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年的儒家曾经是古代中国的公共文化和官方意识形态，到了一百年前在西学的冲击之下，儒家文化解体，失去了其制度之根和社会之根，虽经几代新儒家学者力挽狂澜，光大绝学，然而儒家义理犹如孤魂，在少数精英的上空游荡，而不再在大地有其肉身。
传统儒家之所以如此风光，乃是有双重的制度肉身，其一是汉代的五经博士制度和宋之后的科举制度。儒家是王权钦定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家士大夫也成为帝国官僚阶层的唯一来源。其二是宗法家族社会的风俗、礼仪和民间宗教。儒家是古代社会的文化“小传统”，在民间有深厚的土壤，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纲常伦理。然而，儒家的这双重肉身到了现代社会已被连根拔起，摧毁殆尽。虽经一个世纪的磨难，儒家到21世纪的中国有了复兴的希望，但如今的繁荣更多地只是学院层面的热闹，少数精英那里义理儒家的蓬勃兴旺，反过来衬托了制度儒家的落寞荒凉。儒家之魂，悠悠荡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如何改变一个世纪以来儒家的魂不附体、让其在制度上有所附丽?比较起牟宗三、唐君毅、杜维明等注重义理的老一代新儒家，今日新一代儒家人士开始注意到制度儒家的重要性，而上层频频吹来的温馨暖风和社会的精神饥渴，又给制度儒家的复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时代良机。问题只是在于：儒家之魂，将依附于何张皮上?是目光往上，得君行道;还是视野往下，觉民行道?
王官之学，此路不通
儒家与基督教、佛教不同，不仅是入世之学，且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其最高的成就乃是经世致用，实现治国平天下。儒生们的政治抱负虽大，却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软肋：与基督教相比，缺乏有经济实力、又可与王权相抗衡的独立建制;与古希腊公民比较，也没有参与政治的制度化管道。儒家士大夫虽然谨记孔夫子的“士志于道”，坚信儒家的信仰(道)尊于王权(势)，但在政治实践之中，“道”却不得不借助于“势”，看君主的脸色，借“势”的跑道践行“道”的理想。
从古至今，凡是有强烈用世之心的儒家，因为摆脱不了“道”依附于“势”的宿命，总是习惯于走上行路线，时时寻觅明君，希望将一己之学抬升到王官之学。儒家需要明君，明君也需要儒家。秦二世而亡的教训，让汉武帝以下的君主们明白，仅仅靠法家官僚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是不够的，暴力威慑得了百姓，却无法征服人心。儒家有民本主义的王道政治，以儒补法，可以为王朝的统治获得长久的合法性。于是，大部分的中国皇帝，从汉武帝到康熙雍正乾隆，其统治方式皆为外儒内法，偶尔济之以黄老之学，霸王道杂之，三管齐下。
王权与士大夫的结盟，是一个有限的、互为手段的脆弱联盟。王权最迷信的，永远是马基雅维利之学，再熟悉儒家经典的皇帝，其作为权力的化身，决定了他骨子里流淌的，只可能是法家的血脉，相信“法术势”这套治理体系无远弗届。对于儒生而言，王道政治是体之所在，王权不过是其用;但对王权来说，儒家再好，乃是用也，法家才是体本身。以晚清的洋务、变法和新政为例，士大夫与清廷虽然都为保国，其实是各怀鬼胎。士大夫以富强保中国，最终要保的是天下----那个儒家所心仪的文明秩序，但清廷以富强保中国，最终要保的是江山----那个满清权贵独揽天下的小江山。士大夫为了保天下，可以改朝换代;而清廷为了保江山，宁愿天下先亡。
王权与儒生相互利用，结成同盟，因为终极目标不同，终有决裂那一天。对儒家士大夫来说，伴君如伴虎;人君一时之喜怒哀乐，足以毁弃自己一生之辛苦努力。西汉年间，一代枭雄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帝国提供了阴阳五行宇宙论的大儒董仲舒备受荣宠。然而，皇帝要的只是董氏宇宙论为帝国论证合法性的一面，而讨厌董氏用“天人感应说”在皇权之上置放一个更高的“天命”。汉武帝建元6年，皇帝祭祖之地辽东高庙失火，书生气十足的董仲舒认为这是上天对当政者发怒，写了《灾异之记》，奏章还没上，就被人偷偷告到朝廷，汉武帝大怒，决定将董仲舒斩首。后怜其才，又下诏赦免，但被罢免官职，从此，董仲舒再也不敢造次，干预政事，晚年居家以修学著书为事。
儒法的合作结盟，看起来是王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但这个结盟在实力上是不对等的，也缺乏制度的保障。王权是主动方，士大夫是被动方。儒家在政治上有多少发挥的空间，端赖皇帝是否明君，是否有肚量采纳儒生的进言。中国历代有盛世与衰世，有治乱循环，个中原因并非取决于制度，而是看是否有明君贤相主政。文景之治也好，开元盛世也好，汉武帝、唐太宗也好，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只是人事好，并没有立下好的制度。一朝明君，气象万千;昏君其后，人亡政息。所缺乏的，正是长远的制度性设置。
