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艺术之外，从终极关怀的角度看，其实，中国文学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我已经谈到，在中国，存在着两个美学传统：从《诗经》到《水浒传》以及从《山海经》到《红楼梦》。而且，前者还是中国美学的主流。在中国，通行的是美学的现实关怀，通行的是现实关怀的美学传统。美学的终极关怀，在中国，还是始终有待提倡、有待践行的。
我这样说，也许很多人都会有点失望。因为批评中国美学的主流传统是非终极关怀的，其实就等于是在批评中国美学的主流传统是非美学的。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件从民族感情的角度来说太难以太难以接受的事情了。可是，我又不能不说，我所说的，其实只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而且，只是一个从王国维以来才已经开始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意识到的事实。
为了给自己的看法提供一个最为具体、最为真实的例证，我选择了安史之乱之中的杜甫诗歌，作为第二讲的剖析文本。
我知道，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还很少有人质疑过杜甫，也很少有人批评过杜甫，可是，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恰恰是忽视了终极关怀的视角的缘故。如果从终极关怀的角度出发，也许结论就大为不同。
下面，就让我们开始。
一、安史之乱：中国历史从盛到衰的转折点
公元755年
要了解安史之乱之中的杜甫，最为简单的方式，是从公元755年开始。
历史有如人的生命，在某些特殊的节点，会留下特别关键的印记。例如，在中西方的历史上，我经常说，其实有两个年份是最最重要的。在西方，是公元1500年。因为就从公元1500年开始，西方的基督教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也因此，西方的一些著名历史著作都是以公元1500年作为历史分界的，例如全世界公认的最好的历史书《全球通史》就是分成两部分的：《1500年前的世界》和《1500年后的世界》，还有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写的《大国的兴衰》，也是以公元1500年作为历史的分界的。那么，为什么全世界都把1500年作为全世界现代化的起点呢？这一年和文艺复兴没有关系，而跟北部欧洲的宗教改革有关，与基督教登上西方历史舞台有关。1517年，马丁•路德发表最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提出了西方的宗教改革。1536年，加尔文出版了《基督教要义》，所以1500年成为了西方世界的一个重要分界。
那么，在中国呢？在中国是哪一年最最重要呢？公元755年。因为就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这个老大帝国转而开始走向了历史的衰落。
关于中国的公元755年，或许，只要我们回想一下在此期间出场的风云人物，对它也就若有所悟了。首先出场的，是中国历史上那场声势最为浩大的恋爱的男女主角——唐玄宗、杨贵妃，他们两人差了34岁，一个56岁，一个22岁，但是，也正是他们两人，却演绎了一场持续了15年之久的爱情，从公元740年到公元755年。除此之外，应运出场的主角还有李白、杜甫、王维，当然，还有安禄山、史思明。当然，还可以举出其他的一些人，而且也同样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如大书法家颜真卿。不过，我相信，只要举出这几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只要是对于中国历史稍微熟悉一些的读者就已经不难找到一个更加熟悉的词汇来称呼中国的公元755年了，这就是：安史之乱。
说到安史之乱，它真是开创了中国的很多很多历史之最。例如，它结束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盛世，再如，它开创了中国的史上第一乱，而且导致了中国（当时的中国，主要是华北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一下子倒退了几百年。有历史学家统计，在公元754年的时候，就是唐玄宗70岁的时候，中国有人口5288万，大概相当于现在一个中等规模的省，但是到了安史之乱结束的时候，还剩下了多少人呢？到了公元764年的时候，中国还剩下的人口只有1690万了。可见，有2/3的人口是在战乱中死亡了。我们现在都在诅咒中国的“文革”，那是一场令人至今心悸的动乱，可是，将来的历史学家是会认为文革更乱呢？还是会认为安史之乱更乱呢？我只能说，现在还看不到公认的结论。
不过，要弄清楚安史之乱的最大奥秘，仅仅从什么什么之最来解释，无疑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安史之乱的最大奥秘，不在于那些眩人耳目的什么什么之最，而在于：它是中国封建社会从盛到衰的转折点。唐朝前面137年的繁荣和后面151年的混乱，它是转折点。安史之乱之前的中国和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国，它也是转折点。过去我们经常说：中国是一个经历了从秦朝到清朝的朝代循环的精神木乃伊，也有人说，是一个超稳定结构，但是现在我们还可以进而再揭示一个关于中国社会的新的秘密，这就是：从秦朝到清朝，尽管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封建社会有2132年的历史，但是，其实到公元755年的时候，它就已经失去了生命活力了，唯一幸运的，只是没有遇到一个在文化上比它更为强大的外来入侵者而已。因此，才又苟延残喘了很长时间。
安史之乱是中国社会的根本秘密的呈现
在中国历史上，无疑“动乱”层出不穷。在安史之乱之前的，屈指数一下，第一个当然是战国时期，七雄争霸，血流成河。第二个当属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四百年，四个世纪，几乎是天天战乱不已。第三个，要数唐末五代十国时期，更是赤地千里、白骨遍野。可是，我们为什么要把安史之乱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从盛到衰的转折点呢？原因就在于，安史之乱是中国社会的根本秘密的呈现，也是中国社会的根本秘密的结果。
与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唐末五代十国的动乱都不同的是，安史之乱不是源于危机，而是源于盛世。人们都知道，在安史之乱之前，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盛世”。一共2132年的古代中国有四大盛世：汉代文景盛世、唐代开元盛世、明代永宣盛世、清代康乾盛世，安史之乱紧接着的，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开元盛世”。它指的是唐玄宗李隆基的治国初期，一共二十九年，713年十二月—741年十二月，当时天下大治，国力强盛，史称“开元盛世”。无疑，这个特点为后人去正确解读安史之乱造成了莫大的困惑。
例如，因为困惑不解，后人往往就把安史之乱的原因归咎于唐玄宗个人的失误。在很多学术著作和研究者看来，唐玄宗在开元期间的二十九年里重用贤臣，励精图治，但是在天宝（742年正月—756年七月）期间的15年，却沉湎酒色，重用奸臣，结果导致了安史之乱。这样的解释，当然也不无道理。唐玄宗当然要对安史之乱负责，可是，这样的一种遇事就只会去寻找“替罪羊”或者“替罪狼”的做法，其实根本于事无补，也对总结历史教训无益。试想，如果唐玄宗继续励精图治，是否仍旧难以避免安史之乱的灾难？再试想，即便唐玄宗不再励精图治，为什么就偏偏出现这样巨大的历史灾难？历朝历代不励精图治的帝王比比皆是，比唐玄宗不励精图治的帝王更是所在皆是，可是，他们的不励精图治为什么就没有导致这样巨大的灾难？显然，把安史之乱归咎于唐玄宗的不再励精图治，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还是因为困惑不解，很多学术著作和研究者往往也把安史之乱的原因归咎于李林甫、杨国忠等人的失误。其实，这也仍旧是一种遇事就只会去寻找“替罪羊”或者“替罪狼”的做法。犹如中国当代的文革无法完全归咎于所谓的“四人帮”而应该归咎于四万万人帮一样，“丧钟为每一个人而鸣”，才是真正的负责任的态度。按照西方的政治的“无赖原则”，其实每一个执政者都难免无赖，关键的关键，是能否把所有的执政者关进牢笼。因此，在反思安史之乱的时候，需要追究的，当然也不能是个人的责任，而是当时的制度为什么会出现问题，为什么竟然不能够把每一个执政者关进牢笼。
因为困惑不解，还导致了很多学术著作和研究者往往又把安史之乱的原因归咎于杨贵妃、归咎于安禄山。前者是“女色误国”的演义，不值一驳。后者仍旧是一种遇事就只会去寻找“替罪羊”或者“替罪狼”的做法。像安禄山这样的人，一个父亲早逝的会讲九种藩语的“拖油瓶”孩子，30岁才混入军队，本来是根本没有机会作乱全国的，更不要说导致几百年的大倒退了。他的作用力无论如何比李林甫、杨国忠都要小很多，可是，他不但40岁成为节度使，49岁成为三镇节度使，而且最终作乱全国，甚至贻误中国千年，根本的原因，还要从中国社会本身去寻找。安禄山这样的人物历朝历代都有，但是却只有唐朝天宝年间能够为他提供舞台，原因何在？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为了解开安史之乱之谜，法国学者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可以作为借鉴。
