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向来被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以及百年屈辱的肇始。中英《南京条约》更被当成中国近代史上“丧权辱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鼻祖。
其实，如果以现在的眼光去看这《南京条约》，恐怕难以一口断定它是个不平等的条约，因为英国所开具的主要条款，看似不过是当日欧美通行的国际规范，以及要谋得同中国平等的地位。当然，作为天朝的大清国，经此欧洲化条约的规范，除了赔款割地之外，不得不屈尊变成了一个和英国一样对等的国家。这对在文化政治心态上一直认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朝而言，的确是“不平等”的。英国获得了在中国东南沿海开放五个通商口岸等等的权利，从长远来看，天朝确是在此战中被打开了缺口，继而日形崩隳的。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对大清国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在北京看来，这不过是与英吉利国的“夷人”在边境进行的一次冲突。有人一直在问，或者说责备清廷，为何从此战结束的1842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1856年这14年间，竟然没有进行任何近代化的改革。
这一问题，只在用后来所接受的近代化的历史观念，来以倒放电影的手法看待这段历史的时候，才有一定的意义；若从乾隆朝以降的中华帝国之下的广泛的朝贡贸易的角度来看，特别是自乾隆中期以来就日渐扩大的中英贸易纠纷的具体历史情景中去看，这一问题实属求全责备，因为天朝的整个宗藩体系和朝贡贸易体系，并未因此而出现根本性的动摇。比如，这14年间，朝鲜仍旧年年遣使北京朝贡，在紫禁城或者圆明园里对大清天子三跪九叩头，依旧在北京做着朝贡贸易，整个大清政治中枢所看到的万国来朝的世界图景，并未被颠覆。
其实，第一次鸦片战争对现代中国人所具有的若干划时代一般的重要意义，绝大部分都是在中国自身最终也走上了追随欧美的西化之路以后，人为放大出来的。而这种放大，本身已是扭曲了当日中国历史图景的做法。
“夷”的变与不变
对清代中国而言，切实的痛定思痛，主要发生在1856-1860年与英法联军进行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上。这次战争对清代中国的影响，远甚第一次鸦片战争。
此战分为两段，前半段是自1856年战争在广州爆发到1858年《天津条约》的签订，后半段是从1859年战火在天津重燃到1860年秋《北京条约》的签订。对中国的冲击，主要发生在后半段，在这期间，京津先后失陷，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一把火烧去了大半，咸丰帝仓皇逃至热河并很快驾崩在那里，慈禧连同恭亲王奕■控制了清廷的权力中枢。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自1644年清军入关以来，清廷遭遇的最严重的危机，比当时太平天国在南方所形成的冲击还要巨大。战后，清廷开始在多层面上举行改革。在对外一层，除了连连签订若干近代的西式条约之外，还于1861年初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或者“总署”。这一机构的成立，对中外关系影响甚大。
总理衙门本来是留京负责同英法联军议和的恭亲王奕■，也就是咸丰皇帝的六弟，提议建立的一个应付英法等国事宜的临时机构，准备战事一结束就裁撤。谁知阴差阳错，这个衙门被英法等国家视作中国的外交部，结果不仅没有被裁撤，反而日渐壮大，以前负责对外事务的礼部，很多权力都逐步转移到了总理衙门身上。简言之，对西方国家而言，中国从此有了外交部。另外，总理衙门也是近代东亚历史上的第一个外交部。
