一步演化的可能性空间。正如恩格斯讲过的，理论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无法把握没有时间过程的对象。与之相适应，这里不能缺乏最起码的历史感。

其次，这种研究以对经济运动的实感为前提。这里所谓实感，指的是对现实经济活动的现实感和整体感。因为即使是对具体模式作概括，也离不开必要的抽象（尽管如前所述，一下子还达不到最一般的概括），但任何抽象总是整体的一个片面，总是从某一个角度对现实整体作出的缩写或简化。这些抽象一旦脱离现实整体，就无法从别的方面得到验证和修订，因此，离开用现实经济活动的密切对照而建立起的概念体系，终将成为纯思辨的产物，而无助于对经济运行问题的把握。

再次，这种研究高度重视经济机制。因为经济机制是比经济规律更具体的范畴，它往往要揭示几种经济规律共同作用下经济活动的运行机理，甚至要揭示偶然因素对经济运行的随机影响。经济机制的阐述也许形不成象经济规律那样单纯和条件严格的表达，但对运行问题的解决却更为重要。况且现代科学的进展，已经为把握综合性的运动规则提供了新的可能，因此即使目前还做不到对最抽象的规律进行刻画，也能够着手展开研究经济运行机制的工作。

最后，这种研究不仅只有联系生产力运动才能进行，而且应当把对经济活动有重大影响的非经济因素引入。这是政治经济学即理论经济学争论多年的老问题。但问题的根子恰恰出在理论研究的目标上。对于决心研究运行问题的理论经济学来说，从割裂而非统一的对象中是无法获得最必备的知识的。早在六十年代初，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理论工作者就这样写道：“马克思恩格斯在创造性地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花费很大精力去研究技术史、农业化学诸如此类等等当时自然科学上最新成就的精神和态度，不能不给我们很大启发和鼓舞。常常使我们联想：关于研究对象的争论是否太多了。与其抽象地争论研究对象，何妨去多学一点与对象有关的科学知识？！”可惜，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类似的呼吁在当时无法得到应有的重视。历史的政治的障碍（如持续批“唯生产力论”）已经转化为知识结构陈旧的梗阻。今天，理论经济学已经不能再对这一点视而不见。对于农村经济的研究来说，把生产力同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统一起来研究，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因为，这里主体的运行既是经济过程同自然过程的统一，又要受制于非经济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影响。“纯生产关系分析”对此根本无所裨益。

因此，关于经济运行的研究，并不缺乏理论内容。它需要在求实精神的火焰中反复锤炼理论思维，消除一切形而上学的玄想而扎扎实实从事难度很大的研究和探索。理论经济学只有变革自身，才能把握农村变革和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的现实，并不断从现实的变革中汲取丰富的养料。时代已经为理论经济学确定了研究经济运行问题这一目标。向这个目标前进的路途虽不平坦，却值得为之付出辛勤的思维劳动。

三、关于方法论的两点说明

理论经济学以运行问题为研究目标，必定也要采取与此相适应的方法。但是，必须坦率地承认，我们尚无能力叙述这种方法。因为从根本上说，研究中国经济运行问题的方法，还有待于摸索。同时我们一直认为，只有真正能够体现到研究成果之中的方法论，才有独立叙述的价值。因此这里我们不准备讨论理论经济学方法论那样的大题目，而只是就本书写作中遇到的两个方法论问题作简略的交待：

（一）本书仅仅是为研究运行问题的理论做的一种准备，而远不是那种理论形态自身。因此，它大体上还只沿着“从具体到抽象”的道路向前走，也就是从近年农村调查中得到的实感出发，纪录变革过程，整理事实材料，并尝试作初级的抽象和概括。这样的方法，显然还不是政治经济学上成熟的方法，即以抽象再现具体的方法。不过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运转，目前似乎还非有人做这类工作不可。否则从哪里能获得“最简单的规定”呢？我们甘愿做这件工作。只是近年农村变革的场面过于壮观，内容过于丰富，使得占有事实材料并作出整理、筛选、分类、概括都遇到许多困难。读者一定会发现，本书在一些地方概括得可能过于抽象，在另一些地方，叙述得又偏于具体。同时，即令没有篇幅的限制，限于我们的观察，也难免遗漏最重要的实证材料。

（二）我们试图从改进研究的活动方式入手，进而改进研究和叙述的方法。关于中国农村经济运行的知识，既不会从孤寂的头脑里产生，也不能从现成的书本上读到，更无法在小生产方式的封闭和狭隘状态中被融会贯通。必须代之以实地调查、多学科综合研究和外向式学习方式的有机结合。实践证明，研究工作采用这样的活动方式，开头难，坚持难，达到和谐与自然的程度更难。读者将在本书的叙述中发现许许多多行进中的痕迹：自然语言同科学语言的交杂；借用外学科术语、概念而并不贴切；逻辑的欠缺而用事实填补；日常的、政策的、理论的和模型的表达方式的重叠；等等。这些都表示着本书的不成熟。公开它们只是为了告诫我们自己：这里根本没有轻车熟路。

我们预先讲出方法论上的困难和本书的不足，恳切希望读者从多方面给予帮助。

（作者周其仁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陈锡文系《中国乡村发现》学术委员、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首席专家、全国人大常委、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杜鹰系《中国乡村发现》学术委员，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转自：《农村经济变革的系统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