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宗藩关系之下的事大字小的义务，并非全然是进贡磕头或者言辞说教，必要的时候是要为对方两肋插刀的，这对作为大国的中国而言尤其如此。例如，明神宗万历时期的1592年，日本的丰臣秀吉攻打朝鲜，朝鲜不支，向北京求援。万历皇帝立即出兵朝鲜，和日本人前后打了两次。
万历本来不是个愿花钱的皇帝，但在援朝抗倭的问题上，却靡费百万，毫不吝惜。一直到1598年丰臣秀吉病故，战争结束，朝鲜遂为明朝所拯救。自此以后，朝鲜称颂“皇明”的“再造之恩”不断，视明朝为“父母之邦”，认为同“天朝”明朝之间，“恩同父子，义则君臣”。直到1674年，也就是清军入关明朝灭亡的30周年之际，朝鲜当时的国王还在汉城专门建成了“大报坛”，用来祭祀明朝的“再造之恩”。一直到1897年朝鲜改称帝国之后，朝鲜大报坛的祭祀活动才最终停止。
但也恰恰是在万历时期，东北边外的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逐步崛起，并且于1616年建立了后金政权，1618年开始了同明朝的战争。在明朝和后金的战争中，朝鲜出兵支持明朝，试图一举歼灭“奴酋”努尔哈赤。讵料1619年的萨尔浒战争，明军和朝鲜联军大败，此后战局总体对明军和朝鲜不利。
1626年努尔哈赤因被袁崇焕的红衣大炮击伤殒命之后，其子皇太极上台，次年即发兵打败了朝鲜，与朝鲜约为兄弟之盟，金为兄，朝鲜为弟，双方也开始互相遣使交往。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国”，当时在场的两位朝鲜使臣，认为皇太极称帝乃是“僭号”之举，拒绝对其行三跪九叩头礼，而朝鲜国王亦表示不能承认大清国的地位。不久，皇太极挥师东进，长歌而入汉城，迫使朝鲜国王于1637年初在汉水南岸的三田渡地方亲自向皇太极跪拜投降。
经此一战，清鲜两国由兄弟关系变成了君臣父子关系，大清为君父，朝鲜为臣子，朝鲜承认了大清国的地位，朝鲜与大明国的宗藩关系转移到了其与大清国的关系之上。从此以后，一直到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为止，大清国与朝鲜国的宗藩关系，总计延续了258年。
这就是说，清政权在1644年入关之前，早已和朝鲜建立了宗藩关系，立下了君臣名分。到清军入关时，这种君臣体制在实际的使节往还和礼仪施行之中，已维系了7年之久。但另一方面，朝鲜在明朝的时候，就自比是“小中华”，读孔孟、行礼教、兴科举，俨然一个小中国。朝鲜视女真以及后来的清政权是“蛮夷”，举国上下一度对清嗤之以鼻，1637年朝鲜被迫举国降清的时候，清使在朝鲜沿途招纳房妓，“妓辈以死拒之”。1639年，朝鲜在清廷的一再催促之下，在当年国王投降的三田渡受降坛，树立了“大清皇帝功德碑”，但很多儒生屡屡想设法搥碎此碑，这使得清鲜双方的神经很是紧张了几年。
清军当年撤退的时候，将从江华岛俘虏的王世子等人一并带回了盛京，扣作人质。1644年，清军在多尔衮的带领之下入关，同时入关的就有朝鲜的王世子，嗣后王世子及其从人被释放回国。但颠沛流离之下，王世子很快逝世了。
在清军入关、大明亡国之后，朝鲜认为中土已被夷人玷污，自己才是中华文明正统所系。国内尊周尊明的风气，因此大盛，很多读书人继续使用崇祯年号，一来纪念“皇明”，二来昭显自己反清尊明的气节。今天在韩国的很多朝鲜时代的书院内，仍有很多匾额上的落款，是“崇祯纪元后”多少年、“崇祯甲申后”多少年之类，均与此种明亡以后得到强烈凸显的“小中华”文化认同的风气有关。然而，在官方层面，朝鲜不能否定的是其在政治正统性上同清代中国的紧密联系，换言之，朝鲜王室的正统名分，连同越南和琉球王室的一样，都必须出自北京清廷的册封。