牟宗三先生有一卓见，认为古代中国政治只有治道，而无政道。儒家提供了一套以民为本的形而上义理，法家有成熟的控制社会、驾驭官僚的治理术。但儒法两家，一个义理上过于空疏，另一个只是在统治上下细密功夫，二者都无法开出超越于人君的、具有最高立法意志的政道，即刚性的宪政架构。
传统的儒家政治，并非一无可取，在几千年与王权又联合有斗争的历史实践之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智慧：道统与政统的双重权威、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民间的清议传统、文官考试与御史制度等等，这些政治智慧与制度实践以民意为依归、以天理为最高价值，以儒家士大夫为社会中坚力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皇权独霸天下，使得中国政治在若干朝代和历史时期之中保持了清明、理性与有序，使得古老的中华帝国在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和文化多元的土地上，持续了二千多年的文明历史。
然而，儒家政治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限制，其有形而上的义理，有治道层面的技艺，然而缺乏的是政道层面的根本大法，纵然设计如何完美，最终还是依赖于圣君贤相的个人德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统治的合法性、权力的有效限制和权力的有序更替这三个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上的儒家在现代社会之中不再具有独立的光复价值，其未来是否有价值，全看儒家在制度上与谁结合勾兑。假如继续外儒内法，延续古老的秦汉体制，两千年都没有走通的老路，岂能指望在21世纪枯木逢春、病树开花?
政治儒家真正的希望，在于与现代的法治与民主制度审慎嫁接，以超越私利的精英智慧平衡一人一票的民粹政治，以天下为公的公意聚焦权利至上的私利之争。儒家政治本身无抽象之好坏，就看其与谁交友结盟。倘若能够像牟宗三、唐君毅老一辈新儒家那样，在法治与民主的现代政治框架之中发挥余热，那么就有可能实现自身之创造性转化。
转型为心灵宗教，可欲不可求
王官之学的上行路线是一条死路，儒家还有另一个选项，便是走下行路线，到民间发展，将儒学改造成儒教，成为像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那样的心灵宗教。
这几年，中国社会世俗化的进程掏空了国人的心灵，在精神虚无、价值真空和意义迷失的多重困境之下，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以及各种民间宗教发展迅猛，伴随着世俗化所造成的心灵秩序危机，宗教复兴呈不可逆转之势。在这一大趋势秩序，儒家的位置在哪里?有没有可能转型为像佛道耶回那样的心灵宗教，在民间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将儒学改造成儒教，历史上有过尝试。明末的左派阳明学泰州学派，改变了朱子学的王官学传统，转而眼光往下，到民间讲学，相信人人心中有良知，皆可成为圣人，他们在庶民百姓、贩夫走卒之中启蒙布道，发展信众，距离心灵宗教只有一步之遥。儒学的宗教化努力，最彻底的自然要数民国初年康有为、陈焕章发起的孔教会。康有为只是精神教主，孔教会的真正掌门人是哥伦比亚的哲学博士陈焕章。他不仅按照基督教的模式设计孔教，而且还赋予其若干现代的内容与仪式。但最终还是不免失败。个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康有为、陈焕章这些人身在民间，心系庙堂，守不住民间的寂寞，总是想通过国家权力的运作，将儒教抬升为国教。围绕在孔教会周边的，多是满清的遗老遗少、失意的下野政客、传统的乡间士绅，知识陈旧，利欲熏心，对救心无所兴趣，满腹的救世雄心。孔教会甚至连晚明的左派王学都不如，其严重脱离社会，与庶民百姓无涉。他们取了耶教的形式，却没有耶稣的精神，缺乏与王权抗衡、孜孜于民间播种、通过拯救人的灵魂来改变世界那种真正的宗教气质。
这些年以蒋庆为领袖的一派新儒家，也在重蹈当年孔教会的覆辙，他们在民间建立书院、精舍，却不安于草根社会，总是想重返庙堂，让儒教成为国教，让四书五经成为钦定的教育范本，甚至列入国家考试的范围。假如哪一天儒教真的成为了国教，四书五经重返高考，那么儒教的生命也就此完蛋，不是成为宰制性的意识形态，就是为学子们既重视又厌恶的晋身敲门砖。