托克维尔的名著有两部，一部是《论美国的民主》，讨论的是“美国的自由民主社会的奥秘”；一部就是《旧制度与大革命》，讨论的“法国为何无法建成自由民主社会的奥秘”。而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之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就是托克维尔发现：法国的“革命”是出现在顺世而不是乱世。换言之，“革命”的发生并非因民不聊生，并非水深火热，而恰恰是在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人们还发现：当时的作为大革命的发源地的那些地方，都是法国社会发展最为突出的地方；而当时的激烈反对大革命的地方，却偏偏是法国社会发展最不突出的地方。
而且，“革命”的对象也并不“坏”，犹如唐玄宗。说起来，路易十六的前任实在说不上是一个好国王，但是路易十六却是在堪称一位“好”国王。他所开创的，也可谓“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更具讽刺的是，就在革命爆发的那一天，1789年7月14日，路易十六在日记本上写下的是：“14日，星期二，无事。”那一天，他懒散到了连过去非常喜欢的猎鹿游戏都没有去。然而，恰恰是他，却导致了前所未有的革命，也恰恰是他，被革命者送上了断头台。只是，同样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同样是1789年7月14日，就在二十公里之外，巴黎市民却在攻打著名的巴士底监狱。然而同样颇具讽刺的是，市民激战了一天，牺牲了98个人，可是在监狱里市民们却发现，只关押着7个人——两个精神病患者，5个普通犯人。
应该怎样去解释这一现象？在托克维尔看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在社会不发达、个人生存也没有基本保障的时候，人们往往不思进取，也没有改变的欲望。社会完全是一潭死水。可是，社会一旦发展，对光明前景的憧憬，反而使得人们对任何不足都无法忍受，也都心怀怨恨、牢骚满腹，此时此刻，如果执政者没有通过进一步的改善来对于人们的期望与不满加以满足，革命就会爆发。
据历史记载，路易十六在业余生活中还是一个高明的制锁匠，遗憾的是，他到死也没有能够打造出一把解开“法国为何无法建成自由民主社会”的钥匙。其实，唐玄宗何尝不是如此？当年张九龄曾经从面相看出安禄山“有反骨”，可是唐玄宗却不以为然，后来，在安史之乱之后，唐玄宗为张九龄立碑以示纪念，显然，这也是唐玄宗对于安史之乱的解读：一切都是天意，或者，一切都是因为遇到了坏人。无疑，这一解读非常不得要领。
安史之乱，关键并不在于“天灾”，也不在于“人祸”，而是在于：繁荣反而加速了动乱的到来，发展偏偏激怒了整个社会。用今天的话说，是偏偏在高度发展的瞬间“摊上了大事”。
繁荣、发展，无疑都是社会在发展中的追求。可是，往往为人们所忽略了的是，繁荣、发展也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因为它们也必然会极大地激发人们对于公平正义的期待与渴望、对于更好的发展机遇与实现个人抱负的期待与渴望、对于优裕的物质生活的期待与渴望。因此，繁荣、发展所要求的，必然是更为健康的制度设计、更为强大的人文支持。繁荣、发展，会导致人们的更加要求社会的公正，更加要求吏治的清明。尤其是在中国，极权的统治方式易于在短期内调动起充裕的行政资源、社会资源、物质资源，一旦遭遇一位所谓的“明君、”“贤主”，就有可能会造就大大小小的所谓盛世。可是，如果不倍加小心，被瞬间放大了的所有人的期待与渴望，就会同等地甚至加倍地无数倍地放大自己所置身的社会的制度与人文方面的根本缺陷。值此之际，乱世，也就相应而至了。
安史之乱的出现，就与上述的“放大”有关。所谓唐玄宗的骄奢淫逸，应该从这里去解释。历朝历代，试问那一个帝王不骄奢淫逸？应该说，只有程度之分而无性质之别，唐玄宗有了美满爱情，为什么就一定是“误国”？为什么就不会因此而把国家治理得更好？帝王治国一旦出现问题，往往就以骄奢淫逸来搪塞，只能说明我们后人思想的贫乏。其实，唐玄宗的问题在于：当国家实现了繁荣与发展之后，在制度建设上要及时跟进，因为所有人的期待与渴望都会被突如其来的繁荣与发展在瞬间加以放大，倘若能够满足，自然就会转化为强大的正能量，但是，倘若不能够满足，那，就会转化为强大的负能量了。无疑，唐玄宗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何况，他本人对此却一无所知。否则，他就不会为了平衡李林甫多年来慢慢一枝独大地发展起来的政治势力而逾越一切制度的制约去突击提拔杨国忠了。
而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人的问题也无关个人品质。置身官场，自然无人只想当士兵而不想当将军。他们都想官运亨通，在盛世中他们都想大展身手，这无可非议。关键在于要把他们的所有努力都控制在一个正常并且健康的制度之中，然而，当时的制度建设却并没有及时跟上。那么，他们要实现自己的在一个繁荣与发展的时代里被放大了的期待与渴望，就只能通过不正常也不健康的方式去加以实现。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安禄山。他早年曾经因为谎报军情而罪当处死，可是，他却通过背后的潜规则活动而逃过了惩罚。其结果，就是他不但没有由此受损（如果建立了健康的制度的话），而且反而大彻大悟，发现了大唐制度建设的推崇人治并且纵容关系潜规则的漏洞。于是，他先是走通御史中丞张利贞的关系，后是取得唐玄宗本人的赏识，最后更是与杨贵妃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于是，他的飞黄腾达再也无人可以阻挡了。
唐朝从关中向东北的战略转移
具体来说，安禄山的舞台本身就是时代的繁荣与发展所提供的。安禄山的应运而生本身就与唐朝从关中向东北的战略转移直接相关。
熟悉中国特色的人都知道，古老中国几千年来人们基本上都是在为“吃饭”而拼搏，因此土地问题在中国就永远被看作首位的和唯一的问题，每一个西方人来到中国，几乎都会吃惊地发现，他们所到之处的每一寸土地都被勤勤恳恳劳作的中国人不辞辛苦地开发了出来，而且几乎全部用来生产口粮。美国的土地只有4/10用于产粮，其它的几乎一半都用于放牧，可是在中国却养不起供食用的牛羊，只要是能够利用的土地都被用于生产粮食。可是，即便如此，中国人用于衣食住方面的开支也已经几乎占了所有收入的全部。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唐代，这种人与资源的紧张关系已经到了极点。本来，在此之前，中国人全力开发的重点地带是关中，所谓得关中者得天下。自秦到汉、隋（北周）、唐，都是如此。可是，到了唐代，情况就无法维持了。因为在每一寸土地上都过度开发，而且使用过度，土地的承载力开始下降，也已经丧失了发展空间。为了求生存，中国人不得不掉转目光，去寻找新的生存机遇，于是，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东北就进入了中国人的视线，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的东北，就日益成为中国的新的战略发展方向。从唐代开始，不论是中原王朝还是塞北游牧民族，都开始把目光转向了东北。从唐太宗开始，就先后平定辽东、西突厥、吐谷浑等地区。假如说，过去是得关中者得天下，那么，现在就是得东北者得天下。在这方面，我们只要回顾一下此后的辽、金、清、奉军、以及上个世纪国共内战中的林彪的带领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进入东北，就会了然于心了。
换一句话说，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当时的中国开始把战略重点转向边疆。可是，正如中国的一句成语所说，鞭长莫及，一旦转向边疆，中央政府就势必出现“吼”不住的情况，所谓“天高皇帝远”。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当时采取的对策是藩镇制度，这个制度创建于唐高宗景云年间，意在使得大唐帝国在应对边疆的瞬息万变的复杂军事局面时能够更具有灵活性、更敏捷，而且，就后来的运作情况来看，效果也是比较理想的。大唐军队在安史之乱之前的一百多年中始终保持了强大战斗能力，例如751年，大唐安西都护府军2万汉兵，再加上3万胡兵，竟然就大举远征阿拉伯，而且就在阿拉伯的地盘上与20万阿拉伯军队正面对抗了一个星期，不能不说，这与藩镇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
再从实际运作来看，藩镇制度创立之初，对于节度使的监控也是非常成功的，不论任职年限（一般4年为限）、任职条件（一般是优秀的汉将出任）、职权大小（只管军政，而且节度使下级将领的人事任免权归中央政府）、兵力数量（一般不超过5万）、兵力来源（来自募兵制与府兵制，以募兵制为主）、兵力部署（边疆与内陆驻军保持平衡与轮换），都控制得比较得当。而且，那个时候全国共置634个折冲府，其中261个就位于保卫京师长安的关中，从军事部署看，是外轻内重，中央政府有足够的兵力保卫京师。因此，尽管出现了强大的军事藩镇，但是中央政府仍旧是可以有效驾御的。
