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作为西方近世以来主导的政治思想，可以说已经深入人心，成为那些典型的民主政治国家的公民的生活方式。我们今天回过头去审视它的历史，主要就是探究它依靠什么法宝征服了那么多的心灵。
正如胡适先生所说，西方自由主义是在现实的运动之中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它是入世的。不过，我们似乎还应看到，支撑它得以成长起来的厚重的西方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简要的说，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点：（一）理性与信仰较量的传统；（二）权力与宗教互相抗衡的传统；（三）自然法与契约论传统；（四）尊重法律的传统，等等。聪明的读者，从这里很快就会捕捉到这样的信息: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传统，因此中国就产生不了自由主义。我们不愿意轻易地给出自己的判断，因为，文化传统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不断丰富的庞大的“集体记忆”（哈布瓦赫语）。
就是这一发源于异域的思想——自由主义——经由那些肩负着上帝使命的传教士之手，登陆到一个陌生的世界。这个世界一如马克思所言，凭借封闭与保守维持着自己的尊严。这实际上就预示了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诫命。
它的新鲜的知识与不俗的见解，确实征服了不少拖着长辫的中国士大夫。历史的玩笑就在于：他们用自己的前理解去理解自由主义，常常认为这些东西不足为奇，因为中国的先贤们早已琢磨透了。这一点，就是中西学贯通的严复也未能幸免。我们不禁要问：有着自由传统的近代中国，为何总是在践踏自由？
很显然，不加论证地把自由主义归为自己的“创见”或“家当”，绝对是一种理性的无知与野蛮。因此，已经来到的东西，无论如何也无法将之清扫出去。这就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应向何处去？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与另一个压倒性的问题联在一起，这个问题就是：近代中国将向何处去？
因此，在我们探讨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世界时，我们发现，他们总是带着自己的关切、兴趣与信仰，来理解和重构了自由主义。所以，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历史，就成了近代中国思想家如何去重构自由主义的历史。我们一旦回溯自由主义的历史，我们得到的总是关于自由主义的演变史。那些希望在近代中国社会里，寻找原汁原味的自由主义的人，难免要失望不已。
对此，我们不认为这是自由主义的悲哀，我们倒觉得这正是自由主义的思想种子再寻播撒的时候。然而，正如聪明的读者所看到的那样，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也是一部饱受折磨的沧桑史。我们深信，不管自由主义将会遭遇何种命运，它揭示的是人的理性和德性不断成长的历史。让我们记住这样的话吧——
教条的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已经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