但天朝官员们却不愿意去总理衙门上班，因为其职务是要跟西洋“外夷”打交道，这对深受孔孟教诲的科举出身的文官们，在文化心理上未免是一种强烈的刺激。虽然康熙、雍正和乾隆这些先皇，曾经和很多西洋人士打得火热，比较出名的可能就是清宫御用画家、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年）等人了。但是到了19世纪中期这个已经完全体制化了的时代，交往西洋“夷人”对士大夫们而言，真如要丢掉节操一般。当时士大夫的偏见之深，已经到了连英国人都觉得非常恼火的地步了，乃至于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第51款特别规定，日后中国官方文书称呼英国官民的时候不得使用“夷”这个字。
此后中国开始广泛地用“洋”字代替“夷”字。这一变化的结果，就是现在的我们一提“夷人”，总想到西洋的“夷”，却忽略了朝鲜这一“东夷”并未因为这场战争发生任何改变。一直到1880年代的时候，光绪皇帝在朱批奏折里照样称呼朝鲜为“东夷”。从这个角度来看，天朝从来不以西人为自我认同的必需因素，相反，天朝因朝鲜而存在。
天朝开办新外交
当时天子召见“外夷”，自然也成了有乖体制之事。咸丰帝逃到热河行宫后驾崩在了那里，其实他到死都不愿意回京，因为回去后不免要召见英法美俄这些“外夷”，若这些“夷人”不给天子行三跪九叩头的大礼，则天子颜面和天朝体统何在？真有些战败事小而见外夷事极大的味道。
另一方面，朝鲜的使臣一如既往的恭敬，甚至要求去热河觐见咸丰帝，意在表示慰问。有此天壤般的对比，也难怪天子要顾及天朝颜面。在这种氛围之下，在总理衙门这个新“外交部”上班的官员，均是其官职本任之外的兼差。换句话说，这所外交部内是没有职业外交官的，大家都是来打打短工。不过，在恭亲王的勤勉督促之下，该衙门还是一路撑了下来，同时渐渐学习如何用西方的路数去同西方人打交道。这在我们中国“外交”史上，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这个时候，西方的传教士，也纷纷来华传教，在上海等通商口岸兴办西式的教育结构，扩大文教上的影响。中国人自己也开始冲破内部层层的阻挠，成立工厂，学习西方的武器制造和军事技法，建立西式的学堂学习西方数学、物理、化学等新科目。一时间，举国大兴洋务，是所谓“洋务运动”，其实就是一场兵败之后的向“外夷”学习的运动，而其宗旨之一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运动，其气魄和胆识，均可谓远迈千古。
在思想层面，这个运动深刻改变了中国人对自身和世界的认知。随着欧风美雨的浸染，很多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并非是天下中心，而且天下大势也并非是中国所可主导的。
1864年，总理衙门刊印了由在北京同文馆执教的美国人丁韪良（W. A. P. Martin）择译的美国人惠顿（Henry Wheaton）写的国际法著作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取了一个很好的名字《万国公法》，然后颁发给地方督抚学习。这是中国刊印的第一部中文的西方国际法著作。在中文版的卷首，增加了英文版中所没有的“东半球”和“西半球”两幅世界地图及相关解释。凡是看过的人都该明白：圣贤以来的“天下”观念，需要重新理解了。
按照道理，有了国际法，中国在外交上多少应该得心应手才对。这对于中国同欧美国家的交往，的确如此。但当涉及中国同其藩属国的关系的时候，国际法也将北京拖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顿之中。
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藩属国同中国一样，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中国认为其藩属国并非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双方往来辩论，互相不服。朝鲜很快成为了这种争论的中心之一，涉及了法、美、日、英、德、俄等多个国家，变得异常复杂。
