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旬的一天，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间会议室里，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和郑永年相约见面。早上刚下飞机的郑教授风尘仆仆，皮肤晒得有点黑，他从紧张的会议安排中为我们挤出了两个小时。
在此之前，记者曾两次拜访郑教授，他给记者留下的印象是：思维敏捷，知识渊博。无论谈什么问题，他都能从历史的深度和国际比较的宽度中找到参照，纵横捭阖。他曾说：“在知和行之间架起桥梁，是学者最重要的任务。”不管工作多么紧张，他每年都会到中国很多次，了解高层想法，体察民间实践，做出自己的分析，提出自己的建议。
近期，他接连出版了4本书：《技术赋权: 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大格局：中国崛起应该超越情感和意识形态》《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我们的话题也是从当前中国的改革开始。
通过不做事、不改革来保持清廉，是一种变相的腐败，而且是更大的腐败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郑永年：任何一个新兴经济体在从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进程中，都会遇到如何维持社会平衡、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问题。中国也是这样。未来10年至15年，中国将经历人均国民收入从今天的7000美元提升到1.3万美元，进入高收入社会的进程，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这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二战后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十几个国家顺利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石油国家，除此之外就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日本和四小龙有其发展的特殊条件：日本战后顺利获得了西方开放市场，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四小龙也同样。另外他们都是较小经济体。而中国则是今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贫穷国家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以这样快的发展速度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世界经济史上没有先例。西方走过这个阶段用了100多年，中国如果能在今后15到20年跳出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发达国家，将创造另一个经济奇迹。
怎样通过改革避开这个陷阱，是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在经济方面，西方还没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直接影响中国出口；在周边环境方面，南海、东海都面临争端。此外，中国自己也需要调整，经济结构改革不那么顺利，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社会方面也面临很多问题，如群体性事件、恐怖主义、环境污染、社会抱怨越来越深等等。
日本和四小龙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医疗、住房、教育等社会政策做得很好，奠定了消费社会的制度基础，20多年间，中产阶级达到了70%—80%。而中国经过30多年发展，中产阶级只有25%—30%。另外，社会政策没有做好，像医疗、住房、教育等，太产业化、商业化了。中产阶级比例小，表明穷人还占大部分，这样的社会结构，就容易出现政治、社会激进化的问题，政府面临的政治压力也很大。这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只能靠改革。
环球人物杂志：您最近出了好几本书，其中很多都提到了中国改革。在您看来，中国的改革应该向何处去？
郑永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主要讲改革，这些内容和理念获得了广泛的认同。现在的问题是：谁来做，从哪里突破。
这一届中央政府的集权状态已引起很多关注，各种看法都有。我认为，这在当下是必然的。一方面，改革需要集权。中国有太多既得利益集团，没有中央集权，就很难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改革就推不下去。另一方面，集权也会产生负面效果，一些人对改革没有积极性。因此，集权阶段之后最终还要分权，把权力分给地方、企业、社会等改革的行动者。也就是说，集权实际上只是第一步，目的还是为了分权——通过集权收回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然后将这些权力分到地方、企业和社会，毕竟改革的主体和受益者都应该是他们。
当前的反腐败运动也很重要。不反腐，政府就会失去老百姓的信任，会降低政权的合法性。不过，在现在强大的反腐压力下，官员可能会因为担心自身安全，而不敢放手改革。事实上，通过不做事、不改革来保持清廉，是一种变相的腐败，而且是更大的腐败，因为你占用了非常有限的政府行政资源却没有做事。因此，反腐败最终要制度到位，让不腐败又做事的人得到任用和鼓励。
体制改革很不容易，因为后面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无论国企、金融，还是医院、学校，动谁都很难。怎么办？可以通过体制创新，在既得利益之外创造新的利益。邓小平就很智慧，在改革开放之初，一面遏制既得利益方，另一面不断创造培养出新的利益。现在也要一方面遏制腐败，另一方面给清廉干部创造好的平台。