我个人的观察和感受，海峡两岸的民间儒教学有很大的差异，台湾的儒教有草根气、人情味儿，安心于民间社会，关心庶民疾苦，致力于心灵秩序重建;而大陆的一些儒教徒们虽然身处民间，却沾染了江湖气与官气。这二者位置不同，其实是精神相通的：都是要当天下老大的霸气。
研究儒教与孔庙的台湾著名学者黄进兴先生分析过，传统的孔庙是一个与国家权力紧密结合的圣域，孔庙的祭祀是国家权力的展现，是一般百姓不敢进入、令人敬畏的封闭空间。许多大儒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得到皇帝的册封，在孔庙当中有自己的位置。有一个笔名叫“梦醒子”的儒生，做梦都想在孔庙里吃一块冷猪肉，感叹曰：“人生啊，不吃一块冷猪肉，愧为此生!”黄先生指出：中国的百姓对孔夫子是尊而不亲，儒教“基本上是一个国家宗教，不是一个私人宗教;它是一个公共宗教，不是一个个人宗教”。儒教的基本性格太精英化了，关心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大事，在一个缺乏民主的社会当中，儒教为了实现救世的理想，除了往国家权力的身上靠拢，别无它途。
一般庶民百姓，天高皇帝远，之所以需要宗教，乃是为了救心，精神有依靠，命运有托付，生死有安排。佛教、道教、耶教和回教皆有此承诺，故可以成为庶民百姓个人之信仰，儒家虽然有宗教性，但毕竟是读书人的宗教，更重视现世、人文和理性。蒋庆在贵州建立阳明精舍，带领一帮弟子们苦读圣贤书，却与周边的村民们毫无关系，不被当地人认同。村民们还搬走了精舍特制的瓦片，去盖了一个村里更需要的观音庙。足见如今的儒家复兴依然是少数精英折腾的圈内事，与社会底层全然有隔。
这也难怪，儒家非启示性宗教，不以信为第一要务，儒家更强调的是个人修身，在知识上有所觉悟，并通过道德的实践，成为众人表率的君子和圣人。但这个知识和德性的要求太高，只能是少数读书人的理想，对一般庶民来说，他们只需要“信”，更确切地说，是通过简单的宗教仪式，获得神灵的庇护。无论是超越之神的庇护，还是简化的宗教仪式。这两点恰恰是儒家的短板，儒家要在民间改造成为耶教、佛教那样的心灵宗教，既不符合儒家的本来性格，也缺乏自身的历史传统和实践空间。韩国与台湾的儒家传统保持得如此完整，至今也没有开拓出个人宗教意义上的儒教，何况儒家传统曾经中断过的中国大陆乎?
作为“文教”的儒家，希望在民间
历史上的儒家，从灵魂而言是一个整体，但其有三个肉身或存在形态，一是作为王官之学的国家宗教，二是作为心性之学的心灵宗教，这两个都具有相当明显的宗教性格，第三个是作为伦理道德之学的秩序宗教，这个层面上的儒学，与其说是宗教，不如说是秋风所提出的“文教”。
所谓“文教”，按照我的理解，指的是儒家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宗教，而是儒家特有的“人文教化”，形成与宗教相对应的“文教”。其中包含四层含义，第一，作为“文教”，儒家不像一般的宗教那样诉诸于信仰与启示，而是通过理性的自觉和道德的践行，得道行道，第二，作为“文教”，儒家不是通过祈祷、礼拜的宗教性仪式与神沟通，以获得神的庇护，以期在另一个超越性世界里面获得生命的永恒，而是注重于现实生活，通过人文教化，在世俗性的日常生活礼仪之中，将儒家义理化成人心，造就美俗。第三，作为“文教”，儒家主要不是为个人的心灵秩序提供安身立命与终极价值，而是依据“仁”化为“礼”，为整个社会建立公共性的伦理道德秩序。第四，作为“文教”，儒家的伦理道德价值及其规范，内化到其它正式宗教、民间宗教、祖宗崇拜、日常生活祭祀之中，即所谓的“神道设教”。儒学可以说是一种“潜宗教”，潜移默化于民间，百姓日用而不知。
历史上儒家的三个肉身，到了现代社会，与国家权力重谋蜜月的王官之学已是一条死路，而注重修身的心性之学也只是少数精英的事情，与一般国民无涉。儒家在未来中国最重要的功能，在我看来，应该发展以公共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教”，重建中国人的社会良序。
那么，作为伦理道德秩序之“文教”，儒家与其他的宗教以及自由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中国与西方不同，是一个多神教国家，儒道佛三教合一，其中道与佛是宗教，而儒家是“文教”，各有各的功能和底盘。秋风认为中国是“一个文教，多种宗教”，一语道出了儒家与其他宗教的关系真相。儒家因为只是一种致力于公共秩序的“文教”，因而它对注重个人心灵秩序的其他宗教，在态度上是开放的、包容的。虽然儒家自宋明理学之后，化佛为儒，有自己的心性之学、修身之道，自有安身立命所在，但毕竟过于理性化，陈义过高，只是读书人的宗教，一般民众消化不起。即使在读书人中间，作为心性之学的儒学也有其有限性，因为其只谈现世，不论来世，人文有余，神性不足，故对一些特别重视生死轮回、有神性追求的儒生来说，在儒之外，还会谈佛信道，或皈依耶稣。