但是，到了安史之乱前夕，情况出现了异常。当时，边疆的发展越来越大，为此，唐玄宗在边疆设置了9个强大的军事藩镇以及一个经略府。全国57万大军，有49万部署在边疆地区，为9个节度使与1个经略使所控制，而中央能够控制的军队却不到8万人，而且还都是些很久都没有上过战场的警卫部队。再者，统领数州为一镇的节度使并不是仅仅统领军事，而且还统领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等职，区域内的行政、财政、人民户口、土地等大权都一并在握，这样一来，过去本来是一方之长的州刺史其实也就形同摆设。《新唐书•志第四十兵》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应该就是对于节度使雄据一方而且尾大不掉的危局的描述。这就是说，当时的制度建设出现了问题。后来的安史之乱的主角安禄山，则更是利用制度建设的漏洞而大权在握，他控制的东北三镇（河东、范阳、平卢），三地之间地域相连，兵力达到20万之多，约占了全国兵力的40%以及国土面积的20%。
就在这个时候，因为人与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样一个中国见惯不惊的老毛病就再一次开始登场了。要“吼”住边疆，就难免出现兵权过度集中和兵力部署的外重内轻、严重失衡，那么，怎么去解决呢？唐玄宗的时候就立了一个规矩：凡是在边疆立下大功的节度使，退休以后就可以回到中央政府当主要领导。可是，这样一来，首都的官员就与边疆的官员产生了矛盾。各位知道，当时的中央政府主要领导是哪一位呢？大名鼎鼎的杨国忠。杨国忠跟杨贵妃关系密切，都是一家的，后台无疑非常强大。因此，他当然不甘心就这样拱手把自己的位置让给边疆回来的节度使。繁荣与发展不但放大了安禄山的期待与渴望，而且也放大了杨国忠的期待与渴望。于是，他当然就会利用不尽安全的制度来想办法阻止。而当时最有可能接替他的位置的是哪位节度使呢？正是安禄山。如果是一个不太实力强大的节度使那也就罢了，遗憾的是，杨国忠遇到的是实力非常强大的安禄山。于是，因为杨国忠天天挑拨离间，逼着安禄山造反，最后，安禄山就真的被逼上了梁山。
所有人都必须通过屈辱的方式来不择手段地往上爬
简而言之，制度的不健全，使得所有人都必须通过屈辱的方式来不择手段地往上爬，而一旦爬了上来，在攀爬过程中积攒的所有屈辱又会加倍地喷溅四射，化为排斥异己的刻骨仇恨，而且，在攀爬的过程中，还培养起来为自己的个人私利而不惜以国家作为赌具的卑鄙心态，于是，就安禄山而言，既然你们天天怀疑我造反，反正我有20万人，你只有8万人，不如就干脆反了算了。就杨国忠而言，他的目的就是为了逼反安禄山，以便排斥这个仕途上的最大异己。可是出乎杨国忠所料的是，他原以为逼反以后就可以轻易剪除，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结果是把大唐帝国都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不但双方都死于战乱，而且给百姓带来了惨痛的灾难。
因此，安史之乱为什么竟然会把中国这个老大帝国推向历史的衰落，为什么会成为历史的转折点，其中的原因，也就昭然若揭了。
安史之乱是中华帝国的根本缺憾的大暴露。与其他的动乱不同，它与任何的天灾人祸都没有关系，而是直接就来自中华帝国的肌体本身，是中华帝国的发展的逻辑必然。也因此，它所带来的伤害也就格外深重，堪称伤筋动骨。从此，老大帝国也就一蹶不振，再难重振辉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因为从此藩镇一家独大，再难控制，也就很难再有实力去收复已经被丢掉了的辽阔北方，于是只好转而完全倚重南方（江淮地区就是这样成为了日后的财税重心）。结果，中华民族失去了对于自身的不健全制度及时加以修正调整的机遇，此后，在制度方面的建设上，也就日益积重难返，宋元明清，一代不如一代，原因在此。更为严重的是，人文精神的建设，更是一泻千里。对外开放的博大心胸一去不返，对于外民族的不信任与排斥，成为此后千年一贯的心态。同时，因为失去了外来文化的激流，结果汉民族自身的心态也就日益自私自利、狭隘封闭，窝里斗从此成为常态。
一叶可以知秋，一马也可以知时代
关于安史之乱是中国封建王朝最为关键的节点，可以举一个重要的细节加以说明。
《清明上河图》都比较熟悉。可是，其中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却未必人人已经注意到。例如，据齐藤谦所撰《拙堂文话•卷八》的统计，其中画了1659人，我们知道，，《三国演义》才写了1191人、《红楼梦》只写了975人、《水浒传》也只有787人，显然，《清明上河图》画得人数要多出于它们。可是，《清明上河图》中女人却很少。1659人中，只有四个女人。还都不是年轻女子，都是老太太、料理家务的女子、骑驴的女子、行路的女子，等等。可见，女子在宋代还真是不太出门，宋明理学的影响确实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就是《清明上河图》的街上没有了胡人。遥想大唐，连李世民和李白都是胡人，而今，胡人安在？没有胡人，意味着国家开放程度在大大降低。还有更为重要的一个，就是在《清明上河图》还有动物208头，却多见驴，没有马！在我看来，这个细节实在是非常重要！
人们常说，大宋之所以非常弱小，之所以竟然被少数民族战败，其中一个根本的缺憾，就是:马不行。看看《清明上河图》，一切应该已经了然？可是，为什么会如此呢？各位，我要告诉你们，这就恰恰与安史之乱有直接关系。我们知道，岳家军是风靡一时的，战斗力也很强。他们打仗的一大发明，就是钩镰枪，也就是扫马腿。但是，为什要去扫马腿呢？为什么人家来的是马，而你却不去用马抵挡？原来，从安史之乱以后，中国内地就没有了马。顺便说一下，轿子在宋代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你们可以把它看做一种不得已的依靠人力的马车。因此，轿子的出现仍旧是没有了马的结果。为什么没有了马呢？因为中国的养马场主要是4个，例如北方契丹（辽）、西北西夏、西南大理，总之都在燕云十六州（又称“幽蓟十六州”）以北。可是，安史之乱却丢掉了这对于中国来说非常重要的燕云十六州。这是位于今天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北部的十六个州。据介绍，燕云十六州东西宽约六百公里，南北长约二百公里，总面积约十二万平方公里。这个地区地势险要，非常难以收复，以至于以后中原的几个朝代都没有能够收复，直到明朝。结果，就是因为这个地区的丢失，汉族政权也就丢掉了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北方，使得自己在长达数百年中都深受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而且，失去了燕云十六州，也就意味着北方的四个养马场就再也没有了。结果，打仗的战斗力就大大减弱了。因为在冷兵器时代，战马就相当于后来的坦克。
当然，有人会说，有什么要紧？在内地养马就是了。可是，其实在内地养马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养战马跟今天养奥迪、养宝马等私家汽车是一个概念。换言之，成本是非常之高的。而且，汉族的马是几乎不能用来打仗的，为此汉朝的时候中华民族才会不辞千辛万苦去西域找真正能够打仗的汗血马。可是，这些战马都产自遥远的边疆，如果要放在内地养的话，因为内地的农耕条件不同于草原游牧地区，养马的成本就要高多了。养马，需要谷物的草秸等粗饲料，大豆和粟等精饲料。有学者计算，汉初每匹马每天要消耗2斗精饲料，相当于3 个人的口粮。上战场的时候，则每天消耗达到10 斗，相当于15 人口粮。而从日常的饲养来说，内地的精耕细作方式真是没有什么地方去养马；而且养一匹马需要20个人一年的赋税，代价极为昂贵。汉武帝晚年的时候曾经下《罪己诏》，为什么要如此呢？因为他当时养了军马约60万匹，结果尽管他最终成功地打败了匈奴，打出了“汉”的国威、“汉”的名声，可是，也因此而耗尽了大汉的国力。为此，他不得不公开“罪己”，也就是提交公开的“检讨书”。
我们常说，一叶知秋。其实，一马也可以知时代。尽管安史之乱作为中国历史从盛到衰的转折点，绝对不仅仅是因为它丢掉了战马，但是，战马的得与失，也恰恰是一个重要的象征，由此而深刻地折射出中华帝国的从盛到衰。
二、杜甫应该得到千秋之下的中国人的褒奖
疯狂的“安史之乱”是否将大唐的诗人“刺伤成诗”
在简要讨论了安史之乱之后，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继续讨论杜甫的诗歌了。
人们常说，国家不幸诗人幸。显然，值此千古一瞬的历史转折之际，无疑也正是诗人理应大显身手的舞台，在这方面，我很喜欢西方的英国诗人奥登为叶芝写的那句悼词:“疯狂的爱尔兰将你刺伤成诗”。这句话说得真好！可是，疯狂的“安史之乱”是否将大唐的诗人“刺伤成诗”了呢？
在安史之乱中，我们恰好遇到了中国最大的三个诗歌大家。第一个是诗仙李白；第二个是中国的诗佛王维，；第三个是中国的诗圣杜甫。所以，有的时候历史真的是如有神助，冥冥中似有深意。一下子三个大家就都在一个最为重要的节点风云际会。那么，这三个最伟大的诗人在安史之乱的时候表现如何呢？或者说，疯狂的安史之乱把这三位最伟大的诗人“刺伤”成什么呢？
简单的说，可以这样来总结，安史之乱让李白更像李白了。什么叫“更像李白”？李白那个人本来就属于皮球，你越拍他就越跳，压力越大他越兴奋，也表现越好。安史之乱不是很“乱”吗？一“乱”，他就更兴奋了。他是不看客观现实的人，客观环境越是刺激他，他就劲头越大。所以李白在安史之乱中写的诗，主观意志、浪漫激情都特别丰富，好像是多大的困难对他来说都没关系，反正是“青春作伴好还乡”。就好像我们大跃进的时候工农兵写的诗似的，“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李白当时也是“喝令安史之乱立刻结束，我来了”。