朝鲜是谁：属国vs独立国
1860年代是大清的多事之秋，其属国朝鲜的局面也不甚安稳。1863年，朝鲜哲宗薨逝，因其无嗣，兴宣君李昰应经过若干努力，成功使自己12岁的嫡次子李载晃入承大统，并改名李熙，是为朝鲜史上之第26代国王，也就是日后的高宗（朝鲜国王在位的时候，是没有“哲宗”、“高宗”这些称呼的，朝鲜当时代内部的历史记载，一般称其为“上”、“今上”、“当宁”等等）。
李昰应拜封“大院君”，代年幼的国王摄政，故称“兴宣大院君”或者“大院位大监”，统理国务。清廷按照典制，派遣钦使前往汉城，册封李熙为国王。两年后，国王大婚，配以闵氏之女，清廷又派遣钦使册封其为妃。此即朝鲜末期参与党争甚为剧烈、对国王影响巨大的闵妃（闵妃1895年被日本浪人在朝鲜王宫中刺杀并遭焚尸，惨烈至极；1897年朝鲜改称大韩帝国后，追封闵妃为“明成皇后”，所以我们要明白影视剧中的“明成皇后”一衔，乃是闵妃的身后事）。大院君的摄政时代，一直到1873年高宗亲政为止。
大院君是朝鲜自开国以来近500年中的首位摄政的国王本生父，其权倾一时，也就势在必然。他一心想着整治这个国家，所以摄政之后开始在国内推行各项改革，但失利不少，不免造成一些动荡。同时，他的正统思想浓厚，在外交方面一路沿袭着对中国的传统“事大”政策，拒绝与他国往来。他也容不得与孔孟程朱分庭抗礼的天主教等“邪说异端”，所以在1866年初开始反对国内的天主教，一些朝鲜信徒以及法国传教士渐次遇害，遂酿成了国际纠纷。正是这个纠纷，开始牵出了国际法下朝鲜与中国的关系，以及朝鲜的国际地位等重要问题。
知悉本国公民在朝鲜遇害之后，法国在北京的代理公使伯洛内（Henri de Bellonet）坐不住了，决定对朝鲜进行一次军事远征。在远征之前，伯洛内就朝鲜与中国的关系问题，同总理衙门进行了一番照会往来，宣称要攻克朝鲜，扶植新主。究其实质，不过是夸口恫吓。
在之前的1865年，伯洛内曾经试图通过总理衙门给朝鲜递个话儿，告诉朝鲜几名法国传教士想去那里布道。但总理衙门回绝他说，朝鲜虽然是中国属国，但不过是奉中国正朔、行中国年号、向中国朝贡而已，政教禁令一切自主，中国向不干涉。这种解释让这位法国代理公使很是摸不着头脑，因为在他看来，朝鲜系中华帝国的属国，中国自然对其有绝对权力，起码有巨大的影响力，讵料北京连传递信息的事情也不愿意接手。最后，他总结说中国政府对朝鲜没有什么权威或权力可言，并声称法国不认可中国对朝鲜具有的任何权力。换句话说，在伯洛内的眼中，朝鲜就是一个独立国家，和中国没有什么紧要的关系。
在这种认识下，伯洛内发兵去朝鲜江华岛，和朝鲜打了一次仗，对周遭市镇抢掠了一番，但并没有获得什么切实的成果。朝鲜称法国的攻击为“丙寅洋扰”，因为1866年是丙寅年，其大大强化了大院君对洋人的仇视，使得大院君更容不得天主教这些“邪学”在本国散布了。
法国人远征过后，朝鲜大门依旧紧闭，这回连日本人也敲不开了。1868年，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终结，迈入了明治天皇时代，此后东京曾一度将对朝鲜的外交权力照例委托对马藩的藩主宗义达负责，并由宗氏家族将明治新政府成立之事通报朝鲜。但是，朝鲜以日本书契违反传统的礼仪格式为由，拒收来书，亦拒其来使。外务官员佐田白茅在釜山试图同朝鲜东莱府使接触，失败归国后大力倡议“征韩”，此系近代日本“征韩论”之滥觞。
1869年，日本组建外务省，外交权力开始逐步收归中央。这是一个正式的外交部，和中国的总理衙门是截然不同的。1871年，日本政府推行“废藩置县”，进行中央集权，所以次年任命宗义达为外务大臣，也就正式废除了延续几百年之久的对马岛宗氏家族处理日朝关系的职权，将其收归中央外务省直接负责。自此以后，日朝交往变成了日本中央政府对朝鲜政府的国家间外交。
然而，朝鲜当时对日本国内政治和外交体制的一系列变化并不清楚，循例坚持在其与对马藩间的“交邻”体系内处理双边往来，继续通过原先接待“倭馆”使节的东莱府使（“倭馆”是日本来使在釜山的居住地），而不是通过位于首都汉城的中央机关礼曹，来接受日本外务卿的书函。围绕着如何解决平等接触等外交礼仪问题，日朝双方相持不下。明治政府只有望洋兴叹，奈何不了朝鲜半分。
（作者系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