三中全会规划了长远的发展蓝图，提出了几百项改革目标。但在近期，必须找到改革的突破口——就是对百姓有利的改革。以前很多改革并未让百姓获得实惠，大多利益流向了既得利益集团。其实，有利于老百姓的突破口是能找到的，比如，公共住房。新加坡公共住房占80%以上，香港占50%以上，中国却不到20%。中国城市人均住房建设面积是40多平方米，城市中有大量空房，而同时又有很多人没房住，这就是分配出了问题。挖10个坑不如挖好1个坑，要实实在在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
环球人物杂志：今年1月，路透社预测了2014年全球十大风险：其中中国改革位列第三。中国改革的成败对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影响是切身的，那对于世界它意味着什么？
郑永年：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消费什么不消费什么，对世界市场影响很大——世界都在盯着中国。西方经济复苏仍然乏力，结构性改革无望，所以中国的改革成败，决定着世界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同时，中国还是一个资本充裕的国家，谁都想要。今天的西方很虚伪，他们一方面需要钱投资自己的经济，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又不让中国资本过去，中国开发西方市场面临巨大的困难。现在看来，中国完全可以通过复兴丝绸之路，开发新兴市场。
把多党制与民主制画等号是错误的
环球人物杂志：您曾说中国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内部多元主义，这个怎么理解？
郑永年：现在一说政治多元化，很多人就与多党制相提并论。从许多国家的实践来看，多党制已成为政治体制的大包袱，把多党制与民主画等号是错的。我把多党制称为外部多元主义。今天，很多国家的反对党只为反对而反对，结果政府什么事也做不了。
我说的中国的内部多元主义是指开放的一党制，即由执政党主导的、开放的政治体系，各方面的经济、社会等利益都可以在执政党内得到体现和协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主要成功之处，就是开放，能容纳不同的利益。
中国相当一个时期要建立内部多元主义，多党协商也是通过共产党来实现利益的，邓小平搞的就是开放的政治建设。我所说的内部多元主义主要有3个概念：开放，使不同利益进入党内协商；竞争，选拔与选举相结合，选拔优秀人才；参与，让广大百姓参与。百姓中有很多人才，选举只是手段，把社会精英选出来是开放最重要的一环。
中国内部多元主义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够开放，很多方面固化起来了。比如说，竞争的明文规定少，潜规则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非常开放，每个议员一年要发展一两名新党员，就是从社会基层挑选那些能力强、素质好、愿意服务公众的优秀人才。结果，执政党越开放越强，反对党自然就越弱。
环球人物杂志：就经济发展而言，中国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大国了。但如果再自省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很多人一切向钱看，食品安全问题严重，扶起摔倒的老人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事，但成了一个涉及道德和诚信的问题……这些问题背后，也反映了我们在道德价值问题上的迷惘。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冲破这些迷惘？我们能从传统中找到未来发展的力量吗？
郑永年：市场经济冲击社会传统道德，世界各国都一样会经历这个阶段。没有道德的社会是无法生存的，关键是我们怎样复兴道德？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从政府的层面看，要通过好的社会政策，保证人民基本的生活发展需求，使人民不必为基本生活而焦虑。但中国的社会政策没有做好，没有能很好保护人民的基本生活。欧洲国家的社会道德提升，首先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了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措施，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寻找文化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教，儒、道、佛等都非常重要。但没有好的社会政策做基础，道德是虚的。
新加坡上世纪70年代经济起飞后也出现过道德问题：西化、金钱至上等倾向也很盛行。好在新加坡的社会建设做得非常好，法制又健全，没有发生太大的问题，但同时新加坡也进行文化转型，强调亚洲价值观。
不是只有西方的文明中才有普世价值，东方文明中也有普世价值，如善良、友爱、互助、行善、礼貌等儒家文明，在各个文化体系中都有共同的内容。
中国还没强大到别的国家会为你做出调整的地步
环球人物杂志：说到大国关系，中国人最关注的可能就是中美和中日关系了，这些关系里掺杂了很多的历史情感，以及价值观的差异，因此也格外复杂。您觉得，如果想解决好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郑永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正确的。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就是中美关系。相较于中美关系，中日关系、日美关系就是大局中的小局了。
中国构建大国关系最主要的困难，是美国恐惧中国这个新兴大国的崛起。欧洲国家对中国的普遍态度也是恐惧，这使得中国的和平崛起更加困难。
中日在东海钓鱼岛问题上的争执，对日本来说，有虚有实，争钓鱼岛是虚的，要走日本国家正常化是实的。
日本国家正常化以后，必然要追求它的地缘政治利益。日本的地缘政治利益在哪里？在东北亚，中国、朝鲜半岛，它都玩不转；在东南亚，日本已经在追求自己的同盟，借岛礁争端问题拉越南和菲律宾。所以说，中日的真正冲突不在钓鱼岛而在南海，如果丢了南海，中国整个国民经济就有危险，这一点中国必须及早重视。
中美没有太多直接地缘政治冲突，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现在，美国也只能站在日本一边，否则美日同盟就解体了。但日本一旦实现了国家正常化，对美国影响也最大，因为美国更有可能失去在日本驻军的理由。