王维呢？我觉得可以这样总结：安史之乱让王维更不像王维。因为王维在安史之乱中犯了点错误，他被安禄山抓住了，并且要求他为自己做一首曲子！王维没有拼死拒绝，从此就成了叛徒。等到安史之乱平定以后，王维就只好退下来，不在一线任职了。于是，他也就顺势退居山林了。由此我们看到的王维的诗歌，就是所谓的他后期的诗歌。心静到了不能再静，例如“月出惊山鸟”，月亮出来能够惊动了山里的鸟，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已经静到了不能再静。而这也恰恰说明，其实他心里的恐惧已经到了极点，所以他再也不想跟这个世界发生任何关系了，能躲多远就躲多远。
也因此，我认为，作为美学大家，面对安史之乱，李白没有能够经受住考验，王维也没有能够经受住考验。
安史之乱中的杜甫
安史之乱中的第三个大诗人，就是杜甫。
我认为，安史之乱让杜甫成为杜甫。假设没有安史之乱，杜甫当然还是一个诗人，但是，杜甫就不是今天的杜甫。所以，如果让我来回答这个问题：疯狂的安史之乱将谁“刺伤”成为诗人？那么我认为只有一个，就是杜甫。
由此我想起，今天有些中学生在课本上恶搞杜甫，为杜甫画像，然后写了一句评语：杜甫真忙！尽管这只是恶搞，但是，我却觉得他们毕竟还是意识到了杜甫的一大特点，就是在那样一个疯狂的时代，为了平民百姓的疾苦，杜甫真忙。在这方面，有学者统计过，杜甫在安史之乱里忙到什么程度呢？他一生一共写了1400多首诗。清代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收有1439首，清代浦起龙《读杜心解》收有1458首，其中有多少首诗是写安史之乱呢？有300多首。因此有人说，这是诗史，确实，安史之乱的全过程，还有什么地方有杜甫的诗歌中反映得那么丰富全面和深刻？没有了。
而且，也正是这些诗歌，构成了杜诗中最深刻、最辉煌的核心部分。例如，《悲陈陶》《悲青坂》《春望》《哀江头》《北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等。当然，在这其中，又还有不同。按照中学老师讲的，其中可能会以《三吏三别》以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为最。然而，在我看来却其实不然。安史之乱中，杜甫真正非常出色的诗应该是这三首：《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秋兴八首》。要知道，唐朝的七律诗歌，排在第一的就是杜甫的《秋兴八首》，那是唐朝的七律诗歌之冠。而且，我首先要发自内心地赞美说，杜甫对于安史之乱的反映，真的是很深刻。区别于王维的被吓破了胆，李白的在安史之乱中犹如一个公诉人，不乏慷慨激昂，但是毕竟隔了一层，杜甫完全不同，他完全就是一个安史之乱的见证人。他完全就是一个难民，在路边的“爷娘妻子”、“牵衣顿足”之中，他也是一份子。因此，他的诗歌就特别令人感动。
回想起来，我自己与杜甫诗歌的渊源也非同一般。上大学的时候，我一开始最喜欢的，就是杜甫。也尝试着写过一些阅读心得。后来还发表过一篇，叫做《杜诗中的幽默》。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的父亲。我印象非常深刻，文革的时候我父亲也算一个小小的走资派，没有了党籍，也没有了职务，我们家从河南流落到了河北，住在邯郸峰峰矿区的一个矿上。我上学都要跑很远，那时候我还只有十五六岁，自己去学校住校。周末回家。我记忆中，那一段我每次回家，都看到我父亲在家里读杜甫的诗歌，偶尔还用湖南口音朗读杜甫的《北征》，还有就是《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还喜欢跟我讲这句诗什么意思那句诗什么意思。说实话，当时的我真的不太懂。但是到了今天，我开始有体会了，我觉得杜甫的诗恰恰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或者说，在“国破山河在”的时候，或者说，在国家面临动乱的时候，说出了每个人的心声。无疑，这也正是在文革中我的父亲特别喜爱杜甫诗歌的原因吧？！
例如《北征》，这首诗是安史之乱的第二年写的，即至德二年（757）秋天，是从肃宗所在的凤翔县奉命回鄜州探亲，到家以后写的自己在探亲的路上的所见所闻。鄜州在凤翔东北，所以诗题为《北征》。诗歌叙述了安史之乱中的民生凋敝、国家混乱，而且也一个谏官的身份，表达了自己对时事的见解。因此，它应该是安史之乱的历史长卷。就是说，安史之乱到底乱到什么样子？中国的其他诗人其实都没怎么写过，只有杜甫，把它写了下来。因此，他真是非常的不简单。试想，魏晋南北朝乱了360多年，可是你能找到一幅中国山水画画了那个破碎的祖国山河吗？一幅都没有。这就是中国的文人。再怎么国家动乱，画家他所看到的山水永远都与动乱无关。中国诗人也是这样，在面临动乱的时候，在面临灾难的时候，他们往往只是坐壁上观，甚至，根本就是掉头不屑不顾的。可是，有一个诗人却完全不同，他紧紧地与时代站在一起，时代的脉搏，就是他的脉搏。“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潼关百万师，住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
还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是大家很熟悉的，这是杜甫居四川成都草堂期间创作的一首歌行体古诗，是写的他自己的生活经历。但是他把这个生活经历变成了一种他为天下苍生的呼吁，所谓“安得广厦千万间”。我们知道，杜甫的呼吁到现在也是有效的。每个人在做“房奴”的时候，都会感谢杜甫，因为杜甫早在那个时候就在呼吁了，说买房子太难太难了。
还有就是《三吏三别》。《三吏三别》是杜甫在逃难过程中的所见。例如其中写到自己看到的一次抓壮丁的事情。实际上，他写的是官军去征兵，不是写的安史叛军征兵，是唐玄宗的部队，或者是李亨的部队，去到民间去征兵。所以杜甫口气很矛盾。一方面他说，确实应该去打安禄山，打史思明，所以要踊跃当兵。但是当兵给老百姓确实又造成了痛苦，可贵的是，杜甫把他的所见所闻非常真实地告诉我们。比如，新婚的妻子怎么样跟丈夫告别，老太太怎么样替她的老公去当兵，甚至最后写了一个《无家别》，写了一个老兵以后家里什么人都没有了。于是他说，干脆我还上战场，死在战场上算了。显然，如此这般的描写，当然肯定就写出了安史之乱时候的和百姓的苦难。所以，我首先确实要发自内心地感谢杜甫，我觉得，我们所有中国人都要感谢杜甫，没有他，万恶的安史之乱就会在历史中被隐瞒起来，或许，还会逃过千秋万代的良心审判。
为中国的诗歌增加了最多的善意
我们知道，《全唐诗》有唐诗四万九千首，有诗人两千八百余人。可是，杜甫却能够从中脱颖而出，无疑不是偶然的。李白与杜甫是在公元744年相遇，当时李白43岁，杜甫32岁，彼此相差11岁。当时，李白已经功成名就，可是，杜甫却还在等待着安史之乱的磨砺。迄至安史之乱，李白已经54岁，杜甫也已经43岁。于是，他也迎来了自己的成熟。这个成熟，在我看来，就是为中国的诗歌增加了最多的善意。
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说的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爱好道德就像爱好美女一样，言下之意，当然是在告诉我们，爱好道德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吾未见好国如好色者也。也就是说，一个人爱国爱到了像爱美色一样，我们也实在没有见过。在这方面，杜甫也真是做到了空前绝后。也许，在当时，人们还没有充分地得以理解，在唐朝的时候，众所周知，所有的人并不是很认可杜甫，一般也就认为他是一个二流的诗人吧。但是到了宋朝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华民族真的是到了危亡关头，杜甫就被宋朝的文人捧了起来。我想，也许是因为公元755年的时候虽然是千古一劫，但是在当时很少有人能够敏捷地领悟到中国会慢慢颓败掉了，所以大家也没有觉得为什么非要爱国爱到如同爱好美色这个地步，因为不过只是抓几个壮丁，你有什么必要那样地于心不忍呢？有什么必要非要悲天抢地地写诗呢？但是到了宋朝的时候，中国真的是打不过少数民族了，那时候我们才会觉得爱国有多重要。中国很多慷慨激昂的爱国口号都是宋人喊出来的，道理就在这儿。真正强大的人是不喊口号的，就好像真正很强大的狗也是不叫的一样。
具体来说，西方人莫•梅特林克曾经说过一句非常精彩的话：卑微的财富。意思是什么呢？他是说在日常生活里，在很多很多细小的事情上，都可以看到美的闪光、爱的闪光和悲悯的闪光。这也就是说，作家要去真实地反映生活，要写出生活中最卑微的东西，因为写出了做卑微的东西，也就写出了最神圣的东西。古人李纲说，杜甫的诗歌是：“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其语之妙也。” 确实是这样，例如杜甫的《草堂》：“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衢。到今用钺地，风雨闻号呼。鬼妾与鬼马，色悲充尔娱。”联想到我们现在的美学家竟然还在电视上津津乐道于战乱中的“计谋”与“智慧”，我就不能不说，老杜的诗歌实在是“光焰万丈长”啊。而安史之乱的时候，死了人口的2/3，国家乱成那个样子，杜甫自己的家里也遭遇了各种各样的创痛，但是，他的爱国之心始终没变，期望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心始终没变。而且，他把这一切都融会进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而且一点怨言也没有，要知道，连屈原、司马迁都偶有怨言的，可是，“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杜甫偏偏就一句怨言都没有，因此就写出了生活中的卑微的财富。
