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我在云南山区调研，发现在当地有形形色色的扶贫项目，干什么的都有，有的是资助困难群众养鸡；有的是引进优良经济树种；有的是帮他们修水窖、排水沟；还有的是资助村里修路盖房子；当然帮助穷孩子完成学业；或者给无钱医治的白内障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就更不用说了。而且从事这些扶贫工作的团体也是五花八门，有的团体估计大多数中国人名字都没有听说过，其中不少来自于一些国际组织，按照中国的《社团管理条例》它们是根本无法在中国大陆获得注册资格的。我带着好奇心问当地的干部，你们不觉得这样有问题么？毕竟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和接受的宣传，给困难群众送温暖都是逢年过节政府干部做的事情。一位当地政府扶贫办的官员说：“只要他们做的是善事，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让他们做呢？我们（政府）做得不够好的地方，还不让别人来做不就太说不过去了么？”他的话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也能引起很多思考。

一种势力如果试图垄断所有的权力，我们会把它称为独裁，可是如果一种势力试图排他性的垄断所有的道德资源，只有自己能作好事，却排斥别人，人们却常常被麻痹不会产生同样的警惕，而这同样是根植于人性深处的一种邪恶力量，可怕的是这种邪恶的发作往往以善的外表包裹，利用人们内心的软弱，进行精神胁迫，把人如同羔羊驱赶上唯一正确的道路，服从唯一英明的领袖，顺我者做什么都是革命行为，非我族类者做再好的事也可以被扣上“别有用心”的帽子，这种唯我独善的善霸作风所带来的教训史不绝书。

前苏联那位最终自戕的作协主席法捷耶夫有一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叫《青年近卫军》，是以克拉斯诺顿城青年近卫军的真实故事为题材的小说，作家饱含热情完成了这部作品，斯大林没有读过这部小说，就颁给了他斯大林奖金，但当他看了根据小说拍成的电影后顿时大发雷霆，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罪名是“把青年英雄们的伟大战斗写成是自发性的，没有突出党的领导”。

无独有偶我们国家曾经有一位一心一意兴办义学的传奇人物，他相信穷人的孩子如果受了教育，就不会受人欺负，所以他没有选择革命的道路，并为自己的梦想付出了一切。结果换来了多年以后的一篇【人民日报】社论：“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我采访过的丁光训老先生对此感触深刻“为什么我们过去对于和自己的方式和出发点不一样的善行就不能尊重欣赏呢？我们基督徒把自己的工作和主的荣耀联系在一起，雷锋、白求恩他们不信耶稣，但他们做的好事哪怕在我们基督徒眼中不是一样有价值么？”好在今天我们的观念早已不再那么偏执，前些日子某报有一篇文章引起的风波就很有意思。它报道一个曾有“扶贫状元”美誉的企业家，犯罪被捕，被判有罪，就呼吁警惕“黑老大的伪善”。此文一出引起了网上很多争议，不少人都打抱不平，就算这位老兄真的是“黑老大”，他就不能“天良为泯”至少有一念之善么？即使他有犯罪行为，他做的好事毕竟还是好事。这一风波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社会已经开始意识到，即使自己是“好人”，也没有垄断善的权利。在今年两会上，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还特别提到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兴办慈善事业，这是有史以来，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涉及慈善事业，而且对于开放慈善事业表述地如此清晰。

每一个人内心都可能有自己的神，而我们社会可以有一种普世性的善，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开放到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路径用自己的方式来达到它，而不必在统一的号令下，迈着整齐的步伐。据说诗人白居易曾经请教一位高僧解释佛教教义，答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如果你问雷锋、朱伯儒共产主义理想是什么？估计他们会回答“为人民服务”，其实任何信仰假如能够打动人，其终极内核恐怕都是这样质朴简单，也相互兼容。