反过来说，生活在儒家世界的佛教徒、道教徒、基督徒和回教徒，他们也会尊奉世俗的儒家伦理，孝敬父母、祭祀祖宗，入乡随俗，从而出现儒家化的基督徒、儒家化的佛教徒、儒家化的回教徒、儒家化的道士等等。作为“文教”的儒学身段柔软，润物无声，镶嵌到各种外来和本土的宗教传统之中，一方面将外来宗教本土化、儒家化，另一方面也从其他宗教传统之中获得新的养分，进一步固化自己超越于一切宗教之上的“文教”地位。
儒家的这种超越于所有宗教之上的性格，颇有点像现代社会的自由主义。那么，作为“文教”的儒学与同样追求公共良善秩序的自由主义是否冲突矛盾?儒学与自由主义虽然都是世俗化的学说，但同样各有各的侧重和底盘。自由主义虽然也有自己的伦理价值，但骨子里是一套政治哲学，追求的是符合自身伦理价值的政治哲学，而作为“文教”的儒家，虽然有自己的政治理念，但本质上是一套伦理哲学，追求的是日常生活的礼治秩序。真正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有全面冲突的，不是作为“文教”的儒学，而是作为王官之学的政治儒教，当然这一冲突也并非绝对，正如我前面所说，政治儒学中的若干智慧同样可以弥补自由主义政治之不足。
作为“文教”的儒学与自由主义，不应对抗，否则亲痛仇快，便宜了它们共同的敌人法家。两家最好的相处之道，乃是周末夫妻，有分有合，互补短长。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论，现代社会分为系统世界和生活世界。系统世界是一个以市场和权力为轴心的世界，自由主义理当为系统世界的主人，以权利与契约规范市场，以法治和民主制约权力。而系统世界之外，还有一个非功利的、人与人情感交往的生活世界，这个世界对于许多国家来说，皆由各自的宗教所主导，而对中国来说，儒家显然应该成为生活世界的主人。
哈贝马斯特别强调，系统世界与生活世界各有各的价值轴心，只要不越界筑路，都是合理的。问题出在当今社会之中，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将市场与权力的原则扩大运用到生活世界，以至于人与人之间的自然交往充满了去人格、去情感、去伦理的功利气味，不是等级性的权力宰制，就是市场交易的金钱挂帅。在中国，还有相反的情形，即生活世界对系统世界的反向殖民化。儒家作为生活世界的伦理原则，侵入到市场空间和政治领域之中，在平等的契约空间中拉关系，在严肃的法治秩序中讲人情，这是儒家不守本分的僭越，其危害性一点也不亚于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在21世纪的今天，系统世界越来越全球化、普世化，那是文明的天下;而生活世界不同，它是文化的空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族群理应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生活世界。文明是普世的，文化是特殊的。儒家之所以对于中国很重要，乃是中国人不仅生活在由普世文明所主导的系统世界，而且还有一个活生生的、有自身历史传统和文化个性的生活世界。“历史的终结”对于系统世界来说没什么可怕，可怕的是将生活世界也一并终结了，形成科耶夫所担心的“普遍同质化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需要儒家，需要一个有谨守生活世界本分的“文教”儒家。
未来的中国文化秩序，应该是三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是政治文化层面，涉及到何为公共政治秩序中的正当，何为公共的政治之善，政治自由主义将扮演核心的角色，而儒家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也将贡献各自的智慧。第二个层面是公共伦理层面，涉及到何为公共的伦理之善，何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之道，这将是作为“文教”的儒家的地盘，而伦理自由主义与各种宗教传统也将补充其间。第三个层面是个人的心灵层面，涉及到何为德性、何为现世生活的意义、如何超越生死、获得救赎或得救，这将是包括儒道佛耶回在内各种宗教的多元空间，中国特有的多神教传统将让国人有自己的选择空间，甚至兼容并包，多教合一。
儒家孤魂，肉身何在?王官之学，已证明是一条死路，心性之学，只是精英宗教而已。儒家在未来中国最广阔的愿景，乃是造就公共伦理秩序的“文教”。这个“文教”，希望不在于国家权力之推广，而是与公民社会结合，在民间自然、自发地生长。自孔夫子起，儒家起源于乡野，发展于民间，中间虽然一度入室庙堂、成为官学，但最终随王权的解体而衰败，成为游荡了一个世纪的孤魂。儒家要想重新拾起蓬勃的生命，唯一的出路还是回到原点，回到民间。
（本文原刊于《南方周末》2014年9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