这让我想起，一次余秋雨先生的太太马兰女士来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做报告，那个时候我还在担任该院的副院长，因此去主持了这场报告。当时，马兰女士在做报告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很有感触。她说，“夫妻双双把家还”实际就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最卑微的也是最远大的理想。后来我在我的微博上写了一句话，我说，这是我今天最被感动的一句话。当时我的一个学生在后面也跟了一句话，她说，是的，这也是我今天最感动的一句话。为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家庭的稳定，夫妻的幸福，就是最神圣的也是最难得的理想，也是最卑微的财富。
美国有一首怀念阵亡的爱人的诗歌，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还记得吗？那天我借来你的自行车，
结果把车子撞出了凹痕？
我以为你会杀了我，但你没有
还记得吗？那次我硬拉着你去海滩，
你说会下雨的，结果真的下了雨？
我以为你会说“看吧，我说吧”，但你没有
还记得吗？那天我跟所有男孩子调情来惹你吃醋，
然后你着呢的吃醋了？
我以为你会离开我，但你没有。
还记得吗，那天在你的车子里
我把草莓派弄脏了？
我以为你会打我，但你没有。
还记得吗，有一次我忘了提醒那是一个正式舞会，
结果你穿着牛仔裤亮相了？
我以为你会甩了我，但你没有。
是的，有太多事情你都没做，
但你一直迁就我，爱我，保护我。
我会做很多事情来报答你，
只要你一从越战回来，
但你没有。
这首诗歌没有题目，是一个妻子写给丈夫的诗。是一个美国女孩子在收拾母亲的遗物的时候发现的。认真品味一下，会发现，它写的都是卑微的生活细节，可是，却又令人深深感动。其中，最重要的是最后一句话：“只要你一从越战回来，但你没有。”请问，这是否就是那个“夫妻双双把家还”的最卑微的理想？！无疑，在这个方面，不论中国老百姓，还是美国老百姓，内心深处都是一样的，作为一个老百姓，一个最普通最普通的人，他希望的，也就这么多了。
而且，在“夫妻双双把家还”背后，杜甫还能够写出更加博大的胸怀。在他之前，也有诗人关注过乱世苦难，例如，蔡文姬就写过乱世遭际，但是，我们在其中看到的却只有个人，杜甫的诗歌就不同了，在他的诗歌中有天下百姓。儒家说：“人溺己溺，人饥己饥” ，这一点，杜甫还是做到了。“夫妻双双把家还”固然是中国人最最卑微的理想，可是，也是中国人最最卑微的财富。为此，杜甫理所应当应该得到千秋之下的中国人的褒奖，我们作为后人，也必须世世代代地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
三、杜甫没有看到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根本缺憾
安史之乱在杜甫笔下只做到了现实关怀
不过，而今时代毕竟已经进步了，我们也已经有了可能以一种更为深刻更为令人信服的眼光去重新解读杜甫的在安史之乱中所写的诗歌。今天已经不是公元755年，也与宋朝苏轼他们的时代不同了。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下面继续说的话可能就会得罪人了，就会让人不太高兴了，因为我下面继续要说的是，杜甫的诗歌尽管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但是，却毕竟还有不足。因为，安史之乱在他的笔下，只做到了现实关怀。打个比方，就好像现在的电视新闻节目，我们都叫做民生新闻。民生新闻是干什么的？就是报道“爷娘妻子”的“牵衣顿足”的，而且，这也正是它的任务与使命。但是，作为诗歌，如果仅仅做到了报道“爷娘妻子”的“牵衣顿足”，那是否就可以说是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与使命了呢？当然不可以！我们确实可以说，杜甫的诗歌无疑做到了让诗歌成为历史，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记录，他借助写诗歌的方式成为了历史学家、成为了民生新闻的优秀记者。中国的历史，唐朝的安史之乱的历史，历史学家竟然都不敢去如实记录，但是杜甫作为一个诗人，却去如实地记录下来了，这当然是杜甫的功劳，但是，我不得不说，杜甫毕竟没有让历史成为诗歌，也就是说，杜甫没有让历史在诗歌的意义上去呈现，我觉得，这无疑是杜甫诗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遗憾。
原因在哪里呢？我要说的是，根据我多年的研究体会，我觉得，一个作品要想成功，就一定要加进去四个字：终极关怀。这终极关怀，用王国维的话来说，应该叫做区别于“忧世”的“忧生”，或者叫做：“以血书者”。简单地说，终极关怀关注的是那些人之为人的那些最普通、最普遍、最根本的追求，也因此，一个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就并非以现实的功利要求去评判世界与人生，而是以爱、以美去判断世界与人生。由此来看，杜甫诗歌的最大遗憾，也能恰恰就在于他的评判世界与人身的尺度是现实关怀的，而并非终极关怀的。
例如，杜甫的诗歌固然不错，但是“关怀”来“关怀”去，其实只关怀了一个问题，老百姓没吃饱饭，老百姓没有衣服穿，老百姓的茅屋被秋风吹破了，等等，这不正是现实关怀？但是，中国历史的车轮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搁浅了？中华民族到底在什么地方失败了？杜甫回答了吗？根本没有回答！因此，尽管杜甫写了《三吏》、《三别》，在安史之乱中写了大量优秀的诗歌，可是，这只是中国标准。打个比方，就类似跳高，中国的全国冠军是二米的高度，他一跳就跳过去了，可是，世界冠军的高度却是二米四五，这下子，杜甫就跳不过去了。然而，这却是我们今天在面对杜甫的时候所必须面对的。时代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思考问题与判断问题的参照背景也已经全面更新了，我们关于杜甫的思考，也必须有所改变。
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先要解除对于杜甫诗歌的迷信。比如说，杜甫的诗歌真的就毫无瑕疵吗？杜甫有一首《徐卿二子歌》：“君不见，徐卿二子生绝奇，感应吉梦相追随。孔子释氏亲抱送，并是天上起麒麟儿……吾知徐公百不忧，积善衮衮生公侯。丈夫生儿有如此，二雏名位岂肯卑微休。 ”这首诗，如果不署上杜甫的名字，你会相信它竟然是出自伟大诗人杜甫之手吗？看来，对于领导的敬畏，即便是伟大如杜甫，也仍旧是偶尔有之。
其次，即便是不去苛求杜甫，而是只紧紧扣住安史之乱中的杜甫诗歌，那么，这些在文学史上一直被赞不绝口的诗篇，是否真的就字字珠玑呢？其实也未必然！过去我们只是跪在了杜甫面前，因此才没有意识到而已。我经常说，“三吏”、”三别”确实写得很好，其中我喜欢的是这一句：“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可是，其中有无败笔呢？我们也不必为尊者讳。例如《新安吏》，说到了“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真是精彩，可是后面为什么还要津津乐道于“仆射如父兄”、“撫養甚分明”呢？这无疑是小小败笔！再看《新婚別》，也是前面写得酣畅淋漓，但是最后讲起了“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所谓“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皇。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实话实说，这几句俗得不能再俗的话起码是让我倒胃，也不像一个大诗人的手笔。
“世世代代将走出黑暗，承受我的审判”
不过，安史之乱中的杜甫的根本缺憾还不在于这几处败笔，而在于他的美学眼光。
杜甫之为杜甫，根本的缺憾在于，太关注那些有限的东西与物质生活了。他眼中的安史之乱之所以太坏太坏，是因为它打碎了人们的家园梦想，过去毕竟还可以“夫妻双双把家还”，现在是连“夫妻双双”都做不到了，更不要说“把家还”了，因此，“爷娘妻子”要“牵衣顿足”，要在路上痛哭流涕，因此吃不饱穿不暖，因此“茅屋为秋风所破”，显而易见，在杜甫眼里，这些都无疑是最严重最严重的问题。犹如中国人所慷慨激昂地宣称的：“民以食为天！”言下之意是，只要让老百姓没有饭吃，就是最坏最坏的。可是，让老百姓没有饭吃，无疑是最坏最坏的，但是，是否还有更坏更坏的呢？在杜甫看来，无疑是没有了，然而，倘若是在西方人看来，那一定是还大大的有的。在西方人看来，有没有饭吃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信仰还在或者不在。犹如中国喜欢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话当然很牛气，可是，如果实在西方人的眼睛里，他们也会这样想吗？无疑不会。在西方人看来，死，有什么可“畏惧”？如果人连上帝都不怕，那才是真正可“畏惧”之事。
可是，同样是面临乱世，同样是面临国家的严峻时刻，西方的大作家又是如何去做的呢？
近年来我每当想到杜甫，就会联想到俄罗斯的帕斯捷尔纳克，联想到在斯大林专制时期诞生的不朽之作——《日瓦戈医生》.
1956年，因为马上就要临近1957年，也就是前苏联建国四十周年的大庆，已经世界闻名的大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推出了自己的长篇小说，他说，前苏联已经成立了四十年，功过得失，必须予以回答。而且，这个回答还不应该是由斯大林自己组织几个御用历史学家编造的所谓《联共布党史》就可以完成的。显然，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像杜甫那样唯皇帝的脸色而忽左忽右，也没有像杜甫那样每天都是早上一醒来就关心：皇帝皇帝又到哪儿了？感冒了没有？吃饱了没有？帕斯捷尔纳克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真正的作家的形象：尽管只是一个弱小的人，但是，却以自己的柔弱之躯坚强地站起来，并且慨然宣称：“世世代代将走出黑暗，承受我的审判”。相比之下，这无疑要比中国的杜甫的形象更为高大。我们不得不承认，面对专制政府以及它的象征——最高统治者，杜甫是跪着的，所以，他也并没有能够站得比皇帝更高，而帕斯捷尔纳克却是傲然屹立，拥有无限权力的最高统治着，在他的眼睛里却根本不屑一顾，而且也一钱不值。因此，他的形象也远比最高统治者要高大。这就正如俄罗斯的另外一位著名诗人茨维塔耶娃对于诗人形象所赞美的：“但是，帝王们，钟声高出了你们！”“我可以活过一亿5000万条生命！”
但是杜甫却没有！试想，公元755年假如不是因为中国人的人性深处已经黑暗到了极点，又怎么可能成为中国历史走向衰落的转折点？！为此，杜甫本来也可以慨然宣称：世世代代将走出黑暗，承受我的审判！遗憾的是，他没有。我们知道，前苏联直到1991年才轰然倒塌，可是，帕斯捷尔纳克早在1956年就已经从人性的深处审判了它。我们来看小说中在瓦雷金诺、在飞雪与狼嚎声中日瓦戈医生与拉拉之间的交流：
问题仿佛出在人们自己身上，性格相同或不相同，有没有爱情。所有正常运转的、安排妥当的，所有同日常生活、人类家庭和社会秩序有关的，所有这一切都随同整个社会的变革，随同它的改造，统统化为灰烬。”
日常的一切都翻了个个儿，被毁灭了。所剩下的只有已经被剥得赤裸裸的、一丝不挂的人的内心及其日常生活中所无法见到的、无法利用的力量了。因为它一直发冷，颤抖，渴望靠近离它最近的、同样赤裸与孤独的心。我同你就像最初的两个人，亚当和夏娃，在世界创建的时候没有任何可遮掩的，我们现在在它的末日同样一丝不挂，无家可归。我和你是几千年来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在世界上所创造的不可胜数的伟大业绩中的最后的怀念，为了悼念这些已经消逝的奇迹，我们呼吸，相爱，哭泣，互相依靠，互相贴紧。
同样是“走出黑暗”
俄罗斯还有一位大作家，索尔仁尼琴，他有一句名言：“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不过，这里的“真话”并不是“民生新闻”意义上的“新闻真实”，而是人性的真实。他写的一部很著名的小说叫《癌症楼》，小说写了一群住在一个大楼上的一些的了癌症的人，显然，是在影射俄罗斯整个国家都已经得了癌症，所有的人都是灵魂的病人，所谓“国家之癌”和“人性之癌”，显然，这也要比杜甫的诗歌要深刻。其实，每个时代都有“吃不饱、穿不暖”的人，也都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都有人没房子住，可是，索尔仁尼琴为什么就没有由此着笔？还有，任何社会也都有所谓的“坏人”，例如，在杜甫那里，杨国忠之类、杨贵妃姊妹之类，就是坏人，而且，正是他们，应该为安史之乱的灾难负责，可是，这一切似乎都没有引起索尔仁尼琴的注意。显然，在他看来，罪恶的源头其实并不在社会，也不在所谓的“坏人”，替罪羊或者替罪狼的美学是完全虚假的，好人坏人的脸谱美学更是非常可笑，在他看来，俄罗斯的问题是所有俄罗斯人造成的，是所有俄罗斯人的灵魂得了重病，什么病呢？人性之癌！值得注意的是，在帕斯捷尔纳克那里，提出的也是一个人类“走出黑暗”的预言：罪并不在社会，而在每个人的内心。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凭借着“爱”的引导，在疯癫的时代，“认领”回“自我”。接受“爱”的审判。由此，在你拯救了自己的同时，世界也被因此被你拯救。无疑，这样的看法远比杜甫的看法要深刻。
还值得一提的是雨果。1873年，雨果73岁的时候，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九三年》。
《九三年》写的是法国大革命，类似于杜甫的写安史之乱。颇具深意的是，雨果并没有像杜甫那样把笔触集中在好人坏人或者衣食住行的状况上，而是从终极关怀的角度，去关注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他看来，1789年，欧洲发生了两桩大事件。首先，美利坚合众国问世，它的象征是《独立宣言》。其次，是法国的大革命，它的象征是《人权宣言》。而雨果的思考是：“赶走民族的敌人只需十五天，而推翻一个封建王朝却得用1500年。”为什么呢？因为首先需要推翻的是统治了心灵1500年的仇恨心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他眼中，无非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所谓的议会其实却是擂台，代表公平正义的法庭也成为了变相的屠宰场。对立的双方，一方说： “一个也不宽大！”一方说：“一个也不饶恕！”一方说：“不睡觉，也不怜悯。”一方说：“利用一切，提防一切，拼命杀人。”一方说：必须流更多的血，一方说：“只要有利嘴和爪子就行。”于是，在革命与反革命的背后，雨果看到了一个共同的缺失：没有爱！犹如今天的化疗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会杀死更多的好细胞，没有爱的革命与反革命，更会杀死灵魂中的更多的好细胞。因此，重要的是不能使人成为“兵蚁”，重要的是不能“像箭一样直射目标”，因为“直线是可怕的”。于是，雨果写出了自己的《九三年》。一个母亲带着自己的三个孩子，奔走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战场。他不不知道什么叫“革命”，也不知道什么叫“反革命”，他需要的只是爱、只是与革命与暴力无关的平静的生活。因此，她和三个孩子所追求的非革命、非暴力与小说中的西穆尔追求的革命与暴力、朗德纳克追求的反革命与暴力、郭文追求的革命与非暴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这就凝聚为雨果在法国大革命中所喊出的美学的最强音：“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无疑，雨果的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观察要远比杜甫的对于安史之乱的观察要深刻。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德国美学家阿多诺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意思是很多的文学家都没有经受住奥斯维辛的考验，也没有能够从终极关怀的角度清算奥斯维辛的罪恶，因此，在奥斯维辛之后，文学已经没有了继续写作的理由，除非它能够改弦更张。在重新思考安史之乱中的杜甫的时候，我过去也曾经说过一句类似的话。那是2008年的7月，我应邀去四川南充作报告，回来的时候在成都停留了一下，专门去了杜甫草堂。那个地方很大——当年杜甫的草堂显然并没有那么大。在里面盘桓的时候我想：也许这就像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的诗歌，尽管确实很好，但是，也许并没有那么好！最后，我想起了阿多诺的这句名言：“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于是，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种种想法其实也可以采用这类的句式来表达，这就是：在安史之乱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毋庸讳言，杜甫诗歌在经受安史之乱的考验中存在着根本的缺憾，也没有能够从终极关怀的角度清算安史之乱的罪恶，因此，在安史之乱之后，文学必须重新思考自己继续写作的理由，除非它能够改弦更张。事实证明，从现实关怀出发，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疯狂的安史之乱“刺伤成诗”的，即便是像杜甫这样，拼尽了全部的力量与热忱，最终也还是未能尽如人意。而要让诗歌真正成为诗歌，要让历史成为诗歌，要在疯狂的安史之乱中被“刺伤成诗”，就一定要走向终极关怀，就一定要从终极关怀出发，去观察世界与人生。
当然，杜甫这样斤斤计较于那些有限的东西与物质生活，确实也不无无奈之处。中国人会说，上帝算什么？信仰算什么？爱算什么？“活着”，才是最大的问题，“好死不如歹活”，所以，顺境的时候，是“民以食为天”，逆境的时候，则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可是，如果不这样去说，又能如何？我们现在就来帮杜甫来算一笔账，据专家统计，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中国的人均美元始终是450到530，两千年都没变。这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平均每天只有1块2左右，何况，这些财富还大多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上，而大多数人是根本没有什么财富的，两手空空。例如在1776年的时候，在乾隆皇帝手里也仅有11.4亿美元，也只相当于中国一个名气一般的上市公司的财富，那就更不要说中国成千上万的百姓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可以猜得到，中国人的衣食温饱冷暖的问题，也就是吃不饱的问题、穿不暖的问题，其实已经是最大的问题了。
从这个角度，我承认，中国人斤斤计较于有限的东西与物质生活，实在是不无理由。但是，严峻的问题在于：文学的存在，也是需要其自身的理由的。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说，因为生活贫困，我们不得不过多地去关注有限的东西与物质生活，因此我们的文学也只好委屈自己，也去关注有限的东西与物质生活。我们只能够说，因为生活贫困，我们不得不过多地去关注有限的东西与物质生活。
遗憾的是，我们的文学竟然也委屈自己，也只好去关注有限的东西与物质生活。因此，我们的文学实在不是好的文学。比如说，我们经常说，中国人是以“嘴”来衡量世界与人生的，能够吃的，就是好的，不能够吃的，就是不好的。还有人开玩笑说，伊甸园里的蛇竟然能诱惑亚当跟夏娃，那是只有在有信仰有终极关怀的西方才行，如果是在中国，蛇来诱惑中国人之前，就早被饥饿难耐的中国人把它给剥了皮吃了，中国人怎么可能给蛇任何的布道的机会？但是，对于安史之乱也只能够以“嘴”来衡量吗？设想一下，如果是帕斯捷尔纳克到了中国，如果是索尔仁尼琴到了中国，他们会怎样去看安史之乱？他们也是用“嘴”去判断吗？答案是什么？我相信，已经无需我再多说了吧？