到了康雍乾年间，清朝鼎盛时期到来，随着宗藩交往年复一年地进行，朝鲜反清的情绪逐步消退。很多知识人在跟随赴京使团一路参观之后，眼见清朝治下的中国是如此的殷实繁华，不免大受刺激，开始呼吁朝鲜不要盲目反清，还是先好生学习一下清朝，以便厚生利民。其实这种认识，实际上等于是间接承认了清朝的中华文明地位。随着时间的流逝，朝鲜对清朝的中国地位，不免渐趋认同。
同时，清朝与明朝相比，对朝鲜可以说是仁义有加。例如，清廷并未要求朝鲜薙发，而且允许朝鲜保留明朝衣冠，这是为何今天我们在影视剧中看到朝鲜王朝时候的那些服饰和中国明朝很像的缘故。并且，早在入关之前，清廷就先后明令废除了一系列明朝期间实行的勒索朝鲜的政策，例如献给钦使的官妓等等。另外便是大幅度减少朝鲜贡物，特别是在入关之后，清廷握有中原沃土，对朝鲜贡物的种类和数额更是屡次大幅减免，乃至到了雍正的时候，朝鲜贡物已不到入关前的十分之一。清廷回赐的物品也逐步增多，其价值远过贡物的价值，这一点连朝鲜自己的贡使都连连承认。而朝鲜岁岁进贡的作用，也就不过是做一个形式上的贡献，通过一系列的有规制的礼仪程序，来增进两国的宗藩君臣秩序，固化这种天下体制。
在这种清鲜宗藩关系内，双方事大字小的义务，自1637年以来就一路沿袭着。它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外在的强烈表现，但这不代表这种双边义务的消退，特别是不代表中国对其藩属国所具有的天朝权威和道义的消失。在这一体制内，朝鲜作为一个藩属国，是没有“外交”可言的。当时的所谓“外交”，和今天的完全不同，其意思基本等同于交往外夷，而普天之下只有天子即中国皇帝才拥有这种权力，而且其交往必定是要通过外夷“朝贡”中国天子来实现。朝鲜国王在级别上相当于清朝的督抚，同样系中国皇帝的臣子，而人臣无外交，是自古圣训。朝鲜与日本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叫做“交邻”的关系，但这种沟通主要发生在汉城朝廷和日本的对马岛宗氏家族之间，并且以商贸往来为主，朝鲜在同对马岛交往的模式内，几近扮演了清朝在清鲜关系内的角色。除此之外，朝鲜同其他国家没有任何交往，所以后来西方人称呼朝鲜为“隐士之国”，主要来源于此。
到了19世纪后半期，也就是中国的晚清时候，英、法、美、日等国在同中国签约之后，渐次来朝鲜叩关，欲同朝鲜建立外交联系，但朝鲜屡次向对方申明“藩臣无外交”之义，拒绝与其联系，所以这些国家最后都不得不转而依靠中国居间，方能与朝鲜取得某种外交上的联络。而清朝自1637年以来便内在具有了的对朝鲜的字小义务，也便在这个晚清大外交的时代，开始逐步彰显出来，并与西方近代外交路数掺杂在一起，在中朝之间逐渐织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宗藩体系和外交体系的内外网络。
在甲午之战爆发前的20年，清朝以天朝所应承担之道义，屡屡置身朝鲜事务之中，无法自拔，也无从自拔，终被卷入战争，并一败涂地。1910年，朝鲜正式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宣告亡国；次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也迅速覆亡。这对天朝的君臣，几乎是手拉着手，一同走入了地下的。
（作者系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