中国近来提出了“一路一带”，一条是北边连接中亚到欧洲的陆路丝绸之路经济带，一条是南边连接东南亚到南亚、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是非常好的设想，与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相一致。中国可持续的和平崛起需要3个条件：一是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减少美国围堵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三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怎样领导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要创造这些条件，中国可参考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即欧洲复兴计划，二战结束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这一计划对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建立国际开发机构，帮助东南亚、中亚国家的大开发。
今后20年，中国外交会遇到很多难题。一方面，中国变强了，不希望老是为了别的国家来调整自己的政策，另一方面，中国还没强大到别的国家会为你做出调整的地步，这个对峙状态就很艰难。南海、东海问题上的一些小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不用也不应该无限制地妥协；同时，中国可以围绕“一路一带”多做些有积极意义的事情。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能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善于向其他国家学习。在您看来，中国接下来最应该向哪个国家或哪几个国家学习？
郑永年：中国是一个学习型的国家。学习，不仅是指学习别人成功的经验，更重要的还要吸取失败的教训。新加坡的很多成功经验值得学习，苏联垮台的教训也值得学习，日本经济停滞的教训值得学，美国的很多教训也值得学。中国以前学习的主要是从贫穷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经验，下一阶段，中国要从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展，在社会政策方面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如日本和四小龙是怎样成功解决的。我们不仅要学习友好的国家，也要善于向自己的敌人学习好的经验。
环球人物杂志：您认为具备了哪些条件才能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大国？
郑永年：我认为，真正的大国首先是内部制度的可持续发展；第二要有意愿和有能力承担国际责任；第三要充当国际和平的角色，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要幸福，就要超越个人利益，多为社会考虑
环球人物杂志：可否谈谈您现在的生活？
郑永年：我个人的生活很简单，就是读书、写书、社会调研。我常说，人如果要认真做些事情要有3个感觉：饥饿感、劳累感和孤独感。男人尤其如此。我很喜欢跑步，每周会跑一到两次，我发现跑步可以同时获得这3个感觉。有时间我也喜欢爬山，和同事打打球。
我出生在浙江农村，上大学前一直做农民。8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风行存在主义，我受萨特等人的思想影响很大，相信人生是自己选择的结果。每人每天都只有24小时，做什么不做什么，是你的选择；生活中的诱惑也太多了，要什么不要什么也都是你自己选择的。
我和太太都是学者，我们选择享受简单的生活，这样我们就有比较多的时间读书和思考问题。我有两个孩子，都在美国读大学，女儿学人类学，儿子学工程。我常跟他们讲，要幸福，就要超越自己的利益，多为社会考虑，知识分子没有社会责任肯定做不好。
我从2008年至今都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一来到这个所，我就开会提出东亚所同仁之间不要搞政治，简简单单做学问，认认真真研究问题。在此之前，我曾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做过3年研究，当时的雄心还是挺大的，想做一个欧洲最好的中国政策研究所。后来选择到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也是觉得新加坡离中国近，了解中国更方便。东亚所每周平均要给新加坡政府递交两个政策报告，加上行政工作和自己的研究，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环球人物杂志：很多中国读者熟悉您，是因为读了您独具视角的专栏文章，分析透彻，很有建设性，而且您研究中国的著作也很多。
郑永年：每周给新加坡《联合早报》写一篇专栏文章，属于业余爱好。开始是给香港《信报》写的，到后来为《联合早报》写，已经连续写了17年。
我在学术上没有任何敌人，需要超越的应该是自己。马克思讲哲学家有两件任务，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我觉得认识世界，这是学者的首要任务，但我们也要认识自己的有限性。我见过很多世界著名的学者，越是大学者越谦虚，正是“知，然后知不足”。
环球人物杂志：您认为，学者最重要的责任或者价值体现在哪里？
郑永年：我不喜欢做象牙塔里的学者，我喜欢做社会调查，经常每月两次到中国搞调查。一个社会要进步必须知行合一，学者的任务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架一座桥梁。人不能光生活在自己构建的理想当中，人类从来不缺少理想，但是99%的理想都死掉了！
现在，很多人抱怨中国缺少民主，缺少社会公正，论述民主怎么重要，社会公正如何重要……这些实际上都是假命题，因为没有人说民主不好，社会公正不好，最重要的是找到合适的方法来实现这些价值。学者与社会的关系，有点像医患关系，首先要诊断社会问题在哪里，底线是不能越治越坏。好的学者，就是要不断地发现问题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利用社会的机会为自己赢得“喝彩”，那样做是对社会不负责任。人是有价值的，但要拒绝被价格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