更何况，这种动辄以“嘴”去面对世界与人生的做法，恰恰就是一种亟待文学去清算的问题。我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心理访谈节目中曾经看到，有一个小女孩长得很胖，因为她一分钟都不能停，总要大吃特吃，她的父母为此百思不得其解，已经这么胖了，为什么还要吃？后来心理学家仔细跟她一谈，才弄清楚：因为她父母一直没有给她安全感，结果，她产生了严重的心理焦虑，可是，这种严重的心理焦虑又怎么去排解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去吃——而且是大吃特吃。显而易见，这是一种严重的把心理焦虑变成身体焦虑的心理病症。而我们在中国历史上频频看到的，也正是这样一种严重的把心理焦虑变成身体焦虑的心理病症。例如，我们知道，中国的蔬菜种类竟然比西方多了六倍，这无疑不是偶然的，也无疑与心理焦虑的排解以及把心理焦虑变成身体焦虑密切相关。
我冒昧地说一句，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的诗歌本来是应该从中国人的毫无安全感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心理焦虑入手，去深入地加以反省的。可惜，也许是因为安史之乱中的严重贫困极大地放大了“吃不饱，穿不暖”、极大地摧毁了和谐的日常生活，因此它才会对于吃饱穿暖以及和谐的日常生活如此地孜孜以求。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能够吃饱穿暖也能够过上和谐的日常生活了，是否就是理想的生活了？是否杜甫就可以醉意熏熏其乐融融地“把酒话桑麻”了？难怪中国历代的老百姓尽管到了实在过不下日子的时候，就会铤而走险地造反，可是他们喊的口号是什么呢？不是自由，不是民主，不是平等，而是“均田地”，是《好汉歌》里唱的“你有我有全都有”。他们与杜甫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杜甫是希望朝廷主动分配，由朝廷自己来解决百姓过上吃饱穿暖的和谐日常生活的要求，而这些起义者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文学毕竟不是民生新闻，文学的所思所想无疑应该远远地不同于民生新闻。因为长期从事创意与策划工作，民生新闻节目的策划也是我从一开始就在直接参与的一项工作，因此我深知，在新闻报道中能够做到真正关注百姓疾苦，勇于为百姓的疾苦鼓与呼，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了，但是，文学毕竟是文学。我们在文学作品中希望看到的，不仅仅是“是什么”，而且更应该是“为什么”。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则是应该为我们呈现深刻蕴含着“为什么”的“是什么”，海明威说过，在文学作品中，“更深的东西是您懂了以后所看到的东西”。遗憾的是，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的诗歌证明，杜甫老先生还没有看“懂”，因此他“所看到的东西”也就并非“更深的东西”。
“所看到的东西”背后所蕴含着的“更深的东西”
而这所谓的看“懂”以及这“所看到的东西”背后所蕴含着的“更深的东西”，就正是我们今天所特别需要关注的。
中国确实很穷，确实非常穷，因此中国的世世代代的百姓确实是不得不斤斤计较于有限资源与物质生活，不得不“以衣食住行为天”，可是，文学之为文学，却不能也仅仅做如是想。衣食住行的问题确实是天大的问题，但是，是否天大的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了？还有没有比天还要大甚至大许多许多的问题呢？中国人的结论很简单：没有了！杜甫的结论也很简单：没有了！
可是，历史证明，在“以衣食住行为天”的背后，还真的存在着一个比天还要大甚至大许多许多的问题，这就是：对于无限的东西——信仰、爱、美、对于精神生活的不屑一顾。
还以“夫妻双双把家还”为例，中国人目中的“家”又是什么呢？“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寒窑虽破能抵风雨”。无疑，这是一种非常卑微的关于“家”的理想，可是，问题在于，为什么千百年来就偏偏无法实现呢?因为我们的思想长期以来已经被模式化了，也被奴化了，因此我们可能会轻而易举地回答说，当然是因为万恶的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与剥削！然而，万恶的统治阶级又为什么非要残酷压迫与剥削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就从来不去思考也不去思想了。因为结论是人人都挂在嘴上的：“因为他们是万恶的统治阶级嘛，所以他们当然就要对穷人残酷压迫与剥削”，无疑，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心里的所思所想。那么，既然如此，我们不妨再接着来追问：历朝历代都有农民起义，尽管失败的居多，但是毕竟也偶尔有成功的，按说，他们不应该算是万恶的统治阶级了吧？可是，他们一旦自己翻身得了解放，为什么也同样地对穷人残酷压迫与剥削呢？唯一可能的令人尴尬的回答是：他们蜕化变质了，也跟万恶的统计阶级同流合污了。然而，其实谁都知道，这个在中国的大中小学的课堂上延续了几十年的回答是如此的没有说服力，也是如此的苍白。
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历朝历代的中国人的眼睛里都只有一个“寒窑虽破能抵风雨”的“寒窑”。民以“寒窑”为天，“寒窑”的问题就是唯一的问题，因此生为“寒窑”而生，死为“寒窑”而死，区别只在于：帝王的“寒窑”是皇宫，穷人的“寒窑”是“茅屋”。然而，问题的诡异之处是：谁都希望自己的“寒窑”是“皇宫”，谁也都不希望自己的“皇宫”再变成“寒窑”，当然，更没有谁希望自己的“寒窑”是“为秋风所破”的“茅屋”。于是，所有人都不得不去努力把自己的“寒窑”变成皇宫，起码是不要让自己的“寒窑”“为秋风所破”，而已经把“寒窑”变称“皇宫”的，则不得不去努力让自己的“皇宫”千万不要再变回“寒窑”。这也就是说，“寒窑”只是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现实，而理想，则无疑应该是：“皇宫”。
然而，“皇宫”之所以被称作“皇宫”，就是因为它仅仅属于一个人，就是因为它绝对不能是所有人的。因此，“皇宫”之为“皇宫”,必然是“你有我无”，也必然是“我有你无”。到了最后，必然是“翻烧饼”（所谓“穷棒子翻身”），或者是两败俱伤，零和博弈，于是，大家都从头再来。而这就类似于中国人的不得不斤斤计较于有限资源与物质生活，本来，这只是生活的逼迫，可是，一旦当真，一旦倾尽全力，一旦孜孜以求，也就会反过来把自己搞垮。因为，有限资源与物质生活都是有限的，必然是“你有我无”，也必然是“我有你无”。
过去在评《三国演义》的时候，我曾经说过，《三国演义》写得最值得关注的一句话，就是开场“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当然，《三国演义》的全部内容，其实也就是为了解释这句话的。可惜，它没有解释好。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在这里要说的是，《三国演义》毕竟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现象——我甚至要说，这是中国历史中的最大的潜规则，也是最大的公开的秘密。那么，为什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要知道，这只是中国特色，而并非世界历史的共同选择。当年的钱穆先生，正是从这里开了窍，从此成为20世纪的一代宗师、历史大家。他在《中华文化十二讲》里回忆说，当时，他一开始也是轻轻放过了这句话，误以为是世界历史的共同选择，幸运的是，他的一个体操老师提醒他，这不是世界历史的共同选择，例如，英国、法国就不是这样。它们都是“治了便不再乱，合了便不再分”。那么，中国何以非要如此分分合合无休无止呢？原来，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拆迁史”。对此，我经常会用“抢椅子‘的游戏来加以说明。十把椅子放在这儿，十一个人抢，然后这十个人再上去抢九把椅子，最后是两人去抢一把椅子，然后，只有一个人坐上了椅子，这就叫做皇帝。但是，因为椅子只有一张，或者“你有我无”，或者“我有你无”，因此，皇帝虽然坐在了上面，他能够坐得稳吗？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什么叫“岂容他人鼾睡”？就是我坐在椅子上却怕别人来抢，怕别人突然把我一刀砍翻了摔下来，然后他上来坐上去。怎么办呢？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我从此不再睡觉，我就把眼睛盯着四周，防止任何的风吹草动，还有一个办法，干脆杀尽所有准备跟我抢的人、所有可能准备跟我抢的人呢、所有我怕他准备跟我抢的人。当年朱元璋进了南京，坐了那唯一的一把椅子，不就是这样做的吗？可是，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因此，这把椅子迟早还要被别人抢走，或者，迟早还要被在万人丛中拼命拼抢，直到最后又有一个人暂时把它抢到手，暂时坐上去。老实说，中国的所谓二十六个朝代，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就是二十六次抢椅子的游戏而已。所以，每个朝代基本上都是从零开始，犹如今天的拆迁。其实，二十六个朝代，就是二十六次的“拆迁”。中国的“china”,也可以念作：拆着呢！而共产党刚刚从国民党手里接过全国政权的时候，也喜欢说，当时的中国连制造一盒火柴的能力都没有（所以火柴也是进口的，叫做“洋火”），过去在课堂上听到，我很不理解，现在想来，应该确实是如此的，所有的“拆迁”都是零和博弈，其结果，当然是把所有的坛坛罐罐都打烂了，当然是一切从零开始。
无爱的人间
再从个人的角度讲，五四的时候，鲁迅在谈到中国文化的时候，曾经说过两句非常精彩的话，第一句是：吃人；第二句是，无爱的人间。我们可以从“拆迁”的角度来重新理解这两句话。这意味着，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样是一种零和博弈。因为彼此之间都是以有限的东西和物质生活作为最高目标，而有限的东西和物质生活却毕竟都是“你有我无”或者“我有你无”，因此彼此之间最为根本的关系就只能是“巧取”或者“豪夺”，或你死我活，或两败俱伤，总之，最终都必然是零和博弈，必然是彼此都从头再来。
坦率地说，杜甫在安史之乱中所遇到的，其实就是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这样一次两败俱伤、零和博弈的公开的秘密的难得的集中呈现，“国家不幸诗人幸”，本来，安史之乱完全可以成就杜甫，并且将他“刺伤”成诗人，可是，杜甫对此却完全视而未见。
例如，中央政府为什么与藩镇将领之间关系紧张？其实还是以有限的东西和物质生活作为最高目标的产物。以有限的东西和物质生活作为最高目标，使得人们都不为公共事务和国家利益操心，彼此之间不但都不予合作，而且对彼此之间的不平等也都无法容忍。以有限的东西和物质生活作为最高目标的国家原以为通过权力的专制就可以使得社会无法组织其力量来反对自己，可是，它同时也就做到了自我摧毁。因为以有限的东西和物质生活作为最高目标的国家政权事实上只是“江山”，也就是一把人人可以抢夺的椅子，而椅子毕竟只有一把，“你有我无”或者“我有你无”，因此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只能是互相之间彼此提防，只能是越搞越紧张，而且无论如何，迟早都只能是或“巧取”或者“豪夺”，走向或你死我活或两败俱伤。
再如，作为藩镇将领，引发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其实也是以有限的东西和物质生活作为最高目标的必然结果。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安禄山的人品，而在于以有限的东西和物质生活作为最高目标本身。以有限的东西和物质生活作为最高目标，必然以权力作为一切。生杀予夺集于一身。可是，始料所不及的是，这也培养了所有人的对于权力的崇拜，以及对于非法和暴力的热爱。既然国家长期以来一直都诉诸非法和暴力，那么，民众也就耳濡目染地学会了以非法和暴力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国家就这样完成了对于所有人的非法教育与暴力教育。这一教育的结果就是，除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和发动暴力革命，谁都不知道还可以如何去合理合法地进行政治行动和表达自己的愿望。
例如，安禄山为什么跟杨国忠斗了起来？就是因为权力的椅子只有一把，安禄山说，你必须给我，杨国忠说，我死都不会给你的。因此，安禄山完全是时代的产物，安禄山只有一个，他在唐代天宝时期出现或许是偶然的，但是“安禄山”却有无数个，他在唐代天宝时期出现无疑是必然的。
又如，安史之乱作为中华帝国的转折点，呈现的是中国社会的根本缺憾。这就是：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建立的是一个充满自私和敌对的社会。以有限的东西和物质生活作为最高目标，导致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爱和睦相处的完全消失，它用一堵无形的高墙，将所有人统统禁闭在自顾自的孤立生活之中。人们天性就倾向于自私自利：以有限的东西和物质生活作为最高目标进而使之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以有限的东西和物质生活作为最高目标干脆将之冻结成冰。如此根本缺憾，在中华帝王的逆境中或许因为同仇敌忾而反而未能暴露，但是，在盛世中就不然了，盛世中人们的期待与渴望一旦被“放大”，盛世中制度的更新与人文背景的提升一旦无法与人们的期待与渴望的被“放大”相匹配，灾难就会不期而至。这无疑正是安史之乱成为中华帝国的转折点的根本原因，也是为什么只有安史之乱才能够成为中华帝国的转折点的根本原因。安史之乱中，肃宗为求回纥派兵相助，竟然无耻到允诺“土地士庶归大唐，金帛子女归回纥”（这让人不禁想起清末之乱中老佛爷的那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要从这里去理解。安史之乱中，朝廷官员之间的互相推诿、互相防范、互相倾轧甚至不惜以国家利益的巨大损害为砝码的内讧和窝里斗，要从这里去理解。安禄山等人的将爬上官位中积攒的全部屈辱愤懑怨恨转化为施虐的残忍与“造反”的疯狂，也要从这里去理解。
可惜的是，杜甫只看到了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一次两败俱伤、零和博弈所造成的“吃不饱穿不暖”和“茅屋为秋风所破”，乃至脸谱化的忠臣奸臣明君昏君，而没有透过“吃不饱穿不暖”和“茅屋为秋风所破”和脸谱化的忠臣奸臣明君昏君看到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两败俱伤、零和博弈这样一个公开的秘密，尤其是看到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以有限的东西和物质生活作为最高目标这一根本缺憾，实在是一大遗憾。
四、杜甫没有能够做到“眼界始大”
杜甫完全可以做得更好
当然，讲到这里，我知道还是会有些人会非常不服气，他们会说，你说的这些确实不无道理，而且，在杜甫的诗歌里看来也确实存在着这个缺憾，而且，西方的作家也确实比杜甫做的要好，可是，这个缺憾是历史地造成的，作为一个中国的文学家，杜甫无法脱离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局限，因此，我们又有什么必要来一个关公战秦琼，拿西方的美学标准来苛求杜甫呢？换言之，中国美学的特色就是现实关怀，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固然不妥，但是，也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因此，你的讨论是没有意义的。
对于这样的说法，我完全不能同意。
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美学的普遍价值是存在于全世界所有的美学之中的，只有多少之别，但是却没有有无之分。否则，那个美学就不是美学了。只要它是美学，它的价值取向就一定有相同之处，当然或多或少，但是却绝对不可能没有。
终极关怀的问题也是一样。作为美学的价值取向，任何一种美学都不可能是毫无终极关怀价值取向的因素的。当然或多或少，但是却绝对不可能没有。也因此，我们绝对不能够因为中国美学自身终极关怀匮乏，就转而以现实关怀的标准来加以衡量，那样做，无疑是自绝于世界、自绝于人类。不行就是不行，大作家和好作品少就是少，这都并不丢脸。丢脸的是自己关起门来把自己的几个作家封为世界一流的大作家，可是，却不为全世界所公认，更不为全世界所接受。何况，过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去做的，因此我们的文学也就始终没有进步。“像杜甫那样去写作”，这，对很多的作家来说，至今都还是一个被大大加以鼓励的文学理想与文学梦想。
其实，杜甫完全可以做得更好。以终极关怀的标准来要求杜甫，也绝对不能算是关公战秦琼。因为，在中国，尽管很少，但是却并不是没有。像李后主，像曹雪芹，就都是做到了的。
而且，即便不是作家，在历史上也未必就没有人能够做到。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经写过一篇很短的文章：《亡国三恶因》。他说：“民穷财尽，社会破产，国家破产。国有金，吝不与人，为他人藏。此其一。善不能举，恶不能退，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此其二。宫中、府中、梦中，国际侦探金钱运动中，一举一动，一黜一陟，堕其术中。此其三.。”而曾国藩与他的幕僚赵烈文也有过一次对话，那是在同治六年的时候，曾国藩谈起京城中的景象，他说：“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而赵烈文回答：‘天下治安统一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德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势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根本颠仆，而后九州岛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而今，历史都已经印证了他们的洞察，我现在要问的是，他们是如何看出的历史上即将发生的巨大劫难的呢？“国有金，吝不与人，为他人藏”，“此哭中、彼笑中，外人窥伺中、霄小拨弄中”， “抽心一烂”，如此而已，而这一切，不都是“自杀自灭”的写照、不都是“自杀自灭”的蛛丝马迹？由此，他们也就精确地断言了一个“自杀自灭”的时代。
可是，我不能不说，在这方面，杜甫的表现未能令人满意。跟《红楼梦》比较一下，我们会发现，“自杀自灭”之类的问题，杜甫自然是没有把握住，不过这也就算了，我们就不苛求于他了，可是，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竟然没有发现“自杀自灭”的蛛丝马迹，这就是我们所不得不去苛求于他的了。看一看曹雪芹，不难发现，他的深刻，恰恰就在于去捕捉蛛丝马迹。他没有去写老百姓的种种疾苦，也没有写“朱门酒肉臭”与“路有冻死骨”，他浓墨重彩去写的，只是整个社会的溃败、人性的溃败。我们在《红楼梦》里看到的，就是诸如此类的溃败。这个社会、全部的人，一切的一切都是完全失控了的。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肆无忌惮，弱势群体“今朝有酒今朝醉”，简单地说，就是人人自扫门前雪，人人争相踏破人性的底线。具体来说，则是一种心理的冷漠，在贾府，人人都把贾府看做与己无关，是“他”的，不是“我”的，贾府摇摇欲坠，“呼啦啦大厦将倾”，可是人人都觉得，那与我无关，我倒是反而要趁机大捞一把。简而言之，曹雪芹最为痛心的就是这个，浓墨重彩去写的，也就是这个。与杜甫一边写百姓苦于充兵役，却又一边写妻子勉励老公要奋勇杀敌，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
“美则美矣，了则未了”
由此出发，再来看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的诗歌，问题就变得十分简单了。当年安禄山被警卫员李猪儿杀死时，说了人生54年中的最后一句话，“此必是家贼作乱”。其实，安史之乱也“必是家贼作乱”，而且必是心中“贼”“作乱”。安史之乱是中国之乱的典型象征，其中的关键是：整个社会与所有人的心理冷漠。一个没有信仰与爱的民族，势必走到这个地步。遗憾的是，不是杜甫，而是曹雪芹，在千年之后才借探春之口做了总结。
也因此，而今我们必须要说：仅仅只像杜甫那样去做，已经不足以成为一个大作家了。。
当今之世，总结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血的教训，我们应该看到，最基本的当务之急有二：第一，必须找到一条道路，以便成功地把“权力”这只野兽关进牢笼；第二，必须找到一条道路，以便成功地把“人性”这只野兽关进牢笼。对于前者，我们只能通过政治改革的方式来渐进地逼近目标，对于后者，我们则只能通过回归美学的终极关怀来渐进地逼近目标。
遗憾的是，这一切都无法从杜甫的诗歌开始。犹如当年禅宗五祖在评论神秀的答卷时所说的：“美则美矣，了则未了”。无疑，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的诗歌也是“美则美矣，了则未了”。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的诗歌无疑并没有能够做到“眼界始大”，也并没有因此而为我们所有的后人开辟出一条美学的康庄大道。。
最后，再重复一下前面已经讲过的话：
德国美学家阿多诺说：“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我要说，在安史之乱之后写